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档案学话语权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的提升

    董雪雯

    摘要：中国话语权在世界的提高成为近年来中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方向。在档案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是中国档案人的责任。我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要以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为前提和基础，提高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学界的影响力。

    关键词：档案学话语权文化自觉理论自觉

    Onthepromotionofthe speakingrightofChinas science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bstract：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voice in the wor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 rection in recent year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archives to improve the speaking right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hich the voice of the west are stron？ ger than u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y consciousness are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chivesinfluence in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archival sci？ ence in China will improve the influence in the world

    Key words：Archival speaking right；Cultur？ al consciousness；Theory consciousness

    近年来，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提升学术话语权来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李长春在出席 201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曾提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被认为是繁荣时期的当代中国档案学在世界的话语权却是不足的，还不能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中的许多研究是一种“照着说”的研究，西方档案学的研究框架是跳不出的“如来佛的手掌心”[1]。当下许多外国理论、学者在我国十分的热门，而学术界对于我国传统档案学是冷漠的，许多老一辈的档案学者逐渐被淡忘。这是我国档案学对自己档案文化、档案理论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也使中国的档案学总围绕着别人的档案话语体系打转，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不是那么高了。所以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学科自身的建设来说，提高档案学话语权变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档案学话语衰落的历史源流

    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去中国化”的现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在尽力抹去中国的文化痕迹。19世纪，“去中国化”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入侵，开始在中国本土蔓延。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在西方先进科技的逼迫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渐渐消亡。无情的现实使知识分子反过头来“审父”——追究中国文明的源头或开端，让祖先来为当代国人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负责。[2]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成为了阻碍中国救亡的障碍。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所取代，我国古代的档案理论显然不符合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政府选派学者去国外考察，引进国外的档案理论，档案学逐渐建立。可见在我国档案学建立之初就深受国外档案话语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借鉴了苏联的档案理论与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封闭多年的中国档案学开始大量接受以欧美档案理论为主体的外国档案理论。很多学者对这些西方档案理论持以全盘接受的态度。“80年代中后期，国人初识文件中心时，对文件中心是一片赞叹之声，觉得在当时解决我国档案馆藏优化问题者，非文件中心莫属”。[3]中国档案学自建立到发展都受到了其他国家档案学的深刻影响，并对其形成了依赖，档案学话语体系也是如此。这就使中国档案话语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跟随状态，不独立也就不响亮。

    二、提升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时代契机

    当今世界仍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但是出现了西方衰微现象。作为西方话语体系中心的现代性遭受到质疑。波德莱尔第一次全面地揭露了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性的矛盾，尼采用“上帝之死”形象地指出这种危机的实质，海德格尔分析技术与人的对立否定了现代性的合法性。与此相反，中国正在不断的崛起，国家经济、文化、世界地位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这为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就档案学本身而言，当今世界档案学发展的现状也为我国档案学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的造纸技术使西方档案载体发生了一次变革，到14世纪纸张在欧洲取代了其他各种书写材料[4]，成为档案最主要的载体。至今，对纸质档案的管理和理论研究已经持续了700多年。当今档案学的两大基础理论——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都是在对纸质档案的管理中总结升华出的。而电子文件的产生不过短短几十年。但它对档案学的传统理论、管理方法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形态，深入到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5]电子文件产生时间的短暂和产生影响的革命性，造成了世界档案界的难以适应，促使人们对档案学的经典理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才有了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及文件连续体理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挑战。在这种变革中，国际档案学的话语体系就可能改变，中国档案学可以趁此机会摆脱学徒的身份，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提高自己的话语地位。

    三、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一）文化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要提高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界的话语权，文化自觉和自信是必要的，它是话语权提高的前提。一味地对西方档案学崇拜会使中国档案学一直陷在西方档案话语体系中，看不到自身档案文化的优势，己不自信何以取信于人，话语权的提高更是不可能的。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费孝通先生用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笔者认为当今的中国档案学在“美人之美”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要想树立中国档案的话语权，至少要做到“美美与共”，让国际档案学了解中国档案文化之美。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档案的文化自信。

    我国档案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了3000多年的历史。从档案管理看，自西周起就有专门的档案保管机构—“天府”；春秋战国开始设置尚书、掌书等专门的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秦将重要档案收藏于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并由专职官员管理；西汉设立了石渠阁、兰台、延阁，东汉设立了东观、石室等机构专门保存档案；隋唐时期，设立史馆，作为朝廷保存、编纂档案的机构；两宋时期，在各个行政与军事机构中设立架阁库保存档案，并设立接收架阁库档案的金耀门文书库；明清两代，建皇史宬作为御用档案库房。从档案文化成果看，古人对档案进行的文献整理、利用档案修史编制为中华文化的文明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六经》到《史记》、《资治通鉴》再到二十四史，档案在延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面对如此悠久的档案历史，如此丰富的档案文化成果，我们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并且重视传统的档案文化。

    在当代，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也是迅速的，档案学是以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存在的，档案文化也在日益加深。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馆藏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台湾档案汇编，规模达几百册之巨，成为我国文化界屈指可数的大部头图书之一。北京市档案馆与居委会合办胡同文化展，把档案展览办到百姓身边，让老百姓浸染在档案人营造的文化氛围中。上海市档案馆办的《档案春秋》则成为了飞机上的休闲读物。前不久，这本刊物的主编还被上海电台请去参加与听众的互动，在上海书展上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6]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在市井之中，档案文化都在我国广泛地传播着。2008年国家档案局制作的关于西藏的网络视频更是经由网络和各大媒体形成了“全媒体传播”的态势，受众不下10亿人次。而且它通过英文网站、报纸、电视、广播等全球性平台，还拥有很多外国受众，特别是英语受众，使档案文化产品广泛地、真正意义上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二）理论自觉与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升

    在国家层面上，西方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为其向全球扩张和构建世界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没有西方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方法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优势，就谈不上西方话语体系霸权。笔者认为，对于学科来说也是这样的。中国档案学话语权的提高要以理论自觉为基础，只有有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使中国档案学的发声站稳脚跟；只有占据了理论的优势，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学的话语权才能提升。

    同档案文化一样，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理论也是过于重视外国档案理论，有种档案理论上的不自信。虽然我国西方知识体系下的档案学的产生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我国古代漫长的档案历史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骄傲的档案思想、档案理论的。以档案编纂为例，孔子编纂六经时提出了关于档案编纂的一些思想，如“述而不作”、“多闻阙疑”、“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唐代刘知几在档案编纂时强调对材料进行鉴别，认为“书有非圣，言多可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到宋代司马光时，他制定了编纂的义例，提出了编纂原则和方法；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系统地阐述了编纂档案史料的重要意义、原则与方法等。我国古代传统的档案思想、理论可能是不系统的，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研究。近代档案学产生后，虽然受西方理论影响十分严重，我国学者还是提出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如陈兆祦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主客体全宗理论等。但是比起对西方理论的追逐，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原创的档案理论显然还不够重视、不够自信。树立档案理论自觉的第一点，就是要重视中国传统的档案理论、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

    同时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不接受、不认可西方的档案理论，而是要把西方的档案理论当成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标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理论曾被西方思想家作为他们主张的工具，伏尔泰借助中国这个“他者”作为自己反对教会主张理性的论据，休谟将中国儒学变成攻击对方的“武器”或“工具”。我国档案学也可以引进借鉴西方档案理论，并把它们当做创造自己档案理论的工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档案理论体系和档案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档案学话语的国际地位。

    四、结束语

    中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领域话语权的提高不是自我确认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中国档案的话语在世界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在档案文化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上，向世界输出我国的档案文化、档案理论，形成“学术顺差”，并建立属于自己的档案话语体系，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相信随着我国档案学的不断发展，我国档案文化、档案理论的自觉自信的树立，中国档案学将在国际档案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郑全太，吉志新.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一点看法[J].档案管理，2005（1）.

    [2]王岳川，胡淼森.“去中国化”事件的文化战略学分析[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1）.

    [3]傅荣校.应辩证看待文件中心[J].中国档案，1999（1）.

    [4]韩玉梅，张恩庆，黄坤坊.外国档案管理教学大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5.

    [5]潘玉民.学术批评语境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批评[J].档案管理，2008（6）.

    [6]杨冬权.谈档案与文化建设—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J].档案学研究，2012（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