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研究

    【摘 要】在“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发展存在发展基础薄弱、国际化办学水平不高、社会服务能力不够、人才培养结构性过剩、小语种人才短缺、高素质国际化教师团队缺乏等问题。必须以供给侧改革思路为指导，重新定位高职院校办学方针，实施高职教育国际化战略，聚焦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提升高职教育供给水准，优化专业结构，加强课程建设，多方协同创新，通力保障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国际化；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7-0070-05

    【作者簡介】李子云（1964—），男，湖北孝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汽车基础理论、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开启了世界合作发展的新纪元。经过三十多年发展，高职教育已经具备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教育合作的良好基础，但高职院校长期以来按需求侧改革发展的思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水平与“一带一路”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进程相比相对滞后，人才培养质量与“一带一路”存在不适应之处。本文试图应用经济学中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探索“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和路径。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一对作用方向相反的概念。《百度百科》解释“侧”就是“向一边倾斜，即偏重、侧重某一个方面”。因此，“需求侧改革”就是“偏重、侧重改革需求方面诸多问题”，表现为政府强力调控市场，通过刺激消费和加大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即“强政府、弱市场”。“供给侧改革”就是“偏重、侧重改革供给方面诸多问题”，表现为政府服务市场，通过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创新等要素促进经济的发展，即“强市场、弱政府”。“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相当于硬币的两面，无优劣之分，在经济发展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一般地，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强力调控市场，对经济发展有利，“需求侧改革”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市场调控作用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更好，“供给侧改革”占主导地位。[1]

    “一带一路”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需要优化与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构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必然带动高职教育从“需求侧改革”向“供给侧改革”转变，遵循高职教育基本属性和人才培养规律，解决供给侧问题，为“一带一路”提供高质量的供给。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发展的问题 深化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高职教育供给侧质量和满意程度，是人民对教育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在“需求侧改革”主导下的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的发展。

    （一）高职教育发展基础薄弱

    高职教育经过长期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高职院校基础建设发展速度落后于高职教育发展的速度，高职教育发展基础不牢固。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与高职教育办学规模存在严重的倒挂，2016年，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投入为1 828亿元，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10 110亿元投入的18.08%，与高职教育已经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地位极其不相称。在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最低6 976.31元，最高9 020.69元。[2]从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上报的质量报告来看，[3]隶属地方政府的高职院校有超过50%低于12 000元的生均拨款水平，有的低于6 000元，甚至有的不足3 000元，与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 000元的国家规定相差甚远，大多数行业和民办高职院校缺少财政生均专项拨款，办学资金更显得捉襟见肘。同时，高职院校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单一，吸引非政府渠道社会资金的引力不足，导致教育经费远远不能满足高职教育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为了摆脱竞争和生存的压力，投入主要在需求侧，将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数量和专业数量上，缺乏对人才培养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社会服务等供给侧建设上，部分院校生师比超过20∶1，个别院校竟然达到40∶1。[4]大多数高职教育发展基础薄弱，降低了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交流自信心，阻碍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比较低

    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分析。宏观指标主要有国际化合作办学、互派留学生、国际化交流活动、高职教育项目输出或输入等；微观指标主要有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水平、院校管理与运营的国际化程度、人员的国际化程度等。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越高，助力“一带一路”经验越丰富。留学生规格和数量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2016年我国高校接受的留学生人数为442 773名，其中只有172所高职院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留学人数七千多人，[5]占整个留学生比例1.58%，所占比例与高职院校数量极其不对称。400所高职院校进行了中外合作办学，与1 346所高职院校总数相比，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太少。高职院校开展合作办学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微观角度看，将国际化办学理念作为办学方针的高职院校依然甚少，将国际化教学资源融入到人才培养、课程和教学管理的高职院校数量更少。整体看，高职院校面临国际化程度不高的挑战。

    （三）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反映了高职院校办学的综合实力，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内容包括服务区域产业能力、服务区域文化和社会能力、非学历教育培训能力等，是高职院校未来定位目标和发展方向，也是评价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科研能力（应用技术的研发能力）是影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当前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科研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高职院校教师只有能力开展职业教育方面课题研究，开展科技项目能力匮乏，能够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少之又少；其次，少数高职院校科技创新团队是以技能名师工作室开展工作，大多有其名而无其实，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团队十分稀缺，科技孵化器建设基本是空白；第三，高职院校专利发明授权数整体较少，科技转化能力羸弱，资料显示有53.2%的高职院校无技术交易到款。[6]科研能力不足使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大打折扣，显著影响了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

    （四）人才培养结构性过剩

    人才是实施“一带一路”的关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电商人才缺口1 000万，其中跨境电商人才“一将难求”，物流人才缺口650万。到2020年，由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将达2 400万。2017年高校毕业生795万人，其中高职院校毕业生360万，数据上推理，毕业生应该供不应求，但2017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结构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的情况并存。事实上，每一年都成为“最难就业季”，保就业成了最大的民生工程。究其原因，人才培养质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失衡，高职院校以需求侧思维培养学生，专业设置低水平重复，热门专业一哄而上，短期冷门专业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招。专业特色不鲜明，一些高职院校仍然保留着升格或转型之前的专业结构，没有很好地按照社会需求和产业的变化设置专业，造成技术技能人才同质化现象严重，中低端人才过剩。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产能也随之转移，企业的需求持续发生变化，这与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周期性产生矛盾；同时，“一带一路”需要的是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法律、懂得国际管理、掌握国际金融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对人才的素质要求高移，必然造成中低端人才的供给出现相对过剩。高职教育供给的人才相对过剩与短缺共存效应，充分表明我国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五）小语种人才短缺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和认同标志，小语种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外语能力重要标志之一，对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推进，小语种人才短缺已经成为最大的掣肘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就有 40 多种官方语言，除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大语种外，都为小语种，[7]在国际交往中使用范围不是很广泛，但作用极其重要。高职院校设置小语种专业和课程及其匮乏，绝大多数开设英语专业和相关的课程，少数高职院校开设德语、法语、韩语（朝鲜语）、日语、俄罗斯语等语种的课程，而且大多作为选修课开设，囿于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小语种教学覆盖不够，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乃至西亚国家的小语种，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开设，小语种教学状况堪忧，影响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小语种语言教学和人才培养任重而道远。

    （六）高素质国际化教师团队缺乏

    高素质国际化教师团队，是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前提条件。高职教育“引进来”就是高职院校教师到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职业教育思想、理念、模式和方法，借鉴教学资源，丰富、完善和改革我国的高职教育，使之更契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去”就是高职院校将职业教育理念、标准、资源、管理和服务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其职业教育水平，巩固国家间的友谊，达到民心相通。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国际化教师团队实施，但受到外语水平、科研能力和自身禀赋的影响，很多教师无法全面理解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先进思想、理念、模式，难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樣的原因也阻碍了高职教育的输出，因此，提高国际化教师团队的素质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路径 （一）重新定位高职院校办学方针，实施高职教育国际化战略

    “一带一路”推动了人才流动与配置的国际化，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高职院校是人才的供给者，高职院校应该重新定位办学目标，既能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技术技能人才，又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素质人才。我国虽然与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在国际教育市场与之比较，竞争处于劣势，但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比较优势，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交替、订单培养、赛教结合、现代学徒制等职业教育理念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特色，实践效果卓有成效，其经验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输出我国高职教育理念，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尝试需求侧不同要求的国际合作模式，帮助发展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能在国际教育市场脱颖而出，并借我国实施“一带一路”东风，取得后发优势。在帮助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同时，开辟学生境外就业渠道，增加境外办学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吸引大批的留学生进入我国高职院校学习。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坚持高职教育国际化方向，不断探索和供给侧改革，一定能随“一带一路”成功转型发展。

    （二）聚焦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提升高职教育供给水准

    1落实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夯实基础建设

    “一带一路”对高职院校基础建设能力要求更多更高，经费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基础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极其重要的保障因素。沿线部分高职院校基础薄弱最大限制因素是资金缺乏，各级政府应该尽快落实2017年生均财政拨款12 000元的国家规定。但由于沿线省市财政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导致沿线部分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很难落实到位，因此，需要国家要“全国一盘棋”强力推进。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地方政府加快制度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协同强化落实生均拨款主体责任制，对各类主体举办的高职院校一视同仁，避免生均拨款的“身份差”；构建生均拨款运行机制和激励奖惩机制；加强生均拨款全程督查问责，引入第三方开展生均拨款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实时公开。[8]全面落实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充足的资金夯实基础建设，改变高职教育发展基础薄弱的状况，使高职教育步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为“一带一路”提供优质供给打下良好的基础。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国际化水平

    提高教师国际化水平是高职院校提供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只有具有国际化理念、意识和能力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一带一路”需要的学生。紧贴“一带一路”实施的要求和沿线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建设重点任务，有针对性地对教师培养培训，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通过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与企业开展横向课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技能难题，增加社会性服务性收入，填补高职院校办学资金的不足，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以国家援外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师到项目中去任职，组织教师走出国门开展讲学、教学、进修、参加学术活动和研究，提高教师具有国际化的专业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建立激励奖励长效机制，激活教师潜能，推动教师提升国际化素养和能力，教师“引进来”能够融合，“走出去”能够有效，才能保证“一带一路”顺利实施。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高职教育特点

    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满足“一带一路”的需求，必须突出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传统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轻实践、重理论，校企合作由于缺乏利益协同长效机制，没有实质性融合，学生的职业性和实践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学生的实践能力欠缺，走上工作岗位仍然存在几年的不适应期。二是大多高职院校国际化意识欠缺，认为国际化是普通高校教育的特点，国际化离自己很远，人才的培养只局限于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国际性，既要推行“教、学、做”合一，理实一体教学模式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又要建立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新的模式。比如，送学生走出国门培养，也可以引进国际化的高水平教师和教学资源，在国内联合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优化专业结构，加强课程建设，实现高职教育与“一带一路”联动

    人才培养的结构失衡，实质是供给与需求错配，这种错配倒逼高职院校必须重新审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高职院校要尽快从争取就业岗位的需求侧思维中摆脱出来，[9]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领域、调研“走出去”企业的诉求、筛选当地国的需求设置专业，淘汰落后的“僵尸”专业，“关、转、并、停”不适应的专业，“增、合、开”适应“一带一路”的专业，重点扶持契合“一带一路”需要的新兴专业。例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对接“一带一路”，设置了智能装备制造类、电子信息类、应用化工类、港口物流电商类、建筑工程类、应用外语类等专业群，重点给予资金扶持。[10]课程是专业的基础，围绕专业重构课程体系，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联合开发课程标准和国际课程，以“互联网+”思维，线上线下结合，开发中外语言教授的课程体系，引进、改编、合编国外优秀教材，打造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加大外语教学力度，联合开发中外语言共享课程，把中外语言推广纳入各国利益框架。借助本地外国语大学和社会培训机构的力量培训高职院校小语种教师。东部沿海地区高职院校可以开设东南亚、拉美地区、非洲的小语种课程；西北地区高职院校可以开设中亚、俄语系列小语种课程；西南边陲的高职院校可以开设欧洲、南亚等地小语种，有效利用各自地缘优势、跨境语言优势发展小语种教学。[11]通识教育设置当地政治、历史、人文、民族、宗教、地理和环境、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课程，提升学生国际化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国际思维。

    （四）多方协同创新，通力保障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协同创新发展，突破人才、资源、信息共享的藩篱，解决对有效供给的约束与抑制，整合供给侧各要素，协同一致地完成目标。“一带一路”恢弘广大，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需要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力量和民进组织协同，需要政府引领、行业企业合作、中介搭桥、华人华侨穿针引线，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增值各种资源，协同解决高职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资源的局限性，激活高职教育供给活力，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益的精准供给。国家要将高职教育国际化战略纳入“一带一路”的框架，政府相关机构、高职院校、行业企业成立高职教育“一带一路”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智库。

    1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智库建设必须突出“政治导向”

    实施伟大的事业，推进伟大的工程，仍需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学习“十九大”精神，继承和保持党中央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的传统，发扬共产党與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理论品格，把握正确的立场、思想、方法和观点，研究和把握新时代特点以及努力的方向。

    2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智库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民心社情、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实施“一带一路”会出现很多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前瞻性和现实问题，研制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和规则，围绕“一带一路”提供政策和信息咨询，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提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实施方案和办学方案，制定高职教育契合“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联合协商机制和风险评估，发布中资企业用人需求等信息，建立“一带一路”人才预测需求数据库，更好地指导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智库建设要抓住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决策和建议。

    3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智库建设必须注意平台建设和“组织导向”

    重大实践问题研究要搭建或利用大平台，实现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充分利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国—东盟教育周”等这些协同创新平台，开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探索形式多样的合作发展模式，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职业教育课程培训、资格认证和技能竞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高职教育的软实力。沿线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高职院校应该抱团发展，资源、信息共享，成立职教联盟和产教协同创新联盟，助力中资企业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在“一带一路”视域下，高职院校要调整办学定位，大胆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聚焦内涵建设。既要开放胸怀，心系天下，又要力求务实和稳重，脚踏实地开拓高职教育国际化道路，增强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供给质量和效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扛鼎之力。

    【参考文献】

    [1]孙杰.供给侧改革视阈下高职教育发展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5）：86—89.

    [2]邢晖.当前高职院校经费问题调查与建议[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6）：58—62.

    [3]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R].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4][5]2016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EB/OL].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http：//www.chinazy.org/models/adefault/news_detail.aspx？artid=64266&cateid;=1539.

    [6]张菊霞，王琪.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实践样态、存在问题及提升策略[J].职教论坛，2017（4）：39—44.

    [7]沈骑.小语种，冷热之间[N].光明日报，2014-12-18（15）.

    [8]任占营，童卫军.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实施困境与对策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8）：101—105.

    [9]梁家峰，张洁.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新视角[J].中国高等教育，2016（10）：19—23.

    [10]祝蕾.“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助力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创新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3）：106—110.

    [11]瞿振元.“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N].光明日报，2015-08-13（11）.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weak.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level is not high. Social service ability and talent are cultivated. Structural surplus small language talents are getting short. And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team of teachers and other issues are lack. We must take the supply side reform ideas as a guide， reposi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mplemen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focus 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nhance the supply level， optimize specialty 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ly innovate and guarantee supply side reform at full steam.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iz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編辑/徐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