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莲顺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主义倾向的历时研究
金美兰 金宽雄
[摘要]许莲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朝鲜族小说界的中坚作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否定与抗争和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
[关键词]许莲顺；中短篇小说；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3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90-07
[收稿日期]2018-06-07
[作者简介]1. 金美兰，女，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朝鲜族文学、中韩比较文学；（延吉 133002）2. 金宽雄，男，朝鲜族，博士，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朝鲜族文学、中韩比较文学。（长春130000）
许莲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朝鲜族小说界的中坚作家。许莲顺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她的中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女性主义倾向不仅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还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密切关联。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商品化之风，使得中国朝鲜族民众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令中国朝鲜族女性对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现象层出不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脱农入城的风气逐渐对中国朝鲜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脱农入城的浪潮狂卷之下，农村朝鲜族女性不仅大胆地走在了男性前面，而且比男性更适应城市生活。于是，中国朝鲜族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角色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开始动摇中国朝鲜族社会男性中心主义的根基，并成为导致中国朝鲜族女性反抗和否定男性中心主义的最大社会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主要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折时期，朝鲜族女性在商品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强劲的社会变化大潮中发生的意识变化过程。同时，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和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开始，到“否定和抗争”以及“颠覆、解体”等通盘的社会变化过程。可以说，许莲顺在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中，没有停止对女性主义的肯定和礼赞。
一、许莲顺及其小说情况概述
作为一名女作家，她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究其原因，这与许莲顺的个人成长经历不无关系。1955年1月16日，许莲顺出生在中国延吉市公园街一个穷苦的朝鲜族贫民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五个女孩儿。许莲顺的父亲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马车夫，母亲在家中做些针线活儿贴补家用，勉强维持家中近十口人的生计。由于城市生活举步维艰，经时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介绍，他们举家迁到延吉市近郊的新丰村开始了农耕生活。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给许莲顺苦涩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了很多记忆，也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自卑的阴影。在男尊女卑观念浓重的父亲眼中，五女儿许莲顺对家境的改变毫无用处，因此她成了得不到父爱的受气包。出生了几个月之后，一个亲戚串门儿，才半开玩笑地给她起了“许莲顺”这个名字。
年幼的许莲顺总是从父亲的眼中读到不满：丫头片子，没用的累赘。父亲的眼神给许莲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许莲顺每次回忆儿时的情形都会谈到这段痛苦的经历。用她的话说，她在幼年时期经常为了揣测父亲那淡漠且无法读懂的目光而费尽心机。许莲顺后来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探索女性的定位及人性，与幼时这段痛苦的记忆息息相关。
1976～1979年的三年间，许莲顺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读于延边大学朝文系。1999年，许莲顺已经四十四岁了，深感自身底蕴不足的她毅然前往韩国功读文学专业。1999年至2002年，许莲顺进入韩国光云大学攻读韩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开始学习正规的文学课程。其间，许莲顺系统地学习了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内的东西方文学。她也得以依托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将自身的文学素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创作出了高水平的小说作品。
许莲顺的小说最初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但是最近几年，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其小说作品，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许莲顺小说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金宽雄的《迷路儿的悲剧：许莲顺的长篇小说〈谁可曾看见了蝴蝶之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第6期，民族出版社，2008）、金虎雄的《朝鲜族文学中的韩国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韩国叙事学会《Narrative》，2010）、崔三龙的《朝鲜族小说中的韩国及韩国人》（在韩同胞文人学会 《同胞文学》第1期，2013）等。近期韩国学者也非常关注许莲顺的小说，包括崔炳宇的《朝鲜族小说中的韩国形象研究》（韩中人文学会《韩中人文学研究》第30集，2010）等论文，都对许莲顺的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没有对其女性主义倾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根据许莲顺小说中女性主义观点的变化情况，将其中短篇小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第三阶段为21世纪一十年代中期至今。本文將在上述分期的基础上对许莲顺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二、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化和城市化趋势，也使得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朝鲜族农村共同体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也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变。许莲顺的短篇小说主要再现了中国朝鲜族女性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折时期，在商品化、城市化等强劲的社会大潮中发生的意识变化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从怀疑男性中心主义，到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过程。
《陈腐的灵魂》[1]（13～20）首次演绎了朝鲜族女性对家长制社会形成的陈腐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抗。作品主人公白云和英俊本来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却被英俊的姐夫离间中伤，不仅令英俊的姐姐产生了嫉妒之心，还最终导致两人含泪分手。时光荏苒，几年后再度出现在英俊面前的白云已经离异。本来就藕断丝连的两人爱火重燃，再度陷入热恋中。但在贞操观念根深蒂固的父母和亲戚的压力以及社會的偏见下，白云不得不忍痛割爱，故意放浪形骸，伪装成“放荡女子”，让英俊远离自己。实际上，白云的内心冰清玉洁，对爱情矢志不渝，她心中只有英俊，任何男人投来的目光都不能在她心中泛起一点儿微澜。她拒绝了所有男子的追求，坚守着自己的节操。从表面来看，女主人公白云这个形象与以往小说中出现的传统女性形象没什么不同。但是，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她身上具有的新女性意识，在她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对陈腐的灵魂，即对传统贞操观念的强烈反抗意识。正如鲁迅早在1918年撰写的杂文《我的节烈观》中所指出的“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2]（176）那样，所谓“贞操观念”不过是男性中心文化单方面强加在女性头上的精神枷锁。尽管《陈腐的灵魂》中的白云表现出的反抗意识还停留在消极抵抗的层面上，但它暗示了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伦理道德观的自主意识的萌芽。
1989年发表的小说《男人多的女人》[3]（34～50）与《陈腐的灵魂》相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女性主义主题的挖掘等方面表现得更加大胆。作品女主人公玉兰不顾来自社会传统观念的诽谤和中伤，大胆主动地追寻“真正的男子汉”。然而，玉兰追求真正爱情的过程充满了坎坷和波折。她所交往的男性多半都是表里不一的伪善者，或是人面兽心的色魔或骗子。面对缺乏真正男子汉的男权社会，玉兰内心只有烦恼和痛苦。这种大胆地向男性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的作品，在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上非常罕见。作品中的主人公玉兰很有可能被人说成“放荡的女人”。但是，在不失男子汉大丈夫本色的真男人匮乏的现实中，玉兰显得非常可怜而又孤独无助。如果用陈腐的社会偏见去评价，玉兰的确只能被划入到否定性的人物行列中，但是，许莲顺通过这种否定性人物，对找不到女性可以依赖的而只是徒有其表的男子的男性社会，给予了无情的嘲讽。
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女性意识（feminine consciousness）”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沉睡状态，而且备受压抑和漠视。随着中国社会步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来自国外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发展。作为一名小说家，许莲顺敏锐地把握住了女性意识的这种变化，并将其反映到她的作品中。正如女性主义倡导者、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处境改善的先决条件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4]（18）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许莲顺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从中我们能够洞察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许莲顺中短篇小说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到了1990年以后开始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三、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否定与抗争
199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转折期”，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无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逐渐由“共名”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的文化状态。时代转向“无名”所谓“无名”，则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整体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时代，文化和思想多元共存的状况日趋明显。[5]（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优先选择开发和开放特定地区。因此，也造成了城乡差别、地域差别以及收入的不均衡，很多领域中的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日益加速，商品经济意识不断侵袭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调整了发展轨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迅速形成了新的文化特征，即知识分子特有的一元政治社会理想被削弱，进而形成多元的文化结构。在文学创作上，作家们抛弃了重大的历史叙事，将触角转向个人叙事，并开始尝试以民间生活为素材的新的创作方法。与此同时，在经济生活方面，1990年以后，城市化、商品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为了赚钱，为了享受城市生活，中国朝鲜族上班族转而下海，农民抛弃田地纷纷涌向城市，涌向国外。随着社会的变化，曾作为中国朝鲜族共同体重要居住空间的农村日益荒废。在农民进城及出国从事劳务的浪潮中，朝鲜族女性一马当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经济生活状况的突变必然导致女性在朝鲜族家庭中的作用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改变。可见，改革开放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来自国外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并不断成长。
许莲顺对社会生活的这种急剧变化非常敏感。20世纪90年代初，许莲顺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反映了在新的转折期出现的城市化、商品化和国际化的强劲浪潮带来的女性地位及其意识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小说《孤苦的大地》[6]（20～26）就反映了朝鲜族女性地位和意识的新变化。作品中的龙岩村是城市外围的农村村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城里人蜂拥而至，纷纷开办商店、音像店、台球厅、练歌厅等消费和娱乐场所，使得房价和地价一夜之间暴涨。当地农民被金钱所惑，争先恐后卖掉房屋和土地，盲目涌向城市。村里性格敦厚的庄稼汉龙植相继卖掉了房屋和种植的田地。不久，他的妻子与一城里人相好并和他离了婚，龙植不得不进城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叫龙植填写履历表，可看到龙植一个字都写不出，就以他没文化为由赶走了他。庄稼汉们抛弃土地，盲目涌向都市，但是，却不为都市所接纳。作品结尾借助龙植父母的喃喃之语，说出“抛弃土地有罪，那是一种罪过……”之语。该作品反映了城市化、商品化等社会巨变下人们的困惑和彷徨，同时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导致的女性道德观、价值观的负面变化。
该作品虽然通过龙植暗示朝鲜族女性的背离与朝鲜族男性的无能有直接关联，但其根源还在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商品化、城市化的大趋势，而不是庄稼汉龙植的无知和无能。繁华的都市对乡下女性有着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在劳动力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农村女性而不是男性。这使得农村女性内心深处容易萌发脱离家庭藩篱的冲动。于是，在传统的家庭中，身为一家之主的男性的权威自然就会面临挑战。
许莲顺的中篇小说《透明的黑暗》[7]（4～24）同样是一部以农民脱农入城为主题的作品。不过，与前一篇作品不同的是，该作品不仅揭示了脱农入城之风造成的家庭解体危机，同时还批判了朝鲜族男性缺乏应对时代变化的适应能力。作品女主人公光植的妻子顺女觉得如果在农村守着无能的丈夫生活，很可能终生无法摆脱贫苦的命运，于是抛夫弃子与自己相好的男子离家出走。顺女虽然如灯蛾孵卵般生下了一屋子孩子，但却仍然毫无眷恋地离开了村子。正处花季妙龄的光植妹妹银实有一天也像一阵风儿一样离开村子，跑到城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活计赚取钞票。深感绝望的光植卖掉田地，连张纸条也没留下便销声匿迹了。光植一家由此妻离子散。
《透明的黑暗》中的顺女和银实都是迁入城里的农村女性，既无钱财，也无知识和技术。她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自己的身体。她们在饮食店打杂，或是在练歌厅、酒店当服务员，甚至出卖肉体。《透明的黑暗》里出现的光植妹妹银实，想早日脱离像枷锁一样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尽快摆脱如世袭般传承的贫困，尽情享受青春的权利，对故乡和家庭弃之如敝屣，来到城里一家酒店当上了服务生。她梦想着赚一笔大钱，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当上店铺的主人，经营一家漂亮的花店。可是，没等她成为花店主人，她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贞操乖乖地奉献给了一个初次见面的男子。许莲顺的中篇小说《空荡荡的沙漠》[8]（3～35）中的女主人公顺伊，为了偿还丈夫欠下的赌债，在宾馆前台偷偷翻看房客的名录，找到一个和自己同样姓尹的韩国老男人。她以肉体为诱饵，托付那个韩国老人给自己发送访韩的邀请信。最后，顺伊如愿以偿地和那个韩国老人登上了前往韩国的轮船。作品的主要意图不是要批判顺伊的堕落，而是在怪罪作为一家之主连妻子儿女都养不活的无能丈夫。该作品发人深思：为什么朝鲜族男性如此无能？为什么无数朝鲜族女性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什么众多的朝鲜族女性要承担经济生活的压力等等。实际上，与其说是中国朝鲜族男性的责任，不如说在突如其来的商品化和城市化浪潮面前，女性的适应力比男性更强，而且城市方兴未艾的第三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多于男性。
进入新的转折期之后，“韩国热”等海外劳务输出之风大作，农村和城市中的很多朝鲜族女性被海外劳务市场深深吸引，纷纷涌向国外。于是，无数中国朝鲜族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作用发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这些朝鲜族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出现了180度大反转，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很多留守丈夫在家照顾孩子，妻子则到中国沿海城市、大城市或国外赚钱，然后把钱寄回家中维持家庭开支。于是，很多家庭的妻子取代丈夫成为支撑家庭经济生活的顶梁柱。小说《空荡荡的沙漠》就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朝鲜族家庭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夫妻关系的急剧变化。
在这篇作品中，妻子顺伊迫不得已的韩国行被描写为完全是因为丈夫的无能。丈夫在家里无所事事，还因为赌博耗尽了家产，妻子只能到异国他乡的首尔挣钱养家。于是，过去丈夫所代表的家庭，现在都成为了妻子用以证明自身的工具或是符号，这种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解体，使得丈夫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妻子的地位则一飞冲天。作品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中国朝鲜族社会中的阴阳倒置现象——新的转折期中国朝鲜族社会无数家庭出现的女性和男性作用互换现象，以及中国朝鲜族社会中的乾坤颠倒现象——被称作天的男人和被称作地的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互换现象，向男性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的转折期以来，中国朝鲜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大觉醒促使男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变，也使女性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不过，这种变化令中国朝鲜族女性过度奔波于为生计打拼的第一线，导致造物主赋予女性的特质特别是母性遭到了忽视。作为一名作家，许莲顺敏锐的视角并没有忽略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女性处境和社会作用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她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极力鼓吹女性特质，强烈期盼中国朝鲜族广大女性绝对不要丢弃自己的女性特质，不要抛弃造物主对女性的宠爱。
四、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
2000年以后，许莲顺在韩国光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后，其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和上述作品相比更加激烈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许莲顺在作品中先是怀疑男性的无能，进而开始做起了脱离的梦想，这是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尝试女性主义创作方法。起初，她是小心翼翼地，然后便有些大胆地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否定和反抗。她对男性无能的批判逐渐严厉起来，通过对许莲顺各时期作品的考察就可以对这种变化一目了然。从小心翼翼的尝试到大胆的否定，最后甚至不只是反抗，而是完全推翻的颠覆和解构，这使许莲顺的女性主义倾向达到了高潮。
这种主题倾向在短篇小说《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9]（20～48）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在中国朝鲜族文坛一度掀起轩然大波。作品塑造了一个女性自我意识日渐觉醒的农村淳朴女性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已经完全丧失经济自立能力、无能而且寡廉鲜耻的丈夫形象，真实地描绘了中国朝鲜族社会男性主义社会崩溃的新画面。
小说女主人公为了养活一家人打算去韩国打工，却在办手续过程中上当受骗，几万元钱打了水漂。为此，婆婆和丈夫动辄冷嘲热讽，致使她上吊寻死。上呆未遂后，女主人公得到丈夫的许可，伪造了丈夫病故的死亡证明书，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去韩国的机会。可是，没过几天，丈夫就突然感觉自己被骗了，伴着嫉妒和愤怒，他大发雷霆并阻挠妻子出国。就在这关键时刻，平时温和驯顺的女主人公突然变脸，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朝鲜族女性为了挽救家庭和社会忘我付出，相比之下，朝鲜族男性却显得寒酸、卑劣、无能和寡廉鲜耻。丈夫为了让妻子能够赚钱回来，不惜采用假离婚的方式，而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盖章那天，丈夫才得知三个月之后妻子才能再婚，为了能让妻子和韩国男子的假结婚加快进行，还开出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不仅如此，每逢妻子寄来钱，丈夫都会拿着那笔钱大吃大喝，在亲友面前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成功男人的嘴脸。
许莲顺痛快淋漓地斥骂中国朝鲜族社会堕落的男性，将其比喻为散发着恶臭的臭水沟，她鼓动人们向这种臭水沟似的男性投掷石块，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蔑视进而实现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彻底颠覆。简言之，在这篇作品中，许莲顺用女性特有的犀利语言让男性话语秩序混乱不堪，窘态毕露。
《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这篇小说在叙述视角、内心独白、象征手法、语言修辞等艺术表现方面都展现出了很高的造诣。例如，该小说以正直寡言的姐姐的视角观察作品中的人物，并适度穿插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对稍不留意就可能使其对男性世界的批判流于肤浅的素材进行了艺术的升华，不仅恰逢其会地让离家的猫登场，加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而且三次描写她“瘦小的赤足”，体现了伏笔、照应及象征的美学，强化了作品的艺术底蕴。该作品不仅在许莲顺本人的短篇小说中，即便是在中国朝鲜族短篇小说作品中也属佳作。《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是2000年以后中国朝鲜族文坛出现的一篇具有女性主义文学倾向的代表作品，表现了对男性主义最戏剧化的颠覆。作品尽管在叙事方式上多少还有传统写实主义的性质，但在主题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体现出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该作品2004年获得了《延边文艺》授予的尹东柱小说类大奖，并被选入中国朝鲜族高中《朝鲜语文》教材中。
《阿B正传》[10]（5～35）进一步扩展了《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的主题，超越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走向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人公老文原来是公务员，当过市场管理员，一度是家中的顶梁柱。但是，因为养殖海狸鼠和宠物犬失败而债台高筑，妻子不得不去韩国打工。最初几年，妻子还会定期寄钱过来，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妻子不再寄钱给丈夫，而是寄给丈夫的大舅哥了。他只能从大舅哥那里领取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生活费，沦为所谓的“啃妻族”。妻子在韩国勤勤恳恳，精打细算，不停地挣钱、攒钱，大家都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他要做的事情是完全彻底地什么事情也不做。因而無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他都沦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经济上丧失自立能力的老文可怜到了连子女的义务都无法尽到的地步，只能将年迈的父亲送到安图县一个偏僻的廉价养老院里。即便如此，老文自认还是个男人，对性的欲望并没有消弭，为了排解孤独，他跟在自己的宠物狗后面来到大街上寻觅年轻漂亮的女性。作品真实地表现了老文这样一个已经彻底失去家庭权威地位的朝鲜族男性形象。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对男性和夫权的解构并没有局限在老文一人身上，还通过被老文丢到养老院的父亲文爷爷、以及将汉族女孩领回家中的儿子对老文的不孝行为给予了展示。身患老年痴呆的文爷爷只剩下动物本能的欲望，数次潜入老太婆们的寝室，最终像动物一样被关入单人房中。老文父子可以说是已经失去灵魂而只剩下动物本能的行尸走肉。老文的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让汉族女友怀了孕，退学回家，同样是个无能的男子，其将来可想而知。
《阿B正传》通过展示老文一家三代人家长和男性权威的一落千丈，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解构。简言之，作品对已经成为死魂灵的丈夫及其父亲以及堪称家族希望的儿子进行了彻底解剖，然后将他们丢进了臭水沟里。在作家的笔下，祖孙三代三个男人完全成了丧失人性的存在，在他们身上甚至没有一丝的希望和亮点。
这篇模仿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篇名的作品，像鲁迅小说一样包含了较多的象征性和讽刺性。作品题目中的“阿B”就是朝鲜语“老爹”的谐音，即暗示了父权和男权。而“正传”像《阿Q正传》一样具有诙谐和讽刺性，一句话，这篇小说是为中国朝鲜族男性中心主义敲响的丧钟。
五、结语
许莲顺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处境，创作了大量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中短篇小说。她的这些小说有着明确的现实意识，始终如一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当下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莲顺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追求，不仅与民族现实主义原则完全合拍，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倾向也是一致的。
许莲顺笔下的女性，包括身为少数民族（minority）一员的中国朝鲜族离散人群，均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都有着少数者、移民者和弱者所怀有的那种难以描述的苦涩和悲哀，因而内心深处的失落、缺失和迷茫根深蒂固，无处化解，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找回属于自己的社会性别（gender）和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而苦苦追寻。许莲顺在小说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指向有着比较明晰的认识。许莲顺说过，文学一般都有根，我的文学根植于少数者的失落、缺失和迷茫。女性和少数者的这种情结使其自然而然地通过小说创作探究自己所属的女性性别和身份。纵观许莲顺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可见，其题材和主题主要集中于女性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是以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去关注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女性特质；二是作为移民后裔，省察自己及所属的民族共同体的定位。特别是她的一些中篇小说，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解析女性的生活、处境、命运和地位变化等，为女性的定位提供依据。许莲顺的上述中篇小说尽管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但那些都属于主体方向或总体的把握。本文论及的许莲顺中短篇小说仅仅局限于其具有女性主义主题思想倾向中的一个横断面，这些作品围绕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挑战、颠覆和解构，表现出了系列主题的倾向，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尚需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许莲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中短篇小说也有部分缺憾。即，在中国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男权和夫权的突然下跌以及女权和妻权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朝鲜族女性意识的觉醒，或是中国朝鲜族男性的无能和堕落，其中还掺杂着更深层的问题，如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极其复杂的原因。特别是男权和夫权的堕落及女权和妻权的突然上升，在国内外几无先例，是中国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必要对隐藏于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行深入探索。
男性和女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既先天对立，同时又先天统一。将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和矛盾视为唯一，这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且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太古女性中心主义的母权制，或是男女绝对的平等。至少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就是先天存在的，企图消除这种差异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而，在男性和女性关系上，最值得称道的原则就是和而不同，应当在此基础上实现男女精神和人格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许莲顺：《陈腐的灵魂》， 《天池》， 1988年第4期。
[2]鲁迅：《我之节烈观》， 《鲁迅作品精华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3]许莲顺：《男人多的女人》，《长白山》， 1989年第3期。
[4][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5]曹为：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许莲顺：《孤苦的大地》， 《天池》，1993年第12期。
[7]许莲顺：《透明的黑暗》， 《天池》， 1994年第3期。
[8]许莲顺：《空荡荡的沙漠》， 《长白山》， 1993年第2期。
[9]许莲顺：《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 《延边文学》， 2004年第5期。
[10]许莲顺：《阿B正传》， 《延边文学》， 201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朴莲顺]
[摘要]许莲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朝鲜族小说界的中坚作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否定与抗争和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
[关键词]许莲顺；中短篇小说；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3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90-07
[收稿日期]2018-06-07
[作者简介]1. 金美兰，女，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朝鲜族文学、中韩比较文学；（延吉 133002）2. 金宽雄，男，朝鲜族，博士，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朝鲜族文学、中韩比较文学。（长春130000）
许莲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朝鲜族小说界的中坚作家。许莲顺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她的中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女性主义倾向不仅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还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密切关联。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商品化之风，使得中国朝鲜族民众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令中国朝鲜族女性对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现象层出不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脱农入城的风气逐渐对中国朝鲜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脱农入城的浪潮狂卷之下，农村朝鲜族女性不仅大胆地走在了男性前面，而且比男性更适应城市生活。于是，中国朝鲜族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角色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开始动摇中国朝鲜族社会男性中心主义的根基，并成为导致中国朝鲜族女性反抗和否定男性中心主义的最大社会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主要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折时期，朝鲜族女性在商品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强劲的社会变化大潮中发生的意识变化过程。同时，许莲顺的中短篇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和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开始，到“否定和抗争”以及“颠覆、解体”等通盘的社会变化过程。可以说，许莲顺在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中，没有停止对女性主义的肯定和礼赞。
一、许莲顺及其小说情况概述
作为一名女作家，她从小说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究其原因，这与许莲顺的个人成长经历不无关系。1955年1月16日，许莲顺出生在中国延吉市公园街一个穷苦的朝鲜族贫民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五个女孩儿。许莲顺的父亲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马车夫，母亲在家中做些针线活儿贴补家用，勉强维持家中近十口人的生计。由于城市生活举步维艰，经时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介绍，他们举家迁到延吉市近郊的新丰村开始了农耕生活。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给许莲顺苦涩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了很多记忆，也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自卑的阴影。在男尊女卑观念浓重的父亲眼中，五女儿许莲顺对家境的改变毫无用处，因此她成了得不到父爱的受气包。出生了几个月之后，一个亲戚串门儿，才半开玩笑地给她起了“许莲顺”这个名字。
年幼的许莲顺总是从父亲的眼中读到不满：丫头片子，没用的累赘。父亲的眼神给许莲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许莲顺每次回忆儿时的情形都会谈到这段痛苦的经历。用她的话说，她在幼年时期经常为了揣测父亲那淡漠且无法读懂的目光而费尽心机。许莲顺后来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探索女性的定位及人性，与幼时这段痛苦的记忆息息相关。
1976～1979年的三年间，许莲顺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读于延边大学朝文系。1999年，许莲顺已经四十四岁了，深感自身底蕴不足的她毅然前往韩国功读文学专业。1999年至2002年，许莲顺进入韩国光云大学攻读韩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开始学习正规的文学课程。其间，许莲顺系统地学习了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内的东西方文学。她也得以依托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将自身的文学素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创作出了高水平的小说作品。
许莲顺的小说最初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但是最近几年，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其小说作品，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许莲顺小说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金宽雄的《迷路儿的悲剧：许莲顺的长篇小说〈谁可曾看见了蝴蝶之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第6期，民族出版社，2008）、金虎雄的《朝鲜族文学中的韩国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韩国叙事学会《Narrative》，2010）、崔三龙的《朝鲜族小说中的韩国及韩国人》（在韩同胞文人学会 《同胞文学》第1期，2013）等。近期韩国学者也非常关注许莲顺的小说，包括崔炳宇的《朝鲜族小说中的韩国形象研究》（韩中人文学会《韩中人文学研究》第30集，2010）等论文，都对许莲顺的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没有对其女性主义倾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根据许莲顺小说中女性主义观点的变化情况，将其中短篇小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第三阶段为21世纪一十年代中期至今。本文將在上述分期的基础上对许莲顺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二、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怀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背离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化和城市化趋势，也使得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朝鲜族农村共同体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也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变。许莲顺的短篇小说主要再现了中国朝鲜族女性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折时期，在商品化、城市化等强劲的社会大潮中发生的意识变化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从怀疑男性中心主义，到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过程。
《陈腐的灵魂》[1]（13～20）首次演绎了朝鲜族女性对家长制社会形成的陈腐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抗。作品主人公白云和英俊本来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却被英俊的姐夫离间中伤，不仅令英俊的姐姐产生了嫉妒之心，还最终导致两人含泪分手。时光荏苒，几年后再度出现在英俊面前的白云已经离异。本来就藕断丝连的两人爱火重燃，再度陷入热恋中。但在贞操观念根深蒂固的父母和亲戚的压力以及社會的偏见下，白云不得不忍痛割爱，故意放浪形骸，伪装成“放荡女子”，让英俊远离自己。实际上，白云的内心冰清玉洁，对爱情矢志不渝，她心中只有英俊，任何男人投来的目光都不能在她心中泛起一点儿微澜。她拒绝了所有男子的追求，坚守着自己的节操。从表面来看，女主人公白云这个形象与以往小说中出现的传统女性形象没什么不同。但是，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她身上具有的新女性意识，在她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对陈腐的灵魂，即对传统贞操观念的强烈反抗意识。正如鲁迅早在1918年撰写的杂文《我的节烈观》中所指出的“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2]（176）那样，所谓“贞操观念”不过是男性中心文化单方面强加在女性头上的精神枷锁。尽管《陈腐的灵魂》中的白云表现出的反抗意识还停留在消极抵抗的层面上，但它暗示了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伦理道德观的自主意识的萌芽。
1989年发表的小说《男人多的女人》[3]（34～50）与《陈腐的灵魂》相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女性主义主题的挖掘等方面表现得更加大胆。作品女主人公玉兰不顾来自社会传统观念的诽谤和中伤，大胆主动地追寻“真正的男子汉”。然而，玉兰追求真正爱情的过程充满了坎坷和波折。她所交往的男性多半都是表里不一的伪善者，或是人面兽心的色魔或骗子。面对缺乏真正男子汉的男权社会，玉兰内心只有烦恼和痛苦。这种大胆地向男性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的作品，在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上非常罕见。作品中的主人公玉兰很有可能被人说成“放荡的女人”。但是，在不失男子汉大丈夫本色的真男人匮乏的现实中，玉兰显得非常可怜而又孤独无助。如果用陈腐的社会偏见去评价，玉兰的确只能被划入到否定性的人物行列中，但是，许莲顺通过这种否定性人物，对找不到女性可以依赖的而只是徒有其表的男子的男性社会，给予了无情的嘲讽。
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女性意识（feminine consciousness）”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沉睡状态，而且备受压抑和漠视。随着中国社会步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来自国外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发展。作为一名小说家，许莲顺敏锐地把握住了女性意识的这种变化，并将其反映到她的作品中。正如女性主义倡导者、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处境改善的先决条件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4]（18）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许莲顺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从中我们能够洞察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许莲顺中短篇小说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到了1990年以后开始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三、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否定与抗争
199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转折期”，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无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逐渐由“共名”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的文化状态。时代转向“无名”所谓“无名”，则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整体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时代，文化和思想多元共存的状况日趋明显。[5]（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优先选择开发和开放特定地区。因此，也造成了城乡差别、地域差别以及收入的不均衡，很多领域中的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日益加速，商品经济意识不断侵袭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调整了发展轨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迅速形成了新的文化特征，即知识分子特有的一元政治社会理想被削弱，进而形成多元的文化结构。在文学创作上，作家们抛弃了重大的历史叙事，将触角转向个人叙事，并开始尝试以民间生活为素材的新的创作方法。与此同时，在经济生活方面，1990年以后，城市化、商品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为了赚钱，为了享受城市生活，中国朝鲜族上班族转而下海，农民抛弃田地纷纷涌向城市，涌向国外。随着社会的变化，曾作为中国朝鲜族共同体重要居住空间的农村日益荒废。在农民进城及出国从事劳务的浪潮中，朝鲜族女性一马当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经济生活状况的突变必然导致女性在朝鲜族家庭中的作用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改变。可见，改革开放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来自国外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并不断成长。
许莲顺对社会生活的这种急剧变化非常敏感。20世纪90年代初，许莲顺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反映了在新的转折期出现的城市化、商品化和国际化的强劲浪潮带来的女性地位及其意识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小说《孤苦的大地》[6]（20～26）就反映了朝鲜族女性地位和意识的新变化。作品中的龙岩村是城市外围的农村村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城里人蜂拥而至，纷纷开办商店、音像店、台球厅、练歌厅等消费和娱乐场所，使得房价和地价一夜之间暴涨。当地农民被金钱所惑，争先恐后卖掉房屋和土地，盲目涌向城市。村里性格敦厚的庄稼汉龙植相继卖掉了房屋和种植的田地。不久，他的妻子与一城里人相好并和他离了婚，龙植不得不进城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叫龙植填写履历表，可看到龙植一个字都写不出，就以他没文化为由赶走了他。庄稼汉们抛弃土地，盲目涌向都市，但是，却不为都市所接纳。作品结尾借助龙植父母的喃喃之语，说出“抛弃土地有罪，那是一种罪过……”之语。该作品反映了城市化、商品化等社会巨变下人们的困惑和彷徨，同时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导致的女性道德观、价值观的负面变化。
该作品虽然通过龙植暗示朝鲜族女性的背离与朝鲜族男性的无能有直接关联，但其根源还在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商品化、城市化的大趋势，而不是庄稼汉龙植的无知和无能。繁华的都市对乡下女性有着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在劳动力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农村女性而不是男性。这使得农村女性内心深处容易萌发脱离家庭藩篱的冲动。于是，在传统的家庭中，身为一家之主的男性的权威自然就会面临挑战。
许莲顺的中篇小说《透明的黑暗》[7]（4～24）同样是一部以农民脱农入城为主题的作品。不过，与前一篇作品不同的是，该作品不仅揭示了脱农入城之风造成的家庭解体危机，同时还批判了朝鲜族男性缺乏应对时代变化的适应能力。作品女主人公光植的妻子顺女觉得如果在农村守着无能的丈夫生活，很可能终生无法摆脱贫苦的命运，于是抛夫弃子与自己相好的男子离家出走。顺女虽然如灯蛾孵卵般生下了一屋子孩子，但却仍然毫无眷恋地离开了村子。正处花季妙龄的光植妹妹银实有一天也像一阵风儿一样离开村子，跑到城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活计赚取钞票。深感绝望的光植卖掉田地，连张纸条也没留下便销声匿迹了。光植一家由此妻离子散。
《透明的黑暗》中的顺女和银实都是迁入城里的农村女性，既无钱财，也无知识和技术。她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自己的身体。她们在饮食店打杂，或是在练歌厅、酒店当服务员，甚至出卖肉体。《透明的黑暗》里出现的光植妹妹银实，想早日脱离像枷锁一样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尽快摆脱如世袭般传承的贫困，尽情享受青春的权利，对故乡和家庭弃之如敝屣，来到城里一家酒店当上了服务生。她梦想着赚一笔大钱，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当上店铺的主人，经营一家漂亮的花店。可是，没等她成为花店主人，她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贞操乖乖地奉献给了一个初次见面的男子。许莲顺的中篇小说《空荡荡的沙漠》[8]（3～35）中的女主人公顺伊，为了偿还丈夫欠下的赌债，在宾馆前台偷偷翻看房客的名录，找到一个和自己同样姓尹的韩国老男人。她以肉体为诱饵，托付那个韩国老人给自己发送访韩的邀请信。最后，顺伊如愿以偿地和那个韩国老人登上了前往韩国的轮船。作品的主要意图不是要批判顺伊的堕落，而是在怪罪作为一家之主连妻子儿女都养不活的无能丈夫。该作品发人深思：为什么朝鲜族男性如此无能？为什么无数朝鲜族女性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什么众多的朝鲜族女性要承担经济生活的压力等等。实际上，与其说是中国朝鲜族男性的责任，不如说在突如其来的商品化和城市化浪潮面前，女性的适应力比男性更强，而且城市方兴未艾的第三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多于男性。
进入新的转折期之后，“韩国热”等海外劳务输出之风大作，农村和城市中的很多朝鲜族女性被海外劳务市场深深吸引，纷纷涌向国外。于是，无数中国朝鲜族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作用发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这些朝鲜族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出现了180度大反转，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很多留守丈夫在家照顾孩子，妻子则到中国沿海城市、大城市或国外赚钱，然后把钱寄回家中维持家庭开支。于是，很多家庭的妻子取代丈夫成为支撑家庭经济生活的顶梁柱。小说《空荡荡的沙漠》就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朝鲜族家庭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夫妻关系的急剧变化。
在这篇作品中，妻子顺伊迫不得已的韩国行被描写为完全是因为丈夫的无能。丈夫在家里无所事事，还因为赌博耗尽了家产，妻子只能到异国他乡的首尔挣钱养家。于是，过去丈夫所代表的家庭，现在都成为了妻子用以证明自身的工具或是符号，这种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解体，使得丈夫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妻子的地位则一飞冲天。作品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中国朝鲜族社会中的阴阳倒置现象——新的转折期中国朝鲜族社会无数家庭出现的女性和男性作用互换现象，以及中国朝鲜族社会中的乾坤颠倒现象——被称作天的男人和被称作地的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互换现象，向男性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的转折期以来，中国朝鲜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大觉醒促使男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变，也使女性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不过，这种变化令中国朝鲜族女性过度奔波于为生计打拼的第一线，导致造物主赋予女性的特质特别是母性遭到了忽视。作为一名作家，许莲顺敏锐的视角并没有忽略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女性处境和社会作用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她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极力鼓吹女性特质，强烈期盼中国朝鲜族广大女性绝对不要丢弃自己的女性特质，不要抛弃造物主对女性的宠爱。
四、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
2000年以后，许莲顺在韩国光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后，其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和上述作品相比更加激烈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许莲顺在作品中先是怀疑男性的无能，进而开始做起了脱离的梦想，这是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尝试女性主义创作方法。起初，她是小心翼翼地，然后便有些大胆地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否定和反抗。她对男性无能的批判逐渐严厉起来，通过对许莲顺各时期作品的考察就可以对这种变化一目了然。从小心翼翼的尝试到大胆的否定，最后甚至不只是反抗，而是完全推翻的颠覆和解构，这使许莲顺的女性主义倾向达到了高潮。
这种主题倾向在短篇小说《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9]（20～48）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在中国朝鲜族文坛一度掀起轩然大波。作品塑造了一个女性自我意识日渐觉醒的农村淳朴女性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已经完全丧失经济自立能力、无能而且寡廉鲜耻的丈夫形象，真实地描绘了中国朝鲜族社会男性主义社会崩溃的新画面。
小说女主人公为了养活一家人打算去韩国打工，却在办手续过程中上当受骗，几万元钱打了水漂。为此，婆婆和丈夫动辄冷嘲热讽，致使她上吊寻死。上呆未遂后，女主人公得到丈夫的许可，伪造了丈夫病故的死亡证明书，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去韩国的机会。可是，没过几天，丈夫就突然感觉自己被骗了，伴着嫉妒和愤怒，他大发雷霆并阻挠妻子出国。就在这关键时刻，平时温和驯顺的女主人公突然变脸，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朝鲜族女性为了挽救家庭和社会忘我付出，相比之下，朝鲜族男性却显得寒酸、卑劣、无能和寡廉鲜耻。丈夫为了让妻子能够赚钱回来，不惜采用假离婚的方式，而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盖章那天，丈夫才得知三个月之后妻子才能再婚，为了能让妻子和韩国男子的假结婚加快进行，还开出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不仅如此，每逢妻子寄来钱，丈夫都会拿着那笔钱大吃大喝，在亲友面前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成功男人的嘴脸。
许莲顺痛快淋漓地斥骂中国朝鲜族社会堕落的男性，将其比喻为散发着恶臭的臭水沟，她鼓动人们向这种臭水沟似的男性投掷石块，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蔑视进而实现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彻底颠覆。简言之，在这篇作品中，许莲顺用女性特有的犀利语言让男性话语秩序混乱不堪，窘态毕露。
《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这篇小说在叙述视角、内心独白、象征手法、语言修辞等艺术表现方面都展现出了很高的造诣。例如，该小说以正直寡言的姐姐的视角观察作品中的人物，并适度穿插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对稍不留意就可能使其对男性世界的批判流于肤浅的素材进行了艺术的升华，不仅恰逢其会地让离家的猫登场，加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而且三次描写她“瘦小的赤足”，体现了伏笔、照应及象征的美学，强化了作品的艺术底蕴。该作品不仅在许莲顺本人的短篇小说中，即便是在中国朝鲜族短篇小说作品中也属佳作。《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是2000年以后中国朝鲜族文坛出现的一篇具有女性主义文学倾向的代表作品，表现了对男性主义最戏剧化的颠覆。作品尽管在叙事方式上多少还有传统写实主义的性质，但在主题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体现出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该作品2004年获得了《延边文艺》授予的尹东柱小说类大奖，并被选入中国朝鲜族高中《朝鲜语文》教材中。
《阿B正传》[10]（5～35）进一步扩展了《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的主题，超越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走向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人公老文原来是公务员，当过市场管理员，一度是家中的顶梁柱。但是，因为养殖海狸鼠和宠物犬失败而债台高筑，妻子不得不去韩国打工。最初几年，妻子还会定期寄钱过来，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妻子不再寄钱给丈夫，而是寄给丈夫的大舅哥了。他只能从大舅哥那里领取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生活费，沦为所谓的“啃妻族”。妻子在韩国勤勤恳恳，精打细算，不停地挣钱、攒钱，大家都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他要做的事情是完全彻底地什么事情也不做。因而無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他都沦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经济上丧失自立能力的老文可怜到了连子女的义务都无法尽到的地步，只能将年迈的父亲送到安图县一个偏僻的廉价养老院里。即便如此，老文自认还是个男人，对性的欲望并没有消弭，为了排解孤独，他跟在自己的宠物狗后面来到大街上寻觅年轻漂亮的女性。作品真实地表现了老文这样一个已经彻底失去家庭权威地位的朝鲜族男性形象。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对男性和夫权的解构并没有局限在老文一人身上，还通过被老文丢到养老院的父亲文爷爷、以及将汉族女孩领回家中的儿子对老文的不孝行为给予了展示。身患老年痴呆的文爷爷只剩下动物本能的欲望，数次潜入老太婆们的寝室，最终像动物一样被关入单人房中。老文父子可以说是已经失去灵魂而只剩下动物本能的行尸走肉。老文的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让汉族女友怀了孕，退学回家，同样是个无能的男子，其将来可想而知。
《阿B正传》通过展示老文一家三代人家长和男性权威的一落千丈，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解构。简言之，作品对已经成为死魂灵的丈夫及其父亲以及堪称家族希望的儿子进行了彻底解剖，然后将他们丢进了臭水沟里。在作家的笔下，祖孙三代三个男人完全成了丧失人性的存在，在他们身上甚至没有一丝的希望和亮点。
这篇模仿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篇名的作品，像鲁迅小说一样包含了较多的象征性和讽刺性。作品题目中的“阿B”就是朝鲜语“老爹”的谐音，即暗示了父权和男权。而“正传”像《阿Q正传》一样具有诙谐和讽刺性，一句话，这篇小说是为中国朝鲜族男性中心主义敲响的丧钟。
五、结语
许莲顺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处境，创作了大量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中短篇小说。她的这些小说有着明确的现实意识，始终如一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当下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莲顺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追求，不仅与民族现实主义原则完全合拍，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倾向也是一致的。
许莲顺笔下的女性，包括身为少数民族（minority）一员的中国朝鲜族离散人群，均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都有着少数者、移民者和弱者所怀有的那种难以描述的苦涩和悲哀，因而内心深处的失落、缺失和迷茫根深蒂固，无处化解，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找回属于自己的社会性别（gender）和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而苦苦追寻。许莲顺在小说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指向有着比较明晰的认识。许莲顺说过，文学一般都有根，我的文学根植于少数者的失落、缺失和迷茫。女性和少数者的这种情结使其自然而然地通过小说创作探究自己所属的女性性别和身份。纵观许莲顺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可见，其题材和主题主要集中于女性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是以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去关注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女性特质；二是作为移民后裔，省察自己及所属的民族共同体的定位。特别是她的一些中篇小说，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解析女性的生活、处境、命运和地位变化等，为女性的定位提供依据。许莲顺的上述中篇小说尽管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但那些都属于主体方向或总体的把握。本文论及的许莲顺中短篇小说仅仅局限于其具有女性主义主题思想倾向中的一个横断面，这些作品围绕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挑战、颠覆和解构，表现出了系列主题的倾向，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尚需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许莲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中短篇小说也有部分缺憾。即，在中国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男权和夫权的突然下跌以及女权和妻权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朝鲜族女性意识的觉醒，或是中国朝鲜族男性的无能和堕落，其中还掺杂着更深层的问题，如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极其复杂的原因。特别是男权和夫权的堕落及女权和妻权的突然上升，在国内外几无先例，是中国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必要对隐藏于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行深入探索。
男性和女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既先天对立，同时又先天统一。将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和矛盾视为唯一，这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且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太古女性中心主义的母权制，或是男女绝对的平等。至少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就是先天存在的，企图消除这种差异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而，在男性和女性关系上，最值得称道的原则就是和而不同，应当在此基础上实现男女精神和人格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许莲顺：《陈腐的灵魂》， 《天池》， 1988年第4期。
[2]鲁迅：《我之节烈观》， 《鲁迅作品精华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3]许莲顺：《男人多的女人》，《长白山》， 1989年第3期。
[4][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5]曹为： 《从“共名”走向“无名”状态的文学思潮》，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许莲顺：《孤苦的大地》， 《天池》，1993年第12期。
[7]许莲顺：《透明的黑暗》， 《天池》， 1994年第3期。
[8]许莲顺：《空荡荡的沙漠》， 《长白山》， 1993年第2期。
[9]许莲顺：《往臭水沟里扔石头吧！》， 《延边文学》， 2004年第5期。
[10]许莲顺：《阿B正传》， 《延边文学》， 201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朴莲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