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与现代二胡学派的孕育和创立
舒 希
摘要：刘天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倡导民族乐器二胡的改革实践，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对我国二胡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刘天华；二胡；现代学派；孕育；创立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2－0007-04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弓弦乐器，它的音色优美、能刚善柔、表现力强。从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奚部落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摩擦发音的奚(嵇)琴算起，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直到明清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二胡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与发展，形成了皮膜类和板面类的20余种型制的胡琴大家族，和我国的其他器乐艺术一样都是在民间状态发展着。
著名音乐史学家蓝玉崧说：“民族器乐在古代的发展，尽管有许多变迁和转折，有起有伏，但成就是辉煌的，根柢是深厚的，多数时期在世界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音乐陷入到异常荒芜的境地。为数有限的演奏者，抱残守缺地传习着少量古曲；民间团体寥若晨星，奄奄一息，自生自灭。大量的传统优良乐曲频于绝灭，而又不见有发展的生机。”[1]
到了“五四”时期崛起了一位卓越的民族器乐革新家刘天华，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倾注于对民族音乐的改革事业上。他说：“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果腹；比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2]因此，他把改进器乐的志向，首先致力于二胡这种较能普及于民众的乐器。陈振铎教授说：“二胡表现力强，发音近人声，而且种类繁多……，轻便易持，价廉物美，独具一格。这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人民大众的民族乐器。……当年刘天华之看中二胡，是有远见的。”[3]刘天华既勇敢地顶住了当时全盘西化、鄙视民族音乐的潮流，又以铁的事实批驳了排斥西方文化，复古保守的国粹派暗流，坚定地走兼融中西的道路。他对国乐改革是全方位的，其中在二胡方面成就最为辉煌。他把仅作伴奏、合奏的民间二胡提高为一件十分成熟的独奏乐器，成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去传授，创建了新型的二胡学派，被人们称之为刘天华二胡学派或现代二胡学派，现今有关专业人员几乎都是这个学派的继承者和推行者。刘天华的业绩不仅为这门艺术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的新篇章，而且还推动了其他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刘天华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器乐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一、现代二胡学派的孕育和创立
（一）孕育时期(20世纪初至国乐改进社成立以前)
刘天华出生在丝竹之乡的江阴，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刘天华在常州中学就读和开明剧社工作期间就学习各种西洋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接触了民间音乐和戏曲。剧社解散回家乡小学任教，多方接触民间艺人，他越发认识到民间音乐的生命力，感到中国乐器最能吻合中国人的口味。可是由于国乐之凋敝状况，乃蒙起了改进国乐的意念。他在1927年《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中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很惭愧的事。”[4]这段时期也恰恰是刘天华开始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琵琶的前后。刘天华出生的1895年，正是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那一年，中国社会就此加速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处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1915年春，20岁的刘天华遭受了一连串人生的沉重打击，丧父又患病失业，真是雪上加霜，国难家愁使一个有志青年痛心愤慨，产生了人生将往何处去的思索和追寻。偶然上街购得一把二胡，每日拉奏，以琴声来慰藉心中的忧伤，随而产生《病中吟》旋律的初稿。《病中吟》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作曲家创作的二胡曲，至1918年相继完成了《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的初稿，为将来二胡学派的创立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刘天华如饥似渴地学习民间音乐，以擅长佛曲的僧人为友，拜民间艺人和名家为师学习二胡、琵琶、古琴等民族乐器，从1917年至1922年向周少梅学习二胡，1918年向沈肇洲学习琵琶。周少梅在民乐方面的革新和造诣对刘天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周少梅是一位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 (1885—1938) 。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困的音乐世家，其父周静梅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琵琶圣手”，其兄也是丝竹能手，在父兄影响下，少年时期周少梅就学会了二胡、琵琶等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又勤奋好学，广采博收。他向当地区众多的民间艺人、名家学习各种民族乐器、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也曾向他的学生刘天华学习过古琴和二胡。周少梅演奏的二胡、琵琶、三弦、箫、笙、笛等乐器，格调清新、形象生动，人人为之倾倒；而运指如飞的娴熟技法，个个从心底里佩服，誉满江南。他奔波于苏州、无锡、常州、常熟等地挂牌演出，还应邀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开民族器乐演奏会，录制唱片，深受中外听众欢迎。[5]
周少梅是我国最早的国乐教师，第一个使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登上学校讲坛的人。他通过自已的艺术实践，冲破当时社会极端鄙视民乐的传统偏见，开拓和发展了民乐的新局面。190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30余年间，他先后被无锡、常州、苏州等地的20余所中小学聘为国乐指导员和音乐教员。他在教学中耐心细致、因材施教，先教会习奏音阶和拍板念谱，然后学习民歌小调，再传授当时较为流行的六板及其变体，直至三把头指法的《虞舜熏风曲》。每次都为学生示范演奏或演唱。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采用工尺谱加注简谱的方法，自己记谱整理，动手刻印了许多讲义，均为曲调优美、内容健康的教材。其中有民歌小调、戏曲音乐、民间乐曲还有刘天华的二胡曲，以及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1924年至1934年10余年间他先后编印了《乐乐集》、《国乐集》、《戏曲集》共3册，计138首。他的二胡曲包容了二胡的6种基本弦式，在我国20、30年代像这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而又比较完整、系统的音乐教材是罕有的，他的意义还在于改变了“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方法。周少梅的学生中有不少的国乐杰出人才。如：刘天华、阿炳、吴景略、陈俊民、勇士卫、勇士铿(以上3人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附属实验学校任国乐教师)、徐骏佳(任百代公司民乐队员在聂耳领导下灌过许多唱片)等。瞎子阿炳也拜周少梅为师，两人在无锡城里，锡北农村相叙，切磋琴艺联袂演奏传为佳话。
周少梅也是一位民族器乐革新家。他在民间二胡换两把位的基础上创造了三把位的二胡技法，为了适应新的需要，还改革了二胡，他在制琴师傅的支持和配合下精选用料，改革了二胡，拓宽了音域而且改善了音色，增强了二胡的表现力。周少梅的改革二胡和他改编的《虞舜熏风曲》轰动一时，为二胡从伴奏乐器升华到一件完美的独奏乐器开辟了广泛的途径，并使二胡初步成为一件独奏乐器。1930年和1935年间，周少梅还联络江阴、无锡、常熟、镇江、南京等地的国乐爱好者成立了“香山丝竹社”，倾力支持刘天华创办的“国乐研究会”定期对国乐的普及、继承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和技艺交流。[6][7][8]很显然周少梅对刘天华改进国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刘天华对国乐的贡献正是对周少梅国乐事业的光大发扬，周少梅的业绩对现代二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国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刘天华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二胡导师，虽然40元的月薪仅为原来在常州市的一半，给家里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刘天华为了施展改革国乐的抱负，欣然前往。二胡这件乐器在我国音乐史上自此开始被列入高等音乐学校的专业教学科目。当时音乐界有主张以西为师，全盘西化和返古复旧、雅乐至上的两派各执一端，刘天华以先见者的睿智，提出了科学而辩证的看法：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已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9]为了实现改进国乐的理想，他到北京后继续以非常人所能及的“恒”与“毅”继续学习中西音乐、三弦拉戏、民间小调、昆曲等民族民间音乐，同时已经28岁的刘天华又从托诺夫学习技法最难的小提琴。他每天苦练6、7个小时，直至罹病，从未间断，进展非凡，使曾经摔过他谱子的托诺夫刮目相看。几年间已赶上或超过了当时在北京被人推崇的小提琴家，成为他教授小提琴课的三所大学中，学生最多的小提琴教师。1927年，刘天华又向范天祥学习理论作曲。几年的艰难跋涉不断取得成绩。1923年冬，北大音乐传习所师生音乐会上学生徐炳麟首次演奏了《病中吟》，引起了震动，师生们耳目为之一新，二胡成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乐器。徐炳麟拉的二胡发音纯朴优美，十分悦耳，1923年至1926年间，《空山鸟语》、《月夜》也是由他在传习所师生演奏会上首次演奏。刘天华到京半年后应萧友梅先生介绍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前身)担任国乐课，1926年又介绍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时除琵琶、二胡外，还担任小提琴课，深受学生欢迎。由于教学成绩及能力的增长，同年后即被升为教授，逝世前一直在此三所高校教课。
在那战乱的年代，政府腐败，音乐没地位，国乐更被歧视，他于1926年创作了《苦闷之讴》，表现了内心的苦闷以及乐观精神和决心奋斗的意志，尾声在痛苦的情绪中结束。不久又谱写了《悲歌》，正如刘天华当时所说：“目睹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的停办，凡我同人无不疾首痛心。”[10]他在这首乐曲中充分地表露了愤懑、挣扎、探索、理想、希望的情调，表达他对旧社会的诅咒和不满情绪。他于1921年和1925年利用暑期在江阴组织了“国乐研究会”，邀请了国乐名家和爱好者，研究二胡、琵琶、丝竹合奏、十番锣鼓等，他介绍了自己的《病中吟》及《月夜》初稿，恳切地提醒名家们要高瞻远瞩，把国乐精粹和自己手上的名曲推广出去。经过艰苦漫长的孕育时期，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时机已经成熟。
(二)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时期(1927年5月国乐改进社成立至1932年6月刘天华逝世)
刘天华在国乐改革的道路上跋涉，他在创作、教学、演奏、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和得到公 认，一批有志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1927年5月15日由他发起，组织并为之出人力、物力的国乐改进社宣告成立。其宗旨在提倡、改进、发扬中国音乐。该社呼吁：要探索国乐的发展历史，调查现在的各种流派、乐器、谱调以改进国乐，创造新的乐谱，给国乐一种新生命。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并非少数人的精力能达到的，恳切地希望有志者的加入。国乐改进社的成员主要是北大、女大、艺专跟刘天华学习二胡琵琶的学生以及社会上的音乐家，此外，还聘请了萧友梅、刘半农、赵元任、杨仲子、田边尚雄等这些有名望的音乐家、教育家、理论家10余人为名誉社员。国乐改进社成立后，开过学术讨论会、社务会，为了普及音乐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组织音乐会，参加社会活动，为支持济南惨案后援会而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募捐音乐会，搜集民间乐曲等，大家都十分出力，刘天华更是把个人的精力，才智都与这个社结合在一起。他始终以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为目标，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他的理想。国乐改进社成为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在北京较活跃、较有成绩、对以后大有影响的音乐团体[11]。从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到刘天华逝世，一个无形的学术社团组织已经创立——即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二胡学派”亦称“刘天华二胡学派”。
二、现代二胡学派的理论基础
刘天华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如：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的观点，“改进国乐”的观点，“中西融合”的观点等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理论结合实践，既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继承而又提倡对西洋音乐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以走中西融合的道路改进国乐，发展中国音乐，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以上种种观点和论述不仅影响了当时音乐界的一批年轻人甚至还影响着至今国乐界的几代人，也是二胡学派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指南。
三、现代二胡学派创立时期的教学业绩
刘天华的教学业绩是二胡学派足以创立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刘天华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位把“地位庸微”的二胡列为高等艺术院校正式学科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的教材和作品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和技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规范了二胡的定弦，将传统的三把位扩充为五把位，同时吸收了小提琴的新把指法，使换把更为完善。他还对左右手技法进行了规范，制定了系列的技法符号。他借鉴了西洋乐器的系统化训练程序，编写了47首由浅入深的二胡练习曲，尽管还属于初级程度，但就其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而言至今仍不失为练习曲中的样板和教材中的范本，被广泛采用。刘天华的创作的10首二胡曲是“中西融合”成功的结晶，在表现时代和现实方面，为民族音乐走向现代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他的练习曲和乐曲都是现代二胡学派得以立足的物质基础。
刘天华在教学中培养了一批改进国乐的中坚力量，二胡方面有：吴伯超(1927年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二胡、钢琴教师，1942年至1949年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储振华 (师竹)，30年代前后江南地区播撒着民族音乐的种子，后为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徐炳麟、肖伯青、沈仲章(曾参与《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的编辑工作，负责文字的全部校译工作，刘天华名曲《悲歌》第一种弓法的传谱人，曾任上海中国管弦乐团顾问，中央音乐学院特约研究员)金式斌、陈振铎(曾参与《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的编辑工作负责全部乐曲遗稿的整理，《悲歌》第二种弓法的传谱人。后为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蒋风之(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他们都是刘天华二胡艺术的第二代传人，有的后来虽未从事二胡专业工作，但这批人对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和国乐的改进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天华英年早逝是我国民乐事业的巨大损失，宏伟而周详的国乐改进计划中断了，国乐改进社的活动终止了，《音乐杂志》从1928年1月10日第1期起，至1932年第10期停刊，可见他的努力是何等的重要。所幸还 有他培养的几位弟子作为民族器乐教育家、作曲家、演奏家将他的理想和事业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四、现代二胡学派创立时期的作品
刘天华的10大名曲，每首都有各自的个性和独特的音乐语言，生动、细致、准确、深刻地表现了“五四”前后对黑暗现实不满而又怀抱光明理想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愤懑、挣扎、探索、理想、希望和他们的生活情趣。从表现意境和情绪来划分，可归纳为三个类型。
（一）第一类作品，表现了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苦闷、彷徨、愤懑、挣扎、探索、向往。有：《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等，以《病中吟》为代表 (《病中吟》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病中吟》表达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国难家愁使一个有志者痛心愤慨，心中苦闷如病，产生了人生将向何处去的思索与追寻，故原名《胡适》或《安适》，深刻地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探索出路，在社会阻力面前挣扎反抗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不妥协情绪。刘北茂教授说：“这个作品是在病中吟咏而成的，但它不是一首绝望的歌，而是浸透着血和泪的悲愤的呼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天华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他所憧憬的理想，是他20年来坎坷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病态社会的重压下一大批像他那样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的心声。[12]
（二）第二类作品，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赞美。有：《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等。《空山鸟语》1918年初稿，1928年完成，描写空山幽谷，百鸟鸣啭，在幽静的环境中展现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本曲采用了多段体的结构，曲意清新，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月夜》(1918年初稿，1924年定稿)描绘了月白风清、清幽恬静的良辰美景，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旋律里，不仅深刻细致地表达了美的感受和美的情怀，而且更多的是体现了“思绪万千”的不平静的种种内心世界。《闲居吟》作于1928年。国乐改进社的成立，《音乐杂志》的出版，使刘天华的心境比较愉快，乐曲带有假日闲居家中的生活意趣，多段体，采用层层展开的悠长旋律和泛音乐段，刻画了一种深远的意境和沉思的精神世界以及恬适愉快的心情。
（三）第三类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社会进步和事业的追求，展望未来充满信心。作品有《良宵》、《光明行》、《烛影摇红》等。《良宵》作于1928年1月除夕之夜，作者与友人守岁时即兴而成，反映了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在事业上取得进展时的喜悦心情和对未来的展望和信心。《光明行》作于1931年，刘天华说：“因外国人都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证其误”。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坚定明快，节奏富于弹性。表现了作者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和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乐曲成功地借鉴了西洋带再现的三部曲式，运用转调、模进、移调、大三和弦分解进行等创作手法和小提琴的连顿弓、颤弓等技法，在民族传统旋法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因素,不但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而且令人耳目一新。蓝玉崧说“它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用进行曲形式所写的器乐曲”。《烛影摇红》作于1932年，反映了在黑暗年代对美好前途的憧憬。刘天华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政府当局歧视音乐教育，学术界以主张非乐的“墨学”成名的“哲学家”兼“文学家”胡适又很得势，甚至还流传着周作人之流所常说的“吹吹打打几个月便学得会的音乐，还要成立系吗?”那样公开反对和鄙视音乐的论调。经费常被克扣，民乐处境更加险恶。[13]刘天华以非凡的毅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以铁的事实证实了他“国乐改进”的主张，赢得了社会民众一定的信任和支持。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有一批经典作品和艺术传人作为物质基础，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代二胡学派——刘天华二胡学派的创立，对我国二胡事业的发展和整个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蓝玉崧.刘天华和民族器乐的发展[J].群众音乐,1979(11).
[2]刘天华.刘天华全集[C]. 刘育和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3]陈振铎.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同[2]p187.
[5]田柳.江南丝竹能手周少梅[J].音乐爱好者,1989(4).
[6]钱永贤,扬祖耕.近代国乐名家周少梅先生[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2).
[7]田柳,张耀宗.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J].人民音乐,1983(5).
[8]倪志培.周少梅的艺术生涯[J].编委会.中国二胡名曲荟萃[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9]同[2]p185.
[10]同[2]p189.
[11]肖伯青.忆刘天华先生[J].人民音乐,1982(8).
[12]刘育熙.刘北茂纪念文集[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13]杨荫浏.在困难中奋斗的刘天华先生[J].音乐研究,1980(2).
On Liu Tianhua and the Breed and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rhu School Shu Xi
Abstract:
Under the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 Liu Tianhua encouraged the reform of erhu and ga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for his great efforts, erhu school is experiencing its breed and establishment too.
Key words:
Liu Tianhua; erhu; modern school; breed; estanblishment
摘要：刘天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倡导民族乐器二胡的改革实践，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对我国二胡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刘天华；二胡；现代学派；孕育；创立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2－0007-04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弓弦乐器，它的音色优美、能刚善柔、表现力强。从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奚部落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摩擦发音的奚(嵇)琴算起，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直到明清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二胡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与发展，形成了皮膜类和板面类的20余种型制的胡琴大家族，和我国的其他器乐艺术一样都是在民间状态发展着。
著名音乐史学家蓝玉崧说：“民族器乐在古代的发展，尽管有许多变迁和转折，有起有伏，但成就是辉煌的，根柢是深厚的，多数时期在世界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音乐陷入到异常荒芜的境地。为数有限的演奏者，抱残守缺地传习着少量古曲；民间团体寥若晨星，奄奄一息，自生自灭。大量的传统优良乐曲频于绝灭，而又不见有发展的生机。”[1]
到了“五四”时期崛起了一位卓越的民族器乐革新家刘天华，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倾注于对民族音乐的改革事业上。他说：“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果腹；比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2]因此，他把改进器乐的志向，首先致力于二胡这种较能普及于民众的乐器。陈振铎教授说：“二胡表现力强，发音近人声，而且种类繁多……，轻便易持，价廉物美，独具一格。这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人民大众的民族乐器。……当年刘天华之看中二胡，是有远见的。”[3]刘天华既勇敢地顶住了当时全盘西化、鄙视民族音乐的潮流，又以铁的事实批驳了排斥西方文化，复古保守的国粹派暗流，坚定地走兼融中西的道路。他对国乐改革是全方位的，其中在二胡方面成就最为辉煌。他把仅作伴奏、合奏的民间二胡提高为一件十分成熟的独奏乐器，成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去传授，创建了新型的二胡学派，被人们称之为刘天华二胡学派或现代二胡学派，现今有关专业人员几乎都是这个学派的继承者和推行者。刘天华的业绩不仅为这门艺术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的新篇章，而且还推动了其他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刘天华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器乐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一、现代二胡学派的孕育和创立
（一）孕育时期(20世纪初至国乐改进社成立以前)
刘天华出生在丝竹之乡的江阴，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刘天华在常州中学就读和开明剧社工作期间就学习各种西洋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接触了民间音乐和戏曲。剧社解散回家乡小学任教，多方接触民间艺人，他越发认识到民间音乐的生命力，感到中国乐器最能吻合中国人的口味。可是由于国乐之凋敝状况，乃蒙起了改进国乐的意念。他在1927年《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中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很惭愧的事。”[4]这段时期也恰恰是刘天华开始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琵琶的前后。刘天华出生的1895年，正是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那一年，中国社会就此加速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处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1915年春，20岁的刘天华遭受了一连串人生的沉重打击，丧父又患病失业，真是雪上加霜，国难家愁使一个有志青年痛心愤慨，产生了人生将往何处去的思索和追寻。偶然上街购得一把二胡，每日拉奏，以琴声来慰藉心中的忧伤，随而产生《病中吟》旋律的初稿。《病中吟》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作曲家创作的二胡曲，至1918年相继完成了《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的初稿，为将来二胡学派的创立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刘天华如饥似渴地学习民间音乐，以擅长佛曲的僧人为友，拜民间艺人和名家为师学习二胡、琵琶、古琴等民族乐器，从1917年至1922年向周少梅学习二胡，1918年向沈肇洲学习琵琶。周少梅在民乐方面的革新和造诣对刘天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周少梅是一位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家 (1885—1938) 。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困的音乐世家，其父周静梅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琵琶圣手”，其兄也是丝竹能手，在父兄影响下，少年时期周少梅就学会了二胡、琵琶等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又勤奋好学，广采博收。他向当地区众多的民间艺人、名家学习各种民族乐器、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也曾向他的学生刘天华学习过古琴和二胡。周少梅演奏的二胡、琵琶、三弦、箫、笙、笛等乐器，格调清新、形象生动，人人为之倾倒；而运指如飞的娴熟技法，个个从心底里佩服，誉满江南。他奔波于苏州、无锡、常州、常熟等地挂牌演出，还应邀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开民族器乐演奏会，录制唱片，深受中外听众欢迎。[5]
周少梅是我国最早的国乐教师，第一个使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登上学校讲坛的人。他通过自已的艺术实践，冲破当时社会极端鄙视民乐的传统偏见，开拓和发展了民乐的新局面。190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30余年间，他先后被无锡、常州、苏州等地的20余所中小学聘为国乐指导员和音乐教员。他在教学中耐心细致、因材施教，先教会习奏音阶和拍板念谱，然后学习民歌小调，再传授当时较为流行的六板及其变体，直至三把头指法的《虞舜熏风曲》。每次都为学生示范演奏或演唱。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采用工尺谱加注简谱的方法，自己记谱整理，动手刻印了许多讲义，均为曲调优美、内容健康的教材。其中有民歌小调、戏曲音乐、民间乐曲还有刘天华的二胡曲，以及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1924年至1934年10余年间他先后编印了《乐乐集》、《国乐集》、《戏曲集》共3册，计138首。他的二胡曲包容了二胡的6种基本弦式，在我国20、30年代像这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而又比较完整、系统的音乐教材是罕有的，他的意义还在于改变了“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方法。周少梅的学生中有不少的国乐杰出人才。如：刘天华、阿炳、吴景略、陈俊民、勇士卫、勇士铿(以上3人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附属实验学校任国乐教师)、徐骏佳(任百代公司民乐队员在聂耳领导下灌过许多唱片)等。瞎子阿炳也拜周少梅为师，两人在无锡城里，锡北农村相叙，切磋琴艺联袂演奏传为佳话。
周少梅也是一位民族器乐革新家。他在民间二胡换两把位的基础上创造了三把位的二胡技法，为了适应新的需要，还改革了二胡，他在制琴师傅的支持和配合下精选用料，改革了二胡，拓宽了音域而且改善了音色，增强了二胡的表现力。周少梅的改革二胡和他改编的《虞舜熏风曲》轰动一时，为二胡从伴奏乐器升华到一件完美的独奏乐器开辟了广泛的途径，并使二胡初步成为一件独奏乐器。1930年和1935年间，周少梅还联络江阴、无锡、常熟、镇江、南京等地的国乐爱好者成立了“香山丝竹社”，倾力支持刘天华创办的“国乐研究会”定期对国乐的普及、继承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和技艺交流。[6][7][8]很显然周少梅对刘天华改进国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刘天华对国乐的贡献正是对周少梅国乐事业的光大发扬，周少梅的业绩对现代二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国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刘天华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二胡导师，虽然40元的月薪仅为原来在常州市的一半，给家里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刘天华为了施展改革国乐的抱负，欣然前往。二胡这件乐器在我国音乐史上自此开始被列入高等音乐学校的专业教学科目。当时音乐界有主张以西为师，全盘西化和返古复旧、雅乐至上的两派各执一端，刘天华以先见者的睿智，提出了科学而辩证的看法：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已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9]为了实现改进国乐的理想，他到北京后继续以非常人所能及的“恒”与“毅”继续学习中西音乐、三弦拉戏、民间小调、昆曲等民族民间音乐，同时已经28岁的刘天华又从托诺夫学习技法最难的小提琴。他每天苦练6、7个小时，直至罹病，从未间断，进展非凡，使曾经摔过他谱子的托诺夫刮目相看。几年间已赶上或超过了当时在北京被人推崇的小提琴家，成为他教授小提琴课的三所大学中，学生最多的小提琴教师。1927年，刘天华又向范天祥学习理论作曲。几年的艰难跋涉不断取得成绩。1923年冬，北大音乐传习所师生音乐会上学生徐炳麟首次演奏了《病中吟》，引起了震动，师生们耳目为之一新，二胡成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乐器。徐炳麟拉的二胡发音纯朴优美，十分悦耳，1923年至1926年间，《空山鸟语》、《月夜》也是由他在传习所师生演奏会上首次演奏。刘天华到京半年后应萧友梅先生介绍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前身)担任国乐课，1926年又介绍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时除琵琶、二胡外，还担任小提琴课，深受学生欢迎。由于教学成绩及能力的增长，同年后即被升为教授，逝世前一直在此三所高校教课。
在那战乱的年代，政府腐败，音乐没地位，国乐更被歧视，他于1926年创作了《苦闷之讴》，表现了内心的苦闷以及乐观精神和决心奋斗的意志，尾声在痛苦的情绪中结束。不久又谱写了《悲歌》，正如刘天华当时所说：“目睹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的停办，凡我同人无不疾首痛心。”[10]他在这首乐曲中充分地表露了愤懑、挣扎、探索、理想、希望的情调，表达他对旧社会的诅咒和不满情绪。他于1921年和1925年利用暑期在江阴组织了“国乐研究会”，邀请了国乐名家和爱好者，研究二胡、琵琶、丝竹合奏、十番锣鼓等，他介绍了自己的《病中吟》及《月夜》初稿，恳切地提醒名家们要高瞻远瞩，把国乐精粹和自己手上的名曲推广出去。经过艰苦漫长的孕育时期，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时机已经成熟。
(二)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时期(1927年5月国乐改进社成立至1932年6月刘天华逝世)
刘天华在国乐改革的道路上跋涉，他在创作、教学、演奏、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和得到公 认，一批有志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1927年5月15日由他发起，组织并为之出人力、物力的国乐改进社宣告成立。其宗旨在提倡、改进、发扬中国音乐。该社呼吁：要探索国乐的发展历史，调查现在的各种流派、乐器、谱调以改进国乐，创造新的乐谱，给国乐一种新生命。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并非少数人的精力能达到的，恳切地希望有志者的加入。国乐改进社的成员主要是北大、女大、艺专跟刘天华学习二胡琵琶的学生以及社会上的音乐家，此外，还聘请了萧友梅、刘半农、赵元任、杨仲子、田边尚雄等这些有名望的音乐家、教育家、理论家10余人为名誉社员。国乐改进社成立后，开过学术讨论会、社务会，为了普及音乐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组织音乐会，参加社会活动，为支持济南惨案后援会而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募捐音乐会，搜集民间乐曲等，大家都十分出力，刘天华更是把个人的精力，才智都与这个社结合在一起。他始终以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为目标，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他的理想。国乐改进社成为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在北京较活跃、较有成绩、对以后大有影响的音乐团体[11]。从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到刘天华逝世，一个无形的学术社团组织已经创立——即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二胡学派”亦称“刘天华二胡学派”。
二、现代二胡学派的理论基础
刘天华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如：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的观点，“改进国乐”的观点，“中西融合”的观点等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理论结合实践，既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继承而又提倡对西洋音乐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以走中西融合的道路改进国乐，发展中国音乐，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以上种种观点和论述不仅影响了当时音乐界的一批年轻人甚至还影响着至今国乐界的几代人，也是二胡学派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指南。
三、现代二胡学派创立时期的教学业绩
刘天华的教学业绩是二胡学派足以创立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刘天华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位把“地位庸微”的二胡列为高等艺术院校正式学科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的教材和作品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和技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规范了二胡的定弦，将传统的三把位扩充为五把位，同时吸收了小提琴的新把指法，使换把更为完善。他还对左右手技法进行了规范，制定了系列的技法符号。他借鉴了西洋乐器的系统化训练程序，编写了47首由浅入深的二胡练习曲，尽管还属于初级程度，但就其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而言至今仍不失为练习曲中的样板和教材中的范本，被广泛采用。刘天华的创作的10首二胡曲是“中西融合”成功的结晶，在表现时代和现实方面，为民族音乐走向现代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他的练习曲和乐曲都是现代二胡学派得以立足的物质基础。
刘天华在教学中培养了一批改进国乐的中坚力量，二胡方面有：吴伯超(1927年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二胡、钢琴教师，1942年至1949年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储振华 (师竹)，30年代前后江南地区播撒着民族音乐的种子，后为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徐炳麟、肖伯青、沈仲章(曾参与《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的编辑工作，负责文字的全部校译工作，刘天华名曲《悲歌》第一种弓法的传谱人，曾任上海中国管弦乐团顾问，中央音乐学院特约研究员)金式斌、陈振铎(曾参与《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的编辑工作负责全部乐曲遗稿的整理，《悲歌》第二种弓法的传谱人。后为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蒋风之(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他们都是刘天华二胡艺术的第二代传人，有的后来虽未从事二胡专业工作，但这批人对现代二胡学派的创立和国乐的改进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天华英年早逝是我国民乐事业的巨大损失，宏伟而周详的国乐改进计划中断了，国乐改进社的活动终止了，《音乐杂志》从1928年1月10日第1期起，至1932年第10期停刊，可见他的努力是何等的重要。所幸还 有他培养的几位弟子作为民族器乐教育家、作曲家、演奏家将他的理想和事业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四、现代二胡学派创立时期的作品
刘天华的10大名曲，每首都有各自的个性和独特的音乐语言，生动、细致、准确、深刻地表现了“五四”前后对黑暗现实不满而又怀抱光明理想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愤懑、挣扎、探索、理想、希望和他们的生活情趣。从表现意境和情绪来划分，可归纳为三个类型。
（一）第一类作品，表现了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苦闷、彷徨、愤懑、挣扎、探索、向往。有：《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等，以《病中吟》为代表 (《病中吟》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人20世纪音乐经典作品奖”)。《病中吟》表达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国难家愁使一个有志者痛心愤慨，心中苦闷如病，产生了人生将向何处去的思索与追寻，故原名《胡适》或《安适》，深刻地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探索出路，在社会阻力面前挣扎反抗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不妥协情绪。刘北茂教授说：“这个作品是在病中吟咏而成的，但它不是一首绝望的歌，而是浸透着血和泪的悲愤的呼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天华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他所憧憬的理想，是他20年来坎坷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病态社会的重压下一大批像他那样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的心声。[12]
（二）第二类作品，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赞美。有：《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等。《空山鸟语》1918年初稿，1928年完成，描写空山幽谷，百鸟鸣啭，在幽静的环境中展现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本曲采用了多段体的结构，曲意清新，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月夜》(1918年初稿，1924年定稿)描绘了月白风清、清幽恬静的良辰美景，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旋律里，不仅深刻细致地表达了美的感受和美的情怀，而且更多的是体现了“思绪万千”的不平静的种种内心世界。《闲居吟》作于1928年。国乐改进社的成立，《音乐杂志》的出版，使刘天华的心境比较愉快，乐曲带有假日闲居家中的生活意趣，多段体，采用层层展开的悠长旋律和泛音乐段，刻画了一种深远的意境和沉思的精神世界以及恬适愉快的心情。
（三）第三类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社会进步和事业的追求，展望未来充满信心。作品有《良宵》、《光明行》、《烛影摇红》等。《良宵》作于1928年1月除夕之夜，作者与友人守岁时即兴而成，反映了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在事业上取得进展时的喜悦心情和对未来的展望和信心。《光明行》作于1931年，刘天华说：“因外国人都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证其误”。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坚定明快，节奏富于弹性。表现了作者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和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乐曲成功地借鉴了西洋带再现的三部曲式，运用转调、模进、移调、大三和弦分解进行等创作手法和小提琴的连顿弓、颤弓等技法，在民族传统旋法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因素,不但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而且令人耳目一新。蓝玉崧说“它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用进行曲形式所写的器乐曲”。《烛影摇红》作于1932年，反映了在黑暗年代对美好前途的憧憬。刘天华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政府当局歧视音乐教育，学术界以主张非乐的“墨学”成名的“哲学家”兼“文学家”胡适又很得势，甚至还流传着周作人之流所常说的“吹吹打打几个月便学得会的音乐，还要成立系吗?”那样公开反对和鄙视音乐的论调。经费常被克扣，民乐处境更加险恶。[13]刘天华以非凡的毅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以铁的事实证实了他“国乐改进”的主张，赢得了社会民众一定的信任和支持。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有一批经典作品和艺术传人作为物质基础，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代二胡学派——刘天华二胡学派的创立，对我国二胡事业的发展和整个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蓝玉崧.刘天华和民族器乐的发展[J].群众音乐,1979(11).
[2]刘天华.刘天华全集[C]. 刘育和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3]陈振铎.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同[2]p187.
[5]田柳.江南丝竹能手周少梅[J].音乐爱好者,1989(4).
[6]钱永贤,扬祖耕.近代国乐名家周少梅先生[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2).
[7]田柳,张耀宗.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J].人民音乐,1983(5).
[8]倪志培.周少梅的艺术生涯[J].编委会.中国二胡名曲荟萃[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9]同[2]p185.
[10]同[2]p189.
[11]肖伯青.忆刘天华先生[J].人民音乐,1982(8).
[12]刘育熙.刘北茂纪念文集[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13]杨荫浏.在困难中奋斗的刘天华先生[J].音乐研究,1980(2).
On Liu Tianhua and the Breed and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rhu School Shu Xi
Abstract:
Under the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 Liu Tianhua encouraged the reform of erhu and ga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for his great efforts, erhu school is experiencing its breed and establishment too.
Key words:
Liu Tianhua; erhu; modern school; breed; estanblish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