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防范“公文泄密”

    倪方六

    早在中国古代，已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从早期的“泥封”制到宋代的“实封”制、清代的“密奏”制，保密手段不断升级，对试卷等机密文字材料的保管更可谓“严防死守”……

    最早防范公文泄密的“泥封”始于先秦时期

    中国最早防止公文泄密的手法是使用泥封技术，这项保密技术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防伪包装技术。所谓“泥封”，就是使用一种叫“封泥”的材料，对重要文档进行密封包装的方式。

    泥封兴于先秦时期，到两汉时广为流行。当时不论是公函还是私人书信，大多写在竹简、木牍一类的“纸板”上。简牍在现代考古中多有出土，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两封中国现存最早的信件，便是写在木牍上。

    简牍不能折叠，写在上面的文字很容易让人看到。出于保密，古人又发明了一种木板，盖在简牍上面，这样就把文字内容盖住了。这块木板就是书函的盖子，古人叫作“检”。所谓“检”，依《释名·释书契》上所释：“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检”，其实就是中国最原始的信封，或者说是现代信封的雏形。为防止有人随意开“检”，“检”上刻有三道绳沟，中央挖一方形凹槽，叫作“印齿”。然后用绳子通过绳沟与印齿捆紧扎牢，并填泥封实，趁泥未干时，在上面摁印做标记。将封泥烘干后，“检”与“牍”就固定在一起，如果有人拆了封泥，就会被发现。

    后来，有人将用来传递书信的木函，做成“鲤鱼状”，故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中称：“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如果文件不仅有一支简牍，便要串好装进布袋或锦囊中，然后袋囊口用绳子扎紧，绳子也缠入检齿内，并盖上封口人的印章，以发现被拆痕迹。汉成帝曾下密诏处死被其临幸而产子的宫女曹宫，便是将诏令封于绿袋中，让太监田客去执行。此即《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里所说的：“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古代布袋锦囊的封装方法启发了现代邮政，现在邮政所用的邮袋正是布袋锦囊的翻版，不同的是，泥封换成了密封效果更好、更耐用的铅封。

    需要说明的是，为防止泥封伪造，古代对玺印、封泥、检、囊、绳等包装保密材料的材质、大小、形状、格式、颜色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以易于辨识真伪，如在汉代，皇帝封泥专用“武都紫泥”，而一般人只能“青泥封书”。

    宋代将“糊名”制度化

    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普及和应用，泥封保密手段成为历史，古人进而研制出了密封效果更好的“火漆”。火漆，又叫“封口漆”，是一种人工合成胶合剂，其功能和作用与胶水、糨糊相似，颜色呈红色或棕红色，在尚未凝固时打上印记，凝固后就会留下清晰的图案。

    公文保密技术的重要发展时期是宋代。宋代创设了新的“军邮制度”，规定重大军情或重大事变必须密封，并在封皮上注明“系机密”或“急速”字样。

    对文书分“急”件与“不急”件，在先秦时已出现，并成为秦代一种公文传递制度，秦《行书律》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到了汉代，公文更注意保密，出现了“封事”“合檄”“飞檄”等不同保密级别的文书，均由专人封送。

    除了军事领域，宋代在非军事领域如事关机密、灾异、狱案等官员呈奏的文书，也必须将封皮折角重封，两端盖印，无印者要写上官名。在科举考试中，为防止试卷泄密，宋代的保密工作更是“严防死守”。

    科举制度确立于隋唐时期，宋代才逐步规范、成熟。从宋太祖赵匡胤起，便着手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宋代将唐代武则天时已出现的“糊名”手段制度化，所有试卷的卷头上有关考生个人信息部分一律“弥封”，接下来还有“誊录”“别试”等，这些都是出于试卷保密的需要，防止泄密作弊。其中有的保密制度不仅为后世的元、明、清诸朝效仿，也为现代高考所采用。

    此外，宋代还采取暂时限制涉密者的措施，即现代所谓的“隔离制度”。如针对科举考试的“锁院制”，就是一种临时性隔离办法。相关官员在被任命为“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后便被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以避免出现泄露试题事件。

    “锁院制”自宋代起开始实行，一直到现代高考都在采用，有关命题人员要被“隔离”，直到高考结束后才能“放”出来。

    古代官场保密“口不言温室之树”

    保密制度，就是要求知情者能严守秘密，不希望不相干或利益关系人知道内情。在中国古代，几乎历代都制订有相应的保密制度。如不得将机密文件带回家，机密文件不得让他人代笔、誊抄，不得打听等。秦朝《行书律》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也就是说，文书的始发和收发都要写清楚时间，掌管公文秘籍的官员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允许擅自出借、传写“秘书”……

    在中国古代，保密工作要求最严的是决策执行机构，如尚书省、中书省等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等。这些重点保密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论官职大小，都必须保守机密。如汉成帝时大臣、曾任尚书令及御史大夫的孔光，居官谨慎、严守机密，“口不言温室之树”。“温室”是汉代尚书省所在的办公场所，这话的意思是，连温室那边种什么树孔光回家都不谈。孔光的表现，成为古代公职人员严守职业机密的典范。

    清朝的保密制度堪称历代之最，如在汉代即有的“封事”基础上，创设了“密奏”（密封奏折）制度。如中枢机构军机处，规定秘书（章京）一律不得招聘高干子弟，听差的一律选用不识字的文盲。无关人员根本不准接近军机处，并专派监察御史看守。只有奉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查看奏折的，“方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但“事毕即出”。

    密奏一类的机密文书，仅限皇帝与上奏人知悉。清代皇宫中设有专门的奏事处，负责接收给皇帝的奏折，臣僚之间不得互相打听奏折和朱批内容。清代还实行朱批奏折缴回制度，个人不得私自留存和抄录，缴回奏折由军机处集中存放和管理。

    最值得肯定的是，古代皇帝会主动承担起保密的责任。以清代皇帝为例，凡属内容敏感的机密奏折，如地方督抚对下属官员为政情况的密报，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均留禁中处理，不对外公开。如果朝廷将奏折发交有关部门办理， 则会将其中引用的朱批部分删去，有时还将上奏人的姓名删去。

    《唐律疏议》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

    在上述保密措施之外，历代还都通过法律强化保密工作，严惩泄密者。

    古代称官场泄密者为“喜鹊嘴”，此典故即来源于唐代的官场泄密事件。李适（唐德宗）当皇帝时，宰相窦参常与其远房侄子窦申参谋人事任用，每次商议好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决定后，窦申便立即将“好事”泄露给当事人，以让当事人对他行贿，时人给其起了一个绰号“喜鹊”，后来李适知道其泄密受贿事件后，窦申仍不悔改，最后被赐死。

    窦申所获的是“漏泄省中语”之罪，和“泄密书”“探密事”一样，自汉代起，就是官场很重的一项罪名。到唐代，保密法已相当完备，法制条文缜密周详。《唐律》要求，公职人员“事应密”，对中书侍郎、门下等朝廷机要机关官员的管理尤其严格，《唐律疏议·职制》针对这类公职人员特做出四项禁令：“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意思是，不准泄露机密，不准延误期限，不准违章失职，不准贻误公事。否则，“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唐代法律还首次明确提出了“间谍罪”，如果充当间谍，或明知对方的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以绞刑。

    宋代比唐代更强调公文的保密，对泄密者惩罚相当狠，还鼓励群众举报泄密者，如告发藏匿、弃毁、拆换机密档案者，可获得50贯至100贯的奖赏。

    明代大兴特务之风，对保密工作愈加重视，手段非常。《明律·吏律》“职制”条规定：“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勾结，泄露事情……皆斩，妻、子流两千里。”

    此外，对丢失重要公文和保密材料的，也有具体惩罚措施：“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杖九十，徒两年半；若官文书，杖七十；事干军机、钱粮者，杖九十，徒两年半。俱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