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速读
鲁昕：高校转型是解决就业的关键
4月25日，以“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为主题的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河南驻马店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论坛时表示，“高校转型发展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紧迫要求”。
鲁昕表示，2014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727万人，比2013年增长28万人。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又难以找到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校转型发展已势在必行。破解中国高校发展同质化、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打破职业教育“断头路”格局；打开一线劳动者终身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通道……这三个方面的交会点便是高校转型。
“走‘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发展模式”，鲁昕表示，高校首先要增加改革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要主动与政府、行业、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需求，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渗透到每一项制度、每一个专业、每一项课程、每一个教师，使学校成为产业的大学、城市的大学、社区的大学。
吴江:职业年金将提升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待遇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实施后，事业单位及人员即使参加社会保险，其退休待遇也不会完全取决于其养老保险。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称，后续所有事业单位都有望建立职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建立，将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待遇得到实打实的提升。
吴江认为，相比目前企业年金建立不够规范、参加企业较少的情况，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有望推开更迅速，且预计将会覆盖绝大部分事业单位。
他表示，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人共担，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最高不超过本单位上年度缴费工资基数的8%，个人缴费比例不超过上年度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4%。最终受益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所参加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待遇的替代率有望超过70%，甚至逼近80%这一比例。
赵弘：京津冀一体化，北京要下决心做“减法”
7月1日开始，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启动实施通关一体化改革，10月份前后，将扩大至石家庄海关。京津冀一体化，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要彰显北京优势，就要强化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核心职能，下决心做“减法”，适时、适度剥离部分非核心功能，包括淘汰一些低端市场。比如，北京现在批发零售过于强大，目前在北京批发零售的创业人员占北京市创业人员的11.6%。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布局和转移方面，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副主任田学斌介绍说，现在北京主要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服务业，天津侧重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河北则以一般制造业和农业为主。“河北最大的优势是土地和人力，占有地域的优势。所以在产业承接上，河北可以做的文章很多。”河北省可以吸引总部在北京、天津的企业在河北建立生产基地，例如装备制造企业，承接北京、天津企业外溢的部分。
吴敬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首先解决信息不对称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称：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解决，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难在信息不对称，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很难知道这个食品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吴敬琏说，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要使得信息的弱势方能掌握信息。每一个食品上面都要标明它的成分，它有哪些规定的对于健康会有影响的成分。政府一方面运用机构去检查是不是如实披露，另一方面要有一些社会机构包括法律的体系、消费者协会参与进来，消费者协会帮助相对弱势方研究各种食品，法律体系能够对违反规定没有正确披露食品信息的企业进行起诉。
朱云来：看病难不是因为医生不够，而是体制的问题
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认为，目前中国的看病难，并不是因为医生不够，而是体制的问题。
朱云来认为，首先，现在没有针对医生的合理的激励机制，甚至感觉公立医院跟人民公社一样，出一天工，给记个工分，干好干坏一个样。其实医务人员是很辛苦的，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而中国现在体制是，挂号费两块五即可。他认为，如果有合理的激励机制，多看几个病人是不需要太多医生的。
其次，病人买药的费用太高。其实大部分的药品都是有专利的，整个行业都知道应该怎么生产，也都非常重视其有效性，成本是比较低廉的，仅占我们现在药价的十分之一左右。可实际上的情况是，病人的钱一半都花在买药上，这种情况下，改革一下现有的体制问题很有必要。
杨建顺：国家需对失独家庭担责任
最近，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计委表达“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诉求。之后，国家卫计委答复称“没有法律依据”。就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说法也没错，行政法上的补偿也需要有因果关系。计生政策和失独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补偿也难以成立。但国家需要对失独家庭担责任。
杨建顺强调，在国家救助上，应该对失独群体进行倾斜，原因有二：一是二者虽然不是相当的因果关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二是从行政法法理上讲，“有权利的行使”或者“有侵害”就要有救济。
杨建顺说，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失独的问题，所以应该尽快立法。但立法没有那么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建议分步走，先制定政策，各个地方按不同的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在失独情况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进行试点，之后，全国性的立法就有了可能性。
对于曾有学者建议建立“国家计生家庭风险保障基金”，杨建顺表示，从制度的架构上讲，一定要有可持续性，有公平、平等的理念贯穿其中。从价值论的角度讲，可以考虑把目前的社会抚养费拿过来当基金，但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