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向研究
辛锋 王俊勇
〔摘要〕 《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马克思日益发现，原先基于对主体性解读的哲学已经无力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必须从高扬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这一转向不仅对他自己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因此，准确认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转向，是客观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应有议题。
〔关键词〕 《新莱茵报》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82-09
《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大致指1848年6月—1852年3月。具体来看从马克思1848年6月1日在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到1852年3月25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完成为标志。在此期间，马克思完整地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与《神圣家族》一样，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马克思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见证，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大纲，其后的著述不过是对这些大纲的具体化与完善。目前看，国内外对《新莱茵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纸本身的使命、社会影响的研究，和对报纸内容所体现的新闻自由和法律思想进行的解读。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部分学者则重点解读这一时期马克思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工作，如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谈到马克思从事报刊活动的历史地位，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莱茵报》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指导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郑保卫教授认为，报刊的创办为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营造了现实环境，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1]。此外，马克思创办报刊的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优良的传统，即无产阶级的报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必须坚持新闻真实的基本原则，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必须履行新闻批判和舆论监督的职业使命。
无独有偶，列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的视角，对《新莱茵报》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新莱茵报》是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梅林和麦克莱伦以为马克思所写的传记以叙述历史的方式，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描述。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转向做出解读。彭宏伟、崔爽在《“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1848年—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一书中，从文本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在1848—1852年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及其理论，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对《新莱茵报》两个专刊的编辑工作，即《新萊茵报·民主机关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两位作者站在文本学的角度考证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1848年大革命时期和184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所撰写的政治文献。该书的主要特色是力图去掉对“革命”已往的模式化解读而回归以文本文献为依据，力求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做出客观的分析与总结。但是，作者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反思称为强烈的理论辩护，这一点是需要商榷的。笔者看来，这种反思恰好彰显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本身所具有的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理论品质。这一理论品质意味着反思不是一种自我辩护，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其次，本书将马克思对革命形势的误判归结为分析方法的不当，这一点也是笔者不能认同的。在两位作者看来，马克思的言论常常美化了唯物史观和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恰恰是本文想要说明的，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身并没有虚化的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其目的为了有效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预测出现失灵的原因不在于对唯物史观与革命运动之间联系的错误理解，而在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程度使然。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一方面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思想的研究脉络主要侧重于对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思想的两部著作的考察，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考察，分析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但鲜有国外学者考察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情况，也没有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过程中去考察，因此无法看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科学说明《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因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发生的转向。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思想脉络主要立足文本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报纸本身所体现出的法律思想抑或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理论的宣传。他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通过紧扣唯物史观的这一条红线，分析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理论发展和斗争策略的调整。总的看来，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新莱茵报》时期的研究脉络集中体现在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始终，并分析二者的关系。但二者都忽略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未能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也未能将《新莱茵报》时期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无法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向及其原因。因此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剖析，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为思想脉络，阐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向，并初步分析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
一、 革命风暴后的理论反思
1848年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革命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欧洲历史上不多见的。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摧毁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但是革命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革命的爆发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不是超然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以理论家的觉醒与政治家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去。1848年革命对新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实际考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宝贵的思想武器在大革命面前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暴露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适时地恢复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以此为阵地开始对革命失败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
（一） 从革命家到理论家的重新回首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创立总的理论基础，即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更多地是以理论家或思想家的身份出现。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革命家的身份便凸显了出来。但随着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作出了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的决定，这使得马克思比以往有更多机会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反思，馬克思作为理论家的身份又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同时，在1850年6月，马克思获得了一张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过往发表的文章，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在短短几年内，马克思“把1857年前后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同时精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2]（81），放弃了1848年以前对主体本身的正面关注的研究思路，逐步转向对主体背后的客体关系的深层次解读。在这里，等待马克思的是一片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尚待耕耘的理论沃土，也正是在这片领域里，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 推开政治批判的大门，开启经济分析的新模式
早在1843年10月份，乔迁巴黎的马克思在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模式。只不过与1848年以后的思想相比，马克思批判的中心议题还是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对人本质即自我意识问题的阐述。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认识但并不深刻，忽略了无产阶级实现胜利的条件以及对革命前途的估量过于乐观。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之前虽然也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思考。例如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从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再到对资本本质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思考还是太少，其理论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识，因此也无法真正获得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
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筹办创立《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以此报为依托，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各政党的性质及其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主张“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3]（16）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马克思开始用“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当时的政治事件。《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文章便是很好的例证。在此文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二月革命”的起因以及无产阶级公开与资产阶级决裂的第一次冲突——六月起义。在马克思看来：在法国的路易—菲利普时代，资产阶级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而掌握国家政权，相反，国家政权只掌握在金融贵族手里，而其他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3]（134）一切公共利益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国家不过是他们搜刮财富的工具而已，这便证明了资产阶级内部由于利益的分赃不均必然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引起新的革命。最后马克思深刻地分析出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促成了起义的爆发。第一个事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一面是金融贵族骄奢糜烂的生活，一面是饥荒遍野的穷苦百姓。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整个法国人民的不满。第二个事件就是英国普遍的工商业危机。英国的危机效应波及了法国本土的商业，造成了大批小店主的破产。二月革命如马克思所说，在主客观原因的驱使下爆发了。六月起义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3]（153）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他使无产阶级清醒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3]（155）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使自己不断地摒弃革命前的传统残余，成为真的革命的党。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六月失败深刻地认识到，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是不成熟的。隐藏在资本主义政治、军事、文化等反革命上层建筑背后的正是资本主义强大的经济引擎，在这种强大的“引擎”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引起新的危机之前，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综上所述，1848年革命过后，马克思依托《新莱茵报》，一方面对自己以前的无产阶级理论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开始寻求新的拯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种反思与探寻的最终出路是：马克思放弃了那种对主体和自我意识的过分解读而转向对客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诚如柯尔施在评价这个转向时说：“以1848年革命为界，此前阶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后阶段是‘冷静的第二阶段。”[4]（71）
二、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客观物质力量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过“异化”问题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5]（51）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仅创造出财富，也创造出了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的物的世界。卢卡奇后来也说：“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6]（152）虽然那时候马克思已经触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即私有制，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仍然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角度，以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直到后来在《提纲》中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概念，才彻底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彻底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就其本质来说，即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体现和印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精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并提出了“社会机体”理论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形态思想。这个理论的表达已经逐渐接近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批判（序言）》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阐述。另外，马克思在此书中还批判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虽然这个思想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写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中进一步得到了发挥，但真正完整的论述一直等到20年后的《资本论》才完成。最后，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阐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反驳了蒲鲁东反驳无产阶级斗争的谬论。于此同时，马克思还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理论。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的基本思想为马克思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宣言》中，首先，马克思进一步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两个必然”理论。其次，马克思深刻阐释了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指出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最后，马克思发展了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制定了革命的斗争路线、斗争策略和建党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不久，1848年革命就爆发了，这使得马克思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在革命的洗礼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检验的工作已经交给历史完成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客观性，而发展的工作则是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完成的。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自己目前的经济研究水平无法支撑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于是便恢复了由于革命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研究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调节能力使革命短时间内是不会爆发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引发新的革命。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远未达到可以立即进行革命的程度。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需的主客观条件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在“冷静”地思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之后，马克思开始放弃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想法。
（一）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与出路
如果说在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满怀期待，那么1848年革命失败的现实使这种激情的头脑逐渐趋于冷静。马克思必须对资本主生产关系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可能创立出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通过1848年革命、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以及1849年的巴黎六月事件等革命活动，马克思得出了结论：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通过“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3]（389）。
理解这句话我们至少要注意下面三点内容：
第一，通过大大小小的革命活动，基本上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是无力领导革命的，领导革命走向成功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已经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一个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远远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1848年爆发的革命还没有条件将革命的理论变为革命的现实。马克思最后断言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3]（229）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充满辩证和无限循环的过程，且在现在看来，马克思当时应该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这种革命爆发的时间与过程便更加漫长了。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必须使世界上所有无产者组成一个联盟，尤其是工农联盟。1848年革命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反动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法国的宪兵、德国的警察、沙俄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剿灭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且应该建立最广泛的联盟。这个广泛的联盟不仅包含工人阶级、劳动农民而且还应该包含社会中所有非资产阶级阶层。并且马克思相信，那些非资产阶级的阶层如果真正了解自己的利益，一定会自觉向联盟靠拢。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马克思说：“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7]（235）法国农民由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局限等问题无法形成真正的阶级，因此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只能将波拿巴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但马克思认为这正是波拿巴利用了无产阶级的愚昧，当波拿巴政权赖以维持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土崩瓦解时，农民会幡然醒悟必然向无产阶级靠拢。无产阶级不仅与农民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必将在运动中充当革命的先锋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马克思的全部革命观点，同他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革命是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了欧洲当时的所有发达国家。”[2]（62-63）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论述的“国际关系”至少应该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广度，即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个维度是深度，即它包括一切具有革命性的阶层，团结和吸纳世界上一切反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二） 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物质力量关系平衡的考量
主客体之争一直贯穿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始终，众多哲学家无休止的论证使之成为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休谟的怀疑论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至此以后康德通过“哥白尼革命”确立以“人为自然立法”为中心的三大批判，高扬主体在认识论中的能动作用。在论述主客体关系的时候，认为客体从属于主体。康德的哲学在认识论领域掀起了思想的风暴并有力地驳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偏见，将主体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但是海德格尔从存在与存在者关系的角度一反康德的主体哲学，认为康德的主体哲学在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让人类成为一切在者的主人。随着人类的主体性逐渐膨胀，自然作为与人类主体相对的客体而言仅仅变成了人类肆意掠夺的对象，所以海德格尔反对将理性作为自然尺度的主张，并认为自然的尺度在于使其自身所运行的规律及其遵循的原则。因此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那里时，主体性形而上学又已经过渡到到非主体性形而上学。但康德与海德格尔的争论对于如何平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却都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逐渐放弃了对主体过分关注的自我意识哲学，其研究的重点开始偏向于客体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像萨特等人诟病的那样，是一个“无人在场的”哲学。相反，其哲学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和自由，而这个过程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革命呼唤科学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是建立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因此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然要求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一个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在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一头扎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是对现实世界及其问题的分析与诊断，而这又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展开的。1844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始，马克思用异化批判私有财产进而从物质生产出发再到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与马克思之前的高扬自我意识的自由旗帜相比，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将焦点聚焦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而鲜有哲学批判的痕迹。“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153）如果说实证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1850年6月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之后，就完全表现得对现实政治，尤其是对革命，抱有维利希等人不再抱有的巨大热情和兴趣。而且马克思还重新恢复了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和规律，对现实的革命以及人的存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非像萨特等人所诟病的那样，即马克思后期的哲学存在着“人学空场”。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在不断探索如何为人类解放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这种变化正体现在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调整上。并且马克思认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愿望。也正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站在人发展的维度上提出了区别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五形态说”的“三阶段说”，也才会在1859年《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逐渐放弃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转而以“两个绝不会”代替。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调整总是伴随着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程度的加深。
《新莱茵报》时期恰好是马克思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大调整。1850年下半年，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后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229）这种危机的本质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才可能引发新的革命。有些学者指责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而不再关注阶级斗争，即不再关注人的解放问题。造成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资本论》是马克思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也就是机器大生产的层面去研究资本主义总体的运行机制，并以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一个更为根本的逻辑。如果不認同资本主义的客观逻辑，不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寻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那么改变世界如何成为可能呢？这种可能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生产出各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的关系和个人的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8]（112）简言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其自然地灭亡和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所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但这绝不会使他们变成庸俗经济学和宿命论的崇拜者，因为他们探寻经济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解放。无独有偶，《人民日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英名和事业永世长存”这篇社论中总结道：“马克思之前的历史，都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历史，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而在这个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永远是实际活动的人。”[9]这也就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一直都在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甚至不惜通过革命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锻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必须是追求现实解放的无产阶级。这种历史性的远见正是马克思超越康德与海德格尔的重要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片面地去强调主客体某一方面的决定作用，也没有使哲学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层面。而是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对重大政治事件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力求平衡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从而将哲学思考引向深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决定的。
三、 早期西方马克思者对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
与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所进行的工作一样，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洲革命失败后也对无产阶级革命做了理论的反思。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方向相反，这一次包括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做了不同方位的探索。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反向”并没有使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他们在文化、政治等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不同维度上的批判都无法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所构建的客观的物质世界——这种强大的客观物质世界里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国家作为连接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的中介正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并且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关无时无刻不在为作为资本主义内核的经济关系提供保护。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在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继而指导革命走向成功的尝试可能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危险。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是对一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反思。应该说在这本书里，卢卡奇是看到了马克思此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其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的。他才会在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前提上进一步提出“物化”的哲学概念。但是卢卡奇所理解的“物化”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有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青年卢卡奇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仍然是黑格尔式的。
卢卡奇通过对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物化理论进行研究尤其是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的研读提出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在卢卡奇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其物化概念是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形式制约了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活动。卢卡奇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对象化的物化即人在使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创造了财富积累的属人世界；另一方面，当这种财富里面所包含的生产关系被无限放大时，就走向了事物的另一种极端，即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与人相互排斥甚至相背离。这时候，人生产出来的物质力量就表现为对象化的异化：由人生产出来的客观的物质关系摆脱了主体的控制并开始反噬主体。
那么如何消灭掉这种异化呢？马克思与卢卡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正是他们分歧之所在。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的哲学转向之后，开始将批判的重心移到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在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陆续发现，以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和不成熟的。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了，但现实是革命失败了。后来恩格斯1895年回过头来总结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0]（384-385）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冷静分析后，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寄托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积累。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更加成熟，从而满足革命爆发的主观条件。因此，马克思当时对革命的认识大概是基于主客观条件都必须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卢卡奇站在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力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恢复其宣称的“总体性”从而克服人真正的物化。这种理论实现的中介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他的唯一有效的优势就是：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6]（294）应该说，卢卡奇关于“批判性物化理论”的认识是一种非凡的理论洞察力，但是内在理论逻辑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即是说，他并没有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去考察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扬弃和物化理论的形成。马克思放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不再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去探讨异化，马克思说：“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8]（178）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站在从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物化：一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对这种物化是给予支持态度的。一种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上的物化”即社会关系的物化，这种物化是马克思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但是卢卡奇显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物化的两种语境而是重新回到了“黑格尔式的同一，生产的对象化就是物化（物役性）。于是，这种物化具有了本体的意味，且没有了肯定只有了否定”[11]（50-51）。
总的看来卢卡奇虽然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大量经济学手稿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物化理论，但是在消除物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上却走向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道路。卢卡奇又重新回到主体与自我意识，将胜利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觉醒。他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现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对“商品拜物教”观念的清除，只有当无产阶级从观念上开始觉醒时才能够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卢卡奇看来“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革命过程”本身。
随后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亚圣”的柯尔施则从批判和革命的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理论。在面对革命失利的情况下柯尔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观，并认为不确立正确的国家理论，就无法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而确立正确的國家理论需要厘淸理论上的迷雾，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上去。柯尔施认为社会由三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经济，第二个维度是法和国家，第三个维度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柯尔施认为只有将这三个维度理解成一个总的体系，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因此才能指导革命。柯尔施反对第二国际“肢解”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一堆原理的总和。在具体路径上，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要求恢复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因此他的哲学最终又回到了对主体自我意识的阐发上，回到了与卢卡奇哲学一样的维度。
葛兰西则从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将卢卡奇和柯尔施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理论的缺失归结于无产阶级在西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批判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两个时代主题。因此不同于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已不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应该是文化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得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话语权后，革命才能走向胜利。葛兰西开创的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因为葛兰西开启的文化批判意在重新定义主客体的内容。在葛兰西开创的文化批判中，无产阶级不再作为历史的主体而作为历史的客体存在。原先的主体内容被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替代，因此在葛兰西的哲学建构中，出现了一个外在“设定”的主体，并由这个外在设定的主体向历史的客体即无产阶级自上而下的灌输革命意识，从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文化批判论调。但是，他这种文化批判理论及主客体设定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主体哲学思路并且它将主体客体抽象化的理解使革命实践活动被无情地抛弃了，无产阶级变得“理智”的同时其斗争存在的客观基础却被无情地消灭了，最终葛兰西宣扬的革命的意志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断调节的过程中归于湮灭。因此，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只能在大学教授的论文中发出孤独的呐喊声，但回应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回音。
综上所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应新时代挑战的时候，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了不同层面上探索，但归根结底是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向人本学转向，重新从主体建构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哲学转向的思路是相背离的。究其原因，这种偏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本身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学批判的浅层理解，一方面是为回应梅林、普列汉诺夫建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做法。但归根结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都过分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并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理论，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指导革命走向成功。
四、 结 语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理论活动深刻的反映了其思想发展的动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放弃了高扬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解剖。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在巴黎6月失败中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远未成熟，只有经过革命的洗礼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此外，支撑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只有在欧洲的工业资产阶级全面成为统治力量之后才能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在革命中检验了自己新创立的唯物史观并开始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向。理论研究上表现为主要表现为从政治行动主义转向经济学研究。革命实践上表现为马克思放弃了革命高潮能在短时间内爆发的那种过于乐观的革命激情，转而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来临时才会爆发的结论。
第三，这个转向深层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无法对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必须重新开始自己在40年代中断的经济学研究。换言之，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须建立在正确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学的研究基础之上，从马克思后来的写作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来看，马克思一直在从事相关工作。并且随着研究程度的加深，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承认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脱离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情况，因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第四，《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绝不能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就全盘否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些策略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才促使了马克思更进一步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也为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
第五，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探索的失败更加证明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转向的必要性，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并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葛兰西的文化批判也不是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佳良方。任何偏离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都会在实践的发展过程走向虚无。同理，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并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
总之，《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是它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开放中永葆生命力而不僵化，在批判中审视一切而不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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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摘要〕 《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马克思日益发现，原先基于对主体性解读的哲学已经无力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必须从高扬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这一转向不仅对他自己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因此，准确认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转向，是客观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应有议题。
〔关键词〕 《新莱茵报》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82-09
《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大致指1848年6月—1852年3月。具体来看从马克思1848年6月1日在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到1852年3月25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完成为标志。在此期间，马克思完整地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与《神圣家族》一样，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马克思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见证，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大纲，其后的著述不过是对这些大纲的具体化与完善。目前看，国内外对《新莱茵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纸本身的使命、社会影响的研究，和对报纸内容所体现的新闻自由和法律思想进行的解读。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部分学者则重点解读这一时期马克思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工作，如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谈到马克思从事报刊活动的历史地位，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莱茵报》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指导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郑保卫教授认为，报刊的创办为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营造了现实环境，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1]。此外，马克思创办报刊的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优良的传统，即无产阶级的报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必须坚持新闻真实的基本原则，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必须履行新闻批判和舆论监督的职业使命。
无独有偶，列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的视角，对《新莱茵报》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新莱茵报》是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梅林和麦克莱伦以为马克思所写的传记以叙述历史的方式，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描述。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转向做出解读。彭宏伟、崔爽在《“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1848年—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一书中，从文本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在1848—1852年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及其理论，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对《新莱茵报》两个专刊的编辑工作，即《新萊茵报·民主机关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两位作者站在文本学的角度考证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1848年大革命时期和184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所撰写的政治文献。该书的主要特色是力图去掉对“革命”已往的模式化解读而回归以文本文献为依据，力求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做出客观的分析与总结。但是，作者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反思称为强烈的理论辩护，这一点是需要商榷的。笔者看来，这种反思恰好彰显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本身所具有的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理论品质。这一理论品质意味着反思不是一种自我辩护，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其次，本书将马克思对革命形势的误判归结为分析方法的不当，这一点也是笔者不能认同的。在两位作者看来，马克思的言论常常美化了唯物史观和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恰恰是本文想要说明的，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身并没有虚化的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其目的为了有效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预测出现失灵的原因不在于对唯物史观与革命运动之间联系的错误理解，而在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程度使然。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一方面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思想的研究脉络主要侧重于对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思想的两部著作的考察，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考察，分析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但鲜有国外学者考察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情况，也没有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过程中去考察，因此无法看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科学说明《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因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发生的转向。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思想脉络主要立足文本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报纸本身所体现出的法律思想抑或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理论的宣传。他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通过紧扣唯物史观的这一条红线，分析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理论发展和斗争策略的调整。总的看来，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新莱茵报》时期的研究脉络集中体现在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始终，并分析二者的关系。但二者都忽略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未能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也未能将《新莱茵报》时期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无法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向及其原因。因此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剖析，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为思想脉络，阐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向，并初步分析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
一、 革命风暴后的理论反思
1848年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革命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欧洲历史上不多见的。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摧毁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但是革命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革命的爆发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不是超然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以理论家的觉醒与政治家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去。1848年革命对新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实际考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宝贵的思想武器在大革命面前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暴露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适时地恢复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以此为阵地开始对革命失败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
（一） 从革命家到理论家的重新回首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创立总的理论基础，即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更多地是以理论家或思想家的身份出现。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革命家的身份便凸显了出来。但随着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作出了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的决定，这使得马克思比以往有更多机会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反思，馬克思作为理论家的身份又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同时，在1850年6月，马克思获得了一张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过往发表的文章，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在短短几年内，马克思“把1857年前后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同时精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2]（81），放弃了1848年以前对主体本身的正面关注的研究思路，逐步转向对主体背后的客体关系的深层次解读。在这里，等待马克思的是一片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尚待耕耘的理论沃土，也正是在这片领域里，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 推开政治批判的大门，开启经济分析的新模式
早在1843年10月份，乔迁巴黎的马克思在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模式。只不过与1848年以后的思想相比，马克思批判的中心议题还是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对人本质即自我意识问题的阐述。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认识但并不深刻，忽略了无产阶级实现胜利的条件以及对革命前途的估量过于乐观。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之前虽然也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思考。例如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从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再到对资本本质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思考还是太少，其理论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识，因此也无法真正获得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
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筹办创立《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以此报为依托，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各政党的性质及其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主张“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3]（16）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马克思开始用“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当时的政治事件。《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文章便是很好的例证。在此文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二月革命”的起因以及无产阶级公开与资产阶级决裂的第一次冲突——六月起义。在马克思看来：在法国的路易—菲利普时代，资产阶级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而掌握国家政权，相反，国家政权只掌握在金融贵族手里，而其他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3]（134）一切公共利益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国家不过是他们搜刮财富的工具而已，这便证明了资产阶级内部由于利益的分赃不均必然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引起新的革命。最后马克思深刻地分析出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促成了起义的爆发。第一个事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一面是金融贵族骄奢糜烂的生活，一面是饥荒遍野的穷苦百姓。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整个法国人民的不满。第二个事件就是英国普遍的工商业危机。英国的危机效应波及了法国本土的商业，造成了大批小店主的破产。二月革命如马克思所说，在主客观原因的驱使下爆发了。六月起义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3]（153）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他使无产阶级清醒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3]（155）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使自己不断地摒弃革命前的传统残余，成为真的革命的党。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六月失败深刻地认识到，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是不成熟的。隐藏在资本主义政治、军事、文化等反革命上层建筑背后的正是资本主义强大的经济引擎，在这种强大的“引擎”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引起新的危机之前，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综上所述，1848年革命过后，马克思依托《新莱茵报》，一方面对自己以前的无产阶级理论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开始寻求新的拯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种反思与探寻的最终出路是：马克思放弃了那种对主体和自我意识的过分解读而转向对客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诚如柯尔施在评价这个转向时说：“以1848年革命为界，此前阶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后阶段是‘冷静的第二阶段。”[4]（71）
二、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客观物质力量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过“异化”问题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5]（51）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仅创造出财富，也创造出了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的物的世界。卢卡奇后来也说：“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6]（152）虽然那时候马克思已经触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即私有制，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仍然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角度，以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直到后来在《提纲》中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概念，才彻底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彻底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就其本质来说，即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体现和印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精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并提出了“社会机体”理论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形态思想。这个理论的表达已经逐渐接近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批判（序言）》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阐述。另外，马克思在此书中还批判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虽然这个思想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写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中进一步得到了发挥，但真正完整的论述一直等到20年后的《资本论》才完成。最后，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阐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反驳了蒲鲁东反驳无产阶级斗争的谬论。于此同时，马克思还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理论。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的基本思想为马克思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宣言》中，首先，马克思进一步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两个必然”理论。其次，马克思深刻阐释了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指出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最后，马克思发展了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制定了革命的斗争路线、斗争策略和建党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不久，1848年革命就爆发了，这使得马克思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在革命的洗礼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检验的工作已经交给历史完成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客观性，而发展的工作则是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完成的。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自己目前的经济研究水平无法支撑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于是便恢复了由于革命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研究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调节能力使革命短时间内是不会爆发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引发新的革命。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远未达到可以立即进行革命的程度。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需的主客观条件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在“冷静”地思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之后，马克思开始放弃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想法。
（一）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与出路
如果说在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满怀期待，那么1848年革命失败的现实使这种激情的头脑逐渐趋于冷静。马克思必须对资本主生产关系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可能创立出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通过1848年革命、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以及1849年的巴黎六月事件等革命活动，马克思得出了结论：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通过“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3]（389）。
理解这句话我们至少要注意下面三点内容：
第一，通过大大小小的革命活动，基本上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是无力领导革命的，领导革命走向成功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已经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一个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远远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1848年爆发的革命还没有条件将革命的理论变为革命的现实。马克思最后断言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3]（229）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充满辩证和无限循环的过程，且在现在看来，马克思当时应该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这种革命爆发的时间与过程便更加漫长了。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必须使世界上所有无产者组成一个联盟，尤其是工农联盟。1848年革命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反动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法国的宪兵、德国的警察、沙俄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剿灭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且应该建立最广泛的联盟。这个广泛的联盟不仅包含工人阶级、劳动农民而且还应该包含社会中所有非资产阶级阶层。并且马克思相信，那些非资产阶级的阶层如果真正了解自己的利益，一定会自觉向联盟靠拢。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马克思说：“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7]（235）法国农民由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局限等问题无法形成真正的阶级，因此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只能将波拿巴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但马克思认为这正是波拿巴利用了无产阶级的愚昧，当波拿巴政权赖以维持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土崩瓦解时，农民会幡然醒悟必然向无产阶级靠拢。无产阶级不仅与农民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必将在运动中充当革命的先锋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马克思的全部革命观点，同他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革命是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了欧洲当时的所有发达国家。”[2]（62-63）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论述的“国际关系”至少应该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广度，即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个维度是深度，即它包括一切具有革命性的阶层，团结和吸纳世界上一切反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二） 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物质力量关系平衡的考量
主客体之争一直贯穿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始终，众多哲学家无休止的论证使之成为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休谟的怀疑论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至此以后康德通过“哥白尼革命”确立以“人为自然立法”为中心的三大批判，高扬主体在认识论中的能动作用。在论述主客体关系的时候，认为客体从属于主体。康德的哲学在认识论领域掀起了思想的风暴并有力地驳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偏见，将主体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但是海德格尔从存在与存在者关系的角度一反康德的主体哲学，认为康德的主体哲学在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让人类成为一切在者的主人。随着人类的主体性逐渐膨胀，自然作为与人类主体相对的客体而言仅仅变成了人类肆意掠夺的对象，所以海德格尔反对将理性作为自然尺度的主张，并认为自然的尺度在于使其自身所运行的规律及其遵循的原则。因此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那里时，主体性形而上学又已经过渡到到非主体性形而上学。但康德与海德格尔的争论对于如何平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却都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逐渐放弃了对主体过分关注的自我意识哲学，其研究的重点开始偏向于客体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像萨特等人诟病的那样，是一个“无人在场的”哲学。相反，其哲学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和自由，而这个过程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革命呼唤科学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是建立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因此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然要求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一个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在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一头扎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是对现实世界及其问题的分析与诊断，而这又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展开的。1844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始，马克思用异化批判私有财产进而从物质生产出发再到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与马克思之前的高扬自我意识的自由旗帜相比，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将焦点聚焦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而鲜有哲学批判的痕迹。“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153）如果说实证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1850年6月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之后，就完全表现得对现实政治，尤其是对革命，抱有维利希等人不再抱有的巨大热情和兴趣。而且马克思还重新恢复了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和规律，对现实的革命以及人的存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非像萨特等人所诟病的那样，即马克思后期的哲学存在着“人学空场”。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在不断探索如何为人类解放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这种变化正体现在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调整上。并且马克思认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愿望。也正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站在人发展的维度上提出了区别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五形态说”的“三阶段说”，也才会在1859年《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逐渐放弃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转而以“两个绝不会”代替。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调整总是伴随着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程度的加深。
《新莱茵报》时期恰好是马克思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大调整。1850年下半年，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后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229）这种危机的本质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才可能引发新的革命。有些学者指责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而不再关注阶级斗争，即不再关注人的解放问题。造成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资本论》是马克思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也就是机器大生产的层面去研究资本主义总体的运行机制，并以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一个更为根本的逻辑。如果不認同资本主义的客观逻辑，不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寻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那么改变世界如何成为可能呢？这种可能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生产出各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的关系和个人的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8]（112）简言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其自然地灭亡和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所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但这绝不会使他们变成庸俗经济学和宿命论的崇拜者，因为他们探寻经济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解放。无独有偶，《人民日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英名和事业永世长存”这篇社论中总结道：“马克思之前的历史，都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历史，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而在这个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永远是实际活动的人。”[9]这也就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一直都在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甚至不惜通过革命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锻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必须是追求现实解放的无产阶级。这种历史性的远见正是马克思超越康德与海德格尔的重要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片面地去强调主客体某一方面的决定作用，也没有使哲学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层面。而是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对重大政治事件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力求平衡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从而将哲学思考引向深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决定的。
三、 早期西方马克思者对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
与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所进行的工作一样，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洲革命失败后也对无产阶级革命做了理论的反思。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方向相反，这一次包括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做了不同方位的探索。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反向”并没有使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他们在文化、政治等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不同维度上的批判都无法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所构建的客观的物质世界——这种强大的客观物质世界里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国家作为连接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的中介正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并且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关无时无刻不在为作为资本主义内核的经济关系提供保护。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在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继而指导革命走向成功的尝试可能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危险。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是对一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反思。应该说在这本书里，卢卡奇是看到了马克思此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其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的。他才会在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前提上进一步提出“物化”的哲学概念。但是卢卡奇所理解的“物化”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有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青年卢卡奇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仍然是黑格尔式的。
卢卡奇通过对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物化理论进行研究尤其是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的研读提出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在卢卡奇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其物化概念是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形式制约了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活动。卢卡奇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对象化的物化即人在使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创造了财富积累的属人世界；另一方面，当这种财富里面所包含的生产关系被无限放大时，就走向了事物的另一种极端，即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与人相互排斥甚至相背离。这时候，人生产出来的物质力量就表现为对象化的异化：由人生产出来的客观的物质关系摆脱了主体的控制并开始反噬主体。
那么如何消灭掉这种异化呢？马克思与卢卡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正是他们分歧之所在。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的哲学转向之后，开始将批判的重心移到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在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陆续发现，以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和不成熟的。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了，但现实是革命失败了。后来恩格斯1895年回过头来总结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0]（384-385）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冷静分析后，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寄托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积累。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更加成熟，从而满足革命爆发的主观条件。因此，马克思当时对革命的认识大概是基于主客观条件都必须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卢卡奇站在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力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恢复其宣称的“总体性”从而克服人真正的物化。这种理论实现的中介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他的唯一有效的优势就是：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6]（294）应该说，卢卡奇关于“批判性物化理论”的认识是一种非凡的理论洞察力，但是内在理论逻辑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即是说，他并没有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去考察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扬弃和物化理论的形成。马克思放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不再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去探讨异化，马克思说：“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8]（178）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站在从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物化：一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对这种物化是给予支持态度的。一种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上的物化”即社会关系的物化，这种物化是马克思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但是卢卡奇显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物化的两种语境而是重新回到了“黑格尔式的同一，生产的对象化就是物化（物役性）。于是，这种物化具有了本体的意味，且没有了肯定只有了否定”[11]（50-51）。
总的看来卢卡奇虽然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大量经济学手稿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物化理论，但是在消除物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上却走向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道路。卢卡奇又重新回到主体与自我意识，将胜利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觉醒。他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现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对“商品拜物教”观念的清除，只有当无产阶级从观念上开始觉醒时才能够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卢卡奇看来“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革命过程”本身。
随后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亚圣”的柯尔施则从批判和革命的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理论。在面对革命失利的情况下柯尔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观，并认为不确立正确的国家理论，就无法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而确立正确的國家理论需要厘淸理论上的迷雾，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上去。柯尔施认为社会由三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经济，第二个维度是法和国家，第三个维度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柯尔施认为只有将这三个维度理解成一个总的体系，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因此才能指导革命。柯尔施反对第二国际“肢解”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一堆原理的总和。在具体路径上，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要求恢复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因此他的哲学最终又回到了对主体自我意识的阐发上，回到了与卢卡奇哲学一样的维度。
葛兰西则从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将卢卡奇和柯尔施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理论的缺失归结于无产阶级在西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批判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两个时代主题。因此不同于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已不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应该是文化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得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话语权后，革命才能走向胜利。葛兰西开创的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因为葛兰西开启的文化批判意在重新定义主客体的内容。在葛兰西开创的文化批判中，无产阶级不再作为历史的主体而作为历史的客体存在。原先的主体内容被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替代，因此在葛兰西的哲学建构中，出现了一个外在“设定”的主体，并由这个外在设定的主体向历史的客体即无产阶级自上而下的灌输革命意识，从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文化批判论调。但是，他这种文化批判理论及主客体设定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主体哲学思路并且它将主体客体抽象化的理解使革命实践活动被无情地抛弃了，无产阶级变得“理智”的同时其斗争存在的客观基础却被无情地消灭了，最终葛兰西宣扬的革命的意志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断调节的过程中归于湮灭。因此，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只能在大学教授的论文中发出孤独的呐喊声，但回应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回音。
综上所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应新时代挑战的时候，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了不同层面上探索，但归根结底是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向人本学转向，重新从主体建构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哲学转向的思路是相背离的。究其原因，这种偏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本身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学批判的浅层理解，一方面是为回应梅林、普列汉诺夫建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做法。但归根结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都过分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并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理论，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指导革命走向成功。
四、 结 语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理论活动深刻的反映了其思想发展的动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放弃了高扬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解剖。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在巴黎6月失败中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远未成熟，只有经过革命的洗礼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此外，支撑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只有在欧洲的工业资产阶级全面成为统治力量之后才能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在革命中检验了自己新创立的唯物史观并开始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向。理论研究上表现为主要表现为从政治行动主义转向经济学研究。革命实践上表现为马克思放弃了革命高潮能在短时间内爆发的那种过于乐观的革命激情，转而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来临时才会爆发的结论。
第三，这个转向深层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无法对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必须重新开始自己在40年代中断的经济学研究。换言之，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必须建立在正确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学的研究基础之上，从马克思后来的写作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来看，马克思一直在从事相关工作。并且随着研究程度的加深，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承认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脱离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情况，因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第四，《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绝不能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就全盘否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些策略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才促使了马克思更进一步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也为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
第五，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探索的失败更加证明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转向的必要性，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并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葛兰西的文化批判也不是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佳良方。任何偏离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都会在实践的发展过程走向虚无。同理，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并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
总之，《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是它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开放中永葆生命力而不僵化，在批判中审视一切而不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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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