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赛形象与乔治?艾略特作品的文化叛逆意识
李涛
〔摘要〕乔治· 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并借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文化叛逆意识。艾略特作品对神秘的吉卜赛文化进行了揭秘，还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社会对其丑化的不认同态度，揭示了造成19世纪吉卜赛人生存困境的社会根源。艾略特作品让吉卜赛人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他们的存在使社会规范本身都有遭质疑的意味。此外，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出了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作家本人不同于传统思维的种族观。通过吉卜赛人形象，艾略特作品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从内部捣毁霸权文化的效果。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吉卜赛人种族；叛逆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48-06
乔治· 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表达了对吉卜赛人尴尬民族身份的同情，并通过吉卜赛人形象实现了对霸权话语的审视。
吉卜赛人是一个说不清自己历史的神秘种族①。因为没有历史，“从一开始，吉卜赛人形象就如同一个空洞的能指，可被注入非吉卜赛主流文化的意义投射。”[1]（32）于是，“传说”成了吉卜赛人的历史[2]（173）。“传说”中，他们是小偷、儿童绑架者和淫乱者，尽管这些罪名很有可能是吉卜赛民族被主流社会恶魔化的结果。艺术作品同样也为吉卜赛人的身份建构起到了强化作用，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绘于1596年的著名画作《女占卜师》（The Fortune Teller）中的女吉卜赛人一边为人占卜一边在行窃；塞万提斯（Cervantes）小说《吉卜赛姑娘》（La Gitanilla）中的白人小伙为娶到漂亮的吉卜赛姑娘不得不苦练偷窃技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也延续着这样的做法，从小说《艾玛》（Emma）中人们谈到撞见吉卜赛人后的恐慌心理，就不难推断他们是何等惧怕与厌恶被视为不法分子的吉卜赛人。
显然在艺术作品中把不好的名声强加在吉卜赛人身上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艾略特作品的吉卜赛人形象塑造却没有延续这一做法，表达了强烈的叛逆意识。带着对差异性的包容姿态，艾略特作品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表现出对吉卜赛人的排斥与蔑视，不仅生动再现了吉卜赛人独特的文化习俗，在揭露西方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问题还得到了曝光。透过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人们看到的是19世纪英国公共田野的流失，安定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的消散。吉卜赛人文学形象“和特殊的诗学传统有关，和对风景的理解与想象方式有关，也和他们所处的乡村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2]（44）在艾略特笔下，吉卜赛人代表对没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田园生活的怀念。对有关吉卜赛人情节的巧妙构思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作家主张差异哲学、认可异质间平等性的现代思维。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容忍与尊重是艾略特道德理想主义种族观的重要一部分，其作品对吉卜赛形象的呈现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暗合了以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H. 布拉德利（F.H.Bradley）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者并不是反现实主义者，事实上，是一个关注那些通常被排除在现实之外的因素的现实主义者。” [3]（245）艾略特作品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回避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多元价值观的难以调和性，而是彰显了正视此难以调和性的勇气。布拉德利认为“知识是在差异中寻找统一性”，[4]（173）艾略特也在其作品中寻找着人类生活全面和连贯的多样性共存的平衡状态。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乔治·艾略特所展示的“叛逆性”都被为学界所熟知，但以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对艾略特作品“文化叛逆”主题的研究却是一个新视角。笔者认为通过吉卜赛形象对艾略特作品的文化叛逆意识进行系统性研究会成为当代乔治·艾略特研究的突破口。本文旨在论证乔治·艾略特的吉卜赛人形象承载了其作品在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叛逆思想，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从内部捣毁霸权文化的效果。
一、 不一样的文化标记和文化人格
艾略特作品展现了吉卜赛人独特的文化标记和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吉卜赛文化人格。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没有固定模式，但始终浸透着对西方主流社会过分丑化“外邦”的不认同态度。
艾略特作品聚焦到了神秘吉卜赛种族的生活点滴，对神秘的吉卜赛文化进行了揭秘。为获得有关吉卜赛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她曾亲赴西班牙吉卜赛人聚居地采风，“艾略特对吉卜赛种族遗产的研究是体验性的，而不是专断性的。” [5]（79）“暗色”是艾略特作品中吉卜赛人出场时所呈现的第一特征，艾略特似乎在用“暗色”来突出吉卜赛人与众不同的身份。在《兄妹的十四行诗》（Brother and Sister Sonnets）中，一个小女孩游游逛逛地走进了长满了新奇东西的野外树林，她突然被一个犹太女人绊倒，并被会以暗色的微笑（dark smile）。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一直恪守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性，及服饰与饮食上的传统。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麦琪所探访的吉卜赛营地的姑娘们明显不熟悉麦琪帽子的戴法，结果给前后弄反了，而营地中吉普赛姑娘们头上戴的红手帕也让麦琪感到新奇和艳羡。吉卜赛民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浪漫民族，艾略特在对吉卜赛人的形象塑造上没有错过这一点，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The Spanish Gypsy）中被西班牙公爵夫人收养的吉卜赛公主菲德尔玛当众起舞，不自觉地放弃了西班牙贵族小姐的风度，展现了与生俱来的民族特征。
除了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性，艾略特作品还表现出对有关吉卜赛人的固有观念的反叛。艾略特作品没有肆意渲染吉卜赛人包括“偷窃”在内的行为缺陷，不但未引发道德谴责，反而成了吉卜赛人友善表现的铺垫。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当麦琪热心地向吉卜赛人介绍航海家哥伦布时，听众们却似乎对她衣服口袋中的东西更感兴趣。在一瞬间，一个吉卜赛少年就把麦琪的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尽管麦琪对此没有任何察觉，那个吉卜赛少年却没有偷她任何东西。不但没偷任何东西，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对弱者还能做到乐善好施，尽力为麦琪提供了吃食，展示了吉卜賽人粗鄙外表下善良的一面，这种对吉卜赛人委婉的赞扬是同时代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不过，在被吉卜赛人送回家的途中，麦琪的心头也的确曾有恐惧感掠过，“她第一次把自己当成了女人，当成了性目标。”[6]（46）西方传统观点认为体现原始族群特征的少数族裔有性行为不受约束的倾向，有关暗色的皮肤、黑头发和黑眼睛的吉卜赛人在欧洲就有品质污秽、甚至性放荡的传说，然而艾略特作品同样没有印证这一传说，麦琪的恐惧感后来也证明来自于她自己的想象。艾略特一向善于在同一部小说中创建相互对照的情节或塑造相互对照的人物，麦琪逃往吉卜赛营地的情节就呼应着她第二次“出逃”——与斯蒂芬的“出逃”，她对吉卜赛人的恐惧也同样呼应着对斯蒂芬的愤怒。除去两个对照情节可能产生的其他深意，此处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吉卜赛人，麦琪对斯蒂芬的愤怒明显更强烈，受到斯蒂芬的伤害也是更大的。
吉卜赛被丑化与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艰难生活境遇不无关联，艾略特作品揭示了造成19世纪吉卜赛人生存困境的社会根源。吉卜赛老妇人为麦琪提供的食物令人难以下咽，可那些食物却被营地中的吉卜赛人孩子们视为“珍馐”，转瞬间就被一抢而光了。这不仅仅是生活习性不同的问题，吉卜赛人生活艰难是显而易见的。找到吉卜赛人后的麦琪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与自己的想象大有不同，作家用麦琪的失望表明了民俗形象与实际吉卜赛生活之间的差距。麦琪对吉卜赛人营地的“探秘”还在不经意间揭露了造成19世纪英国吉卜赛人生活困境的原因：是社会变革中不断遭碾压的结果，当然同时更是因生活习性遭而歧视的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西方人亲手缔造了吉卜赛人的不幸。麦琪为找到吉卜赛人营地费了不少周折，她原以为吉卜赛人会生活在丹娄公共地界（Dunlow Common），但她扑了个空，因为“圈地运动”的缘故，野外空间的公共地界已经被禁止使用，对吉卜赛人来说，“圈地运动几乎没留下什么空地，只有车道上勉强可以居住了。” [7]（87）麦琪就是在一个可做遮挡的大门后的车道旁找到吉卜赛人的，吉卜赛人是“农村转型的牺牲品”。[2]（44）英国政府还于1824年实施了《反流浪法》（Vagrancy Act），如果吉卜赛人在公共地界和大路上宿营，该法案允许驱赶和拆除他们的营地，该法案视占卜与乞讨等为违法行为。政府希望通过《反流浪法》促使吉卜赛人融入主流社会并从事固定的职业，但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工业革命已使白人传统手工业者大批失业，名义上要保护吉卜赛人，但事实上他们却被法律所迫害。
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原生态生活进行了真切而生动的描绘，使其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传统观念中，吉卜赛“代表对界定英国民族认同的社会规范的冒犯。” [1]（37）然而，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19世纪英国的文化认知中不常见的吉卜赛人形象，暗示了上层社会为防止社会等级变性而建构普赛人身份的心理倾向，而且透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吉卜赛人的尴尬民族身份和窘迫生活的原因也都变得不言而喻。
二、 “边缘”与“中心”关系互动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的种族话语是一种复杂权力关系的再现，吉卜赛人形象成了作家表达反叛意识的道具。借吉卜赛人身上特殊的文化内涵，作家对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性别和种族等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抨击，让吉卜赛人形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人文思想的绝佳载体。
在艾略特作品中，吉卜赛人形象是“传统”的代言人，他们以古老和原始的形象存在于人类文化记忆中，尽管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正统的文化传统。吉卜赛人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群体，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不变的角色，沿袭着自由、野性、未进化的生存方式，他们拒绝接受正规教育，因而欠缺文化知识，这一点可以从麦琪在吉卜赛营地的经历中管窥一斑，当麦琪问那里的吉卜赛人是否听说过哥伦布时，他们把“哥伦布”当成了地名，还反问“那里是你住的地方吗，小姐？” [8]（109）从吉卜赛人对麦琪的说教的不屑态度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内容甚至教育本身根本就是嗤之以鼻的。接受正规教育意味着对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观的认同，而这恰是艾略特笔下的吉普赛人从骨子里最为排斥的，他们用“颓废”表达对拒绝真正接納他们的“文明社会”的叛逆。也这是基于这一点，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成了对长久和广泛存在的神秘种族的魅力的回应，“吉卜赛人是堕落之前的英国的遗留物，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 [2]（45）艾略特塑造的吉卜赛形象是田园文化的象征，是工业革命弊端的衬托。
麦琪是艾略特笔下吉卜赛女性淳朴个性的化身，体现了反传统性和僭越性。麦琪造访吉普赛营地时首先想到的是普里特姨妈说黑发黑眼的自己像吉普赛人是对的，“因为这张长着黑眼和长发的脸与剪掉头发前镜中的自己确实很像。” [8]（107）麦琪代表了吉卜赛女性的质朴天性，她充满生命力的野性美让维多利亚时期女性造作矫饰之态尽失光彩。露西总是被精心打扮得很漂亮，着装一丝不苟，脖子上还要配上珊瑚项链，更具淑女范儿的是她能一个小时不挪窝地坐在一个地方；常到河边玩耍的麦琪则浑身常是脏兮兮的，有时显得愣头愣脑、毛手毛脚，而且不可能安静地做手工。露西是被刻板社会模式雕塑出的淑女形象，像一个人为之作的摆设，虽美丽但缺少灵动之气；而麦琪有如一朵清新的野花，不用任何修饰就绽放出人意料之美，在舞会上涂脂抹粉、衣着华丽的高贵小姐只是朴素自然的麦琪的陪衬。逾越秩序的麦琪的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为艾略特后来的作品建立了一个政治和性别反抗的“种族”语境，是对19世纪英国功利、刻板的社会模式的抗争。
吉卜赛人是著名的“流浪者”，载着他们游走于各地的大篷车是他们的“名片”，艾略特作品展示出吉卜赛人执拗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且强化了“流浪”的意义。艾略特作品更看重的是吉卜赛人流浪生活背后的自由与解放精神。对自由的追求是艺术作品中吉卜赛人被公认的有积极意义的生命品质，“吉卜赛人被描绘成有价值观的忠诚的人，愿意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9]（11）《西班牙吉卜赛人》突出强调了对自由的追求与“流浪”的关联。吉卜赛人是“使东道主在对抗中提高自己优越性的认同感的对手。” [10]（105）在维多利亚时代，少数族裔一直是白人高贵血统的陪衬物，艾略特为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安排了出走的命运，是对坚持人的差异本色和消解文化霸权方面个性化主张的暗示，此时吉卜赛人的“流浪”彰显了更大深意，意味着对强权的蔑视和远离规绳矩墨的“逃逸路线”，让灵魂从被束缚的状态下解救出来。吉卜赛人因此与权力中心拉开了距离，边缘话语开始了与权力话语富有哲学意义的对峙。艾略特作品中少数族裔的“流浪”代表着对平等精神的执着追求，《西班牙吉卜赛人》中吉卜赛人的“出走”同《丹尼尔·德隆达》中犹太人的“出走”一样，强化了“流浪”的“解辖域化”特征。
霍米·巴巴曾指出，在考虑种族文化时应“跳出原初叙事思维、超越原本主体性并关注文化差异产生的契机和过程。”[11]（2）艾略特作品的吉卜赛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在复杂语境中做着催生差异权的努力，并寄望于那里不存在扬此抑彼。不满约束、拒绝臣服，艾略特作品将吉卜赛文化以行为的方式辗转带入政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反叛势力，在不知不觉中，从事着拆解西方霸权文化范式的任务。
三、 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建构
乔治·艾略特的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的种族话语激怒了大批评论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F.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认为艾略特在诗剧中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对人类生活的背叛”。[12]（485）他对此做出的唯一一处语气较为缓和的评价是，“我所认识到的对未来信念的深刻真理和神圣原则是多么令我高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理想化。” [12]（484）虽然没像有哲学家一样对道德理想主义理论做系统阐述，艾略特作品还是具体呈现了英国著名道德理想主义倡导者布拉德利有关社会群体关系方面的某些基本理念。《西班牙吉卜赛人》中蕴含着道德理想主义的种族观展示了作家在对待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和有“差异”的文化的态度与方式上的深入思考。
布拉德利总结了人类值得拥有的承诺，其中之一为“以他人为人的方式对待他人”， [13]（81）此承诺是成为“理想自我”（Ideal Self）的基本要求，布拉德利把社会群体（包括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视为实现“理想自我”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艾略特在对吉卜赛形象塑造上暗含了对此承诺的倡导。“《西班牙吉卜赛人》的主题最初是受了悬挂在威尼斯圣洛可大会堂（Grande di San Rocco）的一幅名《天使传报》（Annunciation）的画作的启发。” [14]（32）这副画中的圣母形象是菲德尔玛的原型，她们共同的特征是被选中完成神圣的使命。《西班牙吉卜赛人》的故事情节是作家的想象，但其创作背景是“基督徒企图把所有外族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摩尔人）驱逐出伊莎贝拉女王统治的西班牙”。[15]（189）菲德尔玛坚信父亲扎卡死后，他身上的神力会在她身上复活，“我只不过是葬礼上的骨灰盒，里面装着领袖的骨灰。” [16]（287）扎卡决心带领吉卜赛人寻找故土、建立家园的理想也在菲德尔玛身上“再生”，艾略特曾特别指出，菲德尔玛的“冲动和行为构成了英雄主义精神”。[17]（451）为了维护“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东方人常被西方文化建构成落后、野蛮、无知，而西方人则是进步的、道德高尚的、有智慧的，但《西班牙吉卜赛人》赋予了这个没有历史、没有国家、受尽歧视的吉卜赛人以全新面孔。《西班牙吉卜赛人》实践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承诺，不但把诸如英雄主义的精神上的高贵性赋予外族人，还以开放式的结尾替吉卜赛人展开了种族独立的畅想。《西班牙吉卜赛人》是对以血统为基础的种族观的解构，标志着向西方最顽固传统的挑战。“艾略特在《西班牙吉卜赛人》中塑造的吉卜赛女主人公为了游牧部落的‘家拒绝欧洲生活， 也是对赛义德认为英文小说全面验证英国风格的观点的不认可。” [6]（27）对众人来说，菲德尔玛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作家的主张是不切合实际的，艾略特本人也预见到了《西班牙吉卜赛人》要面临的种种批评与责难，但仍旧坚定地说，“我确信这是个很好的主题。” [12]（354）诗剧所代表了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执念：“我们的职责超越了世界对我们的期望，覆盖了我们的愿望，超越了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地方实现的愿望。” [18]（220）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区别对待，这无异于否定了种族之间绝对和固有的優劣性以及对优劣性的普遍存在的有效解释。
布拉德利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强调“融合而不是替代掉异类的重要性”，[19]（775）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形象塑造中也表露了对弱势民族文化包容与尊重的姿态， 同样不主张要么拒绝、要么同化。这一点从艾略特对吉卜赛人的宗教文化的态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把吉卜赛人教化成基督徒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社会所期待的，并把此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当时有很多出版物的内容都是符合这种社会预期的，康沃尔（Cornwall）的小说《两次救赎》（Twice Rescued）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被白人收养的吉卜赛男孩儿提诺改了名字并发现已无法真正重新在吉卜赛家庭生活了。他这样说：“我现在不是吉卜赛人了，而是提莫斯·阿尔顿·莱文希尔，当我长成像华兹华斯或爸爸那样的大人的时候，如果上帝允许，我会去当牧师，告诉吉卜赛人上帝爱他们，并从天国派耶稣来拯救他们。”[20]（205）然而，在把吉卜赛人教化成基督徒这一点上，而艾略特作品并没有被西方社会主流思想观念所操纵。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中被白人收养的菲德尔玛当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没有选择做西班牙贵族新娘，她“脱掉了基督徒的外衣和女人柔弱的伪装”，[2]（113）重新回到了吉卜赛部族，投身到了与白人的公开对抗。吉卜赛人被所谓的“上等人”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被认为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而对吉卜赛人的信仰问题艾略特是做过深入研究的。艾略特在《有关吉卜赛人的注释》（Eliots Notes on Gypsies）一文写道：“吉卜赛人相信轮回，这是他们仅有的信仰。” [16]（287）艾略特在帮助发掘吉卜赛古老宗教文化的同时，还帮助强化了他们的民族凝聚力。艾略特作品中的吉卜赛社会是个健康的有机体，相信对同族人的爱与忠诚会世代相传就是他们自身信仰的具体体现，菲德尔玛放弃做西班牙贵族新娘并回到吉卜赛部族就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信仰，艾略特作品中的吉卜赛人才能乐观地承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建设能力。而且不难看出，《西班牙吉卜赛人》有关种族文化问题隐藏着一个潜文本——如果企图破坏局部的文化有机体。整个世界作为大的有机体是很难健康、有序存在的，扎卡、菲德尔玛带领族人的奋力抗争及西班牙人为此所付出的惨痛代价都指向之一点，潜藏在艾略特作品中的解决种族问题的智慧是“宜疏不宜堵”。
以“他人为人”的方式对待不同社会群体，及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容忍与尊重是艾略特种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其在种族观上的道德理想主义思维的实质。当然无法否认，艾略特的道德理想中在相当程度存上在来自“直觉”或“感觉”的成分，“感觉”与“现实”的结合也正是艾略特道德理想主义思维的表现形式上的特征，就如布拉德也承认“‘感觉是‘现实的一个基本和无法祛除的一个方面。” [4]（245）艾略特作品道德理想主义思维体现了对同一性压制的反抗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西班牙吉卜赛人》的开放式结尾中吉卜赛人的“流浪”隐喻着平等与正义的希望在远方。
四、 结 语
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民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种族，他们不仅增添了艺术作品的异域丰采，更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话语已把种族优劣的观念深深植入人们心中，吉卜赛人已成为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文化符号和说教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的反面教材，然而艾略特文学作品隐含着为吉卜赛文化辩护的情绪。艾略特作品暗示出对有关吉卜赛人的既定思维的不信任，并揭示了构筑那些既定思维的社会心理。艾略特作品让吉卜赛人形象成为差异本体，尽显对差异空间的探索，守望着藉此产生的哲性现实。在种族问题上，作家本人“从来就不想放弃自己的原则来取悦大众。” [21]（173）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深度拓展了作家的叙事模式，让艾略特作品本身成为叛逆文本，暗含着其在种族文化、社会政治及性别等多个领域的叛逆思想，在有形无形中颠覆了被狄更斯等其他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奉为神圣的价值观。艾略特没有把理想主义愿景排除在现实组织范畴之外，表达了超越差异和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一面的向往。在吉卜赛形象的塑造中，作家坚持着倡导文化多样性和异质间的平等性的一贯思维，艾略特作品所體现的道德理想主义思维为19世纪英国小说的道德哲学做出了贡献。艾略特作品吉在卜赛人形象塑造中所体现的叛逆意识的核心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和从思维霸权中逃离的欲望。作家对吉卜赛文化的立场是激进的、个性化的，但塑造吉普赛人形象的目的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欲从更深的层面上强化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总之，乔治·艾略特的吉卜赛人形象代表了她对社会道德的崇高信仰，此信仰是贯穿其作品的人文情怀的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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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乔治· 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并借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文化叛逆意识。艾略特作品对神秘的吉卜赛文化进行了揭秘，还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社会对其丑化的不认同态度，揭示了造成19世纪吉卜赛人生存困境的社会根源。艾略特作品让吉卜赛人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他们的存在使社会规范本身都有遭质疑的意味。此外，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出了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作家本人不同于传统思维的种族观。通过吉卜赛人形象，艾略特作品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从内部捣毁霸权文化的效果。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吉卜赛人种族；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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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表达了对吉卜赛人尴尬民族身份的同情，并通过吉卜赛人形象实现了对霸权话语的审视。
吉卜赛人是一个说不清自己历史的神秘种族①。因为没有历史，“从一开始，吉卜赛人形象就如同一个空洞的能指，可被注入非吉卜赛主流文化的意义投射。”[1]（32）于是，“传说”成了吉卜赛人的历史[2]（173）。“传说”中，他们是小偷、儿童绑架者和淫乱者，尽管这些罪名很有可能是吉卜赛民族被主流社会恶魔化的结果。艺术作品同样也为吉卜赛人的身份建构起到了强化作用，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绘于1596年的著名画作《女占卜师》（The Fortune Teller）中的女吉卜赛人一边为人占卜一边在行窃；塞万提斯（Cervantes）小说《吉卜赛姑娘》（La Gitanilla）中的白人小伙为娶到漂亮的吉卜赛姑娘不得不苦练偷窃技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也延续着这样的做法，从小说《艾玛》（Emma）中人们谈到撞见吉卜赛人后的恐慌心理，就不难推断他们是何等惧怕与厌恶被视为不法分子的吉卜赛人。
显然在艺术作品中把不好的名声强加在吉卜赛人身上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艾略特作品的吉卜赛人形象塑造却没有延续这一做法，表达了强烈的叛逆意识。带着对差异性的包容姿态，艾略特作品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表现出对吉卜赛人的排斥与蔑视，不仅生动再现了吉卜赛人独特的文化习俗，在揭露西方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问题还得到了曝光。透过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人们看到的是19世纪英国公共田野的流失，安定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的消散。吉卜赛人文学形象“和特殊的诗学传统有关，和对风景的理解与想象方式有关，也和他们所处的乡村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2]（44）在艾略特笔下，吉卜赛人代表对没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田园生活的怀念。对有关吉卜赛人情节的巧妙构思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作家主张差异哲学、认可异质间平等性的现代思维。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容忍与尊重是艾略特道德理想主义种族观的重要一部分，其作品对吉卜赛形象的呈现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暗合了以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H. 布拉德利（F.H.Bradley）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者并不是反现实主义者，事实上，是一个关注那些通常被排除在现实之外的因素的现实主义者。” [3]（245）艾略特作品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回避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多元价值观的难以调和性，而是彰显了正视此难以调和性的勇气。布拉德利认为“知识是在差异中寻找统一性”，[4]（173）艾略特也在其作品中寻找着人类生活全面和连贯的多样性共存的平衡状态。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乔治·艾略特所展示的“叛逆性”都被为学界所熟知，但以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对艾略特作品“文化叛逆”主题的研究却是一个新视角。笔者认为通过吉卜赛形象对艾略特作品的文化叛逆意识进行系统性研究会成为当代乔治·艾略特研究的突破口。本文旨在论证乔治·艾略特的吉卜赛人形象承载了其作品在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叛逆思想，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从内部捣毁霸权文化的效果。
一、 不一样的文化标记和文化人格
艾略特作品展现了吉卜赛人独特的文化标记和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吉卜赛文化人格。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没有固定模式，但始终浸透着对西方主流社会过分丑化“外邦”的不认同态度。
艾略特作品聚焦到了神秘吉卜赛种族的生活点滴，对神秘的吉卜赛文化进行了揭秘。为获得有关吉卜赛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她曾亲赴西班牙吉卜赛人聚居地采风，“艾略特对吉卜赛种族遗产的研究是体验性的，而不是专断性的。” [5]（79）“暗色”是艾略特作品中吉卜赛人出场时所呈现的第一特征，艾略特似乎在用“暗色”来突出吉卜赛人与众不同的身份。在《兄妹的十四行诗》（Brother and Sister Sonnets）中，一个小女孩游游逛逛地走进了长满了新奇东西的野外树林，她突然被一个犹太女人绊倒，并被会以暗色的微笑（dark smile）。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一直恪守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性，及服饰与饮食上的传统。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麦琪所探访的吉卜赛营地的姑娘们明显不熟悉麦琪帽子的戴法，结果给前后弄反了，而营地中吉普赛姑娘们头上戴的红手帕也让麦琪感到新奇和艳羡。吉卜赛民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浪漫民族，艾略特在对吉卜赛人的形象塑造上没有错过这一点，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The Spanish Gypsy）中被西班牙公爵夫人收养的吉卜赛公主菲德尔玛当众起舞，不自觉地放弃了西班牙贵族小姐的风度，展现了与生俱来的民族特征。
除了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性，艾略特作品还表现出对有关吉卜赛人的固有观念的反叛。艾略特作品没有肆意渲染吉卜赛人包括“偷窃”在内的行为缺陷，不但未引发道德谴责，反而成了吉卜赛人友善表现的铺垫。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当麦琪热心地向吉卜赛人介绍航海家哥伦布时，听众们却似乎对她衣服口袋中的东西更感兴趣。在一瞬间，一个吉卜赛少年就把麦琪的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尽管麦琪对此没有任何察觉，那个吉卜赛少年却没有偷她任何东西。不但没偷任何东西，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对弱者还能做到乐善好施，尽力为麦琪提供了吃食，展示了吉卜賽人粗鄙外表下善良的一面，这种对吉卜赛人委婉的赞扬是同时代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不过，在被吉卜赛人送回家的途中，麦琪的心头也的确曾有恐惧感掠过，“她第一次把自己当成了女人，当成了性目标。”[6]（46）西方传统观点认为体现原始族群特征的少数族裔有性行为不受约束的倾向，有关暗色的皮肤、黑头发和黑眼睛的吉卜赛人在欧洲就有品质污秽、甚至性放荡的传说，然而艾略特作品同样没有印证这一传说，麦琪的恐惧感后来也证明来自于她自己的想象。艾略特一向善于在同一部小说中创建相互对照的情节或塑造相互对照的人物，麦琪逃往吉卜赛营地的情节就呼应着她第二次“出逃”——与斯蒂芬的“出逃”，她对吉卜赛人的恐惧也同样呼应着对斯蒂芬的愤怒。除去两个对照情节可能产生的其他深意，此处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吉卜赛人，麦琪对斯蒂芬的愤怒明显更强烈，受到斯蒂芬的伤害也是更大的。
吉卜赛被丑化与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艰难生活境遇不无关联，艾略特作品揭示了造成19世纪吉卜赛人生存困境的社会根源。吉卜赛老妇人为麦琪提供的食物令人难以下咽，可那些食物却被营地中的吉卜赛人孩子们视为“珍馐”，转瞬间就被一抢而光了。这不仅仅是生活习性不同的问题，吉卜赛人生活艰难是显而易见的。找到吉卜赛人后的麦琪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与自己的想象大有不同，作家用麦琪的失望表明了民俗形象与实际吉卜赛生活之间的差距。麦琪对吉卜赛人营地的“探秘”还在不经意间揭露了造成19世纪英国吉卜赛人生活困境的原因：是社会变革中不断遭碾压的结果，当然同时更是因生活习性遭而歧视的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西方人亲手缔造了吉卜赛人的不幸。麦琪为找到吉卜赛人营地费了不少周折，她原以为吉卜赛人会生活在丹娄公共地界（Dunlow Common），但她扑了个空，因为“圈地运动”的缘故，野外空间的公共地界已经被禁止使用，对吉卜赛人来说，“圈地运动几乎没留下什么空地，只有车道上勉强可以居住了。” [7]（87）麦琪就是在一个可做遮挡的大门后的车道旁找到吉卜赛人的，吉卜赛人是“农村转型的牺牲品”。[2]（44）英国政府还于1824年实施了《反流浪法》（Vagrancy Act），如果吉卜赛人在公共地界和大路上宿营，该法案允许驱赶和拆除他们的营地，该法案视占卜与乞讨等为违法行为。政府希望通过《反流浪法》促使吉卜赛人融入主流社会并从事固定的职业，但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工业革命已使白人传统手工业者大批失业，名义上要保护吉卜赛人，但事实上他们却被法律所迫害。
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人原生态生活进行了真切而生动的描绘，使其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传统观念中，吉卜赛“代表对界定英国民族认同的社会规范的冒犯。” [1]（37）然而，艾略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19世纪英国的文化认知中不常见的吉卜赛人形象，暗示了上层社会为防止社会等级变性而建构普赛人身份的心理倾向，而且透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吉卜赛人的尴尬民族身份和窘迫生活的原因也都变得不言而喻。
二、 “边缘”与“中心”关系互动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的种族话语是一种复杂权力关系的再现，吉卜赛人形象成了作家表达反叛意识的道具。借吉卜赛人身上特殊的文化内涵，作家对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性别和种族等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抨击，让吉卜赛人形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人文思想的绝佳载体。
在艾略特作品中，吉卜赛人形象是“传统”的代言人，他们以古老和原始的形象存在于人类文化记忆中，尽管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正统的文化传统。吉卜赛人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群体，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不变的角色，沿袭着自由、野性、未进化的生存方式，他们拒绝接受正规教育，因而欠缺文化知识，这一点可以从麦琪在吉卜赛营地的经历中管窥一斑，当麦琪问那里的吉卜赛人是否听说过哥伦布时，他们把“哥伦布”当成了地名，还反问“那里是你住的地方吗，小姐？” [8]（109）从吉卜赛人对麦琪的说教的不屑态度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内容甚至教育本身根本就是嗤之以鼻的。接受正规教育意味着对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观的认同，而这恰是艾略特笔下的吉普赛人从骨子里最为排斥的，他们用“颓废”表达对拒绝真正接納他们的“文明社会”的叛逆。也这是基于这一点，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成了对长久和广泛存在的神秘种族的魅力的回应，“吉卜赛人是堕落之前的英国的遗留物，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 [2]（45）艾略特塑造的吉卜赛形象是田园文化的象征，是工业革命弊端的衬托。
麦琪是艾略特笔下吉卜赛女性淳朴个性的化身，体现了反传统性和僭越性。麦琪造访吉普赛营地时首先想到的是普里特姨妈说黑发黑眼的自己像吉普赛人是对的，“因为这张长着黑眼和长发的脸与剪掉头发前镜中的自己确实很像。” [8]（107）麦琪代表了吉卜赛女性的质朴天性，她充满生命力的野性美让维多利亚时期女性造作矫饰之态尽失光彩。露西总是被精心打扮得很漂亮，着装一丝不苟，脖子上还要配上珊瑚项链，更具淑女范儿的是她能一个小时不挪窝地坐在一个地方；常到河边玩耍的麦琪则浑身常是脏兮兮的，有时显得愣头愣脑、毛手毛脚，而且不可能安静地做手工。露西是被刻板社会模式雕塑出的淑女形象，像一个人为之作的摆设，虽美丽但缺少灵动之气；而麦琪有如一朵清新的野花，不用任何修饰就绽放出人意料之美，在舞会上涂脂抹粉、衣着华丽的高贵小姐只是朴素自然的麦琪的陪衬。逾越秩序的麦琪的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为艾略特后来的作品建立了一个政治和性别反抗的“种族”语境，是对19世纪英国功利、刻板的社会模式的抗争。
吉卜赛人是著名的“流浪者”，载着他们游走于各地的大篷车是他们的“名片”，艾略特作品展示出吉卜赛人执拗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且强化了“流浪”的意义。艾略特作品更看重的是吉卜赛人流浪生活背后的自由与解放精神。对自由的追求是艺术作品中吉卜赛人被公认的有积极意义的生命品质，“吉卜赛人被描绘成有价值观的忠诚的人，愿意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9]（11）《西班牙吉卜赛人》突出强调了对自由的追求与“流浪”的关联。吉卜赛人是“使东道主在对抗中提高自己优越性的认同感的对手。” [10]（105）在维多利亚时代，少数族裔一直是白人高贵血统的陪衬物，艾略特为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安排了出走的命运，是对坚持人的差异本色和消解文化霸权方面个性化主张的暗示，此时吉卜赛人的“流浪”彰显了更大深意，意味着对强权的蔑视和远离规绳矩墨的“逃逸路线”，让灵魂从被束缚的状态下解救出来。吉卜赛人因此与权力中心拉开了距离，边缘话语开始了与权力话语富有哲学意义的对峙。艾略特作品中少数族裔的“流浪”代表着对平等精神的执着追求，《西班牙吉卜赛人》中吉卜赛人的“出走”同《丹尼尔·德隆达》中犹太人的“出走”一样，强化了“流浪”的“解辖域化”特征。
霍米·巴巴曾指出，在考虑种族文化时应“跳出原初叙事思维、超越原本主体性并关注文化差异产生的契机和过程。”[11]（2）艾略特作品的吉卜赛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在复杂语境中做着催生差异权的努力，并寄望于那里不存在扬此抑彼。不满约束、拒绝臣服，艾略特作品将吉卜赛文化以行为的方式辗转带入政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反叛势力，在不知不觉中，从事着拆解西方霸权文化范式的任务。
三、 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建构
乔治·艾略特的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的种族话语激怒了大批评论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F.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认为艾略特在诗剧中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对人类生活的背叛”。[12]（485）他对此做出的唯一一处语气较为缓和的评价是，“我所认识到的对未来信念的深刻真理和神圣原则是多么令我高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理想化。” [12]（484）虽然没像有哲学家一样对道德理想主义理论做系统阐述，艾略特作品还是具体呈现了英国著名道德理想主义倡导者布拉德利有关社会群体关系方面的某些基本理念。《西班牙吉卜赛人》中蕴含着道德理想主义的种族观展示了作家在对待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和有“差异”的文化的态度与方式上的深入思考。
布拉德利总结了人类值得拥有的承诺，其中之一为“以他人为人的方式对待他人”， [13]（81）此承诺是成为“理想自我”（Ideal Self）的基本要求，布拉德利把社会群体（包括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视为实现“理想自我”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艾略特在对吉卜赛形象塑造上暗含了对此承诺的倡导。“《西班牙吉卜赛人》的主题最初是受了悬挂在威尼斯圣洛可大会堂（Grande di San Rocco）的一幅名《天使传报》（Annunciation）的画作的启发。” [14]（32）这副画中的圣母形象是菲德尔玛的原型，她们共同的特征是被选中完成神圣的使命。《西班牙吉卜赛人》的故事情节是作家的想象，但其创作背景是“基督徒企图把所有外族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摩尔人）驱逐出伊莎贝拉女王统治的西班牙”。[15]（189）菲德尔玛坚信父亲扎卡死后，他身上的神力会在她身上复活，“我只不过是葬礼上的骨灰盒，里面装着领袖的骨灰。” [16]（287）扎卡决心带领吉卜赛人寻找故土、建立家园的理想也在菲德尔玛身上“再生”，艾略特曾特别指出，菲德尔玛的“冲动和行为构成了英雄主义精神”。[17]（451）为了维护“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东方人常被西方文化建构成落后、野蛮、无知，而西方人则是进步的、道德高尚的、有智慧的，但《西班牙吉卜赛人》赋予了这个没有历史、没有国家、受尽歧视的吉卜赛人以全新面孔。《西班牙吉卜赛人》实践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承诺，不但把诸如英雄主义的精神上的高贵性赋予外族人，还以开放式的结尾替吉卜赛人展开了种族独立的畅想。《西班牙吉卜赛人》是对以血统为基础的种族观的解构，标志着向西方最顽固传统的挑战。“艾略特在《西班牙吉卜赛人》中塑造的吉卜赛女主人公为了游牧部落的‘家拒绝欧洲生活， 也是对赛义德认为英文小说全面验证英国风格的观点的不认可。” [6]（27）对众人来说，菲德尔玛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作家的主张是不切合实际的，艾略特本人也预见到了《西班牙吉卜赛人》要面临的种种批评与责难，但仍旧坚定地说，“我确信这是个很好的主题。” [12]（354）诗剧所代表了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执念：“我们的职责超越了世界对我们的期望，覆盖了我们的愿望，超越了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地方实现的愿望。” [18]（220）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人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区别对待，这无异于否定了种族之间绝对和固有的優劣性以及对优劣性的普遍存在的有效解释。
布拉德利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强调“融合而不是替代掉异类的重要性”，[19]（775）艾略特作品对吉卜赛形象塑造中也表露了对弱势民族文化包容与尊重的姿态， 同样不主张要么拒绝、要么同化。这一点从艾略特对吉卜赛人的宗教文化的态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把吉卜赛人教化成基督徒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社会所期待的，并把此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当时有很多出版物的内容都是符合这种社会预期的，康沃尔（Cornwall）的小说《两次救赎》（Twice Rescued）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被白人收养的吉卜赛男孩儿提诺改了名字并发现已无法真正重新在吉卜赛家庭生活了。他这样说：“我现在不是吉卜赛人了，而是提莫斯·阿尔顿·莱文希尔，当我长成像华兹华斯或爸爸那样的大人的时候，如果上帝允许，我会去当牧师，告诉吉卜赛人上帝爱他们，并从天国派耶稣来拯救他们。”[20]（205）然而，在把吉卜赛人教化成基督徒这一点上，而艾略特作品并没有被西方社会主流思想观念所操纵。诗剧《西班牙吉卜赛人》中被白人收养的菲德尔玛当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没有选择做西班牙贵族新娘，她“脱掉了基督徒的外衣和女人柔弱的伪装”，[2]（113）重新回到了吉卜赛部族，投身到了与白人的公开对抗。吉卜赛人被所谓的“上等人”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被认为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而对吉卜赛人的信仰问题艾略特是做过深入研究的。艾略特在《有关吉卜赛人的注释》（Eliots Notes on Gypsies）一文写道：“吉卜赛人相信轮回，这是他们仅有的信仰。” [16]（287）艾略特在帮助发掘吉卜赛古老宗教文化的同时，还帮助强化了他们的民族凝聚力。艾略特作品中的吉卜赛社会是个健康的有机体，相信对同族人的爱与忠诚会世代相传就是他们自身信仰的具体体现，菲德尔玛放弃做西班牙贵族新娘并回到吉卜赛部族就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信仰，艾略特作品中的吉卜赛人才能乐观地承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建设能力。而且不难看出，《西班牙吉卜赛人》有关种族文化问题隐藏着一个潜文本——如果企图破坏局部的文化有机体。整个世界作为大的有机体是很难健康、有序存在的，扎卡、菲德尔玛带领族人的奋力抗争及西班牙人为此所付出的惨痛代价都指向之一点，潜藏在艾略特作品中的解决种族问题的智慧是“宜疏不宜堵”。
以“他人为人”的方式对待不同社会群体，及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容忍与尊重是艾略特种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其在种族观上的道德理想主义思维的实质。当然无法否认，艾略特的道德理想中在相当程度存上在来自“直觉”或“感觉”的成分，“感觉”与“现实”的结合也正是艾略特道德理想主义思维的表现形式上的特征，就如布拉德也承认“‘感觉是‘现实的一个基本和无法祛除的一个方面。” [4]（245）艾略特作品道德理想主义思维体现了对同一性压制的反抗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西班牙吉卜赛人》的开放式结尾中吉卜赛人的“流浪”隐喻着平等与正义的希望在远方。
四、 结 语
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吉卜赛民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种族，他们不仅增添了艺术作品的异域丰采，更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话语已把种族优劣的观念深深植入人们心中，吉卜赛人已成为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文化符号和说教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的反面教材，然而艾略特文学作品隐含着为吉卜赛文化辩护的情绪。艾略特作品暗示出对有关吉卜赛人的既定思维的不信任，并揭示了构筑那些既定思维的社会心理。艾略特作品让吉卜赛人形象成为差异本体，尽显对差异空间的探索，守望着藉此产生的哲性现实。在种族问题上，作家本人“从来就不想放弃自己的原则来取悦大众。” [21]（173）与众不同的吉卜赛人形象深度拓展了作家的叙事模式，让艾略特作品本身成为叛逆文本，暗含着其在种族文化、社会政治及性别等多个领域的叛逆思想，在有形无形中颠覆了被狄更斯等其他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奉为神圣的价值观。艾略特没有把理想主义愿景排除在现实组织范畴之外，表达了超越差异和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一面的向往。在吉卜赛形象的塑造中，作家坚持着倡导文化多样性和异质间的平等性的一贯思维，艾略特作品所體现的道德理想主义思维为19世纪英国小说的道德哲学做出了贡献。艾略特作品吉在卜赛人形象塑造中所体现的叛逆意识的核心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和从思维霸权中逃离的欲望。作家对吉卜赛文化的立场是激进的、个性化的，但塑造吉普赛人形象的目的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欲从更深的层面上强化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总之，乔治·艾略特的吉卜赛人形象代表了她对社会道德的崇高信仰，此信仰是贯穿其作品的人文情怀的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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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