国内娱乐节目的物质化潮流
韦聚彬
国内综艺节目发展到2014年，很多问题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了，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支撑，制作实践中也已经给广大电视制作人员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大片”时代、模式购买、导师炒作、现场调动等，这些手法已经被电视人玩得炉火纯青。收视差距的产生，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的多寡和模式挑选的优劣上。当然，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影响因素，起点较高的播出平台、纯熟的营销炒作技巧能弥补节目先天的硬伤。在进入综艺“大”时代后，独领风骚的依然是湖南、江苏、浙江等传统强势卫视，前十名里的其他几个位次虽偶有变动，但整体保持稳定。
在找到海外模式这副灵丹妙药后，国内电视界从此闭口不谈“原创”，收视率换来了真金白银，“原创”于我何干？但是，数年过去，不但观众对充斥着歌舞秀的综艺节目已经感到厌烦，连业内人士也早已在思考转型。当下的综艺节目制作理念，已经在“金元主义”泥潭里走得太远、陷得太深，而电视人还乐此不疲，额手相庆。
炫耀资金投入与器物堆砌
若要问近几年的选秀节目和“超女”时代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如今的节目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回首国内真人秀节目起步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简陋，制作团队也不知道如何能让节目更加绚丽夺目。在引进模式的严苛要求下，如今的真人秀节目终于找到富丽堂皇的感觉。不管节目内涵如何，至少在物质层面是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已经超过国外原型节目了，这给节目团队以极大的鼓舞，成为炫耀实力和与众不同的资本。最常见的，是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介绍节目巨大的资金投入、录制场地的豪华以及密布在各个方位的机位。
人们在各大媒体上开始不停地接触这些数据：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豪掷5亿元，东方卫视《舞林争霸》投资高达2亿元，湖北卫视《我的中国星》总投入超1亿元，陕西卫视投资1亿元打造《中国真功夫》……《中国好声音》有26个机位、《我是歌手》38个机位20多个话筒、《星跳水立方》32个机位、《星光大道》由6个机位升级到26个……对技术细节的迷信还蔓延到座椅上了，据称《中国好声音》四把导师坐的椅子每把造价80万元，是从国外空运而来；椅子的搭建维护，全部是外国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在节目组的意识里，这些器物的堆砌，意味着巨大的心理优势，是节目实力的体现。笔者认为，这是国人以财富论英雄观念的体现。谁的资金最雄厚、舞台最绚丽，则必然节目最有实力、最好看，乃至于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公众，与国人改革开放后追求财富的惯性心理不谋而合。在这样的营销策略屡试不爽后，外国节目模式在国人眼里，也不过就是“用钱砸”三字而已。谁更有钱，谁就能“砸”出高收视，综艺节目在意识里已经陷入“金元主义”泥潭。
一夜成名的梦想与追求
如何吸引更多的选手去参加综艺选秀？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喜欢看选秀节目？一夜成名、身价暴涨、梦想成真，这是当下国内大多数选秀节目喜欢玩的路数。
央视的《开门大吉》，实际就是听曲调辨认歌曲，但节目核心的动力是所谓的“家庭梦想基金”，每辨认成功一首歌，奖金就会增加，直至停止尝试或出错。冲着奖金而来的选手络绎不绝，主持人也会在选手猜对后鼓励他“恭喜你获得了XX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而不是恭喜他们“你又认出了一首歌”。大多数选手在奖金增加到1万元或者1.5万元的时候就自动停止辨认了，因为后面一旦出错前面的奖金都将清零，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整个节目的过程赤裸裸地反映了国人凡事以追求财富为第一要义且小富即安的普遍心态。相比“猜歌赢奖金”节目，职场类节目对“财富”和“成功”的追求更加直接：下面坐着几个商界成功人士，选手们为了得到他们的青睐、为了得到“创业起步基金”，唇枪舌剑，绞尽脑汁。但数年下来，观众们除了见证优胜者在电视里那一刻的喜悦与激动外，何曾有真正在现实中创业成功的？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求职，屡屡上演无数心酸茫然的故事，成功和财富，从来就不像综艺节目里那么戏剧性。
综艺节目里弥漫着财富和成功的烟雾，观众兴奋地嗅到了这里面的气息，这是令国人为之狂躁的根源。虽然电视节目里的“金元主义”经过了精心包装，披上追求成功、为人生奋斗诸如此类的温情外衣，但制作者深谙国人心理，其内里乾坤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语还休、呼之欲出，节目团队和观众心有灵犀、心照不宣，沉浸在雾里看花般的成功快感中。为此，很多节目加上了原来模式中没有的环节，或者对原模式中淡化的环节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
“故事导演”就是突出的代表。节目专门为选手配备一个故事导演，为他们编织成长与奋斗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务必要催人泪下但又坚韧不拔，一切都为了今日登上这个舞台，用成功横扫一切。虽说选手故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励志，但观众感受更多的是压抑、苦闷，为了成功、为了一展抱负，真的就可以承受任何代价？国人生活都那么累吗？
半公开的拜金主义与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曾被作为真人秀节目的“原罪”之一，遭受批判，蒙上“三俗”的骂名。令人诧异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声音慢慢沉寂下去，是拜金主义被国人认同了吗？还是大家都认为“皇帝的新衣”确实漂亮？
笔者认为，从节目组到选手到观众，他们都生活在相同的价值观环境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电视传媒上公开宣扬这样的态度，近乎于击穿公众道德底线，遭人诟病在意料之中。
早期的真人秀代表作《超级女声》，短时间内红遍大江南北，对此现象的解释也充斥各大媒体，最集中的意见是：“超女”代表了草根和民主的胜利。十年过去，回首再看此事，果真如此吗？李宇春、周笔畅等超女一夜成名，从一个普通女生成为拥有万千粉丝的偶像级歌手，她们身上折射的恰恰正是国人渴望但又不容易达成的愿望——通过捷径成功。节目组成功利用了观众情绪在选手身上的倾注，一元一条短信，赚个盘满钵满，是一个典型的金钱堆砌起来的“胜利”，却被包装成“民主的胜利”。或者换一个角度，国人理解中的民主也或许和金钱挂钩，一切都从来没有离开金元主义的范畴。
这股思潮到了相亲节目流行时，那层遮羞的面纱终于被掀开，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将国人对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认可表露无遗。爱情是人类最崇高与美好的情感，但是短短数分钟内，男女嘉宾能有情感的激荡吗？因此只有摆条件、配硬件，将工作、职位、收入、家庭等与自己的理想目标相比较。不少传媒学者在评论相亲节目的火爆时，都提到80、90后婚姻观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复杂的婚姻观只是更多要求的代名词。
以《爸爸去哪里》的成功为标志，综艺节目干脆扔掉了“草根”“励志”等遮掩的面纱，直接展现明星家庭的生活。有媒体评论说，这类节目的可爱之处，在于爸爸带孩子时的手足无措，和明星家庭里小孩的萌态和天真。但其中展示的生活场景，若不是明星家庭的背景，有多少小孩能拥有？这类节目在很多观众认为，对于成为人上人的渴望，不仅止于自身，还希望能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莫愧对时代
笔者并不否认综艺节目近几年的成功和进步，作为电视制作行为的结果，它们给国人的娱乐生活以更多的欢乐和享受。但是，华丽的舞台、豪华的乐队、娴熟的镜头切换和煽情的对白，并不能掩盖内在灵魂的苍白。新世纪之前的国内电视传媒，遭受批评最多的就是语态的落后、教化的僵硬，习惯性地想向观众们灌输着什么，娱乐功能严重缺失。到如今，广电业界对电视娱乐功能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致，可惜矫枉过正，节目陷入空洞的另一个极端。
传递正能量，这并不完全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它和国人价值观重塑息息相关。当占据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充斥着勾心斗角的谍战和宫斗、综艺节目弥漫着成功和财富的躁狂，正能量从何而来？正能量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歌颂和吹捧，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都是正能量的体现。作为高级动物，人类有其超出生存的更高的优雅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的阶段、国人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电视传媒当仁不让应引领国人价值观的塑造。
而当前综艺节目的制作理念，更多地体现出“迎合”而不是“主导”。应当承认，制作团队对观众的收视心理有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令他们引以为傲的“本土化改造”。这种改造，从收视效果、经济效益来看，无疑是成功的，但这是“媚众”的成功，是“媚俗”的代价。
在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之外，电视台自我得失的评价，有无其他指标？已经讨论数年的节目评价新体系，迟迟难产，恐怕意味着要打破习惯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这股阻力来自物质层面，更来自心理层面。
互联网引领社会舆论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电视传媒大有放弃舆论风向标埋头发大财的姿态，以此证明“新媒体压力”环境下电视的顽强生命力。但恰恰是互联网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容纳，才积累了比收视率、广告收入更有力的人气和信赖。着眼于电视传媒生存的根本，我们也不应让电视节目里的物质主义潮流愈演愈烈。电视节目如果继续深陷于风花雪月、歌舞升平中不能自拔，则愧对时代。
栏目责编：邵满春
国内综艺节目发展到2014年，很多问题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了，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支撑，制作实践中也已经给广大电视制作人员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大片”时代、模式购买、导师炒作、现场调动等，这些手法已经被电视人玩得炉火纯青。收视差距的产生，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的多寡和模式挑选的优劣上。当然，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影响因素，起点较高的播出平台、纯熟的营销炒作技巧能弥补节目先天的硬伤。在进入综艺“大”时代后，独领风骚的依然是湖南、江苏、浙江等传统强势卫视，前十名里的其他几个位次虽偶有变动，但整体保持稳定。
在找到海外模式这副灵丹妙药后，国内电视界从此闭口不谈“原创”，收视率换来了真金白银，“原创”于我何干？但是，数年过去，不但观众对充斥着歌舞秀的综艺节目已经感到厌烦，连业内人士也早已在思考转型。当下的综艺节目制作理念，已经在“金元主义”泥潭里走得太远、陷得太深，而电视人还乐此不疲，额手相庆。
炫耀资金投入与器物堆砌
若要问近几年的选秀节目和“超女”时代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如今的节目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回首国内真人秀节目起步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简陋，制作团队也不知道如何能让节目更加绚丽夺目。在引进模式的严苛要求下，如今的真人秀节目终于找到富丽堂皇的感觉。不管节目内涵如何，至少在物质层面是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已经超过国外原型节目了，这给节目团队以极大的鼓舞，成为炫耀实力和与众不同的资本。最常见的，是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介绍节目巨大的资金投入、录制场地的豪华以及密布在各个方位的机位。
人们在各大媒体上开始不停地接触这些数据：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豪掷5亿元，东方卫视《舞林争霸》投资高达2亿元，湖北卫视《我的中国星》总投入超1亿元，陕西卫视投资1亿元打造《中国真功夫》……《中国好声音》有26个机位、《我是歌手》38个机位20多个话筒、《星跳水立方》32个机位、《星光大道》由6个机位升级到26个……对技术细节的迷信还蔓延到座椅上了，据称《中国好声音》四把导师坐的椅子每把造价80万元，是从国外空运而来；椅子的搭建维护，全部是外国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在节目组的意识里，这些器物的堆砌，意味着巨大的心理优势，是节目实力的体现。笔者认为，这是国人以财富论英雄观念的体现。谁的资金最雄厚、舞台最绚丽，则必然节目最有实力、最好看，乃至于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公众，与国人改革开放后追求财富的惯性心理不谋而合。在这样的营销策略屡试不爽后，外国节目模式在国人眼里，也不过就是“用钱砸”三字而已。谁更有钱，谁就能“砸”出高收视，综艺节目在意识里已经陷入“金元主义”泥潭。
一夜成名的梦想与追求
如何吸引更多的选手去参加综艺选秀？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喜欢看选秀节目？一夜成名、身价暴涨、梦想成真，这是当下国内大多数选秀节目喜欢玩的路数。
央视的《开门大吉》，实际就是听曲调辨认歌曲，但节目核心的动力是所谓的“家庭梦想基金”，每辨认成功一首歌，奖金就会增加，直至停止尝试或出错。冲着奖金而来的选手络绎不绝，主持人也会在选手猜对后鼓励他“恭喜你获得了XX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而不是恭喜他们“你又认出了一首歌”。大多数选手在奖金增加到1万元或者1.5万元的时候就自动停止辨认了，因为后面一旦出错前面的奖金都将清零，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整个节目的过程赤裸裸地反映了国人凡事以追求财富为第一要义且小富即安的普遍心态。相比“猜歌赢奖金”节目，职场类节目对“财富”和“成功”的追求更加直接：下面坐着几个商界成功人士，选手们为了得到他们的青睐、为了得到“创业起步基金”，唇枪舌剑，绞尽脑汁。但数年下来，观众们除了见证优胜者在电视里那一刻的喜悦与激动外，何曾有真正在现实中创业成功的？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求职，屡屡上演无数心酸茫然的故事，成功和财富，从来就不像综艺节目里那么戏剧性。
综艺节目里弥漫着财富和成功的烟雾，观众兴奋地嗅到了这里面的气息，这是令国人为之狂躁的根源。虽然电视节目里的“金元主义”经过了精心包装，披上追求成功、为人生奋斗诸如此类的温情外衣，但制作者深谙国人心理，其内里乾坤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语还休、呼之欲出，节目团队和观众心有灵犀、心照不宣，沉浸在雾里看花般的成功快感中。为此，很多节目加上了原来模式中没有的环节，或者对原模式中淡化的环节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
“故事导演”就是突出的代表。节目专门为选手配备一个故事导演，为他们编织成长与奋斗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务必要催人泪下但又坚韧不拔，一切都为了今日登上这个舞台，用成功横扫一切。虽说选手故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励志，但观众感受更多的是压抑、苦闷，为了成功、为了一展抱负，真的就可以承受任何代价？国人生活都那么累吗？
半公开的拜金主义与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曾被作为真人秀节目的“原罪”之一，遭受批判，蒙上“三俗”的骂名。令人诧异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声音慢慢沉寂下去，是拜金主义被国人认同了吗？还是大家都认为“皇帝的新衣”确实漂亮？
笔者认为，从节目组到选手到观众，他们都生活在相同的价值观环境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电视传媒上公开宣扬这样的态度，近乎于击穿公众道德底线，遭人诟病在意料之中。
早期的真人秀代表作《超级女声》，短时间内红遍大江南北，对此现象的解释也充斥各大媒体，最集中的意见是：“超女”代表了草根和民主的胜利。十年过去，回首再看此事，果真如此吗？李宇春、周笔畅等超女一夜成名，从一个普通女生成为拥有万千粉丝的偶像级歌手，她们身上折射的恰恰正是国人渴望但又不容易达成的愿望——通过捷径成功。节目组成功利用了观众情绪在选手身上的倾注，一元一条短信，赚个盘满钵满，是一个典型的金钱堆砌起来的“胜利”，却被包装成“民主的胜利”。或者换一个角度，国人理解中的民主也或许和金钱挂钩，一切都从来没有离开金元主义的范畴。
这股思潮到了相亲节目流行时，那层遮羞的面纱终于被掀开，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将国人对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认可表露无遗。爱情是人类最崇高与美好的情感，但是短短数分钟内，男女嘉宾能有情感的激荡吗？因此只有摆条件、配硬件，将工作、职位、收入、家庭等与自己的理想目标相比较。不少传媒学者在评论相亲节目的火爆时，都提到80、90后婚姻观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复杂的婚姻观只是更多要求的代名词。
以《爸爸去哪里》的成功为标志，综艺节目干脆扔掉了“草根”“励志”等遮掩的面纱，直接展现明星家庭的生活。有媒体评论说，这类节目的可爱之处，在于爸爸带孩子时的手足无措，和明星家庭里小孩的萌态和天真。但其中展示的生活场景，若不是明星家庭的背景，有多少小孩能拥有？这类节目在很多观众认为，对于成为人上人的渴望，不仅止于自身，还希望能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莫愧对时代
笔者并不否认综艺节目近几年的成功和进步，作为电视制作行为的结果，它们给国人的娱乐生活以更多的欢乐和享受。但是，华丽的舞台、豪华的乐队、娴熟的镜头切换和煽情的对白，并不能掩盖内在灵魂的苍白。新世纪之前的国内电视传媒，遭受批评最多的就是语态的落后、教化的僵硬，习惯性地想向观众们灌输着什么，娱乐功能严重缺失。到如今，广电业界对电视娱乐功能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致，可惜矫枉过正，节目陷入空洞的另一个极端。
传递正能量，这并不完全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它和国人价值观重塑息息相关。当占据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充斥着勾心斗角的谍战和宫斗、综艺节目弥漫着成功和财富的躁狂，正能量从何而来？正能量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歌颂和吹捧，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都是正能量的体现。作为高级动物，人类有其超出生存的更高的优雅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的阶段、国人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电视传媒当仁不让应引领国人价值观的塑造。
而当前综艺节目的制作理念，更多地体现出“迎合”而不是“主导”。应当承认，制作团队对观众的收视心理有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令他们引以为傲的“本土化改造”。这种改造，从收视效果、经济效益来看，无疑是成功的，但这是“媚众”的成功，是“媚俗”的代价。
在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之外，电视台自我得失的评价，有无其他指标？已经讨论数年的节目评价新体系，迟迟难产，恐怕意味着要打破习惯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这股阻力来自物质层面，更来自心理层面。
互联网引领社会舆论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电视传媒大有放弃舆论风向标埋头发大财的姿态，以此证明“新媒体压力”环境下电视的顽强生命力。但恰恰是互联网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容纳，才积累了比收视率、广告收入更有力的人气和信赖。着眼于电视传媒生存的根本，我们也不应让电视节目里的物质主义潮流愈演愈烈。电视节目如果继续深陷于风花雪月、歌舞升平中不能自拔，则愧对时代。
栏目责编：邵满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