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匹配理论视阈下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型的建构
【摘要】基于搜寻匹配理论建构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型，即“MVM+E”模型，“MVM”分别指征三个指标体系：农民工（migrant labors）职业培训评估体系（M）、预就职岗位（vacancy）分析体系（V）和人职匹配 （matching）结合体系（M）；“E”则代表影响职业培训搜寻匹配模型建立的环境（environment）变量。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以帮助农民工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关键词】搜寻匹配；农民工；职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G7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6-0061-04
【收稿日期】2017-06-0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供给侧改革视阈下河南省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为2017-ZZJH-14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精准扶贫对接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编号为17AJY017
【作者简介】杨秀丽（1979—），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具有一定行业特征技能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求职者诉求已经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发展转变。现实却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用人单位难以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与岗位需求相匹配的劳动力，供需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致使市场无法出清。如何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在“获取信息”与“采取行动”之间实现高效衔接与反馈，成为克服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问题的关键。
搜寻匹配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以提高工作匹配率、减少失业，并很好地解释了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并存的现象。[1]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求职技能具有非常严重的行业特征，替代性较差，这种情况恰当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矛盾，而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供需之间的匹配。[2]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如果劳动者自身行业技能无法通过高紧密度培训与劳动岗位实现良好匹配，或者无法通过培训实现行业间的适当转移，将会降低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进而大大增加其失业率。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专项指导，通过增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减少失业率，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
一、搜寻匹配理论
搜寻理论体系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搜寻匹配理论则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Stigler提出了固定样本搜寻理论，也就是搜寻理论的雏形。早期搜寻理论主要被应用到商品市场供需双方的搜寻过程中。Stigler认为，理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倾向于搜集尽可能多的商品提供者的信息和数量，最终在一定数量的商品提供者中选取价格最优者，完成搜寻过程。在上述搜寻过程中，Stigler的假设前提是信息不对称且价格离散，理性消费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需要搜寻尽可能多的信息，直到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3]
基于Stigler对于搜寻理论的诠释，一些学者把此理论从一般商品市场引申到劳动力市场领域，在充分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很难达到出清状态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深入拓展。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发展之初，其理论假设被设定为职位分布已知且信息透明，但是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引发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劳动力一方论证职位搜寻匹配过程，[4]并将待业者关于是否就业的决策进行模型化论证。
鉴于以上理论只把劳动力一方纳入考量范围，未能完全涵盖劳动力市场所有主要相关主体，Peter Diamond， Dale 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对已有模型进行了发展，就是通过把作为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纳入到模型框架中使搜寻理论更为完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DMP模型。[5]此模型在考虑到劳动力市场提供方的劳动力需求之外，还把企业方，也就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方的行为进行内生化处理，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基础。至此，只关注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搜寻理论发展到供需双方双向搜寻匹配理论，使理论更加完善且符合实际。
二、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型的构建
立足搜寻匹配理论，本研究拟把就业搜寻匹配扩展到职业培训搜寻匹配，并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型，簡称为“MVM+E”模型。“MVM”指代三个与农民工职业培训息息相关的指标体系：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M）、预就职岗位解析体系（V）、人职匹配拟合体系（M）；“E”指的是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匹配模式建立的环境变量。在“MVM+E”模型中，考虑到真实的农民工培训过程中，企业和农民工劳动力双方是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进行有摩擦匹配，因此培训环境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搜寻匹配，同时三个指标体系又对环境存在影响，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可以说MVM指标体系与外部环境E之间相辅相成。从表面来看，环境因素似乎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着三个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估，进而对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并加以制约，但却是其他几个变量不可或缺的参考因素。如图1所示，环境因素（E）制约着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M）、预就职岗位解析体系（V）与人职匹配拟合体系（M）三大体系，处于宏观层面的主导地位。同时，三大体系在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中达到平衡，并不完全依赖于环境体系。此外，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预就职岗位解析体系与人职匹配拟合体系彼此间亦存在相互关联和影响。
构建搜寻匹配理论视阈下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型，旨在通过对这一劳动力群体职业培训过程中的主客体与培训内容之间的匹配协调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总结出一种适合农民工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模式，解决农民工人力资源、培训内容与用人单位三者间本质性的匹配错位问题，进而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两难困境。在这种模型建构中，环境是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培训评估体系和预就职岗位分析体系的建构是主要内容，人职匹配结合体系的建构是关键，也是解决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与预就职岗位分析体系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渠道。
1环境变量
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已经导致很多旧行业被新行业所取代，不过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服务业，也就是随着社会进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减少，数量有限的高端劳动力有能力生产出质量过硬而成本较低的产品，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从事其他产业。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也对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提出了要求，[6]同时也对目前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要求。
2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
根据2016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2.9%，虽然比2015年有所下降，但还是居于农民工就业首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不难看出，由于自身职业技能水平受限，农民工工作转换更多地体现为产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跨产业劳动力市场中相关行业之间的转移，而以上工作转移特点对企业一线广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出了培训要求。由于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有限，其职业培训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损失厌恶，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风险偏好并不始终一致。这种不一致的风险偏好，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降低由损失带来的消极后果。[7]对于急需职业培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群体来讲，如果不能很好地形成差别阈限，就无法有效地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更无从谈起自身的人生价值与目标实现。
3预就职岗位分析体系
农民工职业培训必须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以劳动力供给和岗位需求为基础，而岗位分析主要表现为厘清不同职业种类、各种职业种类的特征、不同职业群体的特点以及不同岗位任职资格等。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许多产业原有岗位基础上又衍生出许多新兴岗位，这些新兴岗位无形中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劳动力就业范围。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讲，囿于其自身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存量不高的特点，其首选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原有就业相关行业或联系度较高的产业。岗位分析有助于农民工群体从根本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在岗位要求的技术能力与通过职业培训达成的预期效果之间完成契合度较高的人职匹配，实现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与供给方的效用最大化。
4培训与人匹配体系
培训与人之间的匹配体系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培训内容与接受培训者之间达成匹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农民工的工作岗位建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最不确定的外部需求之上，其中以外销为导向的出口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成为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大量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农民工劳动力。随着我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对就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大量初级加工的企业搬到东南亚。一方面我们的制造业去产能对传统的农民工就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含量领域，而如今农民工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式微，使得这一群体就业处于一个新旧模式转换阶段。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经济如果要实现持续增长，需要的是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三驾马车”，即消费升级、创新及价值与文化回归。面对以上现状，农民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接轨，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二是培训形式与接受培训者之间达成匹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需要农民工技能的提升。人才供需错位、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企业用工带来新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工正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面临就业难、招工难的“两难”问题，“两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成为常态，构建培训与人匹配培训体系势在必行。
三、对策思考
1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估体系
农民工职业培训应立足于产业结构需求，以培养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相匹配的技能型人力资本为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与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工就业培训规划，把职业培训与预就职岗位所属产业技能鉴定相结合，构建适合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本培育的职业培训体系，为农民工实现高匹配度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指导与帮助。
具体来看，一是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工可以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收入；但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类似职位被削减替代，而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劳动力中农民工首当其冲。因此有必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把农民工就业放在突出位置，把就业培训作为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二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实现农民工预从事工作的职业化。要制定符合农民工自身特征與产业结构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农民工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实践效能。三是重视职业培训的指导工作，实现农民工的人职匹配。社会有关部门、企业和培训机构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农民工了解到行业和企业的具体需求，尽量实现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信息对称，提供“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的管家式系统服务，让农民工明白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四是社会应当充分认同与尊重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现状，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认同感，在和谐的氛围下实现城市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总之，农民工职业培训需要立足产业结构现状，通过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职匹配。
2加强劳动力市场职业岗位分析
搜寻匹配理论的立脚点是在搜寻的基础上完成匹配，所以针对职业岗位需求的培训与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环境下农民工就业的关键。劳动力市场是个动态环境，其岗位需求虽然具有一定前瞻性，但渐变性和不可预测性才是其主要特征，需要相关主体和培训机构具有高度职位敏感性，可以随机进行相应调整。搜寻匹配理论不仅考虑到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也就是就职岗位提供方；同样也把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即人力资源纳入到考量范围内。为了更好地在供给前提下完成劳动力市场职业岗位分析，需要借助生产力进步的一切力量，如互联网等各种社会资源，让社会财富在农民工社区中进行再分配，使农民工获得充足的创业和创富机会，建立农民工群体的信任和共享关系。在对产业结构调整前提下的职业进行分析时，还应该考虑到职业收益，也就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劳动报酬及职业发展上行空间。对农民工来讲是完成自身人力资源的迁徙和价值实现；对于企业来讲则是找到体现效率的人力资本与提供岗位匹配；而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讲，则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用最大化，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3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匹配度
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就业不匹配现象，也就是劳动者的职业水平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职业水平之间的不相称状况，根据两者相对的高低可以区分为适度就业（adequate employment）、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和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三种情况。在信息尽量对称的前提下对就业岗位进行恰当分析，是实现匹配的关键。在农民工职业培训搜寻匹配模型的整体来看，基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专业技能供给是核心，其就业匹配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怎样的搜寻算是有效搜寻？怎样的匹配算是最佳匹配？如何在农民工群体中实现搜寻匹配并检验其效果？
一是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实现人尽其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阶段，目前的主要任务回归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把人口意义上的中间群体转化为经济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农民工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搜寻匹配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劳动力市场的职位供给与需求高度融合，保证充分就业。因此，农民工群体必须在搜寻匹配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职业培训的相互信息搜寻与结合，完成自身就业质量的提升，实现其职业化，提升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二是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反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寻租成本为零与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实际上意味着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为零。如何在农民工职业培训方面发力，仍需实施更大力度、更广泛意义上的再分配政策。在协助农民工群体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把我国人口红利从数量上的红利转向质量上的新红利。
4优化就业环境
作为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会尽可能降低人力成本，也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职业培训方面缺乏长远考量。这就要求各行业用人单位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的就业提供机遇与支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科学管理和使用农民工劳动力资本，为农民工再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做好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工作。除此之外，加强国家就业政策的宏观调整，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机遇，将农民工就业难问题纳入到我国劳动力就业保障体系中，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根本保证。为此，既要着力提高农民工素质，也要为其在城市就业、安居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加劳动力供给。
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激励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不断释放人口新红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带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避免陷入“产业机构层次低—对高素质劳动需求不足—劳动者忽视人力资本提升”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穆睿.搜寻匹配理论研究综述及其政策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96—101.
[2]刘渝琳，熊婕，郑效晨.异质性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研究：基于纳什均衡对我国失业与用工荒问题的解读[J].管理工程学报，2016（2）：56—63.
[3]Stigler G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1，69（3）：213.
[4]Pissarides， CA. Search unemployment with on-the-job search[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1994（61）：457—475.
[5]Mortensen DT， Pissarides CA. New Development in Models of 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3）：2567—2672.
[6]高長春.时尚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31.
[7]庄锦英.经济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92.
【Abstract】The migrant labors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 that is， “3+1”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arching and matching. The “3” refers to three indicator systems， nam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for migrant labors， job analysis system for entrance posts， combination system between vacancy and job hunters. The “1” indicates environment variable which affects the foundation of migrant labors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the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advice which aims to help migrant labors in planning their career scientifically and improving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Key words】searching and matching； migrant labor； vocational training
（编辑/徐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