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礼物关系?

赵爽 杨波
〔摘要〕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关键词〕“赋颂”;混称;连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82-06
汉代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众多文体在此时发轫并确立。由于文体意识的模糊、文体功能和形式的交融,导致汉代的文体问题众多,其中尤以赋、颂关系较为突出。赋可谓是汉代最重要的文体,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文体与赋常相伴出现,这就是颂。颂最初为《诗经》的一类,而发展为独立文体,则稍晚于赋。赋、颂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从唐代的李周翰开始,到元代的何焯、清代的何焯、浦铣,一直到当代的王利器及詹锳等学者,均对赋、颂关系有所论述。
总的来说,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赋、颂是否通为一名,也即颂在当时是否已成为与赋并列的独立文体;第二,汉代多有“赋颂”连称现象,其含义如何,导致连称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极具研究价值,虽然前人聚讼纷纭,但一直未有定论。正在这一意义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论证,试图厘清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
一、 汉代赋、颂二体的混称
马融是东汉重要的经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文选》收录了他的名作《长笛赋》,其序云:
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1](249
这段话中的“长笛赋”,有的版本作“长笛颂”,胡克家《文选考异》称:“袁本、茶陵本‘赋作‘颂。案善无注,二本不著校语,无以考也。”[1]897-898胡本由尤袤本而来,虽然胡克家注意到了“长笛赋”有异文,但李善无注,故不便改动,仍作“赋”。对照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则同“袁本”、“茶陵本”一样,正作“长笛颂”[2]267,可知此处原为“颂”字,也即最初名为《长笛颂》,《文选》编者在选文时改作《长笛赋》。
关于这句话,李善注:“王子渊作《洞箫赋》。枚乘未详所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文章志》曰: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傅毅,字武仲,作《琴赋》。”[1](249将“箫、琴、笙颂”一一落实到具体的篇目。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原文称“箫、琴、笙颂”,而李善所注全为赋篇。同时翻检文献可知,李善所注之《洞箫赋》,也有作《洞箫颂》的,如《汉书·王褒传》中记“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2829又《文选·洞箫赋》李善注引《汉书·王褒传》,也作《洞箫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原文为颂,为何《文选》将其改为赋?原文称“箫、琴、笙颂”,为何李善所注皆为赋作,且同一篇作品,何以存在赋、颂不同的名称?而且这种赋、颂混称的情况在汉代极为普遍,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史记》作“相如既作‘大人之颂”[4](3063;蔡邕作《琴赋》,李善注《文选》,陆机《拟古诗》引作《琴颂》;《文选》中的潘岳《藉田赋》,李善注引臧绪荣《晋书》作《藉田颂》;《艺文类聚》中的章伯仁《龙马颂》,《初学记》及《文选·赭白马赋》均引作《龙马赋》。 晋代的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汉代的延续,故而一并列出。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汉代的赋与颂究竟是什么关系?对此,前代的学者颇有分歧。唐李周翰在《文选·长笛赋序》注中说:“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2](267 李周翰认为,赋可以颂称之,颂是赋的通称,也即赋包括在颂的范围内。显然,李氏已注意到了篇名与序文的不同,故而做出这样的解释。
另外,元代的祝尧解释潘岳《藉田赋》说:
《藉田赋》,赋也,臧荣绪《晋书》以为《藉田颂》,文选以为《藉田赋》。要之,篇末虽是颂,而篇中纯是赋,赋多颂义少,当曰赋。马、扬之赋终以风,班、潘之赋终于以颂,非异也。田猎、祷祠涉於淫乐,故不可以不风;奠都、藉田国家大事,则不可以不颂。所施各有攸当,凡为台阁之赋,又当知此。[5](785
祝氏立足“赋多颂义少”,认为《藉田赋》当为赋而非颂,又从赋用于讽谏、颂用于颂扬的角度对二种文体加以区分。这种观点,显然比李周翰的解释更加细致。
然而祝尧的观点并未得到多少人的认可,相反却招致反对意见,如何焯就说:
祝说非也。古人赋、颂通为一名,马融《广成》所言田猎,然何尝不题曰颂耶?陈思与扬书,岂以辞赋为君子。盖应上文辞赋小道之语,强生区别,即杜撰也。若云风颂异施,扬之《羽猎》固亦有“遂作颂曰”之文,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王褒《洞箫》,《汉书》亦谓之颂。文不高,然颂述典礼,当自为法式,其体源亦出于东都。[6]868
对于祝尧的两个观点,何氏均不赞同,批驳祝尧强行区分赋、颂,认为“赋颂通为一名”,也就是赋、颂虽名称有异,但实为同一种文体。关于祝、何二者间的不同,四库馆臣评价说:
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藉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猶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7]1708
四库馆臣虽然认为何氏所说有所根据,但并不赞同他对祝尧的批驳,而是从辨体的角度考虑,认为赋、颂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其所言确是,但未从赋、颂关系的角度作出清晰的判断。故而这番言论也未被后来学者采纳。
此外,对赋、颂关系进行辨别的还有清代浦铣,其云:
‘颂之名可通于‘赋。《汉书·王褒传》:“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昭明易‘颂为‘赋入《文选》,唐人遂有汉宫人诵《洞箫赋》。《史记·司马相如传》乃遂就《大人赋》,又曰“相如既奏《大人之颂》”。扬雄《校猎赋》开首有“遂作颂曰”之语,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唯刘勰《文心雕龙》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之语。若例以《洞箫》,证以相如《大人》、皇甫《三都序》,《广成》似当列入赋类,非自乱其例也。[8]24-25
与祝尧、何焯不同,浦氏立论相当谨慎,他列举大量材料,旨在证明“颂之名可通于赋”,即赋体可以颂称之。与李周翰观点大体相同,但论证更加充分。
至此我们看到,关于汉代赋、颂关系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三种:一、颂乃赋之通称,以李周翰、浦铣为代表;二、赋、颂各自为体,以祝尧为代表;三、赋、颂为同一文体,以何焯为代表。
上述观点中,尤以后两种影响较大,如王利器及詹锳均认为赋、颂通为一名王利器:“《汉志·诗赋略》荀赋类,有李思《孝景皇帝颂》。《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作《藉田颂》,此并赋颂通称之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2页。詹锳又补充说:“融作《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云。子渊《洞箫赋》,《汉书》谓之颂。《汉志》赋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盖不仅赋颂可通为一名,实亦成于敷布,又皆为不歌而诵之体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均持 “赋颂通为一名”之说。。侯文学也认为,“就汉人尤其是汉代作家的识见,‘赋、‘颂并无明显区别”[9]。郄文倩云:“赋、颂确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样式,汉代人之所以常常将二者并称或混称,是因为汉人文体观念模糊宽泛所致。”[10]246
这些观点看似合理,然而他们都立足将颂作为一个笼统概念,或作为一种固定文体来考察,忽视了颂之内涵的前后演变。对此,黄侃分析说:
《周礼·太师》注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是颂本兼诵、容二谊……故《诗·崧嵩》、《烝民》曰:“吉甫作颂。”《国语·周语》:“膄赋朦颂。”《楚语》曰:“宴居有师工之颂。”《乐师》先郑注云:“勑尔瞽,率而众工,奏而悲诵。”此皆颂之本谊,及其假借为颂,而旧谊犹时有存。故《太卜》其颂千有二百,卜繇也而谓之颂。龠章龡豳颂,风也而谓之颂。瞽朦讽诵诗,后郑曰:讽诵诗,谓廞作柩谥诗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则诔也而亦谓之颂。《九夏》之章,后郑以为颂之类,则乐曲也而亦可谓之颂。此颂名至广之证也。厥后《周颂》以容告神明为体,《商颂》虽颂德,而非告成功;《鲁颂》则与风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异。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至于后世,二义俱行。[11]71-72
黄侃认为,颂由“诵”字演变而来,但在后世的使用中虽然出现颂美之意,但依然保留了“诵”的含义。故而后世之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颂为“诵”之用法,笼罩一切有韵之文,狭义的颂唯取颂美功德。
黄先生的这一观点,被稍后的学者得以进一步发挥,如刘永济说:
惟颂之为用,止于讽诵,故其体制,得兼美刺,《家父》之诵,诵之刺也,吉甫则美诵矣,其显证也,然诵、颂二名,声近通用,经典多有。后人多闻颂为诗篇之异体,鲜知诵亦乐章之别称,遂习而不察也。[12]30-31
刘氏认为,正因为音近,才导致诵与颂的通用。范文澜也以此解释这种赋、颂混称的现象说:“《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桔颂》即《桔诵》,亦即《桔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13]161赋与诵在汉代常通用,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宋玉《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逸注:“赋,诵也。”[14]213 均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正因为“诵”的媒介作用,才导致了赋、颂的混成现象。
认为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导致赋、颂混称的观点,的确看到了问题所在。以笔者所见,另几则材料也可支撑这个观点:《楚辞·九辩》王逸注:“屈原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14]182王逸《九思序》:“逸作颂一篇,号曰《九思》。”[14]314则楚辞亦可称为颂。晋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1]669则赞亦可称为颂;班固《西都赋》:“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渊、云之所颂叹”指王褒的《甘泉颂》及杨雄的《甘泉赋》,也是以颂代称赋的例子。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颂”字概念的宽泛。故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原始涵义,导致其含义的扩大,而汉代的赋也被称为“诵”,因此两汉时期的赋又常常被称作颂,并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
二、 汉代及后世的“赋颂”连称
“赋颂”连称是古代典籍中的常见现象,其涵义为何,古人没有明说。郄文倩认为,汉代文体观念模糊,“赋颂”连称只偏指赋体[10](246。其观点正确与否,有待商榷,而且“赋颂”连称并非只在汉代才有,故而有必要對“赋颂”一词重新审视。
从现存文献来看,“赋颂”连称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其中“赋颂”一词,《韩非子校注》注为:“以颂扬为内容的文章或诗歌。”[15]311赋和颂在汉代以后成为两种文体,但战国时期主要是《诗》之“六义”中的两种,所以这里的“赋颂”当指歌功颂德的诗歌,或泛指文学作品。
两汉时期,“赋颂”使用频繁,郄文倩云:“‘赋颂并列时,词语本身明显呈现一个偏意结构,即偏指‘赋体。”[10]246 “赋颂”连称时,不少地方确如郄氏所说偏指赋体,但也并非全是如此。首先,我们可以对郄氏所举例证加以考察。以《汉书》中所见“赋颂”连称为例,如 “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传》[3]2135:“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严助传》[3]2790郄氏解释:“从这些记述看,咏奇异之物……博物诙笑,以佐宴饮。显然,这里的‘赋颂明显偏指‘赋,与颂体了无关涉。”[10]246但实际上这两则材料中的“赋颂”均不能判定偏指赋体。又见《淮南王刘安传》,“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3]2145可知刘安曾有《颂德》、《长安都国颂》两篇颂作进献武帝。《严助传》所云“及作赋颂数十篇”,应指严助一生的全部作品,并非仅限于“奇异”之文。严助作为文学侍从,作颂乃其本职,故而仇兆鳌解释云:“赋、颂皆诗之流也。”[16]652说明严助极有可能撰有颂作。
郄氏又举《论衡·案书》篇,“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7]1174认为“两句之中,上言‘赋颂记奏,下言‘赋、‘奏,‘赋颂与‘赋的对应关系,更是一目了然”[10]247。此论断显然有误,据《论衡·佚文》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17]864与上文“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恰好可以参照,说明了“赋颂记奏”中确有颂作。
此外,还有一些“赋颂”连称的材料,也同样不是偏指赋体。如《汉书·刘向传》载,刘向曾“献赋颂凡数十篇”[3]1928,其颂作至今存有《高祖颂》一篇。再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班固传》,“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守,辄献赋颂。”[18]675班固现存作品中,以巡守为题材的颂作有《东巡颂》《南巡颂》,然而赋却未见及。显然,这里的“赋颂”包含颂作。
故而我们认为,两汉时期的“赋颂”涵义较为广泛,总的说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继承《韩非子》中的用法,泛指以歌功颂德的作品;二是确如郄氏所称,特指赋体;三是实指赋、颂两种文体。
汉代以下,“赋颂”连称的含义,也基本为上述三种。泛指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如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凡五经、子、史,爰及赋颂。”[19]111以“赋颂”与经、史、子并列,泛指文学作品。又《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一“妇人二”所载“牛肃女”条:“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20]2316亦是如此。
特指赋者,如杨修《答临淄侯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2]616 化用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乃特指赋体。又《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21]320则是以“赋颂”代指赋体。
实指赋、颂二体者,如《宋书·王义恭传》,“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22]1650 符瑞是吉祥的征兆,自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歌颂符瑞的赋体和颂体,显然这里的“赋颂”实为二种文体。 又《南史·王筠传》,“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23]610《旧唐书》,“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24]891也均指赋、颂二体。
上述赋、颂的几种含义,与汉代并无区别。至于“赋颂”连称的原因,叶幼明认为有两个方面。首先,“赋也有以颂美为其内容的。这种以颂美为内容的赋,自然既可以名之曰赋,亦可以名之曰颂。”[25]320所言甚有道理,惜过于简略。刘熙载云:“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26]410说明了颂德之赋与颂的关系之密切,可略作补充。另外,叶幼明又称,“赋颂”连称也与“诵”的媒介作用有关,郄文倩亦持此说。叶氏援引上文所引黄侃及范文澜对颂与诵关系辨析的结论,认为:“汉人谓赋为不歌而诵,而诵为颂之本义,因此汉人把赋也叫做颂。”郄氏也从颂、诵、赋三者关系出发,云:“‘赋可读‘诵,‘诵又通‘颂。因此,汉人有时以‘颂称‘赋就很容易理解了。”“汉人以颂诵称‘赋,恰恰于有意或无意间凸显了赋体的文本特征,‘赋颂其实也就是‘赋诵。”通过上文对汉代“赋颂”词义的梳理我们发现,“赋颂”有三种涵义:用作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和偏指赋体时,颂不具备独立文体的含义;但当实指赋、颂两种文体时,以“诵”的媒介作用来解释未免扞格不通。笔者认为,“赋颂”连称的原因,除上述理由外,还当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赋、颂文体的同源性,即赋、颂均为古诗之流。《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也称为“六诗”。虽然这里赋、颂仅作为“六诗”中的两种,与后来各自独立的赋体与颂体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后代的批评家在追溯赋、颂的渊源时,也总是认为始于《诗经》。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述赋、颂二体时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颂,诗之美者也。”[27]2647刘勰也径直以诗为赋、颂的源头,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又称:“《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规式存焉。”詹锳解释说:“此二句意谓圣哲所作之颂,存有颂体之规模法式。”[28]319认为后代的颂体直接起源于诗颂。
如果说上文挚、刘二人的论述中,尚有赋、颂与诗融而未分之嫌的话,那么以下的分类则可进一步明确了。
《文心雕龙·宗经》篇:“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8]78
《颜氏家训》:“夫文章者,源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29]237
由于五经之说在古代极为盛行,人们对赋、颂进行归类时,通常也将二者归为《诗》类。这是南北朝颇为流行的观点,在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集类”特列“赋颂”子目,收录楚辞、赋集、颂集三种总集,并云:
诗有赋、比、兴,而颂者,四诗之一也。后世篇章蔓衍,自开途辙,遂以谓二者于诗文,如鱼之于鸟兽,竹之于草木,不复为诗属,非古矣。[30]248
焦竑这里特意强调了赋、颂同源于《诗》,故而将二者合为一类,名曰“赋颂”[30]248。又清孙梅云:“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诗与赋、颂是也。后人雅尚才华,好为纂组,侈附庸而蔚成大国,导滥觞而极彼通津,故析诗于赋,而《都》《京》演富于千言;又貳颂于诗,而宫殿缛采于四韵。”[31]435也对赋、颂源于《诗》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述材料皆在汉代以后,不免有以今证古之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因为“六义”或“六诗”之说的产生年代都在汉代或更早,而后人无非是遵循古人之意将其复述出来罢了,故而这些观点对于研究赋颂连称的原因,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尽管汉代赋的地位很高,但颂因为专用于帝王,故而一样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赋。王充《论衡·须颂》开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7]847又称:“圣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17]855所云即永平中“孝明诏上《神爵颂》”一事,汉明帝下诏以颂篇进献,可见其对颂的重视。虽然赋也具备歌颂功能,但并不能取代颂体,相反还要依靠颂来申诉颂美之意,如不少赋篇在文末常有“颂曰”的字样,便是这个原因。
颂体地位的重要性,通过当时人的评论也可略见一斑。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中云:“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1]168将颂的颂扬作用与赋之体物作用并列。又邯郸淳《上受述命表》中云:“臣闻《雅》《颂》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32]196邯郸淳称其作品达不到颂作的“雍容盛懿,列伸玄妙”,也无法像赋篇那样“敷演洪烈,光扬缉熙”,因而只能称之为“受命述”。说明了颂、赋二体的地位之高,因此将二者连称也是极为合情合理的。
三、 结 论
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极为重要的文体,赋和颂具有相似的文体地位和共同的文体功能。很多时候,二者常常相伴出现。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古意,而“诵”可泛指一切有韵之文,导致汉代的人常用颂来指称赋,这是汉代二者混称的最主要原因。当“赋颂”作为一个词语时,不仅偏指赋体,也可实指赋体和颂体。辨明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关系,也让我们认识到,汉代的颂虽然受赋体写作的影响较大,但其文体特性日趋明显,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参考文献〕
[1][南朝梁]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南朝梁]萧统.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元]祝尧.古赋辨体[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清]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清]浦铣.历代赋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侯文学.《汉志》“诗赋”内涵辨析[J].学术交流,2012,2:159-164.
[10]郄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韩非子》校注组编,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6][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7]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8]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0][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叶幼明.辞赋通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26]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8]詹锳.文心雕龙义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0][明]焦宏.国史经籍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1][清]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夏雪
相关文章!
  • 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调整

    彭穗宁〔摘要〕党的十九大没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表述,突出的是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和“坚强战斗

  •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市场化 共享单车<br />
    作者简介:刘亚曦,首都师范大学。<br />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

  • 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和保

    马健<br />
    全面从严治党需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使党内监督更加有法可依、有规可依、权责明晰、对象明确、制度有效、运行高效。全面从严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