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安档案看民国初期北京的印度人

    侯海洋

    民国初年的北京，革命力量、复辟势力与前清遗老、遗孤各怀鬼胎，整个政治氛围波云诡谲。但在北京旧城的市井民间，活跃着一些来京讨活计的印度人。北京的档案资料中，保留了不少民国初年印度人来京生活的信息，其中包括印度人涉及民事和刑事纠纷的档案资料，这些为研究考察当时印度人在京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手资料。笔者通过梳理这些档案，总结了这类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京的职业特点、活动区域分布、社会地位等信息。由于档案资料流于零散、繁杂，这里只拣选一些典型或比较有特点的例子，案件侦办过程则扼要叙述，重点在突出印度人身份、活动情况。

    一、在洋行、公司工作者

    当时，北京印度商人开办的最著名的商铺，大概要数王府井大街的力古绸缎洋行（以下简称力古洋行）了。据《北京文史资料精选》（东城卷）、张双林《老北京的商市》等资料，该洋行位于霞公府与东长安街之间，是一栋三层红楼。经营者为一对印度夫妇。周围居民都称这二人为“黑婆儿、黑爷们儿”。《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与报社同事夏承楹婚礼上用的头纱，就是从这户印度人经营的力古洋行买的。“一二·九”运动期间，据当事人回忆，爱国学生曾被警察按在力古洋行门前毒打。据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力古洋行一直存在，且每逢印度国庆，洋行职工均挂旗庆祝。这家力古洋行大概停业于文革时期。

    除了在王府井经营外，力古洋行还在崇文门开设了分部，也销售绸缎。民国八年（1919）八月，力古洋行的管账者（会计）娄卜声称该行经常丢失商品，已成为偷盗者经常光顾的对象。比如，民国八年（1919）卜娄控告中国人常德山偷窃绸子一案。常德山的妻子也被传讯到警局，供称没有见到其丈夫回家时手里拿绸缎。

    北平汽水业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当时是由日本人和印度人开办的。印度的汽水企业称力古汽水公司。在该企业充当厨役的宋春山，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早晨，趁东家力古睡觉之机，窃得保险箱钥匙，遂开箱窃取汇票五张，共计五十元现洋、四十六元小洋。之后便逃往天津分赃，后因赃款花完，在回京后被捕。类似的事件还有民国七年（1918）中国人李崇明偷窃力古洋行货物一案。这些例子都从不同的侧面表明当时的印商时常成为行窃的对象。

    民国二年（1913），北京人李天泽在米市大街开办天德号桌椅铺，而在东交民巷永昌洋行（名为英商，实际经营者为英籍印度人，该行在天津等地开有分行）做事的印度人品德，曾在李天泽所开铺子里定做写字台。但后来，品德对桌椅铺定做的写字台不满意，坚决不予付款，双方发生了纠纷。

    民国三年（1914）五月，发生了印度人明大声控告黄包车夫谭增禄在拉载途中弄丢其手杖的事件。该事件原委是：一日，明大声酒醉，从王府井叫了一辆洋车，令车夫谭某拉他去白纸坊美国人开办的机器局。因白纸坊为清代的火药局，庚子年之后由美国军队管理，后因危险，宣统末年在其故址开办印刷局，内有美国过版机，笔者怀疑明大声要去的机器局即指印刷局。

    二、看门人

    1915年，洛克菲勒集团通过购买豫王府旧址而成立了协和医院。民国八年（1919）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上级机构罗氏驻华医社（又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4年成立）印度看门人枷森，将巡长喜林殴伤，后者被送至同仁医院。伤人者因为是印度人，要向殖民地宗主国英国在华公使馆发函告知。公使馆副使特尔纳接到来函，请将该印度人依法惩办。最后，中方做出将枷森拘留14天，罚金20元并赔付受伤巡长医药费的判决。

    类似的还有发生于1930年的平安电影院斗殴事件。平安电影院创办于1907年（也有资料显示其创办时间为1905年），位于东长安街63号，与王府井大街毗邻。该影院所在地现已成为东方新天地购物中心。民国十九年（1930），52岁的印度人马科模在平安电影院看门。而22岁的北平顺义人刘占鳌在王府井大街28号的吴宅任专职拉车。这年一月的一天，他拉着吴家小姐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看门的马科模见刘占鳌是下人打扮，遂不许其入院，于是，二人互殴造成重伤。

    说起当时这种大型娱乐、社交场所的停车问题，档案中还反映出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门前曾为一停车场，大批人力车夫在此等候接送外国游客。他们在此逗留，必须取得黄铜扁圆牌子一枚，钉于车板上，即获得在饭店门口接客的权利。

    三、士兵

    除了在电影院、饭店做看门人以外，年轻的印度人还在英国使馆当卫兵服役。1918年，在英国使馆当卫兵的巴尔戛森与同伴莱斯特·穆斯来尔到前门外游逛，突然遇见中国人杨德山对他们进行谩骂，于是双方打将起来。莱斯特·穆斯来尔遂将杨德山头部打成重伤。

    需要指出，我们还可从文献档案中窥知，民国初年当局在治安问题处理上的特点。因当时印度为英国殖民地，清末民初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发生矛盾或者印度人之间发生纠纷，都要经过英国驻华使馆调查处理。如1912年，崇文门附近的孝顺胡同（今南、北晓顺胡同）有两名印度人发生口舌之争，经队官、巡兵调解后还不算，二人还要到英国使馆申辩。

    大体说来，从民国初建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北京（北平）活动的印度人群体存在以下几种特点：一是从空间分布角度讲，他们基本上集中在今北京东城区偏西地区，具体为今王府井大街、前门、东交民巷、米市大街、崇文门一带。二是就社会地位而言，在商行或者银行做事的印度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平常对社会底层的中国人，比较蛮横。三是不少印度人似乎已融入中国文化或北京文化之中。这点从在京生活的印度人的名字来看比较明显。虽然有些人未改中文名，如看门的枷森、力古绸缎行的老板力古、永昌洋行的品德以及在英国使馆当卫兵的巴尔戛森、力古洋行司账卜娄等，但有些印度人则改为中文名字，如前面提到的明大声、孙达兴等印度人。四是从职业角度讲，民国初年在京的印度人所从事的职业门类比较单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经商为主，开办商号或在某商行做工，这类人在来京印度人中属地位较高者；另一种是纯粹的下层劳力，例如在娱乐场所、机关政府看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笔者在档案中所见的印度人信息汇集成下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