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礼物关系？
赵爽 杨波
〔摘要〕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关键词〕“赋颂”；混称；连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82-06
汉代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众多文体在此时发轫并确立。由于文体意识的模糊、文体功能和形式的交融，导致汉代的文体问题众多，其中尤以赋、颂关系较为突出。赋可谓是汉代最重要的文体，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文体与赋常相伴出现，这就是颂。颂最初为《诗经》的一类，而发展为独立文体，则稍晚于赋。赋、颂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从唐代的李周翰开始，到元代的何焯、清代的何焯、浦铣，一直到当代的王利器及詹锳等学者，均对赋、颂关系有所论述。
总的来说，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赋、颂是否通为一名，也即颂在当时是否已成为与赋并列的独立文体；第二，汉代多有“赋颂”连称现象，其含义如何，导致连称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极具研究价值，虽然前人聚讼纷纭，但一直未有定论。正在这一意义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论证，试图厘清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
一、 汉代赋、颂二体的混称
马融是东汉重要的经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文选》收录了他的名作《长笛赋》，其序云：
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1]（249
这段话中的“长笛赋”，有的版本作“长笛颂”，胡克家《文选考异》称：“袁本、茶陵本‘赋作‘颂。案善无注，二本不著校语，无以考也。”[1]897-898胡本由尤袤本而来，虽然胡克家注意到了“长笛赋”有异文，但李善无注，故不便改动，仍作“赋”。对照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则同“袁本”、“茶陵本”一样，正作“长笛颂”[2]267，可知此处原为“颂”字，也即最初名为《长笛颂》，《文选》编者在选文时改作《长笛赋》。
关于这句话，李善注：“王子渊作《洞箫赋》。枚乘未详所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文章志》曰：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傅毅，字武仲，作《琴赋》。”[1]（249将“箫、琴、笙颂”一一落实到具体的篇目。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原文称“箫、琴、笙颂”，而李善所注全为赋篇。同时翻检文献可知，李善所注之《洞箫赋》，也有作《洞箫颂》的，如《汉书·王褒传》中记“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2829又《文选·洞箫赋》李善注引《汉书·王褒传》，也作《洞箫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原文为颂，为何《文选》将其改为赋？原文称“箫、琴、笙颂”，为何李善所注皆为赋作，且同一篇作品，何以存在赋、颂不同的名称？而且这种赋、颂混称的情况在汉代极为普遍，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史记》作“相如既作‘大人之颂”[4]（3063；蔡邕作《琴赋》，李善注《文选》，陆机《拟古诗》引作《琴颂》；《文选》中的潘岳《藉田赋》，李善注引臧绪荣《晋书》作《藉田颂》；《艺文类聚》中的章伯仁《龙马颂》，《初学记》及《文选·赭白马赋》均引作《龙马赋》。 晋代的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汉代的延续，故而一并列出。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汉代的赋与颂究竟是什么关系？对此，前代的学者颇有分歧。唐李周翰在《文选·长笛赋序》注中说：“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2]（267 李周翰认为，赋可以颂称之，颂是赋的通称，也即赋包括在颂的范围内。显然，李氏已注意到了篇名与序文的不同，故而做出这样的解释。
另外，元代的祝尧解释潘岳《藉田赋》说：
《藉田赋》，赋也，臧荣绪《晋书》以为《藉田颂》，文选以为《藉田赋》。要之，篇末虽是颂，而篇中纯是赋，赋多颂义少，当曰赋。马、扬之赋终以风，班、潘之赋终于以颂，非异也。田猎、祷祠涉於淫乐，故不可以不风；奠都、藉田国家大事，则不可以不颂。所施各有攸当，凡为台阁之赋，又当知此。[5]（785
祝氏立足“赋多颂义少”，认为《藉田赋》当为赋而非颂，又从赋用于讽谏、颂用于颂扬的角度对二种文体加以区分。这种观点，显然比李周翰的解释更加细致。
然而祝尧的观点并未得到多少人的认可，相反却招致反对意见，如何焯就说：
祝说非也。古人赋、颂通为一名，马融《广成》所言田猎，然何尝不题曰颂耶？陈思与扬书，岂以辞赋为君子。盖应上文辞赋小道之语，强生区别，即杜撰也。若云风颂异施，扬之《羽猎》固亦有“遂作颂曰”之文，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王褒《洞箫》，《汉书》亦谓之颂。文不高，然颂述典礼，当自为法式，其体源亦出于东都。[6]868
对于祝尧的两个观点，何氏均不赞同，批驳祝尧强行区分赋、颂，认为“赋颂通为一名”，也就是赋、颂虽名称有异，但实为同一种文体。关于祝、何二者间的不同，四库馆臣评价说：
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藉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猶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7]1708
四库馆臣虽然认为何氏所说有所根据，但并不赞同他对祝尧的批驳，而是从辨体的角度考虑，认为赋、颂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其所言确是，但未从赋、颂关系的角度作出清晰的判断。故而这番言论也未被后来学者采纳。
此外，对赋、颂关系进行辨别的还有清代浦铣，其云：
‘颂之名可通于‘赋。《汉书·王褒传》：“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昭明易‘颂为‘赋入《文选》，唐人遂有汉宫人诵《洞箫赋》。《史记·司马相如传》乃遂就《大人赋》，又曰“相如既奏《大人之颂》”。扬雄《校猎赋》开首有“遂作颂曰”之语，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唯刘勰《文心雕龙》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之语。若例以《洞箫》，证以相如《大人》、皇甫《三都序》，《广成》似当列入赋类，非自乱其例也。[8]24-25
与祝尧、何焯不同，浦氏立论相当谨慎，他列举大量材料，旨在证明“颂之名可通于赋”，即赋体可以颂称之。与李周翰观点大体相同，但论证更加充分。
至此我们看到，关于汉代赋、颂关系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三种：一、颂乃赋之通称，以李周翰、浦铣为代表；二、赋、颂各自为体，以祝尧为代表；三、赋、颂为同一文体，以何焯为代表。
上述观点中，尤以后两种影响较大，如王利器及詹锳均认为赋、颂通为一名王利器：“《汉志·诗赋略》荀赋类，有李思《孝景皇帝颂》。《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作《藉田颂》，此并赋颂通称之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2页。詹锳又补充说：“融作《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云。子渊《洞箫赋》，《汉书》谓之颂。《汉志》赋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盖不仅赋颂可通为一名，实亦成于敷布，又皆为不歌而诵之体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均持 “赋颂通为一名”之说。。侯文学也认为，“就汉人尤其是汉代作家的识见，‘赋、‘颂并无明显区别”[9]。郄文倩云：“赋、颂确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样式，汉代人之所以常常将二者并称或混称，是因为汉人文体观念模糊宽泛所致。”[10]246
这些观点看似合理，然而他们都立足将颂作为一个笼统概念，或作为一种固定文体来考察，忽视了颂之内涵的前后演变。对此，黄侃分析说：
《周礼·太师》注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是颂本兼诵、容二谊……故《诗·崧嵩》、《烝民》曰：“吉甫作颂。”《国语·周语》：“膄赋朦颂。”《楚语》曰：“宴居有师工之颂。”《乐师》先郑注云：“勑尔瞽，率而众工，奏而悲诵。”此皆颂之本谊，及其假借为颂，而旧谊犹时有存。故《太卜》其颂千有二百，卜繇也而谓之颂。龠章龡豳颂，风也而谓之颂。瞽朦讽诵诗，后郑曰：讽诵诗，谓廞作柩谥诗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则诔也而亦谓之颂。《九夏》之章，后郑以为颂之类，则乐曲也而亦可谓之颂。此颂名至广之证也。厥后《周颂》以容告神明为体，《商颂》虽颂德，而非告成功；《鲁颂》则与风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异。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至于后世，二义俱行。[11]71-72
黄侃认为，颂由“诵”字演变而来，但在后世的使用中虽然出现颂美之意，但依然保留了“诵”的含义。故而后世之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颂为“诵”之用法，笼罩一切有韵之文，狭义的颂唯取颂美功德。
黄先生的这一观点，被稍后的学者得以进一步发挥，如刘永济说：
惟颂之为用，止于讽诵，故其体制，得兼美刺，《家父》之诵，诵之刺也，吉甫则美诵矣，其显证也，然诵、颂二名，声近通用，经典多有。后人多闻颂为诗篇之异体，鲜知诵亦乐章之别称，遂习而不察也。[12]30-31
刘氏认为，正因为音近，才导致诵与颂的通用。范文澜也以此解释这种赋、颂混称的现象说：“《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桔颂》即《桔诵》，亦即《桔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13]161赋与诵在汉代常通用，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宋玉《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逸注：“赋，诵也。”[14]213 均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正因为“诵”的媒介作用，才导致了赋、颂的混成现象。
认为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导致赋、颂混称的观点，的确看到了问题所在。以笔者所见，另几则材料也可支撑这个观点：《楚辞·九辩》王逸注：“屈原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14]182王逸《九思序》：“逸作颂一篇，号曰《九思》。”[14]314则楚辞亦可称为颂。晋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1]669则赞亦可称为颂；班固《西都赋》：“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渊、云之所颂叹”指王褒的《甘泉颂》及杨雄的《甘泉赋》，也是以颂代称赋的例子。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颂”字概念的宽泛。故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原始涵义，导致其含义的扩大，而汉代的赋也被称为“诵”，因此两汉时期的赋又常常被称作颂，并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
二、 汉代及后世的“赋颂”连称
“赋颂”连称是古代典籍中的常见现象，其涵义为何，古人没有明说。郄文倩认为，汉代文体观念模糊，“赋颂”连称只偏指赋体[10]（246。其观点正确与否，有待商榷，而且“赋颂”连称并非只在汉代才有，故而有必要對“赋颂”一词重新审视。
从现存文献来看，“赋颂”连称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其中“赋颂”一词，《韩非子校注》注为：“以颂扬为内容的文章或诗歌。”[15]311赋和颂在汉代以后成为两种文体，但战国时期主要是《诗》之“六义”中的两种，所以这里的“赋颂”当指歌功颂德的诗歌，或泛指文学作品。
两汉时期，“赋颂”使用频繁，郄文倩云：“‘赋颂并列时，词语本身明显呈现一个偏意结构，即偏指‘赋体。”[10]246 “赋颂”连称时，不少地方确如郄氏所说偏指赋体，但也并非全是如此。首先，我们可以对郄氏所举例证加以考察。以《汉书》中所见“赋颂”连称为例，如 “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传》[3]2135：“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严助传》[3]2790郄氏解释：“从这些记述看，咏奇异之物……博物诙笑，以佐宴饮。显然，这里的‘赋颂明显偏指‘赋，与颂体了无关涉。”[10]246但实际上这两则材料中的“赋颂”均不能判定偏指赋体。又见《淮南王刘安传》，“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3]2145可知刘安曾有《颂德》、《长安都国颂》两篇颂作进献武帝。《严助传》所云“及作赋颂数十篇”，应指严助一生的全部作品，并非仅限于“奇异”之文。严助作为文学侍从，作颂乃其本职，故而仇兆鳌解释云：“赋、颂皆诗之流也。”[16]652说明严助极有可能撰有颂作。
郄氏又举《论衡·案书》篇，“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7]1174认为“两句之中，上言‘赋颂记奏，下言‘赋、‘奏，‘赋颂与‘赋的对应关系，更是一目了然”[10]247。此论断显然有误，据《论衡·佚文》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17]864与上文“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恰好可以参照，说明了“赋颂记奏”中确有颂作。
此外，还有一些“赋颂”连称的材料，也同样不是偏指赋体。如《汉书·刘向传》载，刘向曾“献赋颂凡数十篇”[3]1928，其颂作至今存有《高祖颂》一篇。再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班固传》，“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守，辄献赋颂。”[18]675班固现存作品中，以巡守为题材的颂作有《东巡颂》《南巡颂》，然而赋却未见及。显然，这里的“赋颂”包含颂作。
故而我们认为，两汉时期的“赋颂”涵义较为广泛，总的说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继承《韩非子》中的用法，泛指以歌功颂德的作品；二是确如郄氏所称，特指赋体；三是实指赋、颂两种文体。
汉代以下，“赋颂”连称的含义，也基本为上述三种。泛指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如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凡五经、子、史，爰及赋颂。”[19]111以“赋颂”与经、史、子并列，泛指文学作品。又《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一“妇人二”所载“牛肃女”条：“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20]2316亦是如此。
特指赋者，如杨修《答临淄侯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2]616 化用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乃特指赋体。又《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21]320则是以“赋颂”代指赋体。
实指赋、颂二体者，如《宋书·王义恭传》，“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22]1650 符瑞是吉祥的征兆，自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歌颂符瑞的赋体和颂体，显然这里的“赋颂”实为二种文体。 又《南史·王筠传》，“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23]610《旧唐书》，“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24]891也均指赋、颂二体。
上述赋、颂的几种含义，与汉代并无区别。至于“赋颂”连称的原因，叶幼明认为有两个方面。首先，“赋也有以颂美为其内容的。这种以颂美为内容的赋，自然既可以名之曰赋，亦可以名之曰颂。”[25]320所言甚有道理，惜过于简略。刘熙载云：“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26]410说明了颂德之赋与颂的关系之密切，可略作补充。另外，叶幼明又称，“赋颂”连称也与“诵”的媒介作用有关，郄文倩亦持此说。叶氏援引上文所引黄侃及范文澜对颂与诵关系辨析的结论，认为：“汉人谓赋为不歌而诵，而诵为颂之本义，因此汉人把赋也叫做颂。”郄氏也从颂、诵、赋三者关系出发，云：“‘赋可读‘诵，‘诵又通‘颂。因此，汉人有时以‘颂称‘赋就很容易理解了。”“汉人以颂诵称‘赋，恰恰于有意或无意间凸显了赋体的文本特征，‘赋颂其实也就是‘赋诵。”通过上文对汉代“赋颂”词义的梳理我们发现，“赋颂”有三种涵义：用作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和偏指赋体时，颂不具备独立文体的含义；但当实指赋、颂两种文体时，以“诵”的媒介作用来解释未免扞格不通。笔者认为，“赋颂”连称的原因，除上述理由外，还当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赋、颂文体的同源性，即赋、颂均为古诗之流。《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也称为“六诗”。虽然这里赋、颂仅作为“六诗”中的两种，与后来各自独立的赋体与颂体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后代的批评家在追溯赋、颂的渊源时，也总是认为始于《诗经》。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述赋、颂二体时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颂，诗之美者也。”[27]2647刘勰也径直以诗为赋、颂的源头，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又称：“《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规式存焉。”詹锳解释说：“此二句意谓圣哲所作之颂，存有颂体之规模法式。”[28]319认为后代的颂体直接起源于诗颂。
如果说上文挚、刘二人的论述中，尚有赋、颂与诗融而未分之嫌的话，那么以下的分类则可进一步明确了。
《文心雕龙·宗经》篇：“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8]78
《颜氏家训》：“夫文章者，源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29]237
由于五经之说在古代极为盛行，人们对赋、颂进行归类时，通常也将二者归为《诗》类。这是南北朝颇为流行的观点，在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集类”特列“赋颂”子目，收录楚辞、赋集、颂集三种总集，并云：
诗有赋、比、兴，而颂者，四诗之一也。后世篇章蔓衍，自开途辙，遂以谓二者于诗文，如鱼之于鸟兽，竹之于草木，不复为诗属，非古矣。[30]248
焦竑这里特意强调了赋、颂同源于《诗》，故而将二者合为一类，名曰“赋颂”[30]248。又清孙梅云：“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诗与赋、颂是也。后人雅尚才华，好为纂组，侈附庸而蔚成大国，导滥觞而极彼通津，故析诗于赋，而《都》《京》演富于千言；又貳颂于诗，而宫殿缛采于四韵。”[31]435也对赋、颂源于《诗》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述材料皆在汉代以后，不免有以今证古之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因为“六义”或“六诗”之说的产生年代都在汉代或更早，而后人无非是遵循古人之意将其复述出来罢了，故而这些观点对于研究赋颂连称的原因，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尽管汉代赋的地位很高，但颂因为专用于帝王，故而一样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赋。王充《论衡·须颂》开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7]847又称：“圣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17]855所云即永平中“孝明诏上《神爵颂》”一事，汉明帝下诏以颂篇进献，可见其对颂的重视。虽然赋也具备歌颂功能，但并不能取代颂体，相反还要依靠颂来申诉颂美之意，如不少赋篇在文末常有“颂曰”的字样，便是这个原因。
颂体地位的重要性，通过当时人的评论也可略见一斑。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中云：“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1]168将颂的颂扬作用与赋之体物作用并列。又邯郸淳《上受述命表》中云：“臣闻《雅》《颂》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32]196邯郸淳称其作品达不到颂作的“雍容盛懿，列伸玄妙”，也无法像赋篇那样“敷演洪烈，光扬缉熙”，因而只能称之为“受命述”。说明了颂、赋二体的地位之高，因此将二者连称也是极为合情合理的。
三、 结 论
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极为重要的文体，赋和颂具有相似的文体地位和共同的文体功能。很多时候，二者常常相伴出现。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古意，而“诵”可泛指一切有韵之文，导致汉代的人常用颂来指称赋，这是汉代二者混称的最主要原因。当“赋颂”作为一个词语时，不仅偏指赋体，也可实指赋体和颂体。辨明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关系，也让我们认识到，汉代的颂虽然受赋体写作的影响较大，但其文体特性日趋明显，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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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关键词〕“赋颂”；混称；连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82-06
汉代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众多文体在此时发轫并确立。由于文体意识的模糊、文体功能和形式的交融，导致汉代的文体问题众多，其中尤以赋、颂关系较为突出。赋可谓是汉代最重要的文体，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文体与赋常相伴出现，这就是颂。颂最初为《诗经》的一类，而发展为独立文体，则稍晚于赋。赋、颂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从唐代的李周翰开始，到元代的何焯、清代的何焯、浦铣，一直到当代的王利器及詹锳等学者，均对赋、颂关系有所论述。
总的来说，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赋、颂是否通为一名，也即颂在当时是否已成为与赋并列的独立文体；第二，汉代多有“赋颂”连称现象，其含义如何，导致连称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极具研究价值，虽然前人聚讼纷纭，但一直未有定论。正在这一意义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论证，试图厘清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
一、 汉代赋、颂二体的混称
马融是东汉重要的经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文选》收录了他的名作《长笛赋》，其序云：
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1]（249
这段话中的“长笛赋”，有的版本作“长笛颂”，胡克家《文选考异》称：“袁本、茶陵本‘赋作‘颂。案善无注，二本不著校语，无以考也。”[1]897-898胡本由尤袤本而来，虽然胡克家注意到了“长笛赋”有异文，但李善无注，故不便改动，仍作“赋”。对照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则同“袁本”、“茶陵本”一样，正作“长笛颂”[2]267，可知此处原为“颂”字，也即最初名为《长笛颂》，《文选》编者在选文时改作《长笛赋》。
关于这句话，李善注：“王子渊作《洞箫赋》。枚乘未详所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文章志》曰：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傅毅，字武仲，作《琴赋》。”[1]（249将“箫、琴、笙颂”一一落实到具体的篇目。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原文称“箫、琴、笙颂”，而李善所注全为赋篇。同时翻检文献可知，李善所注之《洞箫赋》，也有作《洞箫颂》的，如《汉书·王褒传》中记“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2829又《文选·洞箫赋》李善注引《汉书·王褒传》，也作《洞箫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原文为颂，为何《文选》将其改为赋？原文称“箫、琴、笙颂”，为何李善所注皆为赋作，且同一篇作品，何以存在赋、颂不同的名称？而且这种赋、颂混称的情况在汉代极为普遍，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史记》作“相如既作‘大人之颂”[4]（3063；蔡邕作《琴赋》，李善注《文选》，陆机《拟古诗》引作《琴颂》；《文选》中的潘岳《藉田赋》，李善注引臧绪荣《晋书》作《藉田颂》；《艺文类聚》中的章伯仁《龙马颂》，《初学记》及《文选·赭白马赋》均引作《龙马赋》。 晋代的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汉代的延续，故而一并列出。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汉代的赋与颂究竟是什么关系？对此，前代的学者颇有分歧。唐李周翰在《文选·长笛赋序》注中说：“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2]（267 李周翰认为，赋可以颂称之，颂是赋的通称，也即赋包括在颂的范围内。显然，李氏已注意到了篇名与序文的不同，故而做出这样的解释。
另外，元代的祝尧解释潘岳《藉田赋》说：
《藉田赋》，赋也，臧荣绪《晋书》以为《藉田颂》，文选以为《藉田赋》。要之，篇末虽是颂，而篇中纯是赋，赋多颂义少，当曰赋。马、扬之赋终以风，班、潘之赋终于以颂，非异也。田猎、祷祠涉於淫乐，故不可以不风；奠都、藉田国家大事，则不可以不颂。所施各有攸当，凡为台阁之赋，又当知此。[5]（785
祝氏立足“赋多颂义少”，认为《藉田赋》当为赋而非颂，又从赋用于讽谏、颂用于颂扬的角度对二种文体加以区分。这种观点，显然比李周翰的解释更加细致。
然而祝尧的观点并未得到多少人的认可，相反却招致反对意见，如何焯就说：
祝说非也。古人赋、颂通为一名，马融《广成》所言田猎，然何尝不题曰颂耶？陈思与扬书，岂以辞赋为君子。盖应上文辞赋小道之语，强生区别，即杜撰也。若云风颂异施，扬之《羽猎》固亦有“遂作颂曰”之文，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王褒《洞箫》，《汉书》亦谓之颂。文不高，然颂述典礼，当自为法式，其体源亦出于东都。[6]868
对于祝尧的两个观点，何氏均不赞同，批驳祝尧强行区分赋、颂，认为“赋颂通为一名”，也就是赋、颂虽名称有异，但实为同一种文体。关于祝、何二者间的不同，四库馆臣评价说：
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藉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猶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7]1708
四库馆臣虽然认为何氏所说有所根据，但并不赞同他对祝尧的批驳，而是从辨体的角度考虑，认为赋、颂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其所言确是，但未从赋、颂关系的角度作出清晰的判断。故而这番言论也未被后来学者采纳。
此外，对赋、颂关系进行辨别的还有清代浦铣，其云：
‘颂之名可通于‘赋。《汉书·王褒传》：“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昭明易‘颂为‘赋入《文选》，唐人遂有汉宫人诵《洞箫赋》。《史记·司马相如传》乃遂就《大人赋》，又曰“相如既奏《大人之颂》”。扬雄《校猎赋》开首有“遂作颂曰”之语，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唯刘勰《文心雕龙》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之语。若例以《洞箫》，证以相如《大人》、皇甫《三都序》，《广成》似当列入赋类，非自乱其例也。[8]24-25
与祝尧、何焯不同，浦氏立论相当谨慎，他列举大量材料，旨在证明“颂之名可通于赋”，即赋体可以颂称之。与李周翰观点大体相同，但论证更加充分。
至此我们看到，关于汉代赋、颂关系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三种：一、颂乃赋之通称，以李周翰、浦铣为代表；二、赋、颂各自为体，以祝尧为代表；三、赋、颂为同一文体，以何焯为代表。
上述观点中，尤以后两种影响较大，如王利器及詹锳均认为赋、颂通为一名王利器：“《汉志·诗赋略》荀赋类，有李思《孝景皇帝颂》。《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作《藉田颂》，此并赋颂通称之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2页。詹锳又补充说：“融作《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云。子渊《洞箫赋》，《汉书》谓之颂。《汉志》赋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盖不仅赋颂可通为一名，实亦成于敷布，又皆为不歌而诵之体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均持 “赋颂通为一名”之说。。侯文学也认为，“就汉人尤其是汉代作家的识见，‘赋、‘颂并无明显区别”[9]。郄文倩云：“赋、颂确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样式，汉代人之所以常常将二者并称或混称，是因为汉人文体观念模糊宽泛所致。”[10]246
这些观点看似合理，然而他们都立足将颂作为一个笼统概念，或作为一种固定文体来考察，忽视了颂之内涵的前后演变。对此，黄侃分析说：
《周礼·太师》注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是颂本兼诵、容二谊……故《诗·崧嵩》、《烝民》曰：“吉甫作颂。”《国语·周语》：“膄赋朦颂。”《楚语》曰：“宴居有师工之颂。”《乐师》先郑注云：“勑尔瞽，率而众工，奏而悲诵。”此皆颂之本谊，及其假借为颂，而旧谊犹时有存。故《太卜》其颂千有二百，卜繇也而谓之颂。龠章龡豳颂，风也而谓之颂。瞽朦讽诵诗，后郑曰：讽诵诗，谓廞作柩谥诗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则诔也而亦谓之颂。《九夏》之章，后郑以为颂之类，则乐曲也而亦可谓之颂。此颂名至广之证也。厥后《周颂》以容告神明为体，《商颂》虽颂德，而非告成功；《鲁颂》则与风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异。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至于后世，二义俱行。[11]71-72
黄侃认为，颂由“诵”字演变而来，但在后世的使用中虽然出现颂美之意，但依然保留了“诵”的含义。故而后世之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颂为“诵”之用法，笼罩一切有韵之文，狭义的颂唯取颂美功德。
黄先生的这一观点，被稍后的学者得以进一步发挥，如刘永济说：
惟颂之为用，止于讽诵，故其体制，得兼美刺，《家父》之诵，诵之刺也，吉甫则美诵矣，其显证也，然诵、颂二名，声近通用，经典多有。后人多闻颂为诗篇之异体，鲜知诵亦乐章之别称，遂习而不察也。[12]30-31
刘氏认为，正因为音近，才导致诵与颂的通用。范文澜也以此解释这种赋、颂混称的现象说：“《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桔颂》即《桔诵》，亦即《桔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13]161赋与诵在汉代常通用，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宋玉《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逸注：“赋，诵也。”[14]213 均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正因为“诵”的媒介作用，才导致了赋、颂的混成现象。
认为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导致赋、颂混称的观点，的确看到了问题所在。以笔者所见，另几则材料也可支撑这个观点：《楚辞·九辩》王逸注：“屈原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14]182王逸《九思序》：“逸作颂一篇，号曰《九思》。”[14]314则楚辞亦可称为颂。晋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1]669则赞亦可称为颂；班固《西都赋》：“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渊、云之所颂叹”指王褒的《甘泉颂》及杨雄的《甘泉赋》，也是以颂代称赋的例子。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颂”字概念的宽泛。故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原始涵义，导致其含义的扩大，而汉代的赋也被称为“诵”，因此两汉时期的赋又常常被称作颂，并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
二、 汉代及后世的“赋颂”连称
“赋颂”连称是古代典籍中的常见现象，其涵义为何，古人没有明说。郄文倩认为，汉代文体观念模糊，“赋颂”连称只偏指赋体[10]（246。其观点正确与否，有待商榷，而且“赋颂”连称并非只在汉代才有，故而有必要對“赋颂”一词重新审视。
从现存文献来看，“赋颂”连称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其中“赋颂”一词，《韩非子校注》注为：“以颂扬为内容的文章或诗歌。”[15]311赋和颂在汉代以后成为两种文体，但战国时期主要是《诗》之“六义”中的两种，所以这里的“赋颂”当指歌功颂德的诗歌，或泛指文学作品。
两汉时期，“赋颂”使用频繁，郄文倩云：“‘赋颂并列时，词语本身明显呈现一个偏意结构，即偏指‘赋体。”[10]246 “赋颂”连称时，不少地方确如郄氏所说偏指赋体，但也并非全是如此。首先，我们可以对郄氏所举例证加以考察。以《汉书》中所见“赋颂”连称为例，如 “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传》[3]2135：“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严助传》[3]2790郄氏解释：“从这些记述看，咏奇异之物……博物诙笑，以佐宴饮。显然，这里的‘赋颂明显偏指‘赋，与颂体了无关涉。”[10]246但实际上这两则材料中的“赋颂”均不能判定偏指赋体。又见《淮南王刘安传》，“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3]2145可知刘安曾有《颂德》、《长安都国颂》两篇颂作进献武帝。《严助传》所云“及作赋颂数十篇”，应指严助一生的全部作品，并非仅限于“奇异”之文。严助作为文学侍从，作颂乃其本职，故而仇兆鳌解释云：“赋、颂皆诗之流也。”[16]652说明严助极有可能撰有颂作。
郄氏又举《论衡·案书》篇，“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7]1174认为“两句之中，上言‘赋颂记奏，下言‘赋、‘奏，‘赋颂与‘赋的对应关系，更是一目了然”[10]247。此论断显然有误，据《论衡·佚文》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17]864与上文“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恰好可以参照，说明了“赋颂记奏”中确有颂作。
此外，还有一些“赋颂”连称的材料，也同样不是偏指赋体。如《汉书·刘向传》载，刘向曾“献赋颂凡数十篇”[3]1928，其颂作至今存有《高祖颂》一篇。再如东汉刘珍《东观汉记·班固传》，“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守，辄献赋颂。”[18]675班固现存作品中，以巡守为题材的颂作有《东巡颂》《南巡颂》，然而赋却未见及。显然，这里的“赋颂”包含颂作。
故而我们认为，两汉时期的“赋颂”涵义较为广泛，总的说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继承《韩非子》中的用法，泛指以歌功颂德的作品；二是确如郄氏所称，特指赋体；三是实指赋、颂两种文体。
汉代以下，“赋颂”连称的含义，也基本为上述三种。泛指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如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凡五经、子、史，爰及赋颂。”[19]111以“赋颂”与经、史、子并列，泛指文学作品。又《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一“妇人二”所载“牛肃女”条：“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20]2316亦是如此。
特指赋者，如杨修《答临淄侯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2]616 化用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乃特指赋体。又《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21]320则是以“赋颂”代指赋体。
实指赋、颂二体者，如《宋书·王义恭传》，“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22]1650 符瑞是吉祥的征兆，自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歌颂符瑞的赋体和颂体，显然这里的“赋颂”实为二种文体。 又《南史·王筠传》，“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23]610《旧唐书》，“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24]891也均指赋、颂二体。
上述赋、颂的几种含义，与汉代并无区别。至于“赋颂”连称的原因，叶幼明认为有两个方面。首先，“赋也有以颂美为其内容的。这种以颂美为内容的赋，自然既可以名之曰赋，亦可以名之曰颂。”[25]320所言甚有道理，惜过于简略。刘熙载云：“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26]410说明了颂德之赋与颂的关系之密切，可略作补充。另外，叶幼明又称，“赋颂”连称也与“诵”的媒介作用有关，郄文倩亦持此说。叶氏援引上文所引黄侃及范文澜对颂与诵关系辨析的结论，认为：“汉人谓赋为不歌而诵，而诵为颂之本义，因此汉人把赋也叫做颂。”郄氏也从颂、诵、赋三者关系出发，云：“‘赋可读‘诵，‘诵又通‘颂。因此，汉人有时以‘颂称‘赋就很容易理解了。”“汉人以颂诵称‘赋，恰恰于有意或无意间凸显了赋体的文本特征，‘赋颂其实也就是‘赋诵。”通过上文对汉代“赋颂”词义的梳理我们发现，“赋颂”有三种涵义：用作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和偏指赋体时，颂不具备独立文体的含义；但当实指赋、颂两种文体时，以“诵”的媒介作用来解释未免扞格不通。笔者认为，“赋颂”连称的原因，除上述理由外，还当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赋、颂文体的同源性，即赋、颂均为古诗之流。《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也称为“六诗”。虽然这里赋、颂仅作为“六诗”中的两种，与后来各自独立的赋体与颂体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后代的批评家在追溯赋、颂的渊源时，也总是认为始于《诗经》。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述赋、颂二体时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颂，诗之美者也。”[27]2647刘勰也径直以诗为赋、颂的源头，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又称：“《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规式存焉。”詹锳解释说：“此二句意谓圣哲所作之颂，存有颂体之规模法式。”[28]319认为后代的颂体直接起源于诗颂。
如果说上文挚、刘二人的论述中，尚有赋、颂与诗融而未分之嫌的话，那么以下的分类则可进一步明确了。
《文心雕龙·宗经》篇：“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8]78
《颜氏家训》：“夫文章者，源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29]237
由于五经之说在古代极为盛行，人们对赋、颂进行归类时，通常也将二者归为《诗》类。这是南北朝颇为流行的观点，在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集类”特列“赋颂”子目，收录楚辞、赋集、颂集三种总集，并云：
诗有赋、比、兴，而颂者，四诗之一也。后世篇章蔓衍，自开途辙，遂以谓二者于诗文，如鱼之于鸟兽，竹之于草木，不复为诗属，非古矣。[30]248
焦竑这里特意强调了赋、颂同源于《诗》，故而将二者合为一类，名曰“赋颂”[30]248。又清孙梅云：“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诗与赋、颂是也。后人雅尚才华，好为纂组，侈附庸而蔚成大国，导滥觞而极彼通津，故析诗于赋，而《都》《京》演富于千言；又貳颂于诗，而宫殿缛采于四韵。”[31]435也对赋、颂源于《诗》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述材料皆在汉代以后，不免有以今证古之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因为“六义”或“六诗”之说的产生年代都在汉代或更早，而后人无非是遵循古人之意将其复述出来罢了，故而这些观点对于研究赋颂连称的原因，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尽管汉代赋的地位很高，但颂因为专用于帝王，故而一样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赋。王充《论衡·须颂》开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7]847又称：“圣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17]855所云即永平中“孝明诏上《神爵颂》”一事，汉明帝下诏以颂篇进献，可见其对颂的重视。虽然赋也具备歌颂功能，但并不能取代颂体，相反还要依靠颂来申诉颂美之意，如不少赋篇在文末常有“颂曰”的字样，便是这个原因。
颂体地位的重要性，通过当时人的评论也可略见一斑。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中云：“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1]168将颂的颂扬作用与赋之体物作用并列。又邯郸淳《上受述命表》中云：“臣闻《雅》《颂》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32]196邯郸淳称其作品达不到颂作的“雍容盛懿，列伸玄妙”，也无法像赋篇那样“敷演洪烈，光扬缉熙”，因而只能称之为“受命述”。说明了颂、赋二体的地位之高，因此将二者连称也是极为合情合理的。
三、 结 论
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极为重要的文体，赋和颂具有相似的文体地位和共同的文体功能。很多时候，二者常常相伴出现。由于颂保留了“诵”的古意，而“诵”可泛指一切有韵之文，导致汉代的人常用颂来指称赋，这是汉代二者混称的最主要原因。当“赋颂”作为一个词语时，不仅偏指赋体，也可实指赋体和颂体。辨明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关系，也让我们认识到，汉代的颂虽然受赋体写作的影响较大，但其文体特性日趋明显，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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