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古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
李长林
[摘要]本文解读世界上古史概念和分期要点，同时介绍该学科的由来及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世界上古史，古代社会，古代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50-07
一、世界上古史的基本内容与分期
讲述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史，是人类文明史的序曲。世界各民族都必经这个最漫长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大约三百万年前类人猿的一支进化成人类，从此有了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同自然界斗争取得生活资料而生存。他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社会集团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成果共同分享，没有成果则共同挨饿，时饥时饱。
最初人们使用打制的旧石器，采集和渔猎，游荡不定。后来“血缘家族”，演变为“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分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先母系，后父系，在母系氏族公社全盛时期，生产工具由旧石器进化为磨制的新石器。这导致两项重大的变革：一是由动物的狩猎过渡到动物驯养；一是由植物的采集过渡到植物的栽培。这是“农业革命”，人类开始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社会进入晚期，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个体劳动逐渐取代了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开始为个人占有，进而发展到生产资料也为个人占有。
私有制出现了，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这时的氏族贵族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特权阶级利益不受损害，便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特殊力量就是国家。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能。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宣告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从此进入上古文明社会，大致开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有三个阶段：
初期：五大文明中心的形成（公元前四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
上古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中国文明及爱琴海地区的爱琴文明。它们恰似黎明时的晨星，稀疏地分布着。
中期：文明的扩展与变迁（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
中国商周时期文明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这时印度文明扩展到恒河流域。在近东，亚述、赫梯以及腓尼基、巴勒斯坦相继进入上古文明社会。
公元前两千年代末，居于希腊北部的多利安人南下灭亡了迈锡尼文明。后与希腊半岛各地的部落由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建立了斯巴达、雅典等城邦。
到公元前6世纪，近东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伊朗高原兴起的波斯，征战占领整个西亚、中亚、印度西北部以及埃及，形成辽阔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希腊城邦进入铁器时代，后来居上，与波斯帝国较量（希波战争），终于使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成为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历史发展的中心，形成“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辐射。
从公元前6世纪，崛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邦，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经过布匿战争雄踞于西地中海，继而向东扩张，终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取代希腊地位。罗马帝国的统治，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不列颠、南到北非，北至多瑙河流域。公元1世纪至3世纪，在世界上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还有三大帝国即安息、贵霜和东汉。这四大帝国分布大约在北纬20°至50°之间的一条长的弧形地带上，并分别为各地地区的文明中心。
后期几大帝国的动荡和分裂（公元3至7世纪）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境内奴隶制衰落、隶农制流行，人民反抗运动持续爆发。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在日耳曼人冲击和人民起义打击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与此同时，中国的东汉帝国衰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分裂状态，出现了民族融合。笈多帝国和萨珊王朝也政局动荡。印度的笈多帝国到公元7世纪进入分裂状态。伊朗的萨珊王朝经历长期动乱，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史学家通常以7世纪作为上古史下限。
二、上古时代世界各地的横向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特别注重阐明各地区从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逐渐走向互相联系的横向发展过程。
还在原始社会时，人类为寻找获取食物的场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从亚洲的东北部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从中国华南地区经东南亚迁入澳大利亚。人类完成这一过程，大概花费了两百多万年的时间，历经了艰难险阻，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经历了几千年东亚欧大陆从中国的黄河到长江流域，印度的印度河至恒河流域，从西亚、中亚由安纳托利亚至伊朗、阿富汗。从欧洲的地中海至波罗的海、不列颠及乌克兰，此外还有地中海南岸地区，都先后不一的成为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欧亚大陆两端之间，共同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可以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
人类的农耕畜牧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逐渐沿着两条不同道路发展。雨量充沛，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地带，形成了上述的农耕世界。雨量较少，草原辽阔的地带，形成以游牧为主的游牧世界。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偏南，而游牧世界偏北，几乎与农耕世界平行。它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地区，蒙古、中亚、咸海与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都是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连绵的山脉。农耕世界生产力发展较快，其文明进步要优先于游牧世界。
公元前三千年代初期，农耕世界的各文明地区之间就开始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出现了连接各地区的商道。一些地区间的冲突和战争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出现了领土广大的军事帝国，使交往进入了新时期。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大修驿道，促进了各地的交往。随着航海殖民活动的活跃，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由于他实施东方化政策，把大批希腊商人、工匠、学者引向东方，希腊化时代，实际上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时代。新兴的希腊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塞琉西亚等十分活跃。亚历山大里亚能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各种商品。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欧、亚、非三洲的交往更频繁了。罗马帝国版图广大，帝国境内交通方便，道路遍布，不仅为地中海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世界的横向交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一条从中国西部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非洲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从中国长安到叙利亚大约全长7000公里，可分东西两段，其中西段，经波斯帝国与希腊化国家的开拓，已粗具规模。但从中国甘肃到阿富汗的东段，开辟任务则十分艰巨，不仅地理形势险要，而且当地政治形势也不稳定。经张骞在公元前139～126年和公元前119～115年两次出使西域，终于完成了开辟丝绸之路东段的任务。到东汉时期班超继续经营西域，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为后来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直接的来往提供了条件。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亚欧之间的海上通路也在试航，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在上古时期，物质文化生活的差异，使游牧部落曾对农耕世界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冲击，第一次冲击开始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断断续续的延至公元前一千年代。这次冲击主要是来自操塞姆语的部落和操印欧语的部落。操塞姆语的部落原居于阿拉伯半岛，它们有许多分支，其中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先后进入两河流域的南部，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亚述人进入两河流域北部与当地胡里特人结合，建立起亚述国家。而迦南人则建立了腓尼基各城市国家，并成为巴勒斯坦的最早居民。公元前17世纪塞姆人的一支希克索斯人由西亚经巴勒斯坦侵入埃及。操印欧语的部落原生活于黑海和里海北部，他们分几支迁入农耕世界。一部分移入小亚细亚，建立了赫梯国家，一部分迁入马其顿一带。其中阿卡亚人后来向中希腊和南希腊迁徙，建立起迈锡尼文明，雅利安人一部分从多瑙河沿岸进入意大利，还有一部分占领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雅利安人有的一部分后来进一步南下，一支进入伊朗高原，繁衍为米底人和波斯人，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而操印欧语的多利安人从北希腊南下，灭亡了迈锡尼文明。这次游牧部落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改变了西亚、埃及、印度、希腊的政治格局，游牧部落带去了马和战车以及冶铁术等，骑兵、战车兵的出现，为大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游牧部落接受农耕文明，定居下来，也给农耕世界注入新的因素。
游牧部落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规模冲击发生于公元2至3世纪，延续至7世纪。最初发动来自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进入中国中原地区的除匈奴以外，还有鲜卑、羯、氐、羌等（史称“五胡”），他们摧毁了西晋帝国。在亚洲中部，被匈奴人赶走的大月氏人的一部分在阿姆河流域建立贵霜国家，后来扩展至印度。还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种厌哒人，又称白匈奴，约在公元5世纪初由中亚南下，到5世纪后期占有伊朗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一度强势的印度笈多王朝勉强维持残局，直到6世纪中叶，白匈奴才退入克什米尔，结束了对印度的冲击。
在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不仅有匈奴人，还有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等。日耳曼人的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公元7世纪，游牧的阿拉伯人冲入农耕世界，建立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创造了伊斯兰教文明。
三、上古时代世界先进地区的社会特点
1.血缘关系的残存
上古文明社会脱胎于原始社会，必然留有某些社会的残存。在原始社会，人类是按照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氏族部落皆为血缘团体。从理论上说，国家异于氏族部落的特征之一，即为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早期的国家经常是血缘与地域组织并存，处于过渡状态。例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第二十四条就规定公社或长老应向被害人的亲族进行赔偿。赫梯颁布的《德列平继承法》中的第二十九条就提到氏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古印度的阿帕斯埴跋法，关于财产继承条例中提到死者如无儿子则将遗产分于近亲。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更与血缘关系关联。
在希腊与罗马上古社会中，血缘关系长时期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公元前509年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改革，五百人会议对公职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提问，首先询问的是父亲是谁，父亲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母亲的父亲是谁，还是祖先的坟墓所在。到了公元前451年，这种按血统授予公民权的制度仍在运行。由于公民人数的大量增加，颁布了公民权法，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血统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法在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仍在施行。
在罗马，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第五表第四条规定：如果死者生前未立遗嘱，也没有当然继承人，则最亲近的父方的男性亲人将可获得死者的财产。第五条规定：如果没有父方的男性亲人，其族人（gens）将可获得其财产。这些规定反映了血缘关系在财产继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在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普遍授予公民权之后，才进一步消除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但直到5世纪罗马才最终完成从血缘到地缘的过渡。由于血缘关系在上古文明社会的残存一方面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以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界限，也助长了外族奴隶制的产生。
2.等级制的盛行
在上古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等级和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阶级是指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集团，属于经济范畴。而等级则是指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序列，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其特征的，因而属于社会和政治范畴。在本质上都反映了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两者有交叉和重叠。往往是一个阶级中，包含几个不同的等级，一个等级中掺和着几个不同的阶级。尽管等级和阶级的构成不尽一致，但到处都可以发现高等级结合构成剥削阶级，而低等级则沦为被剥削阶级。前者居统治地位，垄断政权，经济富裕，享受种种特权，而后者地位低下，财产贫乏，生活困苦，只有有限的权利或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所以上古国家等级是阶级的特殊表现形式，等级制度巩固了阶级统治。自由民与奴隶、平民与贵族、高级等级与低级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们之间长期的斗争是上古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
由于各个地区或国家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上古社会等级制度的多样性。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最具典型和最为稳固的等级制，它源于世袭社会的社会分工和财产的不同占有，逐渐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制度森严，结构稳固，具有封闭性，高等级享受特权和等级身份都是世袭继承。在西亚地区，社会分工和财产分化造就了古巴比伦的阿维鲁、穆什钦努以及奴隶这三个等级。赫梯的国王和他的家族成员构成了第一等级：王室其他贵族成员，将军、大祭司、书吏和地方最高统治者他们构成了第二等级；低级的官吏构成了第三等级；一般自由民构成的第四等级；而奴隶则属于第五等级。在古代伊朗，5世纪种姓制最后形成，确立了四个种姓：祭司、武士、文士、农夫。在上古中国则存在有宗法等级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始终存在着贵族和平民两大等级。
3.社会经济以农为本
在上古农耕世界，农业是决定性生产部门。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这时期的工商业主要依赖农业的发展而存在，手工业使用的原料来自农业的剩余产品，许多手工业者本身就是农民，他们亦农亦工，以农为主，手工业为辅。手工业活动只是他们谋取额外收入的一种手段，商人所贩运的大多数是各地农业上的土特产品，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情况，对古代东方国家自不待言，就是号称工商业发达的希腊一些城邦，也是如此。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支柱，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决定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是农业领域的土地所有权，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上古罗马就号称以农立国，罗马人从来不以商业和工业为主要营生。争取土地所有权，构成了罗马共和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焦点，共和国后期解决公民失去土地的这一严重问题的办法，采用的是分配土地给退役老兵的方式。
4.宗教和文化为世界文明奠基
上古的宗教有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
前期（公元前四千年代初到公元前两千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殷商的宗教以崇拜天帝为主，在埃及、巴比伦、赫梯、迦南、腓尼基的宗教、印度吠陀宗教以及波斯的宗教大部分是由原始宗教演化而来，保持着对自然物的崇拜，有些自然神赋予了社会属性，出现了掌握社会职能的管理神。
后期（公元前一千年代末至公元一千年代）：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地区出现了一批比较定性的宗教，即印度的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后来，又出现了中国的道教和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大都与上古前期的宗教有着历史的渊源，在教仪、礼仪和组织形式等方面都较前一时期完备，有些宗教还制定了经典。上述宗教大都流传后世，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有的宗教，开始时是植根于下层群众的宗教，后来受到统治阶级的利用，转变为统治阶级上层的宗教，基督教是明显的一例。有的开始时是属于本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宗教，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发展，宗教视野扩大，并且能够注意全人类的问题因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谓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它们是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因素的宗教信仰。
上古时期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一些地区都发明了影响深远的文字。中国的甲骨文是后世汉字的源流。汉字影响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模仿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出现了表音符号，包括24个辅音字符，后来腓尼基人在这些字符的基础上创造了22个字母，它们成了后来希腊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的来源。希腊字母又传授给罗马人，产生了拉丁文，为后世欧洲多种文字奠定了基础。苏美尔创造了楔形文字传入西亚，成为各国交往中使用的文字。上古印度早在哈拉巴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印章文字，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演变婆罗谜文字，公元7世纪变为梵文，成为近代印度文字的原型。
在上古时代，各国都产生了流传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国的诗歌总集《诗经》，埃及的《太阳神颂》《尼罗河颂》，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拉马耶那》和诗歌《吠陀本集》等，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和悲剧、喜剧作品被古罗马文学继承后影响更深远。
在造型艺术方面，古埃及以金字塔给人以庄严、雄伟的美感。印度的犍陀罗艺术是上古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秦代的长城、兵马俑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古希腊的神庙列柱式建筑形式流传于近代各国。希腊的人体雕塑表现的是人体的健美。古罗马的神庙建筑，也是以人为本的作品。
在史学成就方面，上古东西方互相辉映，在中国有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希腊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们都是不朽的史学名著。哲学研究方面，中国春秋时代和印度列国时代有百家争鸣，在希腊则是各种流派的兴起，这都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加深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此外，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诸领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化的传承关系，古代东方各国的文化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又为后世的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
四、世界上古史学科发展概况
世界上古史作为一本独立学科的形成是在19世纪。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尔（1855-1930年）撰写的五卷本《古代史》是标志性著作。他整合了当时对上古史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将世界上古史作为专门学问进行全面阐述。此前在漫长的古代，史学家的记述是片面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当代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历史学家对异教的上古史不屑一顾。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年代，才摆脱神学的束缚。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古文献学家联手创建起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中国学及史前史诸学科，这为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兰克学派对世界历史的综合做法，促进了断代史学科的发展。进入20世纪，英国学者伯里等人主编的17卷本《剑桥古代史》，从1928年到1932年陆续出版，表明世界上古史学科已经成熟了。此后，在上古史领域中又兴起了赫梯学、迈锡尼学、圣经学等分支。资料的丰富使世界上古史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自19世纪末开始，编译了一些包括上古史在内的外国史书籍，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某些学者对世界上古史展开了初步研究。陈衡哲的《西洋史》（上册）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的第一编即为上古史，胡适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学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阎宗临在1946年出版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李维史学研究》一文，该文对古罗马史学家李维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公允的评价，这在我国属首创。1946年周谷城开讲《世界通史》，第一部分为世界上古史。打破欧洲中心论是突出优点。
世界上古史作为断代史独立学科出现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一时期高等院校设置了世界上古史课程，积极引进苏联学者的论著，中国学者也对世界上古史展开了研究。发表论文都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还翻译出版了古典史学名著，编辑出版了资料选辑。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世界上古史学科建设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古典学、亚述学、埃及学和赫梯学分支学科，创办了专业刊物，出版了一批新著作。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如各个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原始社会史、上古东方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史料建设和语言工具的掌握不足对现实提出问题的回应不够。
五、上古史的学术争论与待研究问题
我国对上古文明史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的论争颇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奴隶制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
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把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此理论链条中，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一直受到怀疑，有的认为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就已涉及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重新解读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这样可否？分歧很大。
20世纪50年代，雷海宗先生对奴隶社会必经论提出了疑义。他认为奴隶制只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得到发展。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是短期的特殊发展，只能看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
胡钟达先生是1978年以来对奴隶社会必经说提出疑义的有代表性学者。他认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可以同时出现奴隶制和农奴制。他探讨了对断定古代社会性质的关键问题之一黑劳士（希洛糊问题，认为黑劳士并非是奴隶，而是农奴。
在争论中，坚持必经说，要数廖学盛致力甚勤。他认为封建国家承认农奴是其臣民，而视为奴隶者则为其主人的财产。这种法权方面的重大差别，不应忽视。他还认为从没有剥削压迫的原始社会瓦解的进程来看，最早的剥削关系只能建立在血缘部落的内外区分上，单纯这一因素就决定最早的被剥削者只能是人身被占有的奴隶，而绝不能是地域国家中对大土地占有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
周怡天也坚持必经说，他认为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国有的分居奴隶，是斯巴达公民国家的财产，可以被斯巴达国家任意处置。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己支配自己。
关于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解详见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和郭小凌的《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权势》一文对这个论题全面的梳理和评析。
2.城邦是否是上古国家发展过程普遍经历的阶段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发现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国家形成后，在一段时期内都存在过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小国，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颇为相似，因而也将它们成为City=State（城邦，或城市国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关注城邦问题，林志纯（日知）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纲》中提出了古代城邦普遍说，认为最早的国家，都是城邦，“奴隶制城邦是古代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代之而起的是奴隶制帝国，它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国家，由奴隶制城邦转化为奴隶制帝国，是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
林先生又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邦，指出“六经皆邦史也”，先秦时代的中国可以找到古希腊罗马式的城邦、民主和议会，在贵族制，民本思想及等级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君主专制。对此论赞同者不少。
1989年林先生又主编了《古代城邦史研究》，将苏美尔、阿卡德、中国、印度、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实物和文字史料互相补充、对照，力求正面城邦作为最早国家形态的普遍性。此后林先生又陆续写有多篇关于城邦史的论文。
有的学者不同意城邦普遍说，认为古代东方早期国家与希腊、罗马城邦的区别在于各自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基础上，城邦不是原始公社解体后具有普遍性的、自发形成的原始国家形态。西亚、北非早期国家不仅开始没有达到城邦阶段，并且以后也没有发展为希腊式的城邦，而是向着广阔领域的王国和帝国发展。
城邦问题的进一步争论焦点之一，是中国古代是否经历过城邦阶段。不同意存在过城邦的学者认为，希腊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上无至高至尊的权威。而西周各邦不同，天子与邦君之间的君臣关系十分明确。西周国人和雅典公民不同，其政治权利非常有限。
随着国内外史学界对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学家对世界上古史的研究提出新问题，其中较重要的问题是：
1.上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问题
上古文明可否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其一，中国文明属于主体内向型，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有大洋、荒漠、高山环绕，中原文明对周边的后进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戎”“狄”“蛮”“夷”等各族，都向中原文明靠拢。不论是战争还是迁移，其结构都是接受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先进文明的影响和同化。其二，西亚、南亚、埃及大片文明区则属于多元重叠型。由于地域广袤，地形多样，众多民族迁移在这一地区并分别立国，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大帝国的统治难于持久，形成霸国迭起重叠统治的现象。大帝国的建立也促进使多元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其三，地中海世界，属于外向辐射型。腓尼基、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迦太基等地繁盛的海外贸易、辐射式的海外殖民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化过程，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
2.上古时代人类精神觉醒问题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印度、希腊都呈现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论证。
中国学者刘家和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首先界定了轴心时期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一为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二为人类经过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三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刘教授还论证了人类精神觉醒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
3.社会改革与上古文明社会发展的问题
上古历史显示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产生种种社会矛盾，使当权者对既定的社会制度进行调整，这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是推翻现存的根本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善，使之适应时代的变化。诸多社会改革的范例值得注意，例如：
①雅典的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的改革：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这些改革使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确立，为雅典的全盛奠定了基础。
②罗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为罗马日后的扩张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罗马早期共和时期的系列改革，如公布了一系列法案：十二铜表法，坎努利亚法案，李锡尼·塞克斯都法案，波特利安法案，霍腾西阿法案等，扩大了罗马城邦的社会基础，为罗马城邦的全盛创造了条件。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冲击了豪门贵族的统治，对于罗马的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③上古中国发生的重大变革，例如促使齐国兴起的管仲改革；使魏国成为强国的李悝变法；为秦国富强奠定基础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沿袭汉制，移风易俗，促进民族融合的改革。
这些改革通常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发动的，他们审时度势，运用策略制定法案，但都离不开群众自下而上的呼声与支持。
上古世界的每次改革都要除旧布新，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与反抗。不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有时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以至有些改革的领导者惨遭杀害。改革过程中也充满了激烈的社会斗争。
[责任编辑：全骜颉]
[摘要]本文解读世界上古史概念和分期要点，同时介绍该学科的由来及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世界上古史，古代社会，古代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50-07
一、世界上古史的基本内容与分期
讲述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史，是人类文明史的序曲。世界各民族都必经这个最漫长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大约三百万年前类人猿的一支进化成人类，从此有了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同自然界斗争取得生活资料而生存。他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社会集团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成果共同分享，没有成果则共同挨饿，时饥时饱。
最初人们使用打制的旧石器，采集和渔猎，游荡不定。后来“血缘家族”，演变为“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分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先母系，后父系，在母系氏族公社全盛时期，生产工具由旧石器进化为磨制的新石器。这导致两项重大的变革：一是由动物的狩猎过渡到动物驯养；一是由植物的采集过渡到植物的栽培。这是“农业革命”，人类开始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社会进入晚期，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个体劳动逐渐取代了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开始为个人占有，进而发展到生产资料也为个人占有。
私有制出现了，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这时的氏族贵族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特权阶级利益不受损害，便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特殊力量就是国家。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能。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宣告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从此进入上古文明社会，大致开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有三个阶段：
初期：五大文明中心的形成（公元前四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
上古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中国文明及爱琴海地区的爱琴文明。它们恰似黎明时的晨星，稀疏地分布着。
中期：文明的扩展与变迁（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
中国商周时期文明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这时印度文明扩展到恒河流域。在近东，亚述、赫梯以及腓尼基、巴勒斯坦相继进入上古文明社会。
公元前两千年代末，居于希腊北部的多利安人南下灭亡了迈锡尼文明。后与希腊半岛各地的部落由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建立了斯巴达、雅典等城邦。
到公元前6世纪，近东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伊朗高原兴起的波斯，征战占领整个西亚、中亚、印度西北部以及埃及，形成辽阔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希腊城邦进入铁器时代，后来居上，与波斯帝国较量（希波战争），终于使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成为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历史发展的中心，形成“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辐射。
从公元前6世纪，崛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邦，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经过布匿战争雄踞于西地中海，继而向东扩张，终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取代希腊地位。罗马帝国的统治，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不列颠、南到北非，北至多瑙河流域。公元1世纪至3世纪，在世界上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还有三大帝国即安息、贵霜和东汉。这四大帝国分布大约在北纬20°至50°之间的一条长的弧形地带上，并分别为各地地区的文明中心。
后期几大帝国的动荡和分裂（公元3至7世纪）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境内奴隶制衰落、隶农制流行，人民反抗运动持续爆发。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在日耳曼人冲击和人民起义打击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与此同时，中国的东汉帝国衰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分裂状态，出现了民族融合。笈多帝国和萨珊王朝也政局动荡。印度的笈多帝国到公元7世纪进入分裂状态。伊朗的萨珊王朝经历长期动乱，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史学家通常以7世纪作为上古史下限。
二、上古时代世界各地的横向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特别注重阐明各地区从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逐渐走向互相联系的横向发展过程。
还在原始社会时，人类为寻找获取食物的场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从亚洲的东北部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从中国华南地区经东南亚迁入澳大利亚。人类完成这一过程，大概花费了两百多万年的时间，历经了艰难险阻，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经历了几千年东亚欧大陆从中国的黄河到长江流域，印度的印度河至恒河流域，从西亚、中亚由安纳托利亚至伊朗、阿富汗。从欧洲的地中海至波罗的海、不列颠及乌克兰，此外还有地中海南岸地区，都先后不一的成为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欧亚大陆两端之间，共同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可以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
人类的农耕畜牧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逐渐沿着两条不同道路发展。雨量充沛，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地带，形成了上述的农耕世界。雨量较少，草原辽阔的地带，形成以游牧为主的游牧世界。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偏南，而游牧世界偏北，几乎与农耕世界平行。它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地区，蒙古、中亚、咸海与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都是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连绵的山脉。农耕世界生产力发展较快，其文明进步要优先于游牧世界。
公元前三千年代初期，农耕世界的各文明地区之间就开始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出现了连接各地区的商道。一些地区间的冲突和战争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出现了领土广大的军事帝国，使交往进入了新时期。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大修驿道，促进了各地的交往。随着航海殖民活动的活跃，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由于他实施东方化政策，把大批希腊商人、工匠、学者引向东方，希腊化时代，实际上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时代。新兴的希腊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塞琉西亚等十分活跃。亚历山大里亚能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各种商品。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欧、亚、非三洲的交往更频繁了。罗马帝国版图广大，帝国境内交通方便，道路遍布，不仅为地中海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世界的横向交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一条从中国西部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非洲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从中国长安到叙利亚大约全长7000公里，可分东西两段，其中西段，经波斯帝国与希腊化国家的开拓，已粗具规模。但从中国甘肃到阿富汗的东段，开辟任务则十分艰巨，不仅地理形势险要，而且当地政治形势也不稳定。经张骞在公元前139～126年和公元前119～115年两次出使西域，终于完成了开辟丝绸之路东段的任务。到东汉时期班超继续经营西域，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为后来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直接的来往提供了条件。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亚欧之间的海上通路也在试航，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在上古时期，物质文化生活的差异，使游牧部落曾对农耕世界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冲击，第一次冲击开始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断断续续的延至公元前一千年代。这次冲击主要是来自操塞姆语的部落和操印欧语的部落。操塞姆语的部落原居于阿拉伯半岛，它们有许多分支，其中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先后进入两河流域的南部，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亚述人进入两河流域北部与当地胡里特人结合，建立起亚述国家。而迦南人则建立了腓尼基各城市国家，并成为巴勒斯坦的最早居民。公元前17世纪塞姆人的一支希克索斯人由西亚经巴勒斯坦侵入埃及。操印欧语的部落原生活于黑海和里海北部，他们分几支迁入农耕世界。一部分移入小亚细亚，建立了赫梯国家，一部分迁入马其顿一带。其中阿卡亚人后来向中希腊和南希腊迁徙，建立起迈锡尼文明，雅利安人一部分从多瑙河沿岸进入意大利，还有一部分占领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雅利安人有的一部分后来进一步南下，一支进入伊朗高原，繁衍为米底人和波斯人，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而操印欧语的多利安人从北希腊南下，灭亡了迈锡尼文明。这次游牧部落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改变了西亚、埃及、印度、希腊的政治格局，游牧部落带去了马和战车以及冶铁术等，骑兵、战车兵的出现，为大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游牧部落接受农耕文明，定居下来，也给农耕世界注入新的因素。
游牧部落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规模冲击发生于公元2至3世纪，延续至7世纪。最初发动来自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进入中国中原地区的除匈奴以外，还有鲜卑、羯、氐、羌等（史称“五胡”），他们摧毁了西晋帝国。在亚洲中部，被匈奴人赶走的大月氏人的一部分在阿姆河流域建立贵霜国家，后来扩展至印度。还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种厌哒人，又称白匈奴，约在公元5世纪初由中亚南下，到5世纪后期占有伊朗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一度强势的印度笈多王朝勉强维持残局，直到6世纪中叶，白匈奴才退入克什米尔，结束了对印度的冲击。
在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不仅有匈奴人，还有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等。日耳曼人的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公元7世纪，游牧的阿拉伯人冲入农耕世界，建立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创造了伊斯兰教文明。
三、上古时代世界先进地区的社会特点
1.血缘关系的残存
上古文明社会脱胎于原始社会，必然留有某些社会的残存。在原始社会，人类是按照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氏族部落皆为血缘团体。从理论上说，国家异于氏族部落的特征之一，即为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早期的国家经常是血缘与地域组织并存，处于过渡状态。例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第二十四条就规定公社或长老应向被害人的亲族进行赔偿。赫梯颁布的《德列平继承法》中的第二十九条就提到氏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古印度的阿帕斯埴跋法，关于财产继承条例中提到死者如无儿子则将遗产分于近亲。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更与血缘关系关联。
在希腊与罗马上古社会中，血缘关系长时期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公元前509年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改革，五百人会议对公职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提问，首先询问的是父亲是谁，父亲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母亲的父亲是谁，还是祖先的坟墓所在。到了公元前451年，这种按血统授予公民权的制度仍在运行。由于公民人数的大量增加，颁布了公民权法，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血统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法在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仍在施行。
在罗马，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第五表第四条规定：如果死者生前未立遗嘱，也没有当然继承人，则最亲近的父方的男性亲人将可获得死者的财产。第五条规定：如果没有父方的男性亲人，其族人（gens）将可获得其财产。这些规定反映了血缘关系在财产继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在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普遍授予公民权之后，才进一步消除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但直到5世纪罗马才最终完成从血缘到地缘的过渡。由于血缘关系在上古文明社会的残存一方面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以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界限，也助长了外族奴隶制的产生。
2.等级制的盛行
在上古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等级和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阶级是指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集团，属于经济范畴。而等级则是指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序列，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其特征的，因而属于社会和政治范畴。在本质上都反映了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两者有交叉和重叠。往往是一个阶级中，包含几个不同的等级，一个等级中掺和着几个不同的阶级。尽管等级和阶级的构成不尽一致，但到处都可以发现高等级结合构成剥削阶级，而低等级则沦为被剥削阶级。前者居统治地位，垄断政权，经济富裕，享受种种特权，而后者地位低下，财产贫乏，生活困苦，只有有限的权利或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所以上古国家等级是阶级的特殊表现形式，等级制度巩固了阶级统治。自由民与奴隶、平民与贵族、高级等级与低级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们之间长期的斗争是上古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
由于各个地区或国家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上古社会等级制度的多样性。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最具典型和最为稳固的等级制，它源于世袭社会的社会分工和财产的不同占有，逐渐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制度森严，结构稳固，具有封闭性，高等级享受特权和等级身份都是世袭继承。在西亚地区，社会分工和财产分化造就了古巴比伦的阿维鲁、穆什钦努以及奴隶这三个等级。赫梯的国王和他的家族成员构成了第一等级：王室其他贵族成员，将军、大祭司、书吏和地方最高统治者他们构成了第二等级；低级的官吏构成了第三等级；一般自由民构成的第四等级；而奴隶则属于第五等级。在古代伊朗，5世纪种姓制最后形成，确立了四个种姓：祭司、武士、文士、农夫。在上古中国则存在有宗法等级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始终存在着贵族和平民两大等级。
3.社会经济以农为本
在上古农耕世界，农业是决定性生产部门。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这时期的工商业主要依赖农业的发展而存在，手工业使用的原料来自农业的剩余产品，许多手工业者本身就是农民，他们亦农亦工，以农为主，手工业为辅。手工业活动只是他们谋取额外收入的一种手段，商人所贩运的大多数是各地农业上的土特产品，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情况，对古代东方国家自不待言，就是号称工商业发达的希腊一些城邦，也是如此。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支柱，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决定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是农业领域的土地所有权，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上古罗马就号称以农立国，罗马人从来不以商业和工业为主要营生。争取土地所有权，构成了罗马共和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焦点，共和国后期解决公民失去土地的这一严重问题的办法，采用的是分配土地给退役老兵的方式。
4.宗教和文化为世界文明奠基
上古的宗教有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
前期（公元前四千年代初到公元前两千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殷商的宗教以崇拜天帝为主，在埃及、巴比伦、赫梯、迦南、腓尼基的宗教、印度吠陀宗教以及波斯的宗教大部分是由原始宗教演化而来，保持着对自然物的崇拜，有些自然神赋予了社会属性，出现了掌握社会职能的管理神。
后期（公元前一千年代末至公元一千年代）：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地区出现了一批比较定性的宗教，即印度的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后来，又出现了中国的道教和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大都与上古前期的宗教有着历史的渊源，在教仪、礼仪和组织形式等方面都较前一时期完备，有些宗教还制定了经典。上述宗教大都流传后世，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有的宗教，开始时是植根于下层群众的宗教，后来受到统治阶级的利用，转变为统治阶级上层的宗教，基督教是明显的一例。有的开始时是属于本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宗教，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发展，宗教视野扩大，并且能够注意全人类的问题因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谓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它们是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因素的宗教信仰。
上古时期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一些地区都发明了影响深远的文字。中国的甲骨文是后世汉字的源流。汉字影响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模仿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出现了表音符号，包括24个辅音字符，后来腓尼基人在这些字符的基础上创造了22个字母，它们成了后来希腊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的来源。希腊字母又传授给罗马人，产生了拉丁文，为后世欧洲多种文字奠定了基础。苏美尔创造了楔形文字传入西亚，成为各国交往中使用的文字。上古印度早在哈拉巴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印章文字，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演变婆罗谜文字，公元7世纪变为梵文，成为近代印度文字的原型。
在上古时代，各国都产生了流传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国的诗歌总集《诗经》，埃及的《太阳神颂》《尼罗河颂》，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拉马耶那》和诗歌《吠陀本集》等，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和悲剧、喜剧作品被古罗马文学继承后影响更深远。
在造型艺术方面，古埃及以金字塔给人以庄严、雄伟的美感。印度的犍陀罗艺术是上古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秦代的长城、兵马俑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古希腊的神庙列柱式建筑形式流传于近代各国。希腊的人体雕塑表现的是人体的健美。古罗马的神庙建筑，也是以人为本的作品。
在史学成就方面，上古东西方互相辉映，在中国有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希腊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们都是不朽的史学名著。哲学研究方面，中国春秋时代和印度列国时代有百家争鸣，在希腊则是各种流派的兴起，这都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加深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此外，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诸领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化的传承关系，古代东方各国的文化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又为后世的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
四、世界上古史学科发展概况
世界上古史作为一本独立学科的形成是在19世纪。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尔（1855-1930年）撰写的五卷本《古代史》是标志性著作。他整合了当时对上古史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将世界上古史作为专门学问进行全面阐述。此前在漫长的古代，史学家的记述是片面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当代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历史学家对异教的上古史不屑一顾。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年代，才摆脱神学的束缚。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古文献学家联手创建起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中国学及史前史诸学科，这为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兰克学派对世界历史的综合做法，促进了断代史学科的发展。进入20世纪，英国学者伯里等人主编的17卷本《剑桥古代史》，从1928年到1932年陆续出版，表明世界上古史学科已经成熟了。此后，在上古史领域中又兴起了赫梯学、迈锡尼学、圣经学等分支。资料的丰富使世界上古史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自19世纪末开始，编译了一些包括上古史在内的外国史书籍，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某些学者对世界上古史展开了初步研究。陈衡哲的《西洋史》（上册）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的第一编即为上古史，胡适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学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阎宗临在1946年出版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李维史学研究》一文，该文对古罗马史学家李维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公允的评价，这在我国属首创。1946年周谷城开讲《世界通史》，第一部分为世界上古史。打破欧洲中心论是突出优点。
世界上古史作为断代史独立学科出现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一时期高等院校设置了世界上古史课程，积极引进苏联学者的论著，中国学者也对世界上古史展开了研究。发表论文都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还翻译出版了古典史学名著，编辑出版了资料选辑。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世界上古史学科建设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古典学、亚述学、埃及学和赫梯学分支学科，创办了专业刊物，出版了一批新著作。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如各个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原始社会史、上古东方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史料建设和语言工具的掌握不足对现实提出问题的回应不够。
五、上古史的学术争论与待研究问题
我国对上古文明史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的论争颇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奴隶制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
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把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此理论链条中，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一直受到怀疑，有的认为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就已涉及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重新解读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这样可否？分歧很大。
20世纪50年代，雷海宗先生对奴隶社会必经论提出了疑义。他认为奴隶制只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得到发展。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是短期的特殊发展，只能看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
胡钟达先生是1978年以来对奴隶社会必经说提出疑义的有代表性学者。他认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可以同时出现奴隶制和农奴制。他探讨了对断定古代社会性质的关键问题之一黑劳士（希洛糊问题，认为黑劳士并非是奴隶，而是农奴。
在争论中，坚持必经说，要数廖学盛致力甚勤。他认为封建国家承认农奴是其臣民，而视为奴隶者则为其主人的财产。这种法权方面的重大差别，不应忽视。他还认为从没有剥削压迫的原始社会瓦解的进程来看，最早的剥削关系只能建立在血缘部落的内外区分上，单纯这一因素就决定最早的被剥削者只能是人身被占有的奴隶，而绝不能是地域国家中对大土地占有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
周怡天也坚持必经说，他认为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国有的分居奴隶，是斯巴达公民国家的财产，可以被斯巴达国家任意处置。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己支配自己。
关于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解详见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和郭小凌的《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权势》一文对这个论题全面的梳理和评析。
2.城邦是否是上古国家发展过程普遍经历的阶段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发现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国家形成后，在一段时期内都存在过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小国，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颇为相似，因而也将它们成为City=State（城邦，或城市国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关注城邦问题，林志纯（日知）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纲》中提出了古代城邦普遍说，认为最早的国家，都是城邦，“奴隶制城邦是古代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代之而起的是奴隶制帝国，它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国家，由奴隶制城邦转化为奴隶制帝国，是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
林先生又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邦，指出“六经皆邦史也”，先秦时代的中国可以找到古希腊罗马式的城邦、民主和议会，在贵族制，民本思想及等级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君主专制。对此论赞同者不少。
1989年林先生又主编了《古代城邦史研究》，将苏美尔、阿卡德、中国、印度、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实物和文字史料互相补充、对照，力求正面城邦作为最早国家形态的普遍性。此后林先生又陆续写有多篇关于城邦史的论文。
有的学者不同意城邦普遍说，认为古代东方早期国家与希腊、罗马城邦的区别在于各自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基础上，城邦不是原始公社解体后具有普遍性的、自发形成的原始国家形态。西亚、北非早期国家不仅开始没有达到城邦阶段，并且以后也没有发展为希腊式的城邦，而是向着广阔领域的王国和帝国发展。
城邦问题的进一步争论焦点之一，是中国古代是否经历过城邦阶段。不同意存在过城邦的学者认为，希腊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上无至高至尊的权威。而西周各邦不同，天子与邦君之间的君臣关系十分明确。西周国人和雅典公民不同，其政治权利非常有限。
随着国内外史学界对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学家对世界上古史的研究提出新问题，其中较重要的问题是：
1.上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问题
上古文明可否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其一，中国文明属于主体内向型，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有大洋、荒漠、高山环绕，中原文明对周边的后进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戎”“狄”“蛮”“夷”等各族，都向中原文明靠拢。不论是战争还是迁移，其结构都是接受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先进文明的影响和同化。其二，西亚、南亚、埃及大片文明区则属于多元重叠型。由于地域广袤，地形多样，众多民族迁移在这一地区并分别立国，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大帝国的统治难于持久，形成霸国迭起重叠统治的现象。大帝国的建立也促进使多元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其三，地中海世界，属于外向辐射型。腓尼基、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迦太基等地繁盛的海外贸易、辐射式的海外殖民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化过程，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
2.上古时代人类精神觉醒问题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印度、希腊都呈现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论证。
中国学者刘家和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首先界定了轴心时期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一为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二为人类经过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三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刘教授还论证了人类精神觉醒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
3.社会改革与上古文明社会发展的问题
上古历史显示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产生种种社会矛盾，使当权者对既定的社会制度进行调整，这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是推翻现存的根本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善，使之适应时代的变化。诸多社会改革的范例值得注意，例如：
①雅典的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的改革：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这些改革使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确立，为雅典的全盛奠定了基础。
②罗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为罗马日后的扩张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罗马早期共和时期的系列改革，如公布了一系列法案：十二铜表法，坎努利亚法案，李锡尼·塞克斯都法案，波特利安法案，霍腾西阿法案等，扩大了罗马城邦的社会基础，为罗马城邦的全盛创造了条件。罗马共和时期后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冲击了豪门贵族的统治，对于罗马的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③上古中国发生的重大变革，例如促使齐国兴起的管仲改革；使魏国成为强国的李悝变法；为秦国富强奠定基础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沿袭汉制，移风易俗，促进民族融合的改革。
这些改革通常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发动的，他们审时度势，运用策略制定法案，但都离不开群众自下而上的呼声与支持。
上古世界的每次改革都要除旧布新，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与反抗。不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有时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以至有些改革的领导者惨遭杀害。改革过程中也充满了激烈的社会斗争。
[责任编辑：全骜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