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创作理念更新的范式

    苗娟

    

    谍战剧是指以卧底、情报交换及地下秘密活动为主题的电视剧作品,它借鉴了反特片与涉案剧的成功经验,逐渐成为我国影视市场的一个重要类型。谍战题材作品在近十年内长盛不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创作、播出、复制链条,其根本原因在于主旋律价值观与市场化经济所形成的共同语境。为了迎合当下受众的审美倾向,谍战剧正在逐步实现内容更新,并出现了类型分化趋势。作为建党95周年献礼作品,《风云年代》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谍战剧在大众语境下的一次自我创新。不仅在主体情节、历史背景方面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风云年代》重新审视许多传统谍战剧的创作理念,将严肃与正统的标签,归还予革命历史题材。

    一、 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性再现

    从上个世纪的《敌营十八年》《誓言无声》,到近年来热播的《潜伏》《黎明之前》,国人对谍战剧的喜爱,来源于作品自身的强叙事性,悬念、高潮等因素分布集中,更来源于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年代剧的附属分支,谍战剧多以史实为取材来源,以剧本为文化载体,致力于展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与偶像剧、科幻剧相比,谍战剧的本土化程度极高,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为编剧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沃土,这一时期中西方文明发生了直接碰撞,权力中心更迭频繁,民众思想发生转化,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与纯粹意义上的架空相比,恰当引入史实有利于艺术真实的形成,拍摄出更有年代感的作品。

    《风云年代》的两位编剧花费三年时间,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从近百万字的文献中,为笔下的人物找到了真实可信的历史原型,在“大事不虚”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化的重塑与加工。同时,为了拓展观众的思维,编剧在许多细节上留下了提示,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悉的观众,很容易发现蛛丝马迹。例如,男主人公梁铜(张铎饰)的原型是著名地下工作者郭汝瑰,他的名字便取自郭汝瑰的家乡重庆铜梁县。另一位职务更高的卧底柳飞云(刘冠成饰)也有原型人物,即被誉为“民国半个军事家”的刘斐。剧中柳飞云身为桂系高参,实为地下党员,前期与梁铜互为牵制,竞争战略司司长;后期为了掩护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公布身份,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情报任务。他智勇双全的性格与刘斐高度相似,其职业履历的编写,也比较符合刘斐本人的生平经历。这种影视化的历史再现,并不局限于“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风云年代》中同样有许多混合式的人物,即编剧对多个历史人物进行部分截取,再根据角色特点进行融合。军统特务曾光希(石文中饰)便是一个典例,与周佛海秘密联系的行径,实为戴笠所为;参与盟军情报外交工作,与郑介民相似,而他最終的死亡时间,又与毛人凤高度重合。曾光希表面上冷酷果敢,内心却敏感自尊,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曾光希只能越陷越深。面对官场上阻挠自己的仇敌梁铜,曾光希为了报复,杀死了对方的两任妻子。反复无常的性格、顽固得近乎病态的行事思维,更是强化了人物本身的戏剧感和艺术风格。曾光希这样的反派无疑是出彩的,他不属于任何人,却可以看作是当时国民党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

    当下的谍战剧市场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创作思维,许多编剧为了拓展戏剧创作空间、加入流行元素,将自身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完全架空。架空的谍战作品,在实现元素融合和凸显受众地位的同时,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越过历史条件的界限,剧本的社会价值便会大打折扣。从思想层次的角度而言,过度架空的作品很难实现内涵的升华,而谍战剧本身便要求拥有广阔的视野、宏大的格局,以便唤醒现代人内心的崇高信仰。本剧创作者积极寻找历史原型,重新编码影像与史实,尊重了历史的严谨性。剧中细腻描摹的人物,不再是隐遁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者,而是有迹可循的民族英雄,《风云年代》通过合理的艺术虚构与加工,完成了影视作品对革命精神的一次溯源之旅。

    二、 交互决定理论的影像化应用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交互决定论”,即综合考虑行为、环境、人的作用,将三者共同纳入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较过去风行的个人决定论而言,交互决定论重视内外因的互动、肯定了环境的作用,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反映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向,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读谍战剧的创作念。在长达35年的经验积累中,我国谍战剧逐渐呈现出两种发展状态,其一是强调场景的横向结构发展,其二是强调时间的纵向思维发展。

    从横向结构发展而言,一部优秀的谍战剧,首先要做的便是营造出具有悬疑气氛的场景。以《便衣警察》为代表的涉案剧通过描述犯罪与反犯罪,铺设大量伏笔、猜想,逐步渲染气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电视剧的诸多策略为21世纪的谍战剧提供了文本上的参考及珍贵的影像实践。同时,新媒体环境为视觉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硬件条件,快速闪跳的剪辑、惊心动魄的配乐、精致考究的构图,这些影像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谍战剧中,致力于构建完整的戏剧环境。二者共同促成了审美元素的丰富,为谍战剧的情节内容注入新鲜血液,例如《风云年代》中多次出现的智力推理、刑讯展示、激烈枪战等环节,大大增强了剧本的表现形式,渲染了惊险悬疑的气氛,让观众的注意力从谜底转移至解密过程。

    从纵向思维发展而言,在建国初期的反特片中,个人决定了的倾向非常明显,导致主人公大多设定为“高、大、全”式英雄形象,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平面化、脸谱化的角色形象千篇一律,很难获取观众的广泛认同。而《风云年代》倡导的是角色的去精英化,梁铜步步为营,向权力的顶端靠近,体现了自身过硬的职业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高智商的悬疑推理元素,很容易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得到认可。同时,梁铜情感丰富、爱憎分明,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坚持寻找自己12年前在日本的恋人惠美(徐百卉饰),发现对方失忆后,梁铜更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以新的身份延续过去的爱恋。他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和失去恋人时的颓丧,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弱点。创作者将信仰的成长简史建立在人格的缺憾性上,通过对正面人物的感性化塑造,让荧屏上的英雄走下了神坛,拥有了平民化的特征。《风云年代》中的人物,大多站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无限接近于平凡,只有在这样的角色身上,观众才能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人类原始的英雄情结和神秘体验心理,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下观众对于价值观走向的时代思考。与许多复制模仿、有噱头无内容的作品相比,《风云年代》的叙事模式,充分体现了环境、人、行为三方面因素的融合,从而印证了交互决定理论的在影视方面的可行性。

    三、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性实践

    随着资本逻辑的持续变更,谍战剧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类型分化现象。一方面,传统谍战剧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市场份额,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以《麻雀》《伪装者》为代表的青春谍战剧异军突起,为红色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二者均是动态演变的产物,并非纯粹的竞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发挥了讴歌地下英雄,传承革命信仰的作用。

    与传统意义上的谍战正剧相比,青春谍战剧的受众主体年龄较小,浪漫主义气息浓厚,它们在青少年群体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客观上推动了红色精神的传播。但许多年轻演员缺乏相似题材的演出经验,历史知识也比较匮乏,很难把握地下工作者的性格特征。同时,部分传统谍战剧默守陈规,依然使用着反特片中的剧情模式和人物设定,这样的作品过分注重理论教育作用,情节刻板无张力,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视听需求。《风云年代》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在传达官方意志、实现政治传播功能的同时,获取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本剧大量运用了二元对立关系,密码的编写与破译、谍报的传递与截获、信仰的坚持与背叛,實际上,二元对立语境正是谍战剧本质的回归,通过对地下战场的描摹,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两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除战争片中枪林弹雨的有生消耗外,历史深处存在着一种渗透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执行情报任务,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潜伏在敌对势力内部,他们要克服的不仅是敌人带来的压力,更是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面对那些必须做出的牺牲,他们不断拷问着自己的人格和信仰。梁铜在国民党战略司的沉浮,正是谍战这一行为的本质体现,主角个人的成长,是无数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随着梁铜竞选司长成功,实际指挥作战部署,两元世界间的对立也愈演愈烈。简单的二元体系还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部格局宏大的作品,为了丰富内容,本剧同样引入了爱情元素,尽管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米兰妮失忆的情节,偶像化色彩过于浓厚;梁铜与杨素雅、秀姑的两段爱情着墨不足,与主线没有形成互动关系等。但整体而言,《风云年代》突破了谍战剧“假扮夫妻”这一传统模式,对梁铜与米兰妮之间的革命爱情进行了真实细腻的描写。

    身处后消费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红色思想和敢于奉献、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最匮乏的。许多“浅创作”的作品对谍战题材的理解较为肤浅,轴心精神缺失、人文内涵溃败,这必然导致观众的“浅观看”,无法实现教育和传播功能。正因如此,《风云年代》才尝试着在类型分化中寻找传播策略,对“谍战”二字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

    结语

    为了拓展受众范围,将偶像剧元素融入谍战题材本也无可厚非,但现代观众的心理趋向,难免会对作品思想的原真性产生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谍战剧的类型分化现象,既不能默守陈规,也不能盲目追捧,让革命历史成为戏谑的筹码。《风云年代》是一部具有前瞻性的谍战正剧,它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开大合的场景。在当下的审美环境中,谍战剧的创作理念和拍摄手法都需要更新,才能把握住这种艺术类型的精髓,从而更好地迎合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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