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包容性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车之两轮
谢宜泽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中国步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包容性发展是社会快速转型期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思维。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和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因供给侧改革而开始聚集，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程度也正在不断提升，中国在10至15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阶段是大概率事件。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包容性发展；中等收入陷阱
中圖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1-0037-07
一、引言
中国是否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NI为12775美元（PPP，2011年国际美元），已经超过了12735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上限，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似乎意味着中国已经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然而，这并不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共识，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而非仅仅是以人均GNI划分门槛进行判断的数字游戏。华生、汲铮（2015）认为，多数学者讨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无疑，以任何一种通行的统计口径衡量，基本都可以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然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蔡昉，2013），只能说中国从概率上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任何收入阶段都存在发展的陷阱，发展的陷阱并不必然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存在“贫困陷阱”，高收入阶段存在“福利陷阱”。所有的陷阱都是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焦虑，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性而非阶段性事件，也不是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就可一劳永逸的事情。樊纲（2014）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在于工资增长率快于生产力增长率而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厉以宁（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三种含义，即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陷阱和技术陷阱。姚枝仲（2014）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即一国在中等收入范围内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增长率长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三位学者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揭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一言以蔽之，“中等收入陷阱”即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相较于“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特别之处在于面临低收入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创新能力双层夹击的困境。
既然中国有可能又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当前中国的政策取向应是极力减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也即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创造动力。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本身又内嵌了双重含义，即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因此，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确保相比于高收入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供给侧改革作为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核心目的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维持新常态下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包容性发展是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化解各方利益纠葛的新思维，核心要义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实现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因此，供给侧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可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二、供给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后，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被反复提及，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其实，在共和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探索中，从供给侧调节经济的实践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和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都是通过制度变革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扩大供给，广义上都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只不过不同于60多年前通过计划手段增加工业投资确保供给数量，当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通过市场手段调整经济结构确保供给质量。因此，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基于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胡鞍钢、周绍杰等，2016），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
改革开放近40年，通过需求端的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中国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人均GDP由1978年的156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8260美元。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需低迷以及内需疲弱，中国外贸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其中，2015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不仅远低于6%的政府预期目标，更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16年则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次下降0.9%；同时，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5.7个百分点，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增速新低，2016年增幅则在2015年的基础上继续回落1.9%。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动力无非来自供需两端，在跨越期进行及时有效的供需双侧改革（卞靖、李松健，2017），而目前主要依靠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钟茂初（2016）认为，经济正常运行的微观和宏观层面均存在供给侧壅塞，疏导供给侧壅塞已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已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鞍钢、鲁钰锋等，2016）。
从供给侧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可分为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制度、创新等六大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不断突破要素限制，从要素层面破解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贾康、苏京春，2016）。当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户籍制度、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等改革不断加速，“互联网+”行动计划、财税体制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举措也已写入“十三五”规划。要素自由流动的束缚和障碍正在不断得以解除，长期以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供需结构失衡正在不断得以纠正。当然，必须看到，中国步人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若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还是依靠降低交易成本。也即是说，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成本有形要素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动力作用在不断减弱，而信息、制度、创新等交易成本无形要素的动力作用则在不断增强。因此，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更应当从降低交易成本人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创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动力。
三、包容性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包容性”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意为通过创造生产性就业岗位，实现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2011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发展必須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所以说，如果科学发展侧重的是发展的经济层面，可持续发展侧重的是发展的生态层面，那么包容性发展侧重的则是发展的社会层面。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实现阿玛蒂亚·森所倡导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为经济发展找到终极目的和合法性来源。
20世纪80年代之后，包容性人类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逐渐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爱尔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先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发展的包容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部分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则出现了经济缓慢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公并存，迟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包容性发展是保证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6）。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作为衡量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与人均GDP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南方国家区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智利、韩国、毛里求斯等，都相继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0.700≤HDI≤0.799，毛里求斯）甚至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0.800
四、中国现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整体进入增长的低谷期，世界各国人均GDP增速明显减缓。中国人均GDP增速自2012年降至8%以下之后，基本保持在7%左右。虽然如此，中国人均GDP增速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大部分金砖国家，仍然位于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与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相比，2008-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分别平均高出约7.7和7.6个百分点（见表2），也即意味着中国人均收人与现在公认的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以最简单的人均GDP为衡量指标，1990-2015年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平均每年增幅约为2.1%，如果此标准继续以相同速率增加，而中国人均GDP保持以年均7.0%的速率增加，那么中国在2025年即可进人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保守估计以年均5.5%的速率增加，那么中国最迟也可在2029年进人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试问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最有希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定是其中之一，中国在10至15年内迈入高收入阶段是大概率事件。当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保持相对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速的问题，更是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潜在新动力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和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即可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新动力。
许多经济体早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却迟迟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当这些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时，无法解决导致增长减速的根本性结构问题（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当面临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时，一味地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成效有限，而且可能还会引发通货膨胀乃至“滞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是对经济增速结构性下滑的积极反应。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7年的工作重点仍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国提前超额完成煤炭去产能2.5亿吨和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营改增”为企业直接减税近5000亿元。除此之外，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企业项目审批与核准时间大幅度缩短，2015年之后，国家下放了近2700种药品的定价（徐绍史，2017）。供给侧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已经开始聚集，中国不久将会迎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包容性发展历程可知，中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程度正在不断提升。1980年中国尚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HDI=0.430），2011年则进入了高人类发展水平组（HDI=0.707）。在1990年仍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的47个国家中，中国是目前唯一跻身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UNDP，2014）。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已由1981年的88.3%下降至2013年的不到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习近平，2017）。按照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继续推进，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除此之外，中国全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的高位后，一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016年已经降至0.465。城市畸形富裕而农村畸形贫困或者东部地区畸形富裕而中西部地区畸形贫困是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包容性发展是利益与价值、手段与目标的统一，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指向，也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中国长久坚持的包容性发展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五、结语
经济社会持续平衡发展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通常并不表现出一以贯之的以相同速度前进，而是表现出围绕潜在增长率时快时慢的不间断前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也是如此，達到经济社会内部平衡和系统平衡通常是以不平衡发展为手段而实现的，这就是经济社会持续平衡发展的辩证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体现的即是这一辩证法，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以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开始的，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也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陆续展开的。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看似是为了调整供需结构导致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实则是为了中国经济巨轮持续前行蓄足动力。同样如此，中国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短期看为了社会公平损失部分经济效率，但长远看乃是为中国经济蛋糕做大做强凝聚人心。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体现的是中国以退为进的速度观和以点带面的系统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格局观、平衡观和可持续观。
在当今全球动荡和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变得愈发困难。中国过去粗放型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唯有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才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不必然落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双轮驱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国目前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效率与公平的阶段性矛盾，这些矛盾并非天然对立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的对立性完全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统一性，以构成中国走向经济平衡和社会和谐的推动力。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了世界上任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模式都无法供中国加以模仿，也同时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走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色之路。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中国步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包容性发展是社会快速转型期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思维。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和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因供给侧改革而开始聚集，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程度也正在不断提升，中国在10至15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阶段是大概率事件。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包容性发展；中等收入陷阱
中圖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1-0037-07
一、引言
中国是否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NI为12775美元（PPP，2011年国际美元），已经超过了12735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上限，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似乎意味着中国已经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然而，这并不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共识，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而非仅仅是以人均GNI划分门槛进行判断的数字游戏。华生、汲铮（2015）认为，多数学者讨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无疑，以任何一种通行的统计口径衡量，基本都可以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然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蔡昉，2013），只能说中国从概率上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任何收入阶段都存在发展的陷阱，发展的陷阱并不必然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存在“贫困陷阱”，高收入阶段存在“福利陷阱”。所有的陷阱都是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焦虑，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性而非阶段性事件，也不是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就可一劳永逸的事情。樊纲（2014）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在于工资增长率快于生产力增长率而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厉以宁（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三种含义，即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陷阱和技术陷阱。姚枝仲（2014）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即一国在中等收入范围内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增长率长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三位学者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揭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一言以蔽之，“中等收入陷阱”即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相较于“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特别之处在于面临低收入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创新能力双层夹击的困境。
既然中国有可能又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当前中国的政策取向应是极力减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也即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创造动力。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本身又内嵌了双重含义，即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因此，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确保相比于高收入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供给侧改革作为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核心目的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维持新常态下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包容性发展是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化解各方利益纠葛的新思维，核心要义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实现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因此，供给侧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可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二、供给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后，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被反复提及，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其实，在共和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探索中，从供给侧调节经济的实践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和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都是通过制度变革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扩大供给，广义上都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只不过不同于60多年前通过计划手段增加工业投资确保供给数量，当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通过市场手段调整经济结构确保供给质量。因此，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基于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胡鞍钢、周绍杰等，2016），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
改革开放近40年，通过需求端的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中国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人均GDP由1978年的156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8260美元。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需低迷以及内需疲弱，中国外贸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其中，2015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不仅远低于6%的政府预期目标，更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16年则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次下降0.9%；同时，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5.7个百分点，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增速新低，2016年增幅则在2015年的基础上继续回落1.9%。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动力无非来自供需两端，在跨越期进行及时有效的供需双侧改革（卞靖、李松健，2017），而目前主要依靠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钟茂初（2016）认为，经济正常运行的微观和宏观层面均存在供给侧壅塞，疏导供给侧壅塞已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已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鞍钢、鲁钰锋等，2016）。
从供给侧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可分为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制度、创新等六大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不断突破要素限制，从要素层面破解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贾康、苏京春，2016）。当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户籍制度、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等改革不断加速，“互联网+”行动计划、财税体制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举措也已写入“十三五”规划。要素自由流动的束缚和障碍正在不断得以解除，长期以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供需结构失衡正在不断得以纠正。当然，必须看到，中国步人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若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还是依靠降低交易成本。也即是说，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成本有形要素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动力作用在不断减弱，而信息、制度、创新等交易成本无形要素的动力作用则在不断增强。因此，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更应当从降低交易成本人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创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动力。
三、包容性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包容性”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意为通过创造生产性就业岗位，实现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2011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发展必須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所以说，如果科学发展侧重的是发展的经济层面，可持续发展侧重的是发展的生态层面，那么包容性发展侧重的则是发展的社会层面。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实现阿玛蒂亚·森所倡导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为经济发展找到终极目的和合法性来源。
20世纪80年代之后，包容性人类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逐渐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爱尔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先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发展的包容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部分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则出现了经济缓慢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公并存，迟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包容性发展是保证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6）。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作为衡量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与人均GDP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南方国家区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智利、韩国、毛里求斯等，都相继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0.700≤HDI≤0.799，毛里求斯）甚至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0.800
四、中国现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整体进入增长的低谷期，世界各国人均GDP增速明显减缓。中国人均GDP增速自2012年降至8%以下之后，基本保持在7%左右。虽然如此，中国人均GDP增速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大部分金砖国家，仍然位于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与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相比，2008-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分别平均高出约7.7和7.6个百分点（见表2），也即意味着中国人均收人与现在公认的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以最简单的人均GDP为衡量指标，1990-2015年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平均每年增幅约为2.1%，如果此标准继续以相同速率增加，而中国人均GDP保持以年均7.0%的速率增加，那么中国在2025年即可进人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保守估计以年均5.5%的速率增加，那么中国最迟也可在2029年进人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试问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最有希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定是其中之一，中国在10至15年内迈入高收入阶段是大概率事件。当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保持相对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速的问题，更是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潜在新动力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和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即可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新动力。
许多经济体早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却迟迟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当这些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时，无法解决导致增长减速的根本性结构问题（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当面临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时，一味地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成效有限，而且可能还会引发通货膨胀乃至“滞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是对经济增速结构性下滑的积极反应。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7年的工作重点仍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国提前超额完成煤炭去产能2.5亿吨和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营改增”为企业直接减税近5000亿元。除此之外，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企业项目审批与核准时间大幅度缩短，2015年之后，国家下放了近2700种药品的定价（徐绍史，2017）。供给侧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已经开始聚集，中国不久将会迎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包容性发展历程可知，中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程度正在不断提升。1980年中国尚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HDI=0.430），2011年则进入了高人类发展水平组（HDI=0.707）。在1990年仍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的47个国家中，中国是目前唯一跻身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UNDP，2014）。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已由1981年的88.3%下降至2013年的不到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习近平，2017）。按照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继续推进，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除此之外，中国全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的高位后，一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016年已经降至0.465。城市畸形富裕而农村畸形贫困或者东部地区畸形富裕而中西部地区畸形贫困是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包容性发展是利益与价值、手段与目标的统一，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指向，也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中国长久坚持的包容性发展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五、结语
经济社会持续平衡发展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通常并不表现出一以贯之的以相同速度前进，而是表现出围绕潜在增长率时快时慢的不间断前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也是如此，達到经济社会内部平衡和系统平衡通常是以不平衡发展为手段而实现的，这就是经济社会持续平衡发展的辩证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体现的即是这一辩证法，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以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开始的，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也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陆续展开的。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看似是为了调整供需结构导致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实则是为了中国经济巨轮持续前行蓄足动力。同样如此，中国积极倡导的包容性发展，短期看为了社会公平损失部分经济效率，但长远看乃是为中国经济蛋糕做大做强凝聚人心。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体现的是中国以退为进的速度观和以点带面的系统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格局观、平衡观和可持续观。
在当今全球动荡和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变得愈发困难。中国过去粗放型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唯有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才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不必然落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双轮驱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国目前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效率与公平的阶段性矛盾，这些矛盾并非天然对立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的对立性完全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统一性，以构成中国走向经济平衡和社会和谐的推动力。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了世界上任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模式都无法供中国加以模仿，也同时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走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