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
黄小雪 田利军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观”经历了从“外-内的限制”到从“内-外的内省式”转变，唤醒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使更多的人摆脱了传统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气去挑战，去追求个人的幸福。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也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承担”的“自觉式”转变，使更多的人主动地投入到政治变革中去，为国家的发展主动地付出。产生如此转变的原因有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等方面。这场转变促进了“重视个人解放”“直接行动”“勇担责任”的五四精神的形成。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人自由观;政治自由观;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4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37-09
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一个从对西方器物到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阶段。为了挽救国家，发生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关键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其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激励下，一批追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先导，站在运动的最前方。他们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如李新、陈铁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一书中写的那样，“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1〕。毛泽东也曾评价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
一般来说，“五四”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从狭义上看，是指1919年5月以后半年左右的爱国运动，即政治的“五四”;另一种是指广义的角度看，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这近十年的新文化运动，即文化的“五四”。本文所提到的“五四”，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3〕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本文拟从廣义的角度入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深入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
（一）自由主义的源头
“自由”一词，古已有之，回溯历史，“自由主义”在西方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思想先贤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与自由相关的内容。苏格拉底主张“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4〕。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像我们所说的‘自由人是指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人一样，我们唯独把这种追求第一原因的科学称为‘自由科学，因为只有这种科学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5〕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古罗马时期，再到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一直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
对于“自由主义”的定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在霍布豪斯看来，“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作为一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批判”〔6〕。格雷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标示出这一思想传统的4个特征：个体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普同主义的、社会向善论的。〔7〕除此之外，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在其 300 多年的发展中逐步获得了四方面的内涵： 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哲学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发展从它最初出现时起，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觉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构成哲学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8〕。他们虽有不同，但大都包括了经济自由、个性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内容，本文主要论述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两个方面。
（二）“个人自由观”的转变
1.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个人自由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对于个人自由的问题，更多是受到传统观念和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在不断地反省和融合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逐渐形成系统。严复，便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人物。
从1895年开始，严复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用武力反抗外来的侵略，再到后来的《救亡决论》，这成为严复宣传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开端。严复认为，“惟天生民，各具禀赋，得自由者乃为全受”〔9〕。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前，大多处于时代需求和个人自由发展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开始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发扬个性。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自由观念的约束，有所界限。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虽然不系统，但其发展历史，尤为深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系列与自由有关的概念，《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1〕这些都体现了对于自由和内心解放的追求。明末清初西方自由观念传入中国，此刻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从外部至内部的“被约束的自由观”。这种观念，在严复之前的龚自珍也曾提到过，他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言明，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况凡所云云，又麟爪之余。”〔12〕想说不敢说，敢说的，又仅仅是想说的冰山一角，这种被外部约束但依然追求个性自由的情感，被其表达得生动而又深刻。同样的意思，后来的梁启超也曾说到：“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稳。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指那个模子）。”〔13〕那时的个人自由，有条件，有限制，有范围。在章太炎《菌说》一文中，也体现出了此观点，其称：“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14〕总而言之，“五四”之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个人的自由观，是一种矛盾的、被约束的、有许多外在条件和界限的自由观。
2.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个人的自由观”
一般来说，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便会想到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除此之外，“个人的自由观”内涵的转变也值得我们关注。正如刘再复所说：“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着眼点还是‘群，陈独秀、鲁迅、胡适却破除‘国家偶像，着眼点是‘己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15〕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个人自由观”，已经突破了已有的外在的可见约束力，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心的解放，追求个人的感受，发扬真我的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6〕当时鲁迅也宣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17〕郭沫若也表示：“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的星球。”〔18〕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个人自由观”是从内到外，无外在约束力，遵从内心解放的自由观。
总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观”经历了一个从有形制约到无形无限的过程，这种从“外-内的限制”到“内-外的内省式”转变，唤醒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使更多的人摆脱了传统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气去挑战，去追求个人的幸福。正如毛泽东所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9〕
（三）“政治自由观”的转变
1.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政治自由观”
近代的中国，是一部被压迫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抗争的斗争史。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国门洞开使大量的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传统思想发生改变，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流行，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器物），并创办了一系列军事民用企业。戊戌变法推动政治的改良，辛亥革命为了救国采取了革命的方式。近代历史的发展，无不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知识分子“政治自由观”的变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论事变之亟》中，严复说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因为“自入群以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20〕从以上严复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更多的是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个人自由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更要紧的是国、群之自由，每个人对于国家都有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人生群中，事事须服从，亦事事须自立，不自立，则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群，则不能成一群业，此如车之有双轮，屋之有两墙，并行而立相成者也。”〔21〕除此之外，近代还有许多思想家有类似的观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道：“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22〕这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自由的真谛是团体的而非个人的自由，只有将个人自由服从于团体自由，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时代。后来的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中也提到：“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23〕综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政治自由，更多的是服从，是义务，将个人自由放于国家之下，这是一种被动的，受压制“政治自由观”。
2.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政治自由观”
一提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一定是无法绕开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认为，“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24〕，是立国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国民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这种爱国心应该自己由内到外的感情，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付出。
类似的观点，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也有所阐述，他认为，只有尊重每一个“小己”发挥“小己”的个人才能，先是“小己”，再是国家，将千千万万个“小己”汇合，不断积累，才能逐漸实现社会国家之价值。〔25〕
除此之外，李大钊也曾有过相关的观点。他说：“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多数，乃依公认。多数取决，不过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而已。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26〕在李大钊看来，政治自由，并不是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在遇到问题时，每个人都主动参与，形成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服从，不是强迫，而是一种主动形成的共识。可见，“五四”后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是从个人的自由出发，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去完成国家的政治目标。这是一种主动的、充满责任感的“政治自由观。”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自由观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承担的过程。这是一种从“不可违背的必要义务”到“发自内心愿意去担负的责任”。这使更多的人主动地投入到政治变革中去，为国家的发展主动地付出。正如恽代英所言“求学而不顾社会的实践需要，若非求学不成，便是成而无异于社会，否则亦是在不急不必要的方面，供给了社会，而社会上急要必要的需要，仍然得不着相应的供给”〔27〕。这种新的政治自由观并不是否认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是让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自我的改造，主动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这种从内到外的反省最终会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知识分子“自由观”转变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1.国内政治
从国内的政治来看，当时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主共和政体在中国付诸实践。但是，正如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的那样，“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之后，袁世凯就窃取了政权，使这个‘民国徒具形式而无内容”〔28〕。从袁世凯对于革命果实的窃取开始，到后来的张勋复辟，整个中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虽然后来段祺瑞掌权，但北京政府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整个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这样的社会状况为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多数军阀的“大老粗”及混乱的政治状况在客观上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使其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人们对于民主共和的美好期望与现实的混乱形成强烈的碰撞，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摆脱传统的约束，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接受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文化。这促进了其个人自由观向“内-外的内省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混乱不堪的政治现状也使知识分子意识到，改变现状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有更多的人开始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正如陈独秀当时所言：“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29〕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依靠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依然难以完全改变。只有从个人出发，从更深层次的思想出发，才能真正地改变中国。这有利于知识分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承担”的“自觉式”的转变。
2.国际政治
（1）十月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0〕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想要改变，但毕竟尚未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个人自由的实现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巴黎和会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18年，随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未得到应有的权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国，“弱国无外交”的悲剧再一次上演。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的重要表现。对此，瞿秋白曾指出：“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中国人要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31〕瞿秋白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他们的“自由观”发生了很大改变，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主动地为国家谋发展，自觉地担负起民族的责任，去适应世界的发展潮流。
（二）社会条件
1.社团的建立
五四时期社团组织众多，“据粗略统计，大约有400余个”〔32〕。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北京工读互助团、学生救国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社团的活动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涉及范围广，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这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包括了蔡和森、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曾琦、王光祈等人，还包括了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后来的无产阶级者。
社团的出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他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以至于周太玄后来回忆说：“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33〕由此可以看出，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发展而努力。
2.报刊的盛行
我国近代报刊的产生，深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报刊事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出现一股办报热潮。早期有《申报》《昭文新报》，戊戌变法期间，又创办了《强学报》《万国公报》《时务报》等一系列报纸来宣传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也依靠《民报》来宣传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出现了《新潮》《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 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国内鼓吹新思潮的书报，多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靠这鼓吹的声浪，唤醒了许多服麻醉药的国民，大家从梦中惊醒，看见一线曙光。由这一线曙光，慢慢的大放光明，使得中华民族脱离黑暗世界，这是民国以来最有希望的一件大事。”〔34〕的确，报刊具有开启民智、传递信息、宣传思想、沟通民众等作用，报刊的风行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传递了新思想，有利于知识分子个人自由观念的转变，它也成为了普通民众和国家政治之间的重要纽带，使知识分子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政治建设中去。
（三）思想因素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浅至深、层层递进的过程。西方思想的传入，冲击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思想观念，碰触到了其最深层次的敏感神经，形成了新的思维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35〕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丰富了知识分子认知中自由的内涵，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新的自由观念，追求个人的自由，主动地承担国家的责任，成为更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四）教育因素
1.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
教育是立国之本，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近代中国的教育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戊戌变法时期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新式教育更是发展迅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育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促进近代革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大学为例，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邀请了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马寅初等人任教，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宗旨，这一宗旨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各种学派、各种思想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上碰撞和较量，新生的、先进的思想最终战胜了陈腐的、落后的思想，从而使新思想、新文化得以传播，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来源。”〔36〕新式教育的发展，为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2.留学生潮的兴起
随着国门的打开，除了国内的新式教育，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走出国门，接受西方的教育。主要包括留美、留日、留欧、留法、留苏等。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他于1847年到美国，并最早提出用进步的西方文明使中国富强的观念：“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脚中矣。……以西方之学术，灌渚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7〕从容闳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对于学成归来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在他之后，更多的知識分子纷纷走上了留学的道路。例如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群，其开始于民初，结束于1925年，其高潮时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吻合。据统计，“前后共计有1700名以上的人赴法，最终造就的则是一大批共产党员名人，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徐特立、李立三、蔡畅、王若飞、陈毅、萧三、傅钟、刘伯坚”〔38〕。许多知识分子留学之后，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个人观念不再受到传统的约束，“自由”一词逐渐成为共识;与此同时，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学习，也成为其建设国家的重要武器，更多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综上所述，内外交困的政治状况、社团的建立、报刊的发行、思想的解放、新式教育的发展、留学风潮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知识分子“自由观”转变的影响
（一）“个性自由”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对于个人个性的解放。这种“个人解放”的精神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努力寻找自我，反省自我，追求个人的理想，实现自我价值。按照胡适的观点，“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39〕。在《共鉴五四》一书中，刘再复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健康的个人主义除了意识到个人独立人格的重要，还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相关的，绝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意识到这种的相关性，就是不仅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也会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于是，在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反省的力量。”〔40〕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有此种魔力的。至此以后，人们开始真正地认识自我，反省自我，追求自身的价值，形成自我的独立人格，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担负起改变国家的责任。正如高力克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中说的那样，“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价值内核。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是中国启蒙时代之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最深刻的思想表征，它是中国人从思想上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41〕。个性的解放，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人民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历史。而且这种精神并不是只属于当时，它也随时代的脚步，流传到了今天，融合成了我们每个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直接行动”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影响便是形成了“直接行动”的精神。五四之前的知识分子，面对困顿时，更多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与改变，而缺少了很多实践性的行动。对此，陈独秀谈道：“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42〕这的确是从理论到付诸行动的重大转变。所以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提到：“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者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讼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43〕
除此之外，恽代英也说：“说而不能行，行之不切实，不勇猛，故是说者。徒为口说争辩之资料而已，吾等望以口说争辩救国家，此岂非说饼而欲求饱腹乎？故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凡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国，既非此吾人不能有丝毫贡献于国家。”〔44〕这就是说，既要言，更要行，只有言行一致，将理论投入到实践中去，才可以挽救中国，才算是对国家有真正的贡献。通过实践斗争，人民群众的觉悟大为提高，感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正如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指出的那样：“真正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45〕
“直接行动”的精神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它有助于中国更多的人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改造之中，是促进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全新的“责任”意识（从被动到主动）
梁景和在《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中提到，“五四时期把个体作为历史主体，张扬人性，呼唤人的至上权利，一度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潮，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张扬‘个性主义最显著的时期”。〔46〕这里的个性主义指的是以个人自由为中心，注重追求个性的解放，但这种“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而是从自我内心出发，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所遵循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更应该称之为一种“被动的社会义务”。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们更多的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正如《胡适的声音》中，胡适提到的那样，“自从五四运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地与恶化的挣扎”〔47〕。这是一种“主动的责任”，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就给“自由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全新的“责任意识”，使更多的人愿意主动地承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他们把个人个性的发扬与争取民族解放相结合，开始踏上一条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就个人而言，它并不是完全的自我的意识的放纵，而是由内到外的表达，是言行一致，它满足了人自然向善的欲望;就国家而言，集体和个人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容，达到共同舒适的最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的“自由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使人们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在约束到内在反省的巨大转变。正如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提到的那样，“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48〕。五四运动的的确确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变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尚未提到的轉变和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以后继续探讨、研究的。虽然“五四”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其精神永存，并和时代相融合，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 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
〔2〕〔28〕 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7，31.
〔3〕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0，831.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M〕.康雪，王钊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2.
〔6〕〔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
〔7〕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M〕.曹海军，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
〔8〕 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29.
〔9〕〔20〕 严复.论事变之亟〔A〕.王宪明.严复学术文化随笔〔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5，184.
〔10〕 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11〕 孟子全集〔M〕.北京：天地出版社，2017.8.
〔12〕 刘心坦.试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2，（10）.
〔13〕 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个性主义〔J〕.社会观察，2004，（11）.
〔14〕 章太炎.菌说〔N〕.清议报（三十、三十一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
〔15〕〔18〕〔40〕 刘再复.共鉴“五四”〔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2，149，132.
〔1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3.
〔17〕 鲁迅.热风〔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4.37.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51.
〔21〕 康有为全集：第8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0.
〔22〕 梁启超.新民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61.
〔23〕 孙中山选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82.
〔24〕〔42〕〔43〕 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三联书店，1984.67-68，479，518.
〔25〕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J〕.青年杂志，1915，（1）.
〔26〕〔45〕 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43-544，26.
〔27〕〔44〕 恽代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69-70.
〔29〕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35.
〔3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1〕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
〔32〕 黄英，赵伟华.五四时期的社团〔J〕.社团管理研究，2009，（4）.
〔33〕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A〕.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卷〔C〕.北京：三联书店，1979.539.
〔3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M〕.北京：三联书店，1979.550.
〔36〕 孔雀.五四运动爆发原因新论〔J〕.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8，（3）.
〔37〕 〔38〕周棉.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J〕.河北学刊，1996，（5）.
〔39〕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J〕.独立评论，1935-05-12.
〔41〕 高力克.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J〕.史学月刊，2015，（11）.
〔46〕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5.
〔47〕 胡适.胡适的声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52.
【责任编辑：刘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