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历史性、合法性、统一性、优越性、渐进性等特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系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全球化、网络化环境下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是外部动力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国家领导人改革的决心和能力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内部动力因素。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要素之间需要相互作用，协调推进，才能促进中国政治更好地有序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政治发展；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1-0077-09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中，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概念，中国政治发展是内部、外部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形成，具有自己的特征。而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的探索现有的研究成果不多，因此本文拟通过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各个因素。对于当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的机构、体制、功能和运行方式的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演变过程” 〔1〕。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形成，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形成了历史性、合法性、统一性、优越性、渐进性的基本特征。
（一） 历史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伴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中国开始一步一步的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先后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走上历史舞台进行各种尝试，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1919年五四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水岭。五四运动标志着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封锁，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中国只能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1954年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制订了五四宪法，基本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外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
历史证明，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五院制和临时约法虽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最终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后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本质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的革命只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 合法性
这里合法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合乎法律的规定性，由法律制定或认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制度框架，由我国的宪法予以保障，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因此目前各种否认或者借口主张应该实行西方民主模式的观点都是和宪法相违背的，不会受到人民的支持。二是合法性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于现有政权和政治秩序、制度的认可和认同，即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理解和支持。建党98年，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大地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统一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的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统一性。
1.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属于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化，执政党主导推动下的政治发展。现代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政党在政治发展中有三方面重要的功能：一是选举导向的功能，表达人民的要求，把选民融入体制。二是联结功能，聚合和疏通利益，征募和培养政治领袖。三是与政府联系的功能，使政府负责任，贯彻党的政策，实施对政府行政的控制和监督。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中国地大人口多，迫切的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凝聚人心，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党的领导。” 〔4〕
2.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广泛性、真实性的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参与政治，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就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治理国家，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要求人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法律也用于保护推动人民的民主权利。
新时代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体表现在：依法进一步健全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四项基本制度；按照依法治国的方略，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国家的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领导干部要树立法律思维，用法治方式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建立健全权力的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保障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坚持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防止司法腐败；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等等。
（四）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于保证中国人民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在与西方民主模式的竞争中，也开始逐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亨廷顿、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时，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为价值评价标准和唯一的模式。但是，在实际发展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西方民主之后，不但没有摆脱原有的贫穷落后、腐败，反而变本加厉，政权更替更加频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治动荡，出现了西方民主的悖论。尽管西方国家将自由和宪政作为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但西方民主就起本质而言，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是金钱民主和少数人的民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暴露出以美国民主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民主的弊端和本质。公投作为直接民主的体现，往往为西方学者津津乐道。但是2016年英国脱欧的公投却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英国政府认为公众不会同意脱欧，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英国首相卡梅伦因此辞职。脱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反全球化的表现，对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其他成员国家都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不久西班牙的一個州也宣布公投，宣布独立。而英国的公投，让英国的民主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西方的民主，但是从全球经验看，全球190多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近50个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可见，西方民主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也出现了自身民主的危机和衰落。
在西方民主危机的鲜明对比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其优越性。一是保持了中国的政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持续发展。二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三是中国的政党制度优越于西方的政党制度，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执政党与参政党是友好的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四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决策民主而且高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坚持党管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没有实行西方的军队国家化。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中国走完了西方现代化几百年的历程，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已经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五）渐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渐进性。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一些重要的政策往往先是在一些地区试点，后在全国加以推广。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先是在安徽、四川试点，后在全国农村加以推广。再如经济特区政策，先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然后是1980年将海南岛设立为经济特区。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从沿江、沿边、省会城市一直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形成。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渐进性的概念，俞可平教授也称为增量民主①，其本质在于没有实行一种激进的改革，而是在原有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体制外围进行增量的民主，积蓄力量，慢慢发展扩大，适时推广。
这种渐进的政治发展特征，好处有三。首先，在于保持了政局稳定，先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避免利益集团的阻扰，而是在基层边缘，外围发展。其次，在于通过政策试点的方式推进，搞的好就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搞的不成功就取消，改革的成本比较小。政治改革方面，强调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等等，就是如此。再次，有利于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实行激进战略的俄罗斯相比较，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施渐进的发展战略，避免了社会震荡，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改革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取得了显著的制度绩效。而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实施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政策，导致的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衰退，一直到2004年前后才恢复元气。
当然，在渐进性的政治发展战略选择下，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领导人有改革的勇气，有更高的智慧，统筹全局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成熟，具有自身的优越性特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必要系统分析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历史的发展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共同作用的努力和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5〕。中国政治发展有其独特的动力系统。动力要素主要包括：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的民主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公众政治参与的需要，国家领导人改革的能力和决心等，参见下图一。
（一）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民主化思潮的影响，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外推动力
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政治发展是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民主化的思潮的涌入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全球化和民主化思潮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亨廷顿认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6〕。西方学者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灵丹妙药”。西方民主化思潮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压力和外部动力。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是每个公民的内在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已经加入WTO 18年，目前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交流在日益增加，民主化的思潮针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要求政府及时主动回应，主动进行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努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开放，从不透明到阳光，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地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是直接动力
一般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创建却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如林德布洛姆所说，“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民主制度，但每一种民主制度都必须是市场取向的制度” 〔7〕。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而也带动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史中，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变化和特征。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开始启动，不断发展。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識。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所捍卫的两个基本价值，更是民主意识形成的两个基本前提。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法律维护市场的秩序，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需要法律保持合法竞争，通过法律界定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行为。法治经济呼唤着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自我意识复苏，为了维护保障自己的权利，就会积极主动政治参与，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三）第三部门的发展是间接动力
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和重要动力。第三部门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挥积极作用，网络公共空间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计划经济的解体，单位人体制开始消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开始变化，适度分离，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客观的可以充当政府的助手，承当部分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职能。近年来，在2008年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中的志愿者服务，奥运会、青奥会等重大活动中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其发挥的作用得到公众的赞誉和高度认可。随着人们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热情焕发，社区自治等各种职能的发挥，反过来要求政府转变理念，转变职能，下放权力。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话语体系中，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法治化，一系列重大概念的变迁和演进，反过来证明了在改革中，政府和公众、社会组织开始互动，协同参与社会治理。
（四）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是底层的动力
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有一定的提高；政治参与从激情逐步走向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如选举、投票，参与自治，集会结社，信访等等；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人政治参与的新方式。
政治参与扩大要求政治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提供相应的制度平台，这就迫使政府积极主动的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求政府及时回应，关注群体性事件，关注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一方面要求健全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拓展新的政治参与机制，这反过来，必然会推动政治发展的制度化、法治化。
（五）国家领导人改革的决心和能力是一种顶层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不否认重大英雄人物、领袖和领导人的历史贡献。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见证人、参与者。亨廷顿也曾指出：“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 〔8〕因此在政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动力，属于顶层设计。
以苏联-俄罗斯为例，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推进政治改革，短短的几年时间，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很多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的总负责人，应该负重要责任。他推行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主动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搞西方民主，使得社会主义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亡党亡国。俄罗斯成立后，社会进入转型时期，1999年叶利钦选中普京为接班人。普京出身于特工，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上开始保护大型国企业，禁止私有化，政治上颁布政党法，规范政党制度，打击寡头干政，文化上搞主权民主，俄罗斯重新走向崛起之路。
社会的发展依靠国家权力的推动，而这又依赖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和素质，改革的决心和改革的戰略选择。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看，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阐明社会主义本质论，主张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倡导“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改革的策略上，邓小平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长足进展。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必将更好的促进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三、中国政治参与动力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分析
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要素是多元的，新时期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发展有序前进，需要对各种因素有效整合。
第一，积极应对全球化和西方民主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政治发展的外部动力因素往往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因此中国政治发展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应对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民主思潮的挑战。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西方民主化思潮的最根本策略。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走邪路，不走回头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前途一片光明。再次，积极应对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浪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有效防止意识形态渗透和颜色革命，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意识形态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宣传力度。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对当前社会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新左派等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同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和践行。
第二，需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新时代需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提高国企的效率，同时优化民企和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在贷款等方面提供条件，使得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其二，完善市场秩序，大力整顿食品、医药安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使生产要素在国内能够真正的流动。其三，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国加入WTO已经18年了，遵循国际规则要求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变，理念转变，市场公平竞争，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做出各项改进，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进行对外开放。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经济效益的增长为基础，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贯彻的重大理念。其六，继续实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健康持续发展。推进增长动能转换，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市场供求结构。坚持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取缔和打击非法收入。
第三，培育第三部门，发挥第三部门的积极功能。第三部门的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家。因此，中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公民的积极性，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一是及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权力下放，由社会和市场承担。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更加关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治国理念上实现由政府部门指挥、控制的统治观念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9〕的治理理念转变。
二是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正如李侃如所说，要“积极推动建设以公民为基础的组织并培育出一种可行模式，为广大人民提供一种更加强烈而有意义的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感” 〔10〕。构建公民社会必须逐步增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这就要求国家从政策法律上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自治空间，建立公民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实现其成员的自我管理，并确保其民间性、非营利性、代表性和参与性等。为了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对已有的各种管理法规进行全面的清理和修订，取消重复的规定和条例，完善相关管理条款，减少管理环节，防止政出多门，提高管理效率。应当根据宪法关于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宗旨，结合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订一部统一管理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
三是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民众对权力公共性的认可和监督；二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现代公民意识应当包括：责任意识，仁爱精神，自律意识，宽容意识，竞争意识，法治意识。当前需要实现公民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宣传和教育，不仅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社会认同感，更为培育公民意识提供了价值指导，为公民意识会遵应重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民政治參与的制度和渠道，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增加社会弱势群体和工人、农民的人大代表比例，提高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素质，逐步试点县级和市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建立人大代表密切联系选民制度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发展协商民主，必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使协商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逐步使民主党派担任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人制度化，增加民主党派的代表性，积极参政议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需要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和社区治理，依法保证公民自我选举、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权利。除了上述四项基本政治制度，还需要重视网络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同时政府也需要及时建立回应机制，建立相关的渠道和平台，形成政府和公众良性互动的沟通机制。
第五，自觉拥护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努力学习贯彻新时代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大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需要更加自觉的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立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协调推进。在发展战略上，坚持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国家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与及时总结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相结合；坚持经济发展和关注民生建设并重，坚持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推进，坚持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坚持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同时合理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健全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当前我们需要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要素，对各种要素整合，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动力，同时注重消除政治发展的各种阻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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