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油田发现记

    陈小玮

    

    

    

    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百万吨大油田。

    1955年，对克拉玛依油田来说绝对是一个转折性的时间点。

    急切需要寻找到油田的中国，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将新疆确定为重点勘探区之一。

    不到一年，克拉玛依黑油山的一号井喷油了。

    黑油山在克拉玛依市东北方向，据市区只有两公里。

    整个山丘成黑色，凹凸不平的表面，被石油侵染的砂岩，或被石油凝结的沙砾岩所覆盖。山上没有一棵树，仅有的一些芦苇，也长得稀疏而低矮。距离黑油山不远处，是褐黄色的同样光秃秃的成吉思汗山。

    虽然叫做山，但黑油山最高处也只有13米。它的另一个叫法—沥青丘，其实更为贴切。

    黑油山顶，立着一块石碑，3米高。石碑北边和东边，分布有大大小小数个被石块圈围起来的油池。亮亮的油池，像镜面一样，天上的云，池边站着的人，尽数纳入池中。有时候，油池会“突突地”冒一串泡泡，那是地下涌出原油的缘故。

    据说，地下冒油苗的景观全世界只有两处，一处在非洲的埃及，还有一处就是克拉玛依的黑油山。克拉玛依，正是黑油山的维语叫法。

    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便与黑油山有关。

    石油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

    1953年，新中国原油的年产量只有43.5万吨，仅仅能满足社会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陈云感慨：“要搞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石油都转不动。”

    朱德不无焦虑地说：“500万吨钢铁，500万吨原油，我们就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还不如一根打狗棍。”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外国的经济封锁，找油是当务之急。

    1949年12月17日，彭德怀在翻阅有关方面上报来的文件档案时，发现了一份1943年苏联政府和民国政府关于在新疆合作设立有色金属和石油两个股份公司的议定草案。不久，彭德怀赴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五次会议时，将该草案呈报给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并请示中央政府考虑和苏联政府合作，开发新疆的石油、矿产资源，以便发展新疆经济。

    1950年1月2日，刘少奇向远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去了书面报告，建议向苏联提出在新疆合办石油和有色金属企业的要求，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经济。

    同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乌鲁木齐正式成立，双方各占50%的股份。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任务之一是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

    “溜边转，找鸡蛋，看到油苗就打钻。”这是当时前苏联专家主导的勘探找油的方式。

    前苏联专家尤其是领导层，均来自苏联巴库油田。他们按照巴库油田的地质构造在新疆找油，认为天山山前坳陷的三级构造带会有油田，因为那里地质露头较好、构造显著、油气苗丰富。

    在前苏联专家里，乌瓦洛夫是一个异数。这位退役的二战老兵，靠自学从一名石油工人成长为地质技术人员。此前一年，乌瓦洛夫带着张恺等十人组成的地质调查队，对新疆黑油山—乌尔禾地区完成1∶10万的地质普查，结论是该地区有很好的含油前景，建议进行地球物理详查和探井钻探，并提供了所选定的三口探井井位，其中包括黑油山一号井（后称克拉玛依一号井）。

    苏联专家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黑油山一带丰富的显露油苗。

    以潘捷列耶夫为代表的前苏联专家认为，黑油山大面积的含油层露出地面，大量轻质油挥发后形成沥青丘，说明地下原油已大量散失，油藏已遭破坏，现在留下的只有“氧化残余油”，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石油蕴藏，不具有开发价值。1953年4月，公司在这里钻过4口探井，结果是一口井发生了水喷，其它3口井没获得有价值的工业油流就说明了问题。

    相反，乌瓦洛夫认为，丰富的外露原油，说明此地油矿蕴含丰富。他同时提出一个新观点，在克拉玛依要“走向地台”找油，所谓地台，即位于大平原上，地质历史中地壳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解体也没有分出胜负。

    黑油山的转机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精神，自1955年1月1日起，包括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内的各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被有偿移交给中国。

    新疆石油公司（后更名为新疆石油管理局）的成立，意味着在新疆找油的主导力量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张恺是克拉玛依油田的创业者之一，曾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1953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地调处工作。“按协议规定，各级领导苏方为正职，中方为副职。”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这位名义上的实习工程师，领的是采集员的工资，在队上干的是“包括采集员、实习工程师、伙食管理和所谓中方代表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在托斯台—加尔特河地区工作了一年后，张恺于1954年被调到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在乌瓦洛夫队长的带领下，搞1∶10万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此前，他“对盆地西北缘一无所知”。

    1954年5月，张恺他们对黑油山一带进行初探。面对黑油山壮观的、大面积分布的沥青丘、液体油苗，张恺“惊呆了”。以前他在托斯台—加尔特河工区见到的油苗，和这里一比，不仅规模小，也分散。

    张恺第一次爬上黑油山的最高处，能看到露出的土层很少，大部分都被干涸的沥青覆盖了，一些裂逢有黑色稠油流出。山顶上有一个小坑，注满了水和稠油。他们看到有水、稠油和天然气不停地冒上来，然后沿着干沟向山下流去，流出很远。

    为期半年的考察结束，地质报告对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的评价很高，在乌瓦洛夫看来，“独山子的油像一杯水”，而“克拉玛依的油像大海”。

    新到任的新疆石油公司经理张文彬了解了前苏联专家的分歧争论后，又再次召开了黑油山地质调查专题汇报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首先听取了乌瓦洛夫关于“走出山前凹陷，走上地台”的观点陈述。接着，张恺又详细汇报了这一地区含有丰富石油的理由。张文彬最后拍板决定，在黑油山地区安排两口探井进行勘探。

    有专家质疑仅凭一种推理和假设，就决定打探井是否过于草率？张文彬缓慢而坚定地回答道：“国家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找到大油田。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大踏步地向前！如果说走上地台的观点在目前的勘探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要付出的，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努力！”

    走出山前凹陷，走上地台，成了新疆石油公司勘探工作的指导思想。随后，公司所属独山子矿务局根据乌瓦洛夫和张恺的报告，编制了《黑油山地区钻探总体方案》，拟定在黑油山构造带打4口探井，构成一个剖面，进而探明白垩纪、侏罗纪的地质情况。该方案经公司党委讨论通过后，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1955年2月4日，在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工作会议上，批准了《黑油山地区钻探总体方案》。

    在荒原上安井架

    “1955年3月2日，我和安装小组的其他6个人，坐着一辆嘎斯车，从独山子开往黑油山。”曾在钻井处和测井公司工作过的张福善回忆说。

    路过乌苏时，他们买了防寒用的毡筒和毡袜。这一路上坐在敞篷卡车里，冒着七级西北风和漫天飞舞的雪花，双手双脚冻得没有了知觉。一个年纪小的同事，冻得哭出了声。为了驱寒，他们只好在行进的车箱里不停地跺脚。

    到了黑油山，张福善和苟玉林住一间地窝子。为了不让寒风进入，他们用毛毡把门堵住。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门被积雪堵死了，从里边推不开。

    “到处是雪，找一号井位，就找了一天。”张福善说，在长达一个月的安装井架的过程中，他们每天吃的都是冻得硬梆梆的干馕。

    让张福善难忘的是饮水困难，冬天还能化雪水喝，天转暖后，积雪没了，只能到处找水。看到路边一个一米多深的小水坑，大家兴奋地扑上去，捧起水就喝，却发现是咸的。但总比没水强，为了遮味，喝的时候放一块方糖。

    后来，水里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小虫子，他们只好用布过滤后烧开喝，结果很多人开始拉肚子。张福善最严重，居然便血。

    那时，黑油山没医生，没药品，跟独山子又没办法联系，张福善只好跟着送材料的车回到独山子，病治好后，又搭了一辆拉木料的车返回黑油山。

    1955年4月下旬，一号井井架安装完毕。

    “克一井”喷油了

    1955年6月14日，陆铭宝和其他35名“1219青年钻井队”队员，坐着敞篷车向黑油山进发了。这支钻井队是一支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青年组成，用的设备也是当时中国自己生产的老式钻机。

    陆铭宝是这支钻井队的队长。1952年，他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石油机械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独山子矿务局钻井处钻井队实习，先后担任钻工、钻井技师、钻井队队长。1993年，从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副总工程师任上退休。

    黑油山距离独山子不过150公里，但地貌差别则是天上地下。独山子近旁的百年老镇乌苏是农牧区，而黑油山则是一片荒原。

    “光秃秃的戈壁滩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架和几栋木板房。七八只安静的黄羊远远凝视着我们。捡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6月15日，我们在黑油山上安营扎寨。”陆铭宝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6月份的戈壁滩，气温高达40摄氏度，木板房里的温度比外面还高，钻井队员们索兴把床和蚊帐支在露天地里。那时，常常刮大风，八九级以上的大风刮起后，飞沙走石，井架也被打得辟哩啪拉直响。一次，半夜刮大风，他们赶紧躲进木板房，木板房也被砸出许多小坑。第二天风停后，才发现被子、蚊帐、衣服、脸盆都已被刮得不知去向。

    7月6日，一个叫艾山的维吾尔族钻工将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40多米高的井架天车上。黑油山一号井开钻了。

    遇到刮大风，为了不停钻，司钻的荆义田就用棕绳把自己绑在井架上打钻。

    一吨油，一吨水。钻井用的水，要从20公里外的“小西湖”拉。井队吃的水，要从60公里外的小拐拉。全井队只有一辆值班水车，一名司机。为了保证钻井用水，来不及拉生活用水时，队员们也只能喝带有硫化氢气味的生产用水。

    但钻井遇到的首要困难，还是物资供应跟不上。

    钻井需要的材料，全部都要从独山子运过来，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泥浆是钻井的血液，泥浆供应不上，就得停钻。有人提出，收集井里喷出的干泥浆，加水配成能用的新泥浆。于是，他们又多了一项任务，用铁锹铲，用手抠，用脸盆、水桶收集干泥浆块，这一招还真帮了大忙。

    钻探中遇到最危险的情况是井喷。井打到300多米，正提钻的时候，一股气、水、油挟带着石头冲天而起，喷柱有40多米高，这是钻到高压水层了。全队除了陆铭宝，没几个人见过井喷，而陆铭宝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险情。他把人分成两批，一批人控制柴油机，把排气管放到水里，防止起火；大部分人组成梯队，强行下钻。在既无防毒面具，又无防火衣物的情况下，他们冒着“油林石头雨”往钻台上冲。经过一个多小时苦战，终于又把钻杆下到井里，制服了井喷。

    1955年10月29日，经过了115天的努力，克拉玛依一号探井要完钻了，这就是著名的“克一井”。

    有幸遇上这一历史性时刻，连正在做饭的炊事员们，也都拎着炒勺跑到井场上看稀奇了。

    确定一号井井位的张恺，也亲临钻井现场。他站在泥浆槽旁，看见清水替出泥浆后，一片片黑色油花伴随着气泡漂浮到了水面。为纪念这个日子，苏联专家给张恺在泥浆槽旁拍了一张留念照。

    11月1日，10毫米油嘴8个半小时，产油6.95吨；第二天，产油8.1吨。

    原设计探井深度是1000米，但钻到620米就出油了，日产原油8.1吨。但一些苏联专家面对这个好消息，并不在意，他们还是坚持一贯的残油论。

    二十多天后，新华社记者韩文辉向新疆石油公司新任经理张文彬求证，并经过同意后，将黑油山第一口井出油的消息发布在《人民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油田就此诞生。

    克拉玛依取代了黑油山

    1955年12月下旬，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亲临现场，传达党和国家关于加速发展石油工业的指示，要求新疆石油工业战线加强对克拉玛依的勘探。

    1956年2月，北京召开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会议要求加快黑油山的钻井和试油，争取上半年查明黑油山构造的工业价值。

    这一年春天，黑油山第二口探井又出油了。根据探井相继出油成果，负责黑油山地区的勘探队提出大面积布井、加速勘探的方案，以便尽快拿出可供开采的油田面积。但是，一些资深苏联专家依然坚持残油论，双方争论激烈。

    4月19日，石油地质专家、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与苏联专家组组长安德列克前往新疆调查。调查期间，位于黑油山两个局部构造之间的四号井出油了。这个井的出油，完全证实了黑油山确有不受背斜控制的油藏存在，终结了专家间长久的争论。

    最终，康世恩明确表态，同意大规模勘探黑油山地区。

    1956年“五一劳动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和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前往黑油山油田考察，指示按照维吾尔语的读音，把“黑油山油田”正式更名为“克拉玛依油田”。6月1日，新疆石油公司总经理张文彬应邀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厅，向全国人民介绍克拉玛依勘探情况，并描绘了克拉玛依油田的美好前景。

    到这一年的9月，车排子—乌尔禾一带共打探井32口，有23口探井喷出了工业性油流。

    从1957年到1959年底，在克拉玛依先后发现了白碱滩高产油区、百口泉油田、乌尔禾油田、红山嘴油田，探明了8个油区，初步探明该区域含油面积达290平方千米。这表明克拉玛依已是一个百万吨的油田。

    1958年，一个4万人口的克拉玛依市在荒原崛起。

    1960年，克拉玛依石油产量达163.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39%，已经是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前全国最大的一个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