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牟成文

    〔摘要〕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党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党的建设的好坏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新时代,全面而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善治;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6-0017-06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因此,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必然具有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至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党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党的建设的好坏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全面而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

    目前,我们的国家治理主体包括政党、政府、社会和公民等,但是,其领导主体只有一个,或者说,只能是一元的。其领导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特质就是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具有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视角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视角引向“群众的世界”,由此根本变革了把视角仅仅局限于“理论家的世界”的致思传统。站在群众立场审视世界和变革世界,马克思主义根本变革了传统理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并由此确立了自身的基本立场,即人民群众的立场。第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唯物主义”〔4〕方法。“新唯物主义”方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理论相比,“新唯物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性。〔5〕第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判断具有科学性。科学判断之一,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根本变革现存世界的主体力量;科学判断之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科学判断之三,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7〕。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科学性是得到诸多社会实践检验并被反复证明的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绝不会随个别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绝不会随个别人的兴趣爱好之不同而有所增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其本身从来不提供现存的答案或者教条,只提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只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任何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特征必然致使对“特定答案”抱持永恒性的期待变成妄想,也很可能导致“特定时代的答案”成为其他时代的教条。马克思主義的科学性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的本色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先进性。

    自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丽诗篇。这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8〕也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得到了诸多社会实践检验并被反复证明的确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中国共产党必然能够承担起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体现在: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内部结构上看是一个复杂整体。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只有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实施要求上看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种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善治”。〔9〕需要指出的是,“善治”不是某一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要某个因素不具备或者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可能功亏一篑。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的可资借鉴的好经验不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10〕第四,我国目前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难题很多。这些难题主要包括:如何继续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如何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提升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治理效能效率,如何持续促进发展、保有社会活力以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保障民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如何发展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以凝聚社会共识等。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势必全面激活市场因素。在此语境下,无止境追逐各种物质利益就很可能成为社会惯象。这种态势势必会导致部分人超越道德伦理、良序优俗、规则定律等而去趋利避害。于是,社会风险源与风险扩散途径就会大大增加,社会乱象出现的几率也同样会大大增加。

    因此,要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艰巨任务,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党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这是由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协同性(或者一致性)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然成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1〕,“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2〕。这就决定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必然具有协同性(或者一致性)。

    具体说来,这种协同性(或者一致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能够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全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各方面党组织要对党委负责,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向党中央报告工作。”〔13〕在中国共产党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全局的过程中,党的建设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关键和主要内容。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因此,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革,就不可能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4〕“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的变迁,从根本上说,也是党自身的改革变迁。”〔15〕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建设现代化,党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根本性保障。党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反腐倡廉等方面。搞好党的政治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具备“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的党员干部队伍;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厚植广泛群众基础;搞好党的纪律建设,就会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自觉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规矩意识;搞好党的制度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性制度保障;搞好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就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海晏河清的社会环境。因此,党的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6〕

    另一方面,它体现在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道路选择、制度选择、理论创新、物质基础等方面所展现的一致性上。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动态的制度运行系统,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各种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部分:治理的主体、方式和方法。三个基本部分又对应三大基本要素:实施者、机制和工具。“善治”就是各种基本要素所实现的组合最优化与效能最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17〕

    正是在“善治”中,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一致性才能得到充分展现。这种一致性还可以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道路选择上的一致性。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总是有正路与邪路之分,总是有新路与老路之别。是走正路,还是走邪路;是走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一件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情。正路或者新路,是前景光明之路。而邪路或者老路,则是前景黯淡之路。因此,发展道路的选择,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论问题;既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又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正路与新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诸多曲折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的发展之路。新时代,走正路与走新路,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必然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正路与新路。

    其二,制度选择上的一致性。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又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等。这既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为党的建设与國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三,理论创新上的一致性。围绕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由此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这既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其四,物质基础上的一致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更是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十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区域协调性发展增强,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这既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發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

    党的建设的好坏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这是由党的建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决定的。

    从历史发生学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先,新中国的成立在后。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这就决定了党的建设对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产生根本性影响。党的领导必然构成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党的建设的每项内容能否落实到位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前面已经指出,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内容。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根本方向,也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要解决好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总开关”问题,让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党的组织建设就是党的队伍建设。党的队伍建设既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又包括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党员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作风建设就是要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不断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党的纪律建设就是要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约束和规矩意识,尤其要强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约束。党的制度建设就是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制度约束意识和底线意识。党的制度建设同党的纪律建设,都是为了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在言行上的自我约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注重制度,后者更强调规矩。应该说,在实践上,制度比规矩更具有客观性和外在强制性。反腐倡廉建设主要牵涉党的形象。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就是腐败,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对腐败零容忍,深化标本兼治,才能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走出历史周期率,才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

    其次,党面临的每个难题或者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面临的难题或者问题归纳为“三大不纯”“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他指出:“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19〕要解决好上述难题或者问题,就需要我们党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科学“认识世界”与合理“变革世界”的能力。

    最后,党能否营造良好的执政环境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可以说,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国际上,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但是,世界仍不太平,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瘟疫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在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待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非常繁重,国家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自身的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能否从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突围并在此基础上营造党执政的良好氛围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20〕

    总之,党的建设的艰巨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已站上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2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必须练就坚韧不拔的意志,必须把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2〕〔3〕〔16〕〔17〕〔18〕〔19〕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16,29,17,48-49,31,49,48-49.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53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3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8〕〔9〕〔10〕〔11〕〔12〕〔13〕〔20〕〔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02,31,74,101,102,103-104,105,102.

    〔14〕〔15〕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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