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水印木刻研究
王晨
摘 要：水印木刻版画作为中国传统的的版画形式，是中国民族艺术殿堂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杰出物化。文章所要探讨的永川水印木刻是四川地区建国后水印木刻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笔者旨在文章中梳理永川水印木刻的发展经过、作品以及发展特点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永川；水印木刻；经过；特点；影响
水印木刻起源于中国，“镂相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1]”，鲁迅先生在他编著的《北平笺谱》中如是陈述到水印木刻在中国的发起。水印木刻在古代作为最高效的知识、文化传播方式，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其自身也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一种复制、传播形式，水印木刻的主要复制对象就是中国的绘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在使用的材料、印刷的方式以及追求的审美情趣方面都演进出了相应的特点。于是，水印木刻也就与中国画、书法、篆刻一同承载起了传承中国审美追求的任务。
但降至近代，由于外来侵略的原因，迫使整个中华民族开始学习外来科学、艺术，版画当然也深深地参与到其中。应当说，以1931年鲁迅先生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为起始的版画创作运动，不仅影响了近代艺术的发展，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历史的发展。
对西方版画的学习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的发展，如珂勒惠支、麦绥莱热等的版画作品因为其黑白对比明显、效果强烈、具有革命性而在当时的中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这样过度强调革命性和黑白对比画面在中国的土地上难免会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尤其是到了文革之后，这样的情况就变得愈加强烈。相应的，在这个时期就产生了许多贴近生活、学习了中国传统审美的艺术创作运动，永川水印木刻就是四川地区这样运动的杰出代表。
一、永川水印木刻发展过程简述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各地都开始开展各项活动来积极发展地区经济和文化。由于在此之前四川就具有较好的艺术，尤其是版画创作基础，这样的活动在当时的四川表现得极为多姿多彩。此时的四川版画一如之前一般成就卓著，但这主要集中在以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为中心的艺术团体中，其他地方的艺术创作则较为薄弱。
永川地区[2]的这种文化落后情况表现得尤为强烈，在1977年重庆各地先后建设文化馆之后，永川地区文化局也想要有计划地发展文化事业，于是就商议决定在1979年末1980年初组织各个县的美术工作者、爱好者在大足开展国画人物学习班，并且邀请了当时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系主任白德松老师担当指导、教学工作。开展这个国画人物学习班的目的在于“白老师当时要了解永川地区这八个县的这些作者的基本情况。他要了解他们的功底，看他们到了哪个水平，适合于朝哪个方向发展、选择什么路来走[3]”。
这个国画人物学习班作为一个摸底行动并没有持续多久，关于永川地区之后要走什么样的艺术创作道路，白德松老师与当时的永川文化局领导做了深入的讨论，白德松老师在当时建议选择水印版画[4]。至于提这个建议的原因首先在于经过之前的国画人物学习班，白德松老师发现永川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其实对造型艺术有一定的功底，对色彩、造型有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美术工作者都是在职职工，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放在创作上，因此不可能在画画上比得过专业的画家，所以需要选择版画这样容易上手、易于出效果的艺术门类。再者，当时四川地区的黑白版画可以说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些美术工作者也不能在这条路上取得突出成就，因此就只有选择水印木刻这种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水印木刻的表现方式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审美的，比较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
当时的文化局领导听取了白德松老师的建议之后，慎重考虑下做出决定，终于在1981年，轰轰烈烈地组织起了水印木刻学习创作活动。在此之后的学习、创作过程中，由白德松老师负责主要的教学工作，教给大家一些关于审美、创作方法的知识。白德松老师在这期间不仅注重对绘画技术的教学，还极其具有预见眼光地在永川文化馆给大家讲授了四天关于美学的课程，并且推荐大家阅读宗白华《美学散步》以及李泽厚《美的历程》，以加深大家对美的了解、对创作的认识。除此之外当时也请到了省美艺术馆的王明玉、胡长山以及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胡明到永川来参与教学，他们主要负责版画技法的讲解。
1982年2月四川省美术工作会以及现场工作会在永川组织召开，期间同时举办了《永川水印版画展》，共展出了一百多近两百幅永川版画创作者的水印木刻作品，全省各地来永川开会的美术家见到这些作品之后都被其深深打动，纷纷对这个活动表示称赞。会议期间李少言、李焕民、吴凡、白德松等领导和专家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深入开展永川版画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年10月与1983年，省美协又在成都与重庆举办了《永川水印版画展》，这两次展覽促使其他地区的参观者开始考虑把版画作为一种途径来振兴地方文化，这其中也包括当时綦江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参加这次工作会的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綦江地区开展的农民粉质版画创作运动。
1981至1983年的两年期间永川迎来了第一个创作水印木刻的高峰期，各个县的美术工作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来，创作了《编囤包》《寸心千里》《晾》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永川水印木刻的创作并没有止步于这里，在1983年，永川文化局又组织选拔优秀的创作者到当时的四川美协去学习，以求进一步提高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水平。在四川美协学习期间，由当时已经闻名全国、创作了无数优秀版画作品的李焕民、吴凡传授给这些创作者更加专业的版画知识，“但真正的技法是在美协，李焕民、吴凡，主要是李焕民讲课。我们到了美协学了三个月[5]”。这也使他们在之后的水印木刻创作中可以将画面控制得更加生动、和谐而且动人。
除此之外，在1984年涂公谋的《催春》、徐亮的《凉糕》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反响不凡。在此之后每年也都会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产生，几个主要的参与者在听了以白德松为首的诸位老师的讲解之后，又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开展教学以及创作活动，直到1992年四川地区施行地市合并政策，主要的组织者都被分到了不同的地区，整个活动才完全结束。
此外，2015年由重庆美协组织在重庆美术馆再次举办了一个永川水印木刻运动的回顾展览，在当时的反映也是极好的。
二、永川水印木刻特点浅析
永川水印木刻之所以在当时与之后取得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不仅是依附于整个时代变迁产生的，并且它还在某些方面超出了时代的局限。而这首先表现在他的作品方面，如图1中所见，表现的是农村讲课时小女孩偷偷从门内看向外面的场景，画中透过一个小女孩的背影表现了她的期许和向往，让人倍感亲切。如大多数的水印木刻作品一样，永川水印木刻的表现母題都来自于生活，并且蕴含着对生活的无限真诚的热爱，这种热爱透过水印木刻的方式直白地表现在画面上，真实而感人。从表现手法上来讲，水印木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画面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因此而产生的亲切感使其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
其次，从永川水印木刻创作者的创作方式上来看，他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深受白德松老师教授方法的影响。“他让我们先出去看，去发现让你体会最深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再回来跟我谈……有时就把我们带出去，去江津、璧山、合川，到这些地方住下来，又要我们耍（玩）的好，在耍（玩）的过程当中到那里面去找感觉，然后再回来创作[6]。”这样自由的教学、创作过程无疑成为了永川水印木刻作品如此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者，对创作者而言，这样自由的创作方式可以使他们发现真正能够打动自己的事物，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也就蕴含了更多的真情实感，也就必然可以打动更多的观者；再者来说，这样的行为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来讲是领先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学校和教学机构的。这样的教学方式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潜力，使他们从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入手，感动了自己，也就理所当然感动了更多的观者。难怪李焕民先生也曾因白德松老师的卓越教学成果而称赞他为“伟大的教育家[7]”。
三、永川水印木刻的影响
永川水印木刻以呈现的优秀作品而傲立于那个时代，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之后四川版画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这次创作活动为四川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水印版画的人才，这些参与者后来都成为了各地的创作领军人物；其次，永川水印木刻作为地区里首例以非专业艺术家为骨干的创作活动，直接影响了綦江农民版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四川地区美术的发展；最后，这次创作活动尝试了以水印木刻这种方式为主要表现手段，不仅从技术上传承着水印木刻这种版画形式，而且从审美意趣方面保护着寄于在美术作品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664-665.
[2]1981年由江津地区改名，属四川省。在今重庆市西北部。辖永川、江津、合川、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等县。行政公署驻永川县。1983年撤销，辖县划归重庆市。
[3]引自笔者对涂公谋的采访记录.2017年1月11日
[4]根据笔者对涂公谋的采访记录.2017年1月11日
[5]引自笔者对涂公谋的采访记录.2017年1月11日。在此之前永川的创作者其实都已经学习了一些水印木刻的技法，但由于四川美协当时拥有非常出色的版画人才，更在50年代初与旅日归来的版画艺术家李平凡开展交流活动，使四川美协的版画艺术家在熟练使用黑白木刻语言的基础上也掌握了一部分日本的浮世绘和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
[6]引自笔者对陈安乐的采访记录.2017年1月12日
[7]引自笔者对邹昌义的采访记录.2016年12月3日
参考文献：
[1]郭晓.艺韵永清——访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张咏清[J].艺术教育，2012（07）：22-23.
[2]齐凤阁.中国现代版画史（1931-1991）[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
[3]陆地.中国现代版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王伯敏.中国版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