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创新研究

马鹤丹
【摘要】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企业通过与各个实体结点间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与合作表现为各种网络特征,这种特征决定着企业获取知识机会的大小、知识丰裕程度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进行知识创新。
【关键词】区域创新网络 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5.017
Saxenian在对硅谷进行研究时提出,区域创新网络促进了创新主体间的集体学习与知识转移。Tsai W.(200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网络中心度和知识吸收能力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网络位置良好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1]Hardy(2003)等认为,网络不仅促进了其中的知识转移,还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王伟光(2011)认为,隐性知识的溢出更容易出现在相邻企业密切关联的过程中。[2]Tomlinson&fai;(2013)认为,网络联结有助于中小企业提高资源整合能力。[3]从已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已经从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对企业知识创新的影响程度的视角展开研究,但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对区域创新网络与企业知识创新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研究其网络特征与企业知识创新的关系,以期能够为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提供参考。区域创新网络的重构
区域创新网络由结点联结而成,各个结点或是实体结点,如企业、政府、科研院所、风险投资机构等行为主体;或是功能结点,即实体结点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中所产生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企业是区域创新网络中最为重要的结点,根据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可以将企业分为核心企业、供应商、客户与同行,核心企业处于网络中心的位置。因为四者有着共同的知识语境,彼此利益高度相关,所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移会更加便利,核心企业与各方的联结会更为持久,形成强联系。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渠道。核心企业、供应商、同行、客户、大学与科研机构五个结点构成了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系统,即区域知识与技术创新子系统。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构成了区域创新支持子系统或者外围系统。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以区域知识与技术创新子系统与区域创新支持子系统为主体,国家创新系统和其他区域创新系统为外部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区域知识与技术创新子系统五个结点之间以及区域知识与技术创新子系统与区域创新支持子系统之间应具有很好的网络联结关系。同时,国家创新系统与其他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与调整会对两个子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结点间关系产生变化。区域创新网络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
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企业通过与各个结点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与合作进行知识的获取、吸收和创新。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结直接决定着企业获取知识机会的大小、知识丰裕程度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本文将企业与区域创新网络中各结点间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质量、网络关系持久度和网络中心性五个指标来描述。
网络规模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网络规模是与企业相关联的结点的数量,规模越大,知识资源就越丰富,知识转移就越便利。而且,网络规模也是异质性知识资源丰富程度的体现,富含异质性知识的企业数量反映着企业知识创新的知识存量,影响着对企业知识创新提供知识资源的支持力度。
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网络关系强度是指网络结点间相互关联的程度,有强联结和弱联结之分。强联结表现为结点间合作较为频繁、持续时间较长、信任程度较高,弱联结正与此相反。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企业与其他实体结点间相互关联程度越大,对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越有利,因为彼此已经形成了默契,建立了一致的行动模式。
网络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网络关系质量是网络中实体结点间的信任、承诺与满意的程度。网络环境中各实体结点间的关系质量在其进行知识交流、共享和扩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Bala Ramasamy等学者在对中国14个城市的215家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网络主体间的信任影响着行为主体间知识转移的程度。
网络关系持久度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网络关系持久度反映着网络关系稳定性的程度。企业处于复杂多变的创新环境下,关系的持久稳定能够有效降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合作的道德风险,为长期的合作奠定基础。因此,企业与网络中相关实体结点间的关系长时间持续,能够减少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阻力,提高知识获取、吸收与创新的质量。
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网络中心性是指行为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反映着网络实体结点所拥有的资源的核心程度。当网络中一个实体结点占据了核心位置,就能够控制其他结点的知识传递,起到了知识流动“桥”的作用。因此,企业的中心地位越高,越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交流的機会,越能促进企业知识获取、吸收、创新能力的提升。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与企业知识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
H1:网络规模与企业知识创新呈正相关;
H2: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知识创新呈正相关;
H3:网络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新呈正相关;
H4:网络关系久度与企业知识创新呈正相关;
H5:网络中心性与企业知识创新呈正相关。区域创新网络与企业知识创新的作用关系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为了保证量表的信效度,本文尽可能采用已经被验证的较为成熟的量表,同时根据具体研究目的进行适度的调整。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在大连、北京、天津等地的高科技园区进行问卷发放。采用实地调查、电子邮件等方式面共发出问卷278份,回收217份,剔除残缺项过多、同一选项过多等无效问卷16份,有效问卷201份,有效问卷率为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整体显示被调查企业的情况,本文对有效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信度和效度檢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问卷中每组题项的Cronbach's α均在0.8以上,说明信度很好。观测变量对于因子的载荷均大于0.6,KMO值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值显著性为0.000﹤0.001,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比较好,问卷设计较为合理。运用Amos1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创新网络和企业知识创新的χ2、df、χ2/df、GFI、AGFI、NFI、CFI、RMSEA等指标均达到了所要求的标准,拟合度可以接受,进一步验证了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效度。具体如表2所示。
假设验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χ2/df值为2.125;GFI、AGFI、NFI、CFI值均大于0.9;平均近似值误差平方根RMSEA值为0.078,说明该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尚可。具体如表3所示。
利用CR检验可知,网络规模和知识创新的路径系数为0.120,假设H1获得支持,说明网络规模对企业知识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同理,假设H3、H4和H5也获得支持,表明网络关系质量、网络关系持久度、网络中心性对企业知识创新均表现为正向影响。然而,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知识创新的路径系数为-1.142,因此假设H2未获得支持。具体如表4所示。
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知识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这一假设之所以没有得到支持,其原因在于,企业在通过强联结吸收了大量有价值知识的同时,也获取了大量重复冗余的知识,同时密集的网络也给企业进一步的知识创新造成较大的压力。就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传递而言,强联结意味着对合作方深度的了解和较强的信任,将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获取;而弱联结的关联程度较低,意味着企业关系的维护成本也会较低,则企业可以建立更多的合作渠道,增加知识的获取途径,促使更多的显性知识的转移。因此企业应考虑具体情境,与网络各结点保持适度的网络关系强度。结论与启示
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网络关系的种种特征,如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质量等影响着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创新绩效。如前文所述,区域知识与技术创新子系统是区域创新网络的构成核心,其他系统是外围系统或支持系统。因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正式的核心网络关系与外围网络关系进行知识创新,同时应积极构建与完善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知识创新。
首先,利用正式核心网络关系进行知识创新。应通过与供应商的正式合作获取有关于企业原材料、设备、零部件、技术与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弥补其在知识创新中的知识欠缺;应与同行,与大学、科研机构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
其次,利用正式外围网络关系进行知识创新。企业应通过与政府的交往获取一定的专项资金,利用其所搭建的知识平台获取知识资源;也应通过与金融的合作获取资金,并利用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经验、声誉获取各种知识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
再次,利用非正式网络关系进行知识创新。一方面应建立和拓展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另一方面建立和拓展中高层管理者社会网络关系与技术人员社会网络关系。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和辽宁省社科联项目“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本地创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L15AJY013、2017lslktyb-031)
注释
[1]Tsai W.,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 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 (5): pp.996-1004.
[2]王伟光、高宏伟、白雪飞:《中国大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本地化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层面的一种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12期,第67~77页。
[3]Tomlinson P. R., Fai F. M., "The Nature of SM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 Multi-scalar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3, 141(1): pp.316-326.
责 编/樊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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