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主角飞升故事中人物形象塑造探析
内容摘要：在“三言”的编撰过程中，部分以前代故事为母本创作的作品中有主角飞升情节的增补，这一新情节的出现使得故事的出场人物产生了相应变化。本文将作品中增补的角色分为市井百态、仕宦之徒、邻里亲友和仙人的凡间化相四类。通过对此类角色的语言、心理、行为塑造，真实展现出当时流行的社会观念，蛰伏的阶级矛盾和市民阶层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对原本故事主旨的表达产生了影响，符合当时时代风貌的新主旨由此出现。而主旨迁移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传播方式变革、俚俗市民趣味兴起、道教盛行与作者冯梦龙个人审美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三言” 主角飞升 人物形象
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陆续推出了他收集、加工、整理的话本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收录的作品中，部分故事以对前代作品改编再创造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在《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薛录士鱼服证仙》和《杜子春三入长安》三个作品中，与《清平山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续玄怪录·薛伟》、《玄怪录·杜子春》相比都有所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即是这三个故事在冯梦龙的改写中都出现了主角飞升的结局增補，因此这些故事在出场人物、语言、情节和主题思想上都围绕这一情节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将以增补人物的分类、塑造方法、出现原因几个角度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一.增补或改写人物形象及作用
“三言”中改写类作品在故事人物设定方面以前代作品为蓝本，在承袭原故事人物设定的基础上对部分人物进行了调整，并增补了一些符合时代特征的角色。《薛录士鱼服证仙》和《杜子春三入长安》对于原作的扩充主要体现在新的故事人物及其带来的情节延展和叙事方法的变迁上，对于原作中已出现的角色不曾出现大的设定变动，即使在新情节中也基本延续原本的行为方式，对新情节中的人事做出符合其性格特点的反应。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与《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相比，则对主角柳七做了一些调整，集中体现在柳七姑苏救月仙这一情节上，与此同时，增补谢玉英、吕夷简、仁宗皇帝等角色。使得柳七从《玩江楼》中设计强占民女的恶霸变成正义施救、具有成人之美品质的温雅落拓的儒生。①此外，这三部作品为更好叙事表达，设置了数十个新人物，本文将以这些增补人物作为重点进行探讨。
（一）市井百态
妓女、酒家、市井混混皆是城市街头的亮丽色彩，这些人物为市井生活增添了许多烟火气息，文章中这些人物的出现为主要人物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更加生动真实而充满活力的舞台。这类角色大多未着重笔，但非常鲜活，他们真切地反映了笔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生活情境，且在改写后的小说中，这些人物与主角交往过程中流露出的态度自然表明了主角的社会地位和时代风气。这类人物大致可分为酒家和帮闲食客两类。
以《杜子春三入长安》为例，文本中的酒家在杜子春无力支付酒资后与子春发生争执，在老者的解围下才罢休。帮闲食客则是杜子春在扬州结识的一群纨绔子弟，成日撺掇他奢靡度日，在他有钱时趋之若鹜，钱财散尽后纷纷离去。他们是城市风景的点缀，也是矛盾冲突的制造者，促成情节渐进发展。
（二）仕宦之徒
“三言”故事对依附统治阶级而生存的人物增补，可以使我们窥见笔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一隅。
《薛录士鱼服证仙》中“门将”这一新人物的加入，在丰富故事层次的同时，也体现了主角的仕宦环境及其日常交往和所处的人际关系。门军胡健在取鱼的张弼进城时出现催促他，传达裴县尉的指令。薛伟对他发出多次求救，并在情急下恩威并施，真实地展现了薛伟平日的工作状态。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增添的仁宗皇帝和宰相吕夷简属于封建社会顶层的统治阶层，柳七在这二人强权影响下因诗被免，暗示当时统治者任人不明及由上至下的黑暗政局。同时，仁宗皇帝和吕夷简使得柳七遭逢仕途绝境，他因之醉心创作、走向自放，凸显了柳七洒脱自在、不慕功名的人生态度，对后文柳七受玉帝征召飞升情节起了推动作用。
（三）邻里亲友
邻里街坊和亲眷妻子可以说是和主角交往最频繁的角色，从他们对主角的态度可见主角的日常为人和道德品性，也为主要角色增加了些许的市井人情，使得角色更真实可感。这类人物在“三言”的改写中增补最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主角及重要配角的妻子，《薛录士鱼服证仙》中的薛伟妻子、赵干妻子，《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夫人;一类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主角亲眷及邻里街坊，如《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邻里和众亲眷;一类是主角的红颜知己，如《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中的妓女谢玉英。
第一类人物是主角及重要配角的妻子。如《薛录士鱼服证仙》中薛伟的妻子和《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夫人。这两位主角夫人在整个故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她们的存在是作品情节的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薛伟夫妇和睦，七夕夜里两人对饮，薛伟因此受风寒卧病在床;杜子春夫人作为名门闺秀，不管家里开支用度，任凭杜子春挥霍钱财。且两位夫人的活动推进情节的进一步开展、为故事的结局埋下伏笔。薛伟妻子精心照料薛伟，为他上老君庙祈福，找道人李八百诊治薛伟，是薛伟元神返回肉体后上山还愿，遭逢神仙点化最终飞升的引子。杜子春夫人则在丈夫首次上云台帮助老者炼丹失败后鼓励他，并在她的支持下杜子春二上云台。另外，这类人物角色的结局类似，均同丈夫一道飞升。
《薛录士鱼服证仙》中赵干的妻子作为重要配角的妻子相较以上两位则着墨较少，但展现出更多的世俗人情。她埋怨丈夫将渔网弄破，直接导致赵干前往东潭钓鱼捕着薛伟化成的红色鲤鱼。并且在她的劝说下赵干将鱼藏起来，以求将鱼昧不报官而卖给鱼贩多赚几文。展现了薛伟治理下普通百姓的生活。
第二类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主角亲眷及邻里街坊，如《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邻里和众亲。这类角色着笔较少，以一种模糊的群体面貌出现，他们仅有身份而缺乏性格，仅仅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种符号式角色出现。这些人物在丰富推动情节的同时，从本团体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角度关照主角形象并展现市井生活和风俗人情。众亲眷对杜子春历次的求助冷眼以待，甚至讥笑嘲讽他，但在老者资助子春后，对他的态度都有所软化。最后他们拒绝杜子春同筑老君像的邀请，眼看着杜子春夫妇飞升成仙。而街坊邻里在酒家向杜子春追讨酒债时热心问询，并道出杜子春是个败子的事实。这类角色反映了人性在金钱的异化下日趋麻木冷漠的残酷现实。
第三类是主角的红颜知己，例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的妓女谢玉英。谢玉英钦慕柳七才名，置酒款待、殷勤留宿路过此地的柳七数日。并在柳七离开时与柳七定下海誓山盟，约定杜门绝客以待柳七归来。但是，由于长久不得柳七音信并迫于经济原因，谢玉英一年后毁约。被柳七发现毁约后谢玉英羞愧万分，追随柳七前往京师侍奉他，并在柳七死后帮他置办丧事。柳七离世不久谢亦病终。该人物的增补为柳七的超绝的人格魅力和倾世才华作例证，并为故事增添了些许传奇色彩。
（四）仙人的凡间化相
《薛录士鱼服证仙》相较原作《薛伟》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老子在凡间的化相牧童和李八百角色的增加为文章更添一些神秘气息，同时也是明末道教盛行在文学中的体现。
牧童在薛伟病愈上山还愿时突然出现，点出薛伟的前世仙籍后又化风而去。
道人李八百作为薛夫人请来为薛伟看诊的大夫，在薛伟昏迷不醒时提出看管好薛伟的肉体，并为他点七星灯看寿尽与否。在薛伟受牧童提点后再次点化他，最终同薛伟夫妇一同飞升。
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证析
（一）通俗的語言描写
“三言”的语言描写具有口语色彩，表现了不同职业、身份、性格的人的特点。并且通过人物间的对话间接映射当时的社会风貌。
《薛录士鱼服证仙》中赵干夫妻的对话非常具有寻常世俗夫妻的生活气息，赵干弄破网后的夫妻夜话和钓着大鱼后赵干妻子的提议是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窘迫，抗风险能力差的真切体现：
“我们专靠这网做本钱，养活两口。今日连本钱都弄没有了，那里还有余钱再讨得个网来？况且县间官府，早晚常来取鱼，你把什么应付？”
“我想这等一个大鱼，若被县里一个公差看见，取了去，领得多少官价？不如藏在芦苇之中，等贩子投来，私自卖他，也多赚几文钱用。”②
这些市侩的“斤斤计较”反映的是官民关系的紧张，与文章开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派官民和睦的情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文章开头营造的君臣义，夫妇顺的和谐假象被打破，儒家社会理想破灭，讽刺意味十足。③
同时，赵干藏好鱼后对妻子的话：“若多卖得几个钱时，拼得沽酒来与你醉饮。”别有一番温情，是下层劳动人民乐观顽强、努力追求更好生活的真实写照，显得格外血肉丰满。
而文末作为道家祖师老子的凡间化相的牧童开口便是：“薛少府，你可晓得吗？”这类玄妙语言，接着便向薛伟介绍他的神仙前世，非常符合神仙缥缈、超凡脱俗的形象。
《杜子春三入长安》中杜子春妻子、众亲眷、邻里、酒家都各有语言描写，不同人物的语言各具特色，反映不同的人物性格、身份、性别，但都有通俗化的特点。杜子春妻子的知书达理，众亲眷的世故、邻里的冷漠既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也通过他们的语言呈现出来。同样是市侩，众亲眷的话透着讥诮和世态炎凉，邻里的话充满戏谑和调侃，而酒家则直白和功利得多。这些颇具特色的语言体现了凡尘俗世百姓的生活日常，表达了当时唯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谢玉英对耆卿恋慕非常，并许下山盟海誓，一心要相随柳七官人，侍奉箕帚：“既蒙官人不弃贱妾，从今为始，即当杜门绝客以待。切勿遗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是热恋中女子对恋人浓烈爱意的一次集中迸发，显露了玉英虽身处泥淖仍对美好爱情和新生活有向往之心。
（二）细腻的心理描写
作为中国正统的叙事文体，史传一向排斥直接心理描写，因为人物的心理活动若非人物自己泄露，作者无法知道。于是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就有些许妄自揣度意味了，读者会因此怀疑文本的真实性。为了取信于读者，中国的叙事者们常常只写人物的外在言行。④但“三言”则突破了这种限制。《杜子春三入长安》中众亲眷们对杜子春银子来路的恶意揣度，《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谢玉英对柳七的短暂背叛的内心挣扎巩固了人物性格特点，拓展了原本故事叙事的维度。
谢玉英因柳永在外做官长期不归、音信全无，开始怀疑柳永是否对待这段爱情如自己一样严肃认真：“想着五夜夫妻，未知所言真假”，又考虑到生计问题，重又开始开门接客。她的心理展露了女性要求在爱情中的男女双方地位平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谢玉英在无望的等待中怀疑这段爱情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并在纠结之后选择毁约，并且经济问题也成为促进她毁约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她在道德上就同唐代文学作品中大多被塑造成明艳动人、温柔贤淑的形象的“名门闺秀式”风尘女子大不同了。前代文学中的风尘女子虽然不幸沦落风尘，但是在德行上仍然是严守封建礼教要求的完美女性⑤，而谢玉英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痴情而严守礼教和闺训的楷模，她更加有血有肉、真实可感，具有张扬的人物性格。作者改写故事时打破了对此类形象的程式化塑造。
（三）离经叛道的行为描写
鉴于主角飞升结局的增补，作者冯梦龙在改写故事中增加了神仙以及神仙在凡世的化相。这些角色往往行为举止超神迥异、不同凡人，使得作品染上些许神妙虚玄的色彩。同时，作品中凡世俗人对于主角飞升的不同反应侧面反映当时民众对于宗教的态度。
《薛录士鱼服证仙》中牧童的出场“从一个山坡转出来”和离场的“化作一道紫气冲天而去”骤然出现又化成风散去违反常理，却符合道教无拘无束、逍遥自由的特色。李八百和薛伟夫人彼此点化“一笑而喻”寥寥数字并未直接写出二人醒悟的过程，却增添并渲染了两人飞升成仙的虚幻玄妙氛围。
此外，《薛录士鱼服证仙》中邹二衙、裴五衙对薛伟夫妇飞升一事“不胜嗟叹”，甚至以此调笑。《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谢玉英听闻柳七飞升的结局“一步一跌哭将来”，甚至导致自身“过哀，得病亦死”。可见次要主角的亲友们对主角的飞升结局并非完全持敬畏尊崇之心，甚至感到些许的遗憾。这样对于宗教的描写就失去了庄严和玄妙，反而染上浓厚的市井气息，反映出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形态及其文学趣味：在明代道教盛行的背景下，市民阶层按自己的趣味“改造”宗教，常常用玩笑戏谑的态度嘲弄神圣和权威，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⑥
三.人物改写之原因浅谈
（一）市民趣味的兴起
随着明中叶万历新政的实施，明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发生改变，商税降低，农产品出现商品化趋势。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的观点，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品经济兴起，城市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阶层在娱乐文化方面成为主要消费群体，广大文学创作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更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在创作中增添了符合市民趣味的内容，并且在思想观念上向市民趣味靠拢。
综上所述，本文所探讨的“三言”改写的三部作品，在设定出场人物时，反映市井风貌类的角色数量增加，形象多正面可亲，同时对文章主题的转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此类人物增补数量较多，上文总结的“市井百态”和“邻里亲眷”都是属于此类新增人物。这些形象由于贴近城市的生活实景，降低了市民阶层的阅读壁垒，使得他们在消费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容易接受，更有参与感。
而在数量增加之外，此类角色多表现出正直友善等优良品质，以正面形象为主。以杜子春夫人为例，她是一名商贾之妻。她有情有义、知恩图报，面对几次在危难中帮助他们夫妻的老人，提醒丈夫询问他的名姓，以期有朝一日能报答他：“世间难得这般好人，可曾问他什么名姓？等我来生也好报答他的恩德。”且在杜子春第二次前往云台见老人时绝无半点留念：“那老者为何要舍这许多银子送你，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故来点化，怎么还不省得？”
此处对于杜子春妻子的叙写一方面突出了商妇贤达有礼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推进了文章主题的转变。在原作《玄怪录·杜子春》中，故事收束在杜子春未能经受住考验、老人炼丹失败的怅然笔调中，文章主要是对人性的思考，认为人性不可泯灭，而求仙寻道脱离现实。但是经过冯梦龙的改写后，杜子春二次上山，出发前就由杜子春妻子之口点出了此行的目的——求仙，并且在最终获得成功。这样的圆满结局给读者的整体呈现就是杜子春从一个纨绔子弟经过他人的帮助达成了阶层的二层跨越，获得人生的成功。于是，文章的主旨就从对人性的探讨变成了符合市民趣味的浪子回头。⑦
（二）传播方式的变革
晚明时期，印刷技术与印刷业发展迅速并繁荣，小说故事的主要传播方式从口耳相传、手记笔录逐渐过渡到出版物的刊印。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了知识在各阶层传播的广度大大增加，上层阶级对文化的垄断被打破。同时也促进了著书和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市场蓬勃发展。
此外，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刊印的成本大幅降低，创作者的创作篇幅有了扩展的基础，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得以表现，一些与主线关联并不十分紧密的角色有了出现的可能性。譬如《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邻里、酒家和众亲眷的出现与否就对故事的走向并没有影响，这些人物仅仅作为市井生活的点缀而存在。
（三）道教的盛行
明朝各代统治者为维持政权稳定、基本保持遵奉道教的国策⑧，譬如明太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土地庙;明世宗迷信道教，大量任用道教方士，并予以封赏。统治者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民间对道教的看法，供奉道家神仙的宫观祠庙在城镇和乡野比比皆是，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深入百姓的生活。但是民间对于道教的宗教教义不甚关心，缺少深入理解。市民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尊奉宗教，希望得到回馈，期盼神仙的保佑。因此，在文学作品中道教的出世、神秘色彩消解，转而与世俗的金钱观念等融合。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道：“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沿袭魏晋齐梁的审美趣味，神仙道法、精怪灵物、宿命轮回、因果报应是唐传奇的重要内容。在《玄怪录·杜子春》和《续玄怪录·薛伟》中已有关于神仙、灵怪的情节，冯梦龙的改写在原作基础上，为《薛录士鱼服证仙》增加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佛道之争情节，并将宗教进一步世俗化。先是借裴县尉之口表达对佛教虚伪教义的批评，同时将在搭救薛伟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角色设定为道人李八百，点化薛伟的设定为老子凡间化相的牧童并且令薛伟最终骑赤鲤飞升，这体现了一定的抑佛扬道的思想。
此外，《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杜子春三入长安》主人公的结局也都是飞升成仙。这些主角成仙结局的增写，表现了落魄文人、商贾、仕子各种身份地位的人在尘世中遭际不幸，通过贵人的点化或仙界的招引飞升，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个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只得转寻宗教上的解脱。不可不说是明末道教大炽在文化上的体现。
（四）冯梦龙的审美理想
冯梦龙出身破落名门，早有才名，但科举之路不顺，57岁方取贡生，61岁才任寿宁县令。仕途失意和家门破落令冯梦龙亲近市井平民，从而产生“学道毋太拘”⑨这样开阔的学习态度。同时，受李贽、袁宏道等的影响，冯梦龙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复古思潮，重视当代的通俗民间文学并将其地位提升到与汉文、唐诗、宋词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醒世恒言》序言中写道：“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即文言小说由于内容和语言都过于艰涩，无法起到广泛、深度地引导人们懂礼明道。为进一步推广通俗文学，冯梦龙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文学的创作实践活动。
在“三言”改写故事中新增的四类人物中有三类是普通市民阶层的小人物，通过对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摹写再现市民阶层生活图景，达到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的目的，从而使作品被更多人接受和欣赏，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与冯梦龙以文载道、以文济世的审美理想是相一致的。
总之，冯梦龙在对《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杜子春三入长安》《薛录士鱼服证仙》三个故事再创作过程中增补的人物形象，与当世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风貌密切相关;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主角的性格和活动背景趋于丰满，故事的主旨立意也展现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光芒。
注 释
①叶根华，彭新媛.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2，21（04）：92-99.
②（明）馮梦龙编撰.《醒世恒言》[M].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马丽娅.从《薛伟》到《薛录事鱼服证仙》——薛伟化鱼故事的两种文学体裁比较[J].名作欣赏，2014（26）：92-93+97.
④陈文新著.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⑤孔敏.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D].山东大学，2013.
⑥徐薇.明代四大奇书与宗教[D].武汉大学，2014.
⑦孙丽华.杜子春故事所体现的小说趣味漂移——从唐代传奇到明代通俗小说[J].齐鲁学刊，2009（03）：119-124.
⑧王鹏.明代皇室与道教关系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8.
⑨王挺.挽冯梦龙[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1.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重点项目（201810304003Z）
（作者介绍：贾江南，南通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指导老师：施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