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透视煤炭业寻租黑洞
王鑫
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之前,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
挣得多送得更多
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花费也就开始了。通过公路运输的煤炭,“基本上挣10块,得送出去8块”。
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曹林是通过铁路运输煤炭,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我要挣10元钱,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年初,老家在山西的王浩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上海卖500多元一吨的煤,在山西不过200元一吨。这个差价很诱人,他算了算,从山西到上海,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还有200多元的“赚头”。
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决定罢手:“搞不到车皮。即使搞到,费用也很贵。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王浩算了一笔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赚不了钱,反而处于赔钱的状态,于是他放弃了“一夜暴富”的想法,开始安心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这样总结道。
从事煤炭经营的王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煤矿开采出来的煤每吨的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现在,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所有的环节都赔钱,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
他说,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照此推算,可以说,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
实际上,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当年,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但当他在请教那些“行内人”时,一旦被问及细节,都三缄其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这叫请车。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但计划只是计划,有些时候,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这些年来,每天下午6点,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
但即使是报计划,也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打点,王名说,他们是民营公司,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如果市里卡住你,就报不到省里,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如果不逐层打点,不知道哪个环节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上报计划一级大概要花一万块,在车皮紧张的时候,一个车皮他曾经花了28万。“便宜的时候可能只需五六万。”
能源系统大反腐
中间环节“损耗”的利润,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
5月15日,新华社专电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悉,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他们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据媒体报道,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查明,在马俊飞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
最终,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他平均每天就受贿约20万元。
“其实这都不算多。”王名说,目前在山西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太少了,他们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变“聪明”了,不要回报,不要回扣,要入股,一般是以可靠的人——亲戚或者朋友的名义入股,这样更长久更安全。
王名说,企业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保护伞”。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来找事。但即使这样,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虽然不用那么频繁,数额也不会那么多,“要不然总来骚扰,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有让有关部门寻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
2013年年底,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
昂贵的敲门砖
20世纪90年代,想开一家煤矿很简单,那个时候煤矿并不值钱,因为开矿赚不了钱,甚至还会赔钱,所以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并不关注,没有那么多管辖部门,也没有人来吃拿卡要,甚至连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都没有。王名记得,2002年以前,山西一个煤矿卖8万、10万都没人要,“那时候的煤矿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设备”。
2003年以后,随着煤价的上涨,采煤的人越来越多,煤炭行业的利润越来越高,仿佛一夜之间,各个部门都开始设立自己的门槛。王名突然发现,有关煤炭的事情,已经开始有很多部门在管理了,“部门多了,费用自然就上去了”。
开一个煤矿要办很多手续,需要有政府批文、国家土地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诸多证件。这些证件要经过包括政府、地质矿产、国土、煤炭在内的多个部门审批,王名说,办事总得意思一下:“一个部门意思的不够,可能手续就会被卡住。”当问及需意思多少时,王名说:“一个部门几十万起吧。”
这一点郭芳也深有感触,有一次,她去年检公司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因为没有提前做工作,公司的会计在做账时又出了一些小问题,结果被审批的部门抓住了把柄,对方声称要吊销她的经营许可证,于是她托关系,找熟人,说好话,送礼,“最后花了几十万摆平了事情”。
王名的企业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厅去审批,手续齐全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厅设置的年检条件,偶尔有做不到的地方就会被卡住,比如销售收入完成多少,煤炭发运完成多少等。“如果有问题,年检就不容易过。如果问题严重,营业执照可能就会被吊销,为了保住营业执照,那花费的金额可不是几万、几十万那么简单了。”
此外,每年还有个花钱的地方,就是扩充产能的时候,如果要想把产能3万吨、6万吨、9万吨的煤矿,升到30万吨、50万吨甚至90万吨,需要一层一层上报审批,每一层都是一个关口。
能源行业的大规模反腐也发端于这一时期。
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受到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79人,乡科级干部436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割肉刀
新一轮的肃贪情况表明,适逢十年黄金期的煤炭行业并未能阻止贪腐的扩散。
李奇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开煤矿时的遭遇,用他的话来说,前期的工作绝对到位,各个部门各个科室该给的都给了,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但有一天,煤矿上突然来了几个自称是文化部门的人,煞有其事地转了几圈后找到了他,说他这个煤矿下面可能有文物,必须探查清楚,要文化部门的审批是无法通过的,“我当时懵了,我觉得该打点的都已经打点了啊”。
李奇说,他跑了几次文化部门说确定下面没有文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他。现在想想,李奇觉得自己真是很笨:“其实就是要钱啊,我当时都没想到,还觉得文化部门管不了我们。”
眼看离开矿的时间越来越近,李奇也带着礼物去了文化部门,但对方还是不松口。没办法,李奇咨询了一个正在开矿的“老前辈”,才知道文化部门在开矿初期确实也算重要的部门了,那个前辈还透露,打点类似文化这样的部门,是要因人而异的,也要看开矿人的运气,碰到好说话的,可能几千块就搞定了,碰到不好说话的,也许就得扔进去几十万。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礼轻了。“最后一次给了十几万,手续很快就批了”。
郭芳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自己去办一件事情,到最后一个手续的时候,办事员非说领导得签个字,但实际上领导早就打点好了,“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去找领导,只能给钱了”。郭芳说,这样的情况一般吃顿饭、2000的购物卡也就搞定了。
王名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方说要准备资料,但当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把资料准备好以后,对方又开始找毛病,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要他继续准备,跑了三次后,王名觉得还不如给钱了,“不送礼不给钱就折腾你”。
每个煤老板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曹林在给电厂送煤的时候曾经因为不懂“礼数”,电厂的门卫不让煤进厂,好在曹林很聪明,他马上出去给门卫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门卫欢天喜地地收了以后,很爽快地放行了。这让曹林又长了见识,之后,他就开始时不时地给门卫带些烟酒,偶尔还请出来吃顿饭,自此,门卫对他拉来的煤就上心多了。
在这件事情上,郭芳吃过亏,当年她刚给一个大型小区送煤的时候,还觉得领导打点好了,下面的人请出来吃顿饭就行了。但现实很残酷,大约一个月以后,郭芳接到小区物业领导的电话,说她的煤化验的结果不合格,说要和她解除合同,“做了十几年,第一次有人说我的煤不好”。
于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小区物业领导的办公室,当时锅炉房的那个女化验员也在,当郭芳看到女化验员脸上得意的表情时,一下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显然小区锅炉房的化验员不满意郭芳对自己的不重视。
郭芳再三赔了不是又保证后,女化验员的脸上才好看了一些,当和女化验员一同出了领导办公室门的时候,郭芳拉住女化验员的胳膊:“姐,我们一会儿一起去逛街吧。”那一晚,郭芳花了上万块给女化验员买衣服,也是从那一晚之后,她们的关系就亲密了起来。
在女化验员的指点下,郭芳一一打点了锅炉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员工,业务终于开始顺利了。
曹林也是一样,去电厂的时候就买些东西,可以不贵,但一定要有,逢年过节,一定要送礼,“普通的科室,科长和科员就是购物卡,金额在1000到5000元不等”。曹林不用管电厂的领导,因为他找的有中间人,并且早就说好,利润当中有50%是要给到中间人手中的,“至于他给领导多少,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 。
随着煤炭黄金十年的终结,畸形的产业结构最终等来了彻底调整的机会。根据山西官方媒体《山西日报》5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显示: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速仅为5.5%(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标是9%),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创近年来新低。其中,太原市一季度GDP为527.49亿元,同比增长仅为0.1%,远远低于今年同期全国和全省GDP的增长水平。究其原因,是担纲主力的煤炭产业“遇冷”,拖累了全省经济发展。文章着重指出:“这再次深刻警示我们,煤炭产业畸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特别是煤炭转型更加紧迫,慢不得更等不得!”
而对于王名来说,催收账款越来越难,煤炭领域资金链的断裂,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希望在这个行业彻底崩盘前,能将之前的劳碌与打点兑现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