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形成原因与纠偏对策
摘 要 现今，中国农民的政治情感保留着相当大的传统因素，表现在对权力的崇拜、对家长的依赖、对清官的期盼以及对均平社会的向往等几个方面，形成这些政治情感的原因，包括“公天下”向“家天下”的社会转变、集权社会“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古代政府不管微观社会、儒家思想的教化。本文认为纠偏对策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推进。
关键词 政治情感 纠偏对策 法治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及其现代转化”（TDQ2014-26）。
作者简介：马海波，延安大学政治与法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4.174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农村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的重要性，而促进农村政治建设离不开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积极广泛参与，这就要求他们各个方面必须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其中，农民的传统政治情感的现代转化更是重中之重！但是，传统是有惯性的，由于中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加之思想意识本身固有的相对独立性，虽然近百年来，中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集权社会中的残余思想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仍在不断的通过侵蚀农民的政治情感和思想意识，进而左右着农民的行为，危害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建设，最终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一、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表现
（一）对权力的崇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便进入了漫长的集权专制社会，帝王、官僚阶级、地主阶级等形成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神权”，如同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笼罩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的农民阶层，由于生产资料有限和帝王“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他们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且具有个体上的分散性，故其参与政治的能力不足。为自身利益计，他们必须诉诸掌权者和具有权威性的力量。鉴于风险性和成本考虑，农民最先希望通过统治阶层中的“明君”、“贤相”等施行“仁政”来庇护自己，当这种希望破灭后，便会通过加入秘密帮会或教派，依靠头领的权力甚至“神权”来获得庇护。这些行为都使农民认识到权力的魔力，从而产生了对权力、权威的崇拜和向往。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偏远农村出现过“建国称帝”的荒唐闹剧，有趣的是，他们“起义”后，既不去解决经济问题也不去处理政治问题，却大多忙于分封官职和“册封后宫”，畸形的权力崇拜可见一斑。
（二）对家长的依赖
作为集权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这里的“家”不是人们常说的“父母亲长”，而是指本族本家的绝对权威。从原始社会开始，家就成为人们抵御侵害、发展自己的最基本单位。西周初年，周公又奠定了“家”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进入到集权社会，“族权”成为农村基层管理者最为倚重的权力。在这种封建族长制下，“族长”成为本家族最大的家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并且权力不细分，其他家族成员则必须服从于他的管控。再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封建社会宣扬的“三纲五常”又奠定丈夫（父亲）在家庭中的“小家长”地位。“出门做奴隶，在家当皇帝”就是这种“小家长”生活的真实写照。到了明清时代，各种通俗作品中甚至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孝”和“子从父、妇从夫、母从子”以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言论，这些思想无不透露出对“家长”们的依赖，也散发着一个王朝腐烂的气息。即使在最大的“家长”——皇帝被推翻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隐藏在社会基层的“家长”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家长本位主义仍然死而未僵。
（三）对清官的期盼
在集权社会里，农民地位低下，权利弱小，处在“草民”的地位，但需要履行的义务却不少，他们的合法财产甚至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长此以往形成对帝王和各级官吏敬畏的一种世俗宗教意识，农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有一批“青天大老爷”们，依靠他們拯救众生，而不是靠自己的行动来获取利益。同时，集权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也没有设置出长期并合理的保护农民的制度。因而在遇到天灾人祸或者蒙受冤屈时无处申诉，农民们没有向上层社会提出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加之自身力量的弱小，只能对拥有权力的官员寄予诸多希望，渴望能出现个清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为其作主，伸张正义。
（四）对均平社会的向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土地维系着一个王朝的命脉。但是土地兼并的存在、灾荒下抵御能力的低下，加之中国专制社会的赋役征收历来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端，造成贫富的巨大差距，形成无法打破的“黄宗羲定律”。因此“均平”就成为中国古代农民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历史上，几乎每次农民起义都打出均平主义的旗号，形成一股强劲势力，让某一腐朽的王朝土崩瓦解，以致改朝换代。认识到这一点，统治阶层中的开明者往往也倡导均平主义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汉初年，汉高祖就曾均分土地给归乡的士兵，并严厉打击土地兼并，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基础；北魏孝文帝也推行“均田制”， 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恢复了北方经济发展。当然，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均平主义的诱惑更多地在于他们既可以以之为借口实行专制统治，又可以收买民心，这就使均平主义取向的政治情感历经千年的涤荡，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形成原因探析
（一）“公天下”向“家天下”的社会转变
“公天下”指的是尧舜禅让传位时期，传位出于公心，传给有才德能安邦治国的人，而不是以血缘为标准，比如尧禅让给舜；“家天下”自夏禹而始，禹建夏朝后，废除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就是父传子继，把天下变成了自己一家的天下，即所谓“家天下”。可以说这一转变是造成我国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对我中华先民（农民为主体）的政治情感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公天下的社会氛围中，因为选择天下共主的标尺是才德，所以有才德的人最有希望成为民众的统治者，而才德之人必是由众多的基层民众逐个认可并推举上来的，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有一种推举文化，先民们的政治情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反过来，在家天下的社会里，由于王（皇）位是世袭的，各级官吏也是任命的，而且这一体系是靠暴力来维系，所以推举文化自然就消亡了，农民要想生活稳当，就不得违背统治者的意志，做“良民”、“顺民”，否则会被当做“乱民”、“暴民”，故而他们剩下的就只有顺从与依附。将涉及天下人的权力归于一家一姓，本身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王朝更替，皇权交换，“朱洪武”们通过君权获得的财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行业；宋真宗对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教诲以及许多贫苦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后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源的现实印证。于是，农民也在目睹这种对权力的争夺中，产生了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
（二）“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利出一孔”是指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管仲在《管子·国蓄》一书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其核心思想就是指为了君王控制社会财富和经济命脉，必须断绝民众其它的收入来源和获利渠道，仅留下农业生产一条路，让农民以此去获得生存。发展到后来更是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并长期执行，使得中国农民在漫长的集权社会里被束缚在土地上，直接形成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一经济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其目的是自给自足，由于粮食产量对天气和自然气候的依赖非常大，所以一旦遇到天灾之类的使得农业歉收的事情发生，农民们则必须要仰仗统治者的恩赐和“阳光雨露”。由于商业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商业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粮食由充足的地区顺利到达短缺的地区成本巨大，倘若商业自由，则粮商必会从低价处买进，然后在高价处卖出，此虽被诟病为“投机”，但至少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惨状。与此同时，商业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的另一种结果恰恰是统治阶层想要看到的，那就是在社会上形不成与统治者制衡的团体和组织，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和组织关系。” 可见，重农抑商背后的目的是弱民利王（皇），民弱而君强，故民必依赖于君王及统治阶层方能安身立命，农民政治情感中的对皇权的崇拜、清官与父母官情结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三）政府不管微观社会
自古“皇权不下县”的独特政治格局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情感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由一个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县以下的亭、里、村，乡绅和族长们都是由有威望和有势力的人担任，其权力巨大，是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他们这些人出面组织，而乡间主要又是依照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关系组成小的团体。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农民只有依靠这些士绅和家长们才能安身立命，由于他们自由受限，流动受阻，其对父母的感恩图报和对长老的忠孝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一旦遇上山贼、强盗等的侵扰，农民们也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来对他们提供保护，这样他们就必须出让自己的一些权力，这也是形成家长本位主义情感的重要原因。
（四）儒家思想文化的规范
发端于孔子、孟子并经由后世儒家所发展和完善的儒家思想，为了迎合集权专制统治，杂糅许多法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由“儒家”异化成“儒教”，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思想体系，并在明清时代成为绝对的官方正统思想和集权王朝维系其统治的教化工具。如果说“家天下”的政治架构、“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和政府不管微观社会是形成农民依附型政治情感的客观因素，那么儒家思想的教化与规范无疑则是形成农民依附型政治情感的主观因素，这些教化和规范深深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且代代相传，即便朝代更迭也并不褪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对策
尽管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出现了一些改变，但是由于传统的惯性，其向现代转化未必会一帆风顺，也许得一个长期的过程，故现今更加需要加一把力，创造条件对这一传统的政治情感予以纠偏，纠偏对策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四方面多管齊下，全面推进，使之迅速地由传统依附型转变为现代自主型。
（一）政治上，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引导农民的政治参与实践
政治参与意识来源于政治参与实践，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又会助力更高的政治参与实践。在对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纠偏的过程中，给农民提供一个政治参与实践的平台至关重要，当搭建好这一平台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才能觉醒，对此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践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平台。有了政治参与平台，农民才会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体会到民主带来的好处，从而更好地调动其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其政治认知能力，潜移默化的养成具备理性的政治情感素质的社会人。切实增强基层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提高农民的尊严与生活幸福度，提升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城乡社会的融合。
其次，加速全面合村并镇的步伐。当前，我国农村合村并镇的条件业已成熟，这是基于农村人口的减少的现实要求、整合土地资源使之高效利用的需要以及便于政府管理。除此之外，在长期，合村并镇会提高不同村、不同地方农民的协商、合作意识，进而将对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转变提供一个现实的外在条件。比如，有两个村，一个以张姓人口为主，一个以李姓人口为主，两村规模相当。在未合并前，两村分别是以本村家长为主要领导班子，保留着传统宗法遗传；在合并后，究竟谁来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呢？这必然会涉及到村干部的重新选举问题，我们假设新的村支书为张姓，村长为李姓，领导班子中其它成员也是两村各半，这样两村的村民之间的日常交流就会变得更加频繁，村民之间的协作精神也将提升，久而久之村民们的政治情感也会脱离宗法家长制的牵制，达到自我觉醒，向着自主型的现代政治情感转化。
（二）经济上，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和城镇化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在创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过程中，应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基本原则，许可农民群体运用转包、出租、转让以及股份合作等方式来流转农村种植用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而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合理的规模化经营。具体措施：一是始终坚持运用最严格耕地保护机制与节约用地机制；二是全力加快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建设；三是实施征地改革以健全征地补偿体系；四是强化对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保机制建设。
加快推进城镇化。城镇化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向同一地方集中，促进了不同地区农民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为农村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不同地区的农民们都将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协调、沟通能力的提高，这种外力的推动将使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得以提高。另外，城镇化使得政府与农民的距离拉近，农民对官员的行为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信息革命的来临更使得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降低，民意表达变得更加顺畅，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提升了。这样，农民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就会与城市居民具备对等甚至更大的影响力。这必将为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文化教育上，加强民主政治观念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
别林斯基说：“创造人的是自然界，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一语道出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它能够给人以启迪，让人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我国当前的农民群体真正需要的就是社会教育，以改善其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就要求在农村实现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不仅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而且还需要具有民主意识、具备政治参与能力且乐于参与其中的农民，而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能力与其民主政治观念的教育密切相关。所以当下，应该加强对农民进行民主政治观念教育，为其更好的参与政治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农民政治情感的保守、落后还源自于其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对现代文明认识不足。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农民视野的拓宽、见识的增长与心智的成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权力观与政治观，消除其在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情感和行为，使其具备健康理性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情感，从而加速农民政治情感的现代化进程。
（四）社会保障上，践行法治和推进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框架和轨道，它对于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至关重要。在发扬农村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果不依法依据，农民政治情感的现代转化就会停滞不前。现实中，农民就有“被征地”、“被上楼”、被“主动选举”村干部、甚至是“被返鄉”，农民在各种利益博弈中，总是处于利益受损的弱势一方，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屡屡发生，只有在农村践行法治，为农民利益、农村发展保驾护航，从而使农民的政治情感快速得以纠偏，向着现代自主型的政治情感转化。
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管理服务体系，有效配置农村社会资源。在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为更加有效地服务农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助推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步伐。
总之，中国农民要想摆脱陈旧的观念，树立正确的理念，离不开政府的主动引导和自身的积极参与，唯有此，其传统政治情感才会有希望在短期内得以纠偏，朝着现代自主型的政治情感转化，加快促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注释：
徐惠君.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共识网.2010-07-2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72814322.html.
米塞斯著. 秋风译.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道客巴巴.2014-04-20. http：//www.doc88.com/p-7405486267396.html.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8.
习近平.习近平谈依法治国.人民网.2016-08-17. http：//gx.people.com.cn/cpc/n2/2016/0817/c179665-28846637-2.html.
关键词 政治情感 纠偏对策 法治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及其现代转化”（TDQ2014-26）。
作者简介：马海波，延安大学政治与法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4.174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农村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的重要性，而促进农村政治建设离不开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积极广泛参与，这就要求他们各个方面必须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其中，农民的传统政治情感的现代转化更是重中之重！但是，传统是有惯性的，由于中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加之思想意识本身固有的相对独立性，虽然近百年来，中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集权社会中的残余思想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仍在不断的通过侵蚀农民的政治情感和思想意识，进而左右着农民的行为，危害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建设，最终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一、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表现
（一）对权力的崇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便进入了漫长的集权专制社会，帝王、官僚阶级、地主阶级等形成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神权”，如同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笼罩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的农民阶层，由于生产资料有限和帝王“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他们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且具有个体上的分散性，故其参与政治的能力不足。为自身利益计，他们必须诉诸掌权者和具有权威性的力量。鉴于风险性和成本考虑，农民最先希望通过统治阶层中的“明君”、“贤相”等施行“仁政”来庇护自己，当这种希望破灭后，便会通过加入秘密帮会或教派，依靠头领的权力甚至“神权”来获得庇护。这些行为都使农民认识到权力的魔力，从而产生了对权力、权威的崇拜和向往。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偏远农村出现过“建国称帝”的荒唐闹剧，有趣的是，他们“起义”后，既不去解决经济问题也不去处理政治问题，却大多忙于分封官职和“册封后宫”，畸形的权力崇拜可见一斑。
（二）对家长的依赖
作为集权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这里的“家”不是人们常说的“父母亲长”，而是指本族本家的绝对权威。从原始社会开始，家就成为人们抵御侵害、发展自己的最基本单位。西周初年，周公又奠定了“家”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进入到集权社会，“族权”成为农村基层管理者最为倚重的权力。在这种封建族长制下，“族长”成为本家族最大的家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并且权力不细分，其他家族成员则必须服从于他的管控。再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封建社会宣扬的“三纲五常”又奠定丈夫（父亲）在家庭中的“小家长”地位。“出门做奴隶，在家当皇帝”就是这种“小家长”生活的真实写照。到了明清时代，各种通俗作品中甚至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孝”和“子从父、妇从夫、母从子”以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言论，这些思想无不透露出对“家长”们的依赖，也散发着一个王朝腐烂的气息。即使在最大的“家长”——皇帝被推翻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隐藏在社会基层的“家长”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家长本位主义仍然死而未僵。
（三）对清官的期盼
在集权社会里，农民地位低下，权利弱小，处在“草民”的地位，但需要履行的义务却不少，他们的合法财产甚至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长此以往形成对帝王和各级官吏敬畏的一种世俗宗教意识，农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有一批“青天大老爷”们，依靠他們拯救众生，而不是靠自己的行动来获取利益。同时，集权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也没有设置出长期并合理的保护农民的制度。因而在遇到天灾人祸或者蒙受冤屈时无处申诉，农民们没有向上层社会提出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加之自身力量的弱小，只能对拥有权力的官员寄予诸多希望，渴望能出现个清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为其作主，伸张正义。
（四）对均平社会的向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土地维系着一个王朝的命脉。但是土地兼并的存在、灾荒下抵御能力的低下，加之中国专制社会的赋役征收历来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端，造成贫富的巨大差距，形成无法打破的“黄宗羲定律”。因此“均平”就成为中国古代农民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历史上，几乎每次农民起义都打出均平主义的旗号，形成一股强劲势力，让某一腐朽的王朝土崩瓦解，以致改朝换代。认识到这一点，统治阶层中的开明者往往也倡导均平主义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汉初年，汉高祖就曾均分土地给归乡的士兵，并严厉打击土地兼并，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基础；北魏孝文帝也推行“均田制”， 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恢复了北方经济发展。当然，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均平主义的诱惑更多地在于他们既可以以之为借口实行专制统治，又可以收买民心，这就使均平主义取向的政治情感历经千年的涤荡，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形成原因探析
（一）“公天下”向“家天下”的社会转变
“公天下”指的是尧舜禅让传位时期，传位出于公心，传给有才德能安邦治国的人，而不是以血缘为标准，比如尧禅让给舜；“家天下”自夏禹而始，禹建夏朝后，废除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就是父传子继，把天下变成了自己一家的天下，即所谓“家天下”。可以说这一转变是造成我国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对我中华先民（农民为主体）的政治情感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公天下的社会氛围中，因为选择天下共主的标尺是才德，所以有才德的人最有希望成为民众的统治者，而才德之人必是由众多的基层民众逐个认可并推举上来的，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有一种推举文化，先民们的政治情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反过来，在家天下的社会里，由于王（皇）位是世袭的，各级官吏也是任命的，而且这一体系是靠暴力来维系，所以推举文化自然就消亡了，农民要想生活稳当，就不得违背统治者的意志，做“良民”、“顺民”，否则会被当做“乱民”、“暴民”，故而他们剩下的就只有顺从与依附。将涉及天下人的权力归于一家一姓，本身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王朝更替，皇权交换，“朱洪武”们通过君权获得的财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行业；宋真宗对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教诲以及许多贫苦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后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源的现实印证。于是，农民也在目睹这种对权力的争夺中，产生了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
（二）“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利出一孔”是指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管仲在《管子·国蓄》一书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其核心思想就是指为了君王控制社会财富和经济命脉，必须断绝民众其它的收入来源和获利渠道，仅留下农业生产一条路，让农民以此去获得生存。发展到后来更是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并长期执行，使得中国农民在漫长的集权社会里被束缚在土地上，直接形成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一经济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其目的是自给自足，由于粮食产量对天气和自然气候的依赖非常大，所以一旦遇到天灾之类的使得农业歉收的事情发生，农民们则必须要仰仗统治者的恩赐和“阳光雨露”。由于商业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商业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粮食由充足的地区顺利到达短缺的地区成本巨大，倘若商业自由，则粮商必会从低价处买进，然后在高价处卖出，此虽被诟病为“投机”，但至少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惨状。与此同时，商业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的另一种结果恰恰是统治阶层想要看到的，那就是在社会上形不成与统治者制衡的团体和组织，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和组织关系。” 可见，重农抑商背后的目的是弱民利王（皇），民弱而君强，故民必依赖于君王及统治阶层方能安身立命，农民政治情感中的对皇权的崇拜、清官与父母官情结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三）政府不管微观社会
自古“皇权不下县”的独特政治格局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情感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由一个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县以下的亭、里、村，乡绅和族长们都是由有威望和有势力的人担任，其权力巨大，是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他们这些人出面组织，而乡间主要又是依照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关系组成小的团体。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农民只有依靠这些士绅和家长们才能安身立命，由于他们自由受限，流动受阻，其对父母的感恩图报和对长老的忠孝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一旦遇上山贼、强盗等的侵扰，农民们也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来对他们提供保护，这样他们就必须出让自己的一些权力，这也是形成家长本位主义情感的重要原因。
（四）儒家思想文化的规范
发端于孔子、孟子并经由后世儒家所发展和完善的儒家思想，为了迎合集权专制统治，杂糅许多法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由“儒家”异化成“儒教”，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思想体系，并在明清时代成为绝对的官方正统思想和集权王朝维系其统治的教化工具。如果说“家天下”的政治架构、“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和政府不管微观社会是形成农民依附型政治情感的客观因素，那么儒家思想的教化与规范无疑则是形成农民依附型政治情感的主观因素，这些教化和规范深深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且代代相传，即便朝代更迭也并不褪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对策
尽管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出现了一些改变，但是由于传统的惯性，其向现代转化未必会一帆风顺，也许得一个长期的过程，故现今更加需要加一把力，创造条件对这一传统的政治情感予以纠偏，纠偏对策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四方面多管齊下，全面推进，使之迅速地由传统依附型转变为现代自主型。
（一）政治上，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引导农民的政治参与实践
政治参与意识来源于政治参与实践，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又会助力更高的政治参与实践。在对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纠偏的过程中，给农民提供一个政治参与实践的平台至关重要，当搭建好这一平台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才能觉醒，对此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践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平台。有了政治参与平台，农民才会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体会到民主带来的好处，从而更好地调动其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其政治认知能力，潜移默化的养成具备理性的政治情感素质的社会人。切实增强基层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提高农民的尊严与生活幸福度，提升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城乡社会的融合。
其次，加速全面合村并镇的步伐。当前，我国农村合村并镇的条件业已成熟，这是基于农村人口的减少的现实要求、整合土地资源使之高效利用的需要以及便于政府管理。除此之外，在长期，合村并镇会提高不同村、不同地方农民的协商、合作意识，进而将对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转变提供一个现实的外在条件。比如，有两个村，一个以张姓人口为主，一个以李姓人口为主，两村规模相当。在未合并前，两村分别是以本村家长为主要领导班子，保留着传统宗法遗传；在合并后，究竟谁来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呢？这必然会涉及到村干部的重新选举问题，我们假设新的村支书为张姓，村长为李姓，领导班子中其它成员也是两村各半，这样两村的村民之间的日常交流就会变得更加频繁，村民之间的协作精神也将提升，久而久之村民们的政治情感也会脱离宗法家长制的牵制，达到自我觉醒，向着自主型的现代政治情感转化。
（二）经济上，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和城镇化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在创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过程中，应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基本原则，许可农民群体运用转包、出租、转让以及股份合作等方式来流转农村种植用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而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合理的规模化经营。具体措施：一是始终坚持运用最严格耕地保护机制与节约用地机制；二是全力加快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建设；三是实施征地改革以健全征地补偿体系；四是强化对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保机制建设。
加快推进城镇化。城镇化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向同一地方集中，促进了不同地区农民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为农村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不同地区的农民们都将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协调、沟通能力的提高，这种外力的推动将使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得以提高。另外，城镇化使得政府与农民的距离拉近，农民对官员的行为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信息革命的来临更使得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降低，民意表达变得更加顺畅，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提升了。这样，农民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就会与城市居民具备对等甚至更大的影响力。这必将为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文化教育上，加强民主政治观念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
别林斯基说：“创造人的是自然界，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一语道出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它能够给人以启迪，让人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我国当前的农民群体真正需要的就是社会教育，以改善其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就要求在农村实现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不仅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而且还需要具有民主意识、具备政治参与能力且乐于参与其中的农民，而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能力与其民主政治观念的教育密切相关。所以当下，应该加强对农民进行民主政治观念教育，为其更好的参与政治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农民政治情感的保守、落后还源自于其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对现代文明认识不足。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农民视野的拓宽、见识的增长与心智的成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权力观与政治观，消除其在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情感和行为，使其具备健康理性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情感，从而加速农民政治情感的现代化进程。
（四）社会保障上，践行法治和推进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框架和轨道，它对于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至关重要。在发扬农村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果不依法依据，农民政治情感的现代转化就会停滞不前。现实中，农民就有“被征地”、“被上楼”、被“主动选举”村干部、甚至是“被返鄉”，农民在各种利益博弈中，总是处于利益受损的弱势一方，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屡屡发生，只有在农村践行法治，为农民利益、农村发展保驾护航，从而使农民的政治情感快速得以纠偏，向着现代自主型的政治情感转化。
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管理服务体系，有效配置农村社会资源。在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为更加有效地服务农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助推农民传统政治情感的纠偏步伐。
总之，中国农民要想摆脱陈旧的观念，树立正确的理念，离不开政府的主动引导和自身的积极参与，唯有此，其传统政治情感才会有希望在短期内得以纠偏，朝着现代自主型的政治情感转化，加快促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注释：
徐惠君.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共识网.2010-07-2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72814322.html.
米塞斯著. 秋风译.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道客巴巴.2014-04-20. http：//www.doc88.com/p-7405486267396.html.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8.
习近平.习近平谈依法治国.人民网.2016-08-17. http：//gx.people.com.cn/cpc/n2/2016/0817/c179665-2884663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