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七滴
商山洛水
人杰地灵
夏商周秦汉唐
有多少故事
酝酿在这方记忆的长河
历史逶迤而去
身后泛起一串串古老的水花
商洛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我所捧出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滴水。人家说一滴水就可以反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我不敢说这几滴水就有如此之效用，只能是做“效用”的补充而已。总之，仅一家之言，见仁见智，各取其是，故为题解。
建立商朝的“商”人
“商”这个字现在并不陌生，就是“商业”、“经商”、“商人”、“商旅”等词的词源。有人讲，从古籍中可以翻出，协助大禹治水的“契”是后来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的始祖。此人了不得，由于他的功劳非同一般，被封于“商”地，而且他懂得怎么让人愿意听命于统治者的安排，并在这条道上努力奔跑，所以那个以治水出名的“大禹”又让他负责“教化”方面的事务。他呢，既然被安排到“商”这个地方，就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把自己的部落称为“商”，族人也被人称作“商人”了。这个人距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了。
“商”最早得名或许来自山名。这里有一个叫做“龙驹寨”的地方，现在是丹凤县城的所在地，在它西面约15华里处有一个后来叫“商洛镇”（简称为“商镇”）的地方，紧挨商镇的南边就是有名的“丹江”，丹江的南面有一座山，人称“商山”。说是站在商镇看它，像是活脱脱一个“商”字，在雪后尤为逼真，故名 “商山”。因此，古代的文人便把“商山雪霁”编进了“商州八景”。
我这人好思索，便逐渐有了一些不着四六的想法：说“商”像文字，岂不是讲“商”之名最早可能来源于文字产生之时？从时间上讲，距今四千年左右倒也大致相宜。可是若刻画符号也是汉字产生的源头之一，那“商”作为地名符号的来源就早到不知其年代了，是早于“契”封商之前。按照规律，刻画符号的产生在文字产生之前，其出现必然要按“照猫画虎”的规律来，即后来人讲的“方物”。就“商”作为刻画符号，没有具体的物件可依，只有山形可像。“方物方物”，在距今若干年前的时代里，因为“商”不像鼎或爵，是一个物件，只有“方”商山这个“物”才能有“商”这个符号。后来文字产生了，直接把符号“商”挪过来成了文字“商”，山也顺理成章地称为“商山”。
至于商山又叫“楚山”，我想是否此地曾为楚国疆土所致？我们不可拿后世情况去套古代历史，认为楚国疆界不会到达这里。试想，荆楚荆楚，“荆”就是“楚”，“楚”就是“荆”，商洛地区至今还有以“荆”命名的地方。曾经，“商州”州治还在商山脚下东面的“古城”时，“商州”就叫作“荆州”。还有一回楚国的军队竟然开到现在的蓝田县境内和秦国军队干了一仗，这还不能说明楚国的疆界距离秦国近到现在的“咫尺”之遥吗？再者，西周亡于犬戎是世人所熟知的，就是到了唐朝，突厥人的大军还能开到长安附近，隔着西渭桥与唐太宗说话呢。我们根据这些推测，楚距离当时的长安并不远。其实，战国时秦楚分界的武关距商山也不过近百里。
古时，在农业还不足以使一个部族定居的情况下，为了生活资源的获得，部族的迁徙犹如家常便饭。例如炎帝黄帝、周族人的先祖，再如秦人，本为东方夷族，其先祖在今山东一带，其后裔“非子”因为种种原因，迁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方，为西周孝王“牧马”。这已经是距今不到三千年的西周时代的事了，而在比其更早一千多年的“大禹”时代尤为如此。“契”以“商”作为自己部族的发祥地后，商族便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商族人从商山下东迁到今天的河南一带，其首领“汤”（也写作“唐”）在伊尹的帮助下夺得了夏的江山，就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展开了统治。
周族的首领周武王姬发在姜尚（子牙）辅佐下“革”了商朝的命，建立了周朝。成王周诵时，周公旦平定了“三监之乱”，把亡国的商族人迁到河南洛阳，以便于控制。丢了江山的商族人到洛阳后，便以经商为生，所以后来社会上便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经商，使社会商品流通逐步繁荣，功不可没。
从这点上说，商洛人或可以自豪地宣布：建立了商朝的商族人，其根在商山。这本来不算啥，但对于祖先来源于好几处的人讲，就有启发意义了，很有嚼头。古籍中并没有记载商族东迁的路线，不过我们相信，即使神话传说中“契”来自一只鸟下的蛋成立，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给自己的部族命名、并东迁至现在的河南，是完全可能的。既然西进的商汤在河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那么在早于商汤的某个时候，商族从商地迁到东方也是可能的。所以，虽然古籍中失载，但我们还可以根据其可能性作合理的推测。
六百里商於之地
战国时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说法，即从现在的商洛到豫西的淅川一带。秦国的张仪骗了楚怀王，楚怀王又一次上当受骗进入武关终身被囚，都是为了这“六百里商於之地”。陕西省把它作为发展陕东南旅游的重头戏来唱，已经在建设中。这条旅游线路上设计的景点繁多，看头不少。贾平凹的“文化园”就是其中之一。
平凹家乡“棣花”有一条“宋金街”，据介绍是南宋和金国的分界线，西为金，东为宋。恕我孤陋寡闻，还认真地到史书中查对了一番。我想，街上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宋金“绍兴协议”（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签订前划的（因为有东、西之分）。“绍兴协议”签订后，把“商秦之半以畀金”，西以秦岭东以淮河一线为界，金北宋南，终金灭亡没有改变。我没有查到“绍兴协议”签订之前有关划分宋、金地面以“棣花”为界的资料，因此我认为，这条“宋金街”的“东、西说”可能是后人在“绍兴协议”后才讲的。
在陕西省内惟一的金代地面建筑“二郎庙”，修建于1211年，可能是为了表示这一带的地面属于金国而修建的（其实这也是后人的猜测。要想真正弄清楚金人的目的，就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在此地修建二郎庙，为何要纪念李二郎？如果与水患有关，是什么水患？等等）。商州的一半割让给了金国后，到底是不是以棣花为东西分界线？史书上恐怕要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果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把商洛县从现在的商洛镇迁往隋文帝时开始的、商州州治所在地、原来的“上洛县”就有了说法。但“二郎庙”似乎应该在宋金“合议”签订后马上动手的项目，最迟也应该在商洛县治迁往“上洛”时就修建，不应该修建于金灭亡前二十三年。时过境迁，金国修建它实在不知为了什么，等待有人可请教。金国灭亡后，清代的人在紧挨“二郎庙”旁边并排修建了一座外观十分像二郎庙的“关帝庙”，则大有深意了。
作为旅游项目，编排一通吸引游客也许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后告诉游客真相是必要的，正如讲完华山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传说后，一定要说明西峰顶大石开裂如斧劈的科学道理一样。就算没有弄清楚，“不知为知（智）”难道不是最好的态度吗？
谈到“商於之地”，必须提及“商山”路。“商山”路到了后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商路”，如果从战国时代算起，到陇海铁路修成，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这条商路以龙驹寨为最北方的集散点，它以水运从长江进入汉江，再从汉江进入丹江，最后在丹江的“水旱码头”龙驹寨靠岸。从龙驹寨起旱路，向西北直达关中、再到西北各省区及俄国、中亚、西亚和欧洲“丝路”上的国家；从龙驹寨向北，可达陕北、山西，出到内蒙古、外蒙古、俄国等“草原丝路”的影响地区。从狭义看，可以说这条商路连接了多半个中国（华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的南半个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从广义上看，可以说通过渗透几达东北以外的全国各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为的是经商赚钱。所以“六百里商於之地”的路上，不尽然都是明争暗斗的刀光剑影，还有重要的一点：融融恰恰、忙忙碌碌的商业文化、经济文化的交流。
可别小看了这条路 ，历代走过的名人不少呢。除了文章中提到的，还有一大批，例如商高、白起、秦始皇、张良、周亚夫、赤眉樊崇、吕布、郭子仪、张伯端（紫阳真人）、王禹偁、王聪儿、赖文光、李宗仁、白崇禧、汤恩伯、邵力子、张自忠、胡宗南、刘志丹、徐向前、贺龙、李先念、徐海东、胡耀邦、江泽民……
商山四皓中的“四皓”
“商山四皓”在历史上有名得很。古代许多文人名士，都要祭拜四皓，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可是，路过这里的刘邦、黄巢、李自成之流，对四皓就不那么向往了。
四皓的故事大家讲了又讲，再重复就味同嚼蜡了。这里多讲几句的是：为什么文人名士那么酷爱四皓，那么崇敬四皓？
我想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四皓身上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四皓表达了文人名士的理想，实现了这些人的希望。四皓身上满是文人名士的寄托，或者文人们在失意之时期望着能够有四皓这样的归宿。
古代的文人名士在通达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是立功建业、报效国家民族的好时机。这在儒家的说教中有充分的表现。如，饿、劳、空、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正、修、齐、治、平等等。到了唐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情结达到顶峰，不知多少读书人力图建功边塞，致君至圣，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现实总是残酷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注定要碌碌无为一生，所以很多人灰心丧气以后就得给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慰藉。佛教和道教在中原展开强大攻势前，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庇护所—道家学说中的“不矜能”、“不居功”的崇高境界，以古时的圣人、现实中的贤人为学习、效法对象，赞扬心仪的古人就是肯定自己的现在的选择，“四皓”便在其中。
当然，名场上的失意者和不得志者也在此列。因此，为稳定西汉刘氏政权出了大力、立了大功而又回到商山继续隐居的四皓，得到具有相同心理的后代知识分子的崇拜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前来四皓庙顶礼膜拜的文人中有没有春风得意、仕途顺利的人？我不反对：发出“伴君如伴虎”、“隐居可以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的警告和号召，可以是四皓之后的，借着四皓之口讲述自己观点的人。
有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即“商山路”在古代如此重要和有名，为什么历代没有土生土长的人物从这片地面上冒出来呢？或许这与地域有关。笼统地讲，“商山路”只是条“路”，它不像南阳那样既可让商旅通过又可使自己沉淀下来，文化的厚重只有依靠积累。虽然很多著名的人物到过这里，但他们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过客”。至于其他，我认为是次要原因了。
曾叫贾金平的“贾平凹”
在这里我们不评论贾平凹的丰功伟绩，只是讲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让发淡的嘴里有些味儿。
据说中国有些地方一旦出了名人，大家便隐去他的不光彩处，净说好话，好像此人一生下来便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事。于是这个人便半人半神地活在人间。对这个人的好处是：借着抬高别人可以抬高自己。有的地方一旦出了名人，大家就怎么踩踏他怎么解气，对名人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可言。其原因到底是什么？恐怕是嫉妒占了上风。为什么是你不是我！于是找来名人有什么什么污点和不尽如人意之处肆意夸大播扬。我觉得商洛，不，丹凤一带或多或少就有这种恶习。当然也有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自认为属于后者。
平凹已经是丹凤县的一张名片。提起别人或许不知，但提起“贾平凹”三字，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只要你上网，就可以看到，平凹家所在地“棣花”就有人愿意为他投资若干亿人民币修建一个“文化园”，其中有他的老家院子、《秦腔》里所写的“清风街”、“魁星楼”、“千亩荷塘”、小桥流水的景致等等。
关于平凹，我并不陌生。因为据我家老人讲，他就生在我家的后院我二爷家的房子里。当年我有一回问我四婆（祖母），你知道贾平凹不？我四婆很肯定地回答：不知道！停了一会，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就是贾彦春的儿子，知道不？“知道知道，就那个长得难看得要命的娃子娃。”于是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那个娃不叫贾平凹叫贾金平。咱这个村不就叫金盆嘛？你别说他还压你一头呢。你爸爸叫雪平，下来有云平、雨平、雷平、余平……”他说他叫贾李平，是在李家大院生的。“啥？他明明叫贾金平，哪来的贾李平？李家大院？在哪里？”“李家大院就是前头我玉海爷家的大院子。”“胡说。他咋生的我还不知道？是我找地方叫她妈生的。就是后头院里你二爷家的场房（场房是供每年收完庄稼后先堆起来再慢慢打碾的房子，也兼有保护它前面的堂屋的作用）”我四婆显得气愤了，“我记得是龙年那一年，刚过完年，他妈就撑个大肚子来了，她姐她姐夫就住在我家堂屋。说肚子疼要生了，我说我家上房（堂）屋不让外人生娃，可别生在上房屋里。我找到后院的场房里，看到你二爷家里的房里住过人，还有炕，我就把炕扫干净，抱了些柴把炕烧热，又抱了两捆子稻草放在炕头地，贾金平就是在那里落草的。”“那他为啥说他生在李家大院呢？”“不知道。”我四婆说：“你恐怕也记事了，前面你大爷（李玉海）家三个院子，两个都是队伍占着，北边的住着团长、政委，中间院子住的谁不知道，只晓得兵多得很，常常在那里面开会，没有空房，别说生孩子，外人都不让进。靠东的院子前半个队伍做了灶房，后半个留给你三婆（李玉海的三弟，青年早逝，留下了一个孀妇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她家了。你家住的是熊指导员，我家住的是蔡团长。”蔡团长叫蔡兴运，解放前是游击队的一个队长，是贾平凹的姨夫，与我爷爷弟兄四人很熟悉，我爷是老大，西隔壁是老四， 1946年因肺结核去世了。蔡团长当时是副团长，住在大院外的我四奶家。我四爷活着的时候是西医，会看“红伤”（枪伤），是14岁被国民党的部队拉壮丁在外学的。这一带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拉锯区”，今天你来明天我来。我四爷的原则是，不管谁受了伤到我的诊所里来就是我的病人，但不准任何人在诊所闹事，谁要是不听，下回就不给谁的人看病了。我爷是他的大哥，父亲死得早，三个爷对大哥十分敬重。我当时四五岁了，倒是依稀记得我四婆说的，“贾彦春是你妈、你两个姑姑、土门你姑姑（四奶奶的大女儿）的老师，不信你问去。”我问了我妈，她证实了有这事儿。她补充说：“你四婆是个热心人，放在别的人身上在人家家里生孩子还要想一阵子呢。”
当然，讲这话的老人—我的四婆已经作古。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就整整100岁了（四婆1914年生人）。不过，我妈（生于1927年，今年87周岁过了）还能清清楚楚记得当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丹凤人把男孩女孩一律称“娃”，区别仅在于男孩称娃子娃，女孩称女子娃，并喜欢把男孩名的最后一个字与“娃”连在一起称“某娃”，于是“平娃”就这么来了。至于“凹”念“娃”，是陕西话的土音。“凹下去”念作“wā下去”，名从主人，没办法。平凹说他“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化”的。
丹凤县现在出了一个名人，这是历史上从四皓隐居过后还没有的事儿，两千多年了，不容易。可惜，现在你想看看生平凹的地方，那是见不到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成为西合（西安—合肥）铁路的路基部分。当年在修铁路时，我四婆还在，我妈也回了丹凤老家，对平凹的弟弟再娃说，这里是你哥出生的地方，你能不能给铁路上说一下让改改线路？再娃说，这是上边定的，我哥也没办法。于是火车就轰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有一回见到平凹，我说，我四婆说你叫贾金平不叫贾李平，是在我二爷家的后院而不是在李家大院生的。平凹平静地说，我妈说我叫贾李平，是在李家大院生的。他听他妈的。现在老人几乎都走光了，我本来不想写，感到没什么意思，这算个啥嘛！但有人劝我说，平凹是个大人物，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你就写吧，也让后来人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我就写了，但仍感到没意思，好像自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似的。
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劣根性，对于人，先是“打杀”，打杀不成，就来个“捧杀”；对恶神，因为他要危害到自己，先贿赂，用金钱、美女、话语等，反正什么顶用就上什么。所以中国人见什么敬什么，就是大树、大石头等等也不例外。你说是多神教吧，不是；一神教吧，也不像。是谁给我好处我敬谁，哪怕它是天下最大的坏蛋，反正人家对自己好。对其他人、对国家、民族好不好与我无关，无所谓。实用性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商洛的饮食文化
我的家乡穷，尤其在我上小学最后的岁月和初中前二年的时候。我常开玩笑说，丹凤穷，什么都不国家级，只有贫困是国家级。搞省烹饪协会的工作后，有一项任务是支持“陕菜美食探秘之旅”，我原来总是认为，商洛在陕西不会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可经过实际考察，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太孤陋寡闻了。最后的结论是：正如中国一样，穷归穷，但穷有穷的吃法，穷地方的食品与富地方的风格不一样，一句话，各有千秋。可能正是因为穷，所以出现了很多富裕地方在烹饪文化上没有或少见的特色。
我的表妹女婿说，他40多岁了，一辈子吃过的东西也不少，可在记忆中从来没有什么人、什么菜比他的外爷做的好吃，他外爷干了一辈子厨师。近年厨师吃香，似乎香得太迟了，只能遗憾。我的堂姑夫今年83岁，他告诉我，丹凤原来有一个叫张德山的厨师做得一手好菜，他的大儿子结婚时请去做菜，时值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调料，只是一把盐，老汉调的那个味儿呀，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张师傅有两个儿子，哪一个也不跟他学。没办法，他只好带着手艺钻进土里了。”
特别绝的是，这位张师傅让我姑父给他搬了一堆砖，然后三垒两叠地搭起一个灶来。我姑父纳闷儿，这不用泥不用沙的能行吗？张师傅在灶塘里放进烧红的木炭，瓢往上一搭，火苗呼呼呼就上来了，炒完菜瓢一扯，火苗立马消失。怪了，神了，谁都知道是抽风灶，可怎么抽的风，怎么砌的灶，眼看着一堆烂砖头，在人家手里就成了精。他忍不住问张师傅是怎么弄的，张师傅说，就是我给你讲了办法，弄个百二八十次你还不一定能学会。他保密。我姑父说他后悔，当时应该穷追不舍地搞明白。
最遗憾的是他的“抽风灶”技艺的失传。这种技艺要是能保留到现在，至少会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我姑父答应以他年老体弱的身躯，为挖掘商洛饮食文化出把力，到民间、到那些人的后人处访问访问，看这些能工巧匠会不会留下点儿什么，还能发现些什么。
如何享受商洛饮食文化，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商洛是山区，其饮食文化自然具有山区特色。就饮食原料讲，商洛的野味、山珍很多，由于商洛东西南北气候、地势差异较大，所产木耳、猴头、香菇、金针菜等全国驰名；特产蕨菜（商山当地叫拳芽）、魔芋、核桃、板栗、葡萄在全国都相当著名。
商洛名菜中，“商芝肉”闻名全国。据说商山四皓常吃，故而长寿80多岁，须发皆白还精神瞿烁；有人讲它是“扣肉的祖先”，什么梅菜扣肉、薇菜里脊丝等等都是他的后裔变种。此说如果成立，商洛给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就大了。还有山野菜、红薯丸子、腊肉餦餦、酸菜豆腐、民间的蒸菜八大碗、十大碗、十三花、民间的时令蔬菜、熬萝卜魔芋、炖洋芋白菜等等，小吃中的臊子面、烤饺、绿豆凉粉、橡子凉粉、锅盔、面茶、锅溜子等等也很受常年在城市里吃喝人的欢迎。即使是常食中的糊汤、糊涂面、糁子面、连锅面、浆水面、包谷糁子稀饭等等也是城里吃腻了大鱼大肉人的美食。
过去，商洛人鱼虾一点儿不沾，说腥，家里的锅不允许烹煮这些东西。我还记得，我们在河里逮了鱼虾，大家就分头回家拿来油盐调料，在村后的塄坎上挖个火灶自己做。曾有一段子说，乡镇干部大鱼大肉；县级干部抽烟喝酒；厅级干部吃糠咽菜；省级干部吃毬喝凉水。所谓“吃糠咽菜”即粗粮、野菜，素食之健康食品；“吃毬喝凉水”即原本陕西所骂“没吃没喝”，此番变为最高级的赞扬—“毬”钱钱肉、“凉水”矿泉水也。
商洛曾经是匪窝
说到商洛，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人—李自成。这个人的著名是因为姚雪垠老先生的《李自成》小说，恐怕还有毛泽东的肯定。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练兵、从此走向他的辉煌是事实，无人怀疑。但潼关南原一战，打得只剩下一十八骑进入商洛。事实上，在李自成“革命”成功这件大事上，有没有潼关之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自成从商洛杀向西安，再从西安杀向北京，逼得明崇祯皇帝上了吊，坐了龙庭这件事。
李自成是土匪，是小说传播的结果。实际上，除了明统治者以及跟着明观点走的人，都不这么看。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推翻了明朝统治，所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能以土匪，甚至一般的农民起义对待。他在商洛干了很多事，留下来了不少的传说和被称为“遗迹”的东西。但主要是，他借着商洛这片地面积蓄力量，最后以冲决旧世界、荡涤旧传统之势扑向明统治者，何等霸气解气。毛泽东喜欢他，但惋惜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传说李自成从北京败退以后攻克棣花，但地主老财们逃得空无一人，李自成发怒说：“偌大的院子偌大的房，不给老子半点粮，逼得老子发了狂，放火烧了你的房。”匪气到底还是露出来了。据记载，对“流寇”式的行径，李自成虽然后来有所觉醒也做了些弥补工作，但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败退出北京后只好在湖北九宫山被杀头。
李自成读过书，据说还能写诗，例如：“收拾残破费经营，暂住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辰风送马蹄轻。”有一点儿伟人的气魄。
黄巢、张献忠也曾经在商洛出没过。前者是个读书人，后者是个地道的大老粗，土匪起家而秉性一直显露。据说张献忠豪气冲天，也会来两句。如“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连了宗罢！”前者刻在著名的《七杀碑》上，后者则是入川后，与文昌帝君张亚子叙谱联宗时讲的。是与不是已无从知晓，姑且以为是吧。黄巢呢，做的诗就够霸气了：“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有人说，黄巢本不是土匪，但诗有匪霸之气，锋芒毕露，只可逞一时之威，终难久长。
以前如何，史书上未见多说，明朝末年商洛的土匪泛滥却是事实。平心而论，匪患有明统治者的责任。大约在明末时，东北的战事吃紧，加上全国很多地方遭灾人闹事，朝廷不思别法，一味地镇压。就向全国老百姓头上派征“辽”、“练”、“剿”三饷，百姓早就活不下去了，还这么从他们身上搜刮银子，大家不得不揭竿而起以求活命。而以前被派去“征辽”的士兵从东北三三两两逃回中原，又不能去朝廷的军队里报道，开头还是零星地结伙打劫，后来逃兵越来越多，加上与那些没吃没穿“啸聚山林”的“好汉”合在一处，人的条件就具备了。商洛的寨子、洞子本来就多，是富户躲避兵灾匪患的，却成了乱兵土匪藏身的好地方，地利的条件就具备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个占寨子、钻洞子的土匪，一有机会就下来烧杀抢掠，商洛的匪患就这样“燎原”了起来。
如今的商洛，其他人已经如过眼烟云尘埃落下了，独有李自成的“遗迹”被发掘出来供游人欣赏。笔者有幸在商南县看到了闯王部队排阵练兵、娶亲等演出。商洛的一些地名据说还保留着闯王活动的历史呢。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名字是后来给的，最先称为“鄂豫陕游击区”。商洛的确是解放前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拉锯的地区。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这个“穷”原指“无路可走”。当然也包括“贫穷”得无法生活的情况在内。穷人穷得只有走上革命才能活命一条路，不造反又能怎样？有人说，凡是解放前闹革命最热火的地方，解放后都是一些贫困地区。不过，因祸得福，现在倒是一笔红色旅游的好资源。
正由于如此，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等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到中期，就曾经率领红军路过商洛并在商洛活动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后的李先念、郑位三、陈先瑞等人也曾进入商洛，主持、指导了商洛的革命。
商洛山大沟深，是打游击的好地方。闹红色革命，不能不提到商洛本地的革命者，其中最著名者一是王伯栋，一是巩德芳。
有幸二位先烈的家离我家所在的村子不远。王伯栋在显神庙村，离我家3里地左右；巩德芳在距我家15里地的茶坊巩家湾村，他任联保处常备队副队长时就在时为联保主任的李迎文（我爷爷）手下。王伯栋，1930年2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回商洛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同年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巩德芳，1938年29岁时被王伯栋发展为共产党员，他脱离国民党反动武装还有一段传奇，在小说《大槐树》第四章有详细的描写。只是小说更换了人名，里面的“龚德方”就是巩德芳，李璜江就是李迎文。巩德芳1938年离开国民党反动派队伍后，1939年7月在商洛山区成立抗日人民武装，从此跟着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在迎接从中原突围中拼打出来的李先念等同志的工作中立了大功，得到了李先念同志的表扬。曾担任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豫鄂陕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1948年因病逝世。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从坟墓中挖出来，并把头砍下来撒上鸡血冒充领功，可谓罪恶至极。
讲起革命，还有一点需要提及，那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龙驹寨人马骧，曾担任过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1913年）、陕西招讨副使（1914年），大元帅府参军（1917年），众议院全院委员长（1922年）。抗战时担任张自忠任察哈尔省长和天津市市长时的秘书长、代理市长等职。他的身影曾出现在《开国大典》中。解放后任西安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64年病逝于西安。
（李曦：商洛丹凤人，历史学博士、文学硕士，原陕西省旅游学校校长，现陕西省餐饮协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商务部、教育部、旅游局定向联系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