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讨
宋才发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有：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生态法治建设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全球意识;国际规则;“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54-1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2015年9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提出来的全球治理思想，强调要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1〕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引了方向和路径，开启了构建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当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亟待学术界对实践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深入扎实的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理论咨询。为此，本文拟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推进全球化治理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解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在同一个稳定的体系里共同运行，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其宗旨就是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誉与共，共同致力于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整个“地球村”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2〕“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兼顾了各个国家发展的民族性和人类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論基础和精神支撑，具有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隶属于“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民生幸福”理念上的价值追求。基本内容由如下四个层面构成：一是自然层面的“自然生命权”;二是经济层面的“物质文明权”;三是政治层面的“社会治理权”;四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文明权”。人类是生态社会的共同组成部分，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因人类发展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灾害。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命运与共”“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共生共荣”。“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把人类命运与共同体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阐释了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相互联系不断加深，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年会上，又进一步向世界系统地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提出了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共十九大报告”以执政党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确认它是“实现中国梦”须臾不可缺少的国际秩序。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要获得全体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党和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总体性的全球意识。中华文明既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又是一种闳放旷达的文明，它是涵养和孕育中国人独特全球意识的精神家园。民众全球意识的培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意识与全球共同体意识相互衔接与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要引领时代并走向世界，只有心中始终怀有全球理念，才能勇于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才能够树立全球意识的博大胸怀和宽厚包容的心态。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必须着力开展闳放旷达的文明教育，塑造人们的意识变革和精神革新，让每个民众自觉意识到自己既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努力提高全民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全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之后，得出了“人本共同体”的科学结论。譬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从不同角度论及到“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和使用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从此自由人联合体成为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里面，人们超越了长久以来形成的阶级性烙印，超越了人们所处的阶级和地域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相互依存的新型社会关系。在人类现存的各种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共同体。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视角看，国家并不是共同体发展的顶点，人类应当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人类共同体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要强行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而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的差别，每个国家、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全球性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就是要坚持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发展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智慧，是当下解决世界性时代难题的理论法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普惠价值、共同价值观，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一个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组成的共同价值观①，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着互利共赢的发展观、义利兼顾的利益观、权责共担的治理观和包容互鉴的交往观，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期盼，突破了具体国家、民族的界限，打通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方向。然而当下的世界仍然不公正、不太平、不和谐，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性质、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时代”的主旋律，即人类社会首次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当人们面对具有全球性的灾难抑或艰难险阻时，仅靠某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应对和无能为力的，只有各个国家共同面对人世遭逢的困难和艰难险阻，共同承担历史的责任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助于完善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构建和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助于推动世界政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
人类只拥有一个共同生产生活的地球，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因而从本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存依赖性和发展共同性。从人类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面对大自然如何求得生存、发展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早期思想家的论著里，“联合体”通常就是指今天所说的村落、城市等群体组织;“联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通过交往方式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于人类生存需求的自然结盟，从一开始就充满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协作。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方案”，不适当地引发了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当下迫切需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重新审视这种偏离“和平与发展”轨道的“现代化方案”。实际上当人类社会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后，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无论国家大小、力量强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整个世界既是“地球村”村民的公共场域，又是“地球村”村民公平公正、平等友好的共同空间，这个时候的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就应当有而且必须有全球意识;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整个“地球村”的村民之间，牢固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新型伙伴关系;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摒弃狭隘偏私的自我中心主义，各国无论大小、力量无论强弱，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现实世界已经不再是各国相互博弈的角斗场，“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建设持久和平的重要目标;就意味着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也不再只是权力的对抗抑或权力制衡，各国之间开始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和规则来协调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参与到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中来，“合作共赢”已经抑或正在成为各国认可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譬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满足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因而沿线4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已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10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各个国家发展能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必须仰赖和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时代呼唤和世界潮流的新思想，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和平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升华，标志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具有崇高的国际道义优势和道义力量，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赞成与支持。
（四）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存在过的一切“联合体”“共同体”当中，无论是自然形成的抑或人们通过有意识组织的，根本动因和本质都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物质利益追求是人们开展发明创造的最初动力。在这里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意识，强调的是隶属于某个具体民族抑或国家的成员的利益;全球意识强调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的相互依存性，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意识的深厚理论底蕴，它既是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更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尤其是为已陷入僵局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当代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只有当它具备了全球意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块坚实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必须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尊重“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倡导“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4〕要想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就需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譬如，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突出强调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着力探寻“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需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必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创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前景。譬如，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从“全球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以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的。诚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快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克服了诸多人世遭逢的困难，赢得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众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有利于有效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遵循和实践“中国方案”，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道，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國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中心的两个超级大国，一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国际关系准则，基本上是以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需要为基础制定的。“超级大国”思维主导和掌控了国际关系的建构，国际关系的运作几乎完全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说话，国家与国家之间呈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局面。1991年苏联剧变改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直下，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有竞争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把“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搬上国际政治舞台，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到处制造局部战争，毫无顾忌地破坏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譬如，引发了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冲突、海湾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为对世界进行疯狂掠夺，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索取廉价资源，另一方面又转手高价推销和出售其工业制成品，达到牟取“双重经济暴利”的目的;在军事上，表现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国防事业，一旦发现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预计在未来有可能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地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和军事威胁，绝对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有军事威胁可能性存在;在文化上，表现为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推行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推崇为全人类共通的价值标准。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行地推销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种普世价值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和普遍性，只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干涉他国内政寻找借口的价值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赖普世价值话语权，在国际社会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少数胆敢“不听话”的国家扣上“专制”“独裁”的大帽子，采取“颜色革命”抑或寻找借口直接推翻他国政府。〔6〕总之，西方政治文化中“普世价值”和“黑白二分”的思维定式，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系列矛盾与纷争的思想根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行为。尽管联合国为此制定了诸多国际准则和祈求共同遵守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各种不同的会议上据理抗争，甚至联合起来以整体的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试图推动构建较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是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舞台上，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对比悬殊，国际关系的发展终究难以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局面，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成为一种不断追求的愿望而已。
（二）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迅速地改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格局以西方为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西方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不合时代潮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以新的、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40余年的冷战，给世界带来了惨不忍睹的损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应有的话语权。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既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国政府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政府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历来主张各国的发展道路应当由本国人民自己做出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既定目标，是中国在国际化发展和全球合作的基本方略，更是中国为促进未来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做出的重要选择。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同周边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通过实现与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国家的和平有序发展，构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打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尽管如此，当下逆全球化思潮在涌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格局并没有摆脱以西方强权为主宰的旧套路，世界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譬如，一些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身价值观念，随意推动国际矛盾升级、破坏国际法治，甚至任性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借助能力超强的互联网技术支撑，不断向世界散布“中国傲慢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断然认定中国“强大必霸”;污蔑中国是未来世界的“灾星”、世界不稳定的“祸根”，妄图通过挑拨世界对中国的恐惧心理，达到他们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图谋。
（三）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7〕。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皆因为生态遭受致命破坏，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抑或中心转移。在中国昔日的“丝绸之路”上，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楼兰古国”①，早已消失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之中，自然界庄严地警告人类绝不可恣意妄为。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类整体以及个体只有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能使人类各个层面的利益获得基本的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与日俱增，人们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灾难，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抑或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事情，已经像瘟疫一样危及整个地球和人类社会。譬如，人们日常议论的大气污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破坏和大面积“雾霾”等，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问题。安全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利益的核心，而其中的“绿色安全”，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安全场域，是人类向往清洁美丽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世界各国处于一个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不只是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能源争夺战和重大传染性疾病，而且面对毒品犯罪、难民危机、信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社会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危机，如果各国都扯起“保护主义”的旗帜，推行“自我保护”策略，“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势必导致世界性的危机加深、矛盾积厚，最终危及和破坏世界和平发展的局面。由于西方国家从未放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固有思维，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美国优先”、美国政府“退群”外交等，其本质从来就不是为了维系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多边贸易自由，而是为了孤注一掷地力保“一超独大”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不至于滑落，丧尽天良地玩弄国际旧秩序，不惜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牟取本国的发展利益，继续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剥削全球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共享繁荣的“全球治理”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的内涵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达到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生态、人权、移民、走私、毒品、冲突和传染病等人世遭逢的问题，以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8〕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旧权力结构和世界旧秩序正在走向衰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新生力量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要求建立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格局的新平衡。发达国家只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抛弃传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适应全球治理法治化的重大转型，与其他国家一道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人世遭逢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把深海、极地、太空和互联网打造成合作共赢的新领域，建设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新格局，才能够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三、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
（一）改革聯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
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它以发展人类公共利益为宗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覆盖全球的国际性组织，构建了一个由联合国调节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宪章》已成为对全球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公约，联合国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联合国宪章》的普遍法律效力，集中体现为凡与宪章的规定相抵触的法律规定，均属无效法律规定。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联合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政策”等，表现出束手无策、缺乏基本的制衡能力，致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体制的有效性产生质疑。针对联合国有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建议尽快改革联合国体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体系”。联合国体制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缔造一个能够实现联合国体制与时俱进、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国际组织，即改建成为一个融“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为一体的、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国际共同体。〔9〕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下的联合国体制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两者在“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上，同样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里所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全球发展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全球安全的共同体，联合国体制改革恰好是围绕这两个共同体展开的。所以，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2015年联合国发展高峰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资源、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消灭贫困、控制跨国疾病传播和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必须与时俱进地覆盖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朝着“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方向发展。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载入了“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决议和“粮食权”决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的理念，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全球经济社会治理总的指导思想。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包括“全球化治理”在内的相关倡议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为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可以说通过联合国体制改革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和质的升华。“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旦建立起来，联合国就能够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法律效力的全面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