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人生”旨在分享
陈之秀
记者第一次知道黄珂这个人大概是在八年前。当时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有关他开家宴流水席的报道。那次的报道让记者记忆深刻：“到黄珂家，可以随便吃，随便喝，吃好喝好抹嘴巴走人。”天下竟然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怎样的一个“奇人”要做这样“奇特”的事情？自那以后，记者开始关注他，发现有不少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地介绍他，其中就有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阳光卫视等等。关注多了，记者也希望去他家中探访究竟。经过多方打探，记者联系上了黄珂。直到近日，记者才成行，去了他在望京606的家里。
办流水宴是无意而为的
记者是在下午三点到的黄珂家。黄珂与记者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因此，一眼便能认出他来。他热情地与记者打着招呼。记者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的同时，发现屋子里还有其他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有的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有的看电视，有的相互旁若无人地聊天……这样的一番景象，在京城是难得一见的。黄珂没有对我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而我则直入主题，问他是基于什么原因开办家宴流水席的？
“办流水席宴不是故意做的，是无意而为的。”黄珂说，我是1999年10月搬到望京的。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离中央美术学院近，离798（艺术区）也近。搬来以后，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外面的饭菜不好吃，还不如在自己家做。第二个原因就是自己有时间了，加上我又是个单身汉，来吃饭的客人比较方便。同时，我的朋友多是诗人、音乐家、画家，他们喜欢来我这儿吃饭、喝酒、聊天，完了，又带着朋友再来。拿老家的话说，多个人就是多双筷子，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没想到，这一开就是十七年。
黄珂被朋友们称作“望京孟尝君”（“门下有食客数千”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但黄珂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人家孟尝君是一个小国公子，通过养食客的方式，有计划招揽人才。我没有任何目的，大家喜欢我，喜欢我们家饭菜，尽管来。”
黄珂说，好多年的年三十我都没走，没走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三十晚上在你那聚。”因为年三十这个日子对中国人太特殊了，一定要寻找到一种家的慰藉，有亲人团聚的感受，所以每一次过年，我这都有三四十个人，在北京没有家的人，都跑到这来。一般都是在这吃了年夜饭，12点放完鞭炮，守岁，完了才有人离开。
黄珂认为，待客就得有待客的样子，比如有日本人、韩国人来了，就要准备他们喝的酒；如果是回族客人，做菜一定要照顾到；如果碰到朋友过生日要准备蛋糕之类，这都是最起码的。再就是在菜品上一定不能马虎，不能老是重样，买菜当然要选质量好的、新鲜的，能细致的尽量细致。
说起来，流水席上的菜品没人们说得那么丰富，反而比较简单。基本上以川菜为主，而且是四川家常菜。加工也很简单，比方大家喜欢吃的连锅汤就是一锅清水，五花肉、萝卜一炖，什么调料都不放，又健康，又美味，来客赞不绝口。
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黄门流水席的人不少，加上去过的人口口相传，到黄门吃饭人次超过十万，黄家每天门庭若市。据黄珂讲，到家吃饭的从跨国总裁到贩夫走卒都有，以文化界的朋友最多。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来的客人很多，客厅里常常站满了人，连一些国内著名的画家、导演、音乐家，甚至部级干部都挤在小椅子上，不顾形象地在这里吃饭，有不少外地的人也慕名而来。有时也有吃饭困难的民工上门，厨师和服务的阿姨难免会抱怨，但他办流水席的初衷就是不设门槛、完全免费、一视同仁，无非是多买些菜多做些饭而已。
黄珂也表示，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杂，就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因此，有陌生人来，会询问一下来历，一般都是某某朋友介绍，当外也有不少例外，比如不少人是看了报道登门看热闹的，也不好拒绝。
因此说，流水席是有气场的，是一个能量场，它能让一个商人迅速放下算计，让一个艺术家激情荡漾，让一个陌生人除去拘束，让一个官员放下身份，让一个明星自然随意，大家都卸下面具，坦然相对，其乐融融，轻轻松松，所有人平等相待，自由交流，让人回归为人而已。
童年成长经历的影响
在与黄珂的交流中，他透露说，自己喜欢请客吃饭，喜欢戏剧、读书、艺术，每年都和“黄友会”的会员们搞一出话剧，搞一些公益，资助贫穷的艺术家，这都与小时候受到的影响都有深刻的关系。
1955年6月，黄珂出生在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妹妹在十二岁那样，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父亲是机关的小职员。在黄珂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父亲很忙，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加班学习，总之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母亲是重庆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的基本是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黄珂说，那时我家的人口比较少，而我家旁边的一户人家就非常不同寻常，一家有12口人，9个孩子，其中7个是女儿，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这一家人因为人多，最是热闹异常，经常在家门口摆着大桌子，一堆人围着吃饭，抬眼望去，甚是赏心悦目。他们家一直情趣盎然，个个热爱文艺，吃完饭后，就会有人唱一段样板戏或是革命歌曲什么，当然还有令人目眩的舞蹈。而我的母亲对我影响也极深。她日常的生活一向比较讲究，即使受限于经济，也不失个人的品味，很显然受到大家族的影响很深。她床头永远摆着两样东西，一是几本书，大多是小说类的作品；再一个就是摆放几个精美的小罐头，罐头里面老是装着各种各样的零食。
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把生活搞得精致一点，比如做菜，味道尽量做得可口，样式必须精致好看。几乎不用什么训练，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点，做菜很有悟性，手到擒来，即使给我一棵白菜，我也能做出几种花样。说起来，胃口这种东西，体现的是对人生的态度问题。
母亲出生在成都，来自一个大户人家，外公曾经在民国做过当地成都女中的校长，留下来一栋阔绰的宅子，就在成都八宝街上，原来是一个正规的剧场，后来改成电影院了。在我懂事的时候，宅子的一大半就分给了当时的四川省青年川剧团，免费被政府征用了。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四合院，院子后面是一间排练房，还有一个专供演出的舞台。拉道具的大卡车开进开出，我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卸车、布置舞台、演出，剧团里的好些演员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会跑到舞台后面偷偷跑上去看她们排练，看她们练功，看她们彩排，看她们演出，川剧戏装红红绿绿的，讲究的就是热闹欢乐。因此，一到寒暑假，我就会往成都老家跑，心里十分惦念着那种美好而恍惚的感觉。
“虚幻的舞台上，总是上演着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黄珂说，说到底，我的流水席就是在复制着一个非现实感的舞台。我并非厌烦现实，但我更喜欢生活中要或多或少掺杂一点点非现实感的东西。
黄珂也表示，“黄友会”是在朋友的谈笑之间“成立”的。实际上这个会是没有正式成立的。我是反对成立‘黄友会的。做会就是社团了，这就会妨碍大家的自由交往。我希望大家自由交往，所以我说，进门就是会，出门就不认。
美食的根源来自饥饿
“我上幼儿园时，中午发一小杯胡豆豌豆就算一顿饭，晚上回家吃红苕藤。父亲跟我哥吃一大碗红苕藤，我跟妹妹还有一点米饭，这个印象很深。”黄珂说，我们这代人为什么喜欢美食？我想可能是经历了饥饿，对美食特别渴望。那时候能填饱肚子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那种饥饿感一直延续到后来当知青。美味都是伴随饥饿感产生的。母亲做饭的时候，我经常到菜板上去偷一块刚煮好的回锅肉，什么作料都没有也觉得好吃得要命。我们家住一个大杂院，厨房都在一起，哪家做什么菜，我鼻子一闻就知道了。美食一定是一种传承，一定是在富裕的社会和家庭里面才会出现。
1972年，黄珂在重庆51中初中毕业后，相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下乡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正处于发育期，对食物一直处于渴求的状态。因为分配的食物有限，而且单一，饥饿感一直如影随形。
“一吃红薯就分你一堆红薯，一吃小麦就给你两袋小麦，别无他物。”黄珂说，我必须千方百计变个花样，才不至于让胃肠被一种食物反复虐待。我会切成片，放点儿油煎一下，或是蒸或是烤，或是煮汤。那时候，一个月供应半斤菜籽油，还有一斤肉票，算是特殊照顾。我们分粮食，看的是你挣的工分。一个满劳力工作一天，大概折算为一毛二分钱。我刚去的时候，感觉他们还是排斥的。本来粮食不够吃，人多地少，来一个人就分走一份口粮，把他们的口粮给摊薄了。因为是来自上面的安排，他们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不过，很快我就与他们相处无碍了，家家户户有个大事小事的，尤其是红白喜事，都请我去饱餐一顿。自己做饭的事，还是小时候打的底子，很快就上道。
虽然我们那里生产的稻谷还不少，但一年只能吃几顿白米饭，大多时候要熬成粥，粥能胀肚子，那个时候食量真的惊人，比如一天只有一斤米，只能煮一大锅稀粥，要想吃得饱一些，做干饭就不够了。粥里还可以加一点儿红薯，掺点儿其他菜，混在一块煮，量就更大些。
我们每一个人都分给一块自留地，你可以随意种菜。我特别喜欢种菜，而且种植技术不差，就种了丝瓜、四季豆、南瓜、韭菜、茄子、辣椒什么的，我真的对食物有着天生的爱好。一个月发我那一斤猪肉票，那真是稀罕物。赶场的时候，换回肉也就是一小块，少得可怜，我往往只要肥的，不要瘦的。肥肉拿回来，首先靠油，煮一下，肉汤就有了，然后把肉再捞起来，切成片，下锅翻炒一下，加点佐料和蔬菜，也就是回锅肉的样子。
“第一桶金”为流水席奠定了基础
黄珂在农村一呆便是三年。1975年，他如愿回城，进入重庆财贸干部学校读书，现在这所学校已经并入重庆工商大学。1978年，黄珂中专毕业后进入了重庆医药站，负责业务工作。但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黄珂对业务工作并不感兴趣，他喜欢摆弄文字，在1983年，他在重庆办了份医药报，主要报道行业内的一些新闻。由于在财贸干部学校学的医药专业，加上文字功底深厚，他办的这份报纸既生动又专业，在医药系统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5年，这份医药报成为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机关报。而黄珂被派到北京，任记者站第一任站长。两年之后，黄珂厌倦了京城的机关生活，那种文人的浪漫、自由情怀凸显出来。1988年，黄珂与自己亲手创办的医药报彻底分道扬镳，他要下海经商，做个自由的人。
下海后的黄珂，开文化公司、广告公司、餐馆，投资干细胞项目，做地产。他最初靠拍广告片挣钱，像娃哈哈等风靡一时的著名品牌，都曾经是黄珂的客户。
黄珂从小就迷恋摄影，甚至还自己建了个暗室，按照书上的配方配制药水冲洗照片。所以，拍广告片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当时胶片不太容易买到，黄珂就跑到峨嵋电影制片厂弄了拍电影的胶片自己裁，拍出来的广告色彩细腻饱满，很受客户欢迎。
黄珂说，九十年代初期，那时钱好赚，满地是机会。
黄珂真正赚钱还是在1993年那场车祸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黄珂的一位老朋友，以前是银行的高管，退休后就想找点事做，资金由其筹措，而让他做了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事情很快就做成了。房子就在东二环附近，那时还没有破土动工，在图纸上就把房子全部卖出去了，黄珂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拿到这笔钱以后，黄珂开始关注未来高科技的应用和发展，比如干细胞项目，再比如彩色棉花项目。在后来，他多种经营，开起了老灶火锅、文化公司，也做多家公司的股东。
吃喝是人的自然生活方式
一个人坚持一月，做同一件事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一个人一年365天坚持做同一件事就难了，更别提十七年如一日坚持在做一件事，几乎每天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男女一起吃饭，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和酒。不但要听他们谈天说地，经常还要面对他们酒后的狂言醉语。对于这样的一件有出无进的“亏本买卖”，在物质化的今天，还有黄珂去做，是因为他在找寻生活的乐趣吗？难道这样下去，没有厌烦之时？
黄珂一脸和善，笑容可掬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正如你上班或做生意一般自然，有什么好烦的呢？吃喝本来就是人很自然的生活方式，我只不过把它搞成了常态而已。”
黄珂认为，办流水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朋友，朋友圈子越来越大。别人收藏古董字画，我喜欢收藏友谊，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同时，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高由三方面组成：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三是交一万个朋友。多交朋友的益处在于，了解各种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形形色色，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一一体验的。到我家吃饭的人次有十万以上，可以囊括各种行业、各类职业人士。比如，有对搞音乐的夫妻，一个星期来几次，来了不光吃饭，还聊天，聊音乐以及音乐中的经典曲目、音乐现状等等，在他们的聊天中，我也了解了更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的一大收获。因此，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不同的人交流，感受会不一样，会拓宽自己的人生。通过与别人接触，可以间接地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
黄珂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在798建艺术酒店，大家听说这个事，都齐心协力，有几十个艺术家参与设计个性化的房间，还有建筑方面的、策划方面的、经营方面的朋友。
黄珂一直认为，美好的东西会改善人性，而且他习惯了“人生舞台”似的生活，即使散场的时候也没有失落感，因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总有无穷无尽的开始。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一直处于戏台般热闹的情景当中，那样你会发疯的。足够的热闹，然后是足够的清净，那样最为舒服妥帖。
在问及黄珂是否永远将家宴流水席开下去时，黄珂表示，这取决于自己的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自己今后的物质情况，没有明确的结尾，就如没有明确的开始一样。
黄珂是一个彻底的生活体验者，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获得乐趣，不管是美食也好，不管是与人交往也罢，包括文学、诗歌、舞蹈、音乐，凡是能够给他带来美好快乐的东西，尽可能地接触，尽可能地尝试，他认为，这样才算不辜负生命。
记者第一次知道黄珂这个人大概是在八年前。当时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有关他开家宴流水席的报道。那次的报道让记者记忆深刻：“到黄珂家，可以随便吃，随便喝，吃好喝好抹嘴巴走人。”天下竟然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怎样的一个“奇人”要做这样“奇特”的事情？自那以后，记者开始关注他，发现有不少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地介绍他，其中就有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阳光卫视等等。关注多了，记者也希望去他家中探访究竟。经过多方打探，记者联系上了黄珂。直到近日，记者才成行，去了他在望京606的家里。
办流水宴是无意而为的
记者是在下午三点到的黄珂家。黄珂与记者在媒体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因此，一眼便能认出他来。他热情地与记者打着招呼。记者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的同时，发现屋子里还有其他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有的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有的看电视，有的相互旁若无人地聊天……这样的一番景象，在京城是难得一见的。黄珂没有对我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而我则直入主题，问他是基于什么原因开办家宴流水席的？
“办流水席宴不是故意做的，是无意而为的。”黄珂说，我是1999年10月搬到望京的。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离中央美术学院近，离798（艺术区）也近。搬来以后，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外面的饭菜不好吃，还不如在自己家做。第二个原因就是自己有时间了，加上我又是个单身汉，来吃饭的客人比较方便。同时，我的朋友多是诗人、音乐家、画家，他们喜欢来我这儿吃饭、喝酒、聊天，完了，又带着朋友再来。拿老家的话说，多个人就是多双筷子，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没想到，这一开就是十七年。
黄珂被朋友们称作“望京孟尝君”（“门下有食客数千”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但黄珂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人家孟尝君是一个小国公子，通过养食客的方式，有计划招揽人才。我没有任何目的，大家喜欢我，喜欢我们家饭菜，尽管来。”
黄珂说，好多年的年三十我都没走，没走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三十晚上在你那聚。”因为年三十这个日子对中国人太特殊了，一定要寻找到一种家的慰藉，有亲人团聚的感受，所以每一次过年，我这都有三四十个人，在北京没有家的人，都跑到这来。一般都是在这吃了年夜饭，12点放完鞭炮，守岁，完了才有人离开。
黄珂认为，待客就得有待客的样子，比如有日本人、韩国人来了，就要准备他们喝的酒；如果是回族客人，做菜一定要照顾到；如果碰到朋友过生日要准备蛋糕之类，这都是最起码的。再就是在菜品上一定不能马虎，不能老是重样，买菜当然要选质量好的、新鲜的，能细致的尽量细致。
说起来，流水席上的菜品没人们说得那么丰富，反而比较简单。基本上以川菜为主，而且是四川家常菜。加工也很简单，比方大家喜欢吃的连锅汤就是一锅清水，五花肉、萝卜一炖，什么调料都不放，又健康，又美味，来客赞不绝口。
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黄门流水席的人不少，加上去过的人口口相传，到黄门吃饭人次超过十万，黄家每天门庭若市。据黄珂讲，到家吃饭的从跨国总裁到贩夫走卒都有，以文化界的朋友最多。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来的客人很多，客厅里常常站满了人，连一些国内著名的画家、导演、音乐家，甚至部级干部都挤在小椅子上，不顾形象地在这里吃饭，有不少外地的人也慕名而来。有时也有吃饭困难的民工上门，厨师和服务的阿姨难免会抱怨，但他办流水席的初衷就是不设门槛、完全免费、一视同仁，无非是多买些菜多做些饭而已。
黄珂也表示，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杂，就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因此，有陌生人来，会询问一下来历，一般都是某某朋友介绍，当外也有不少例外，比如不少人是看了报道登门看热闹的，也不好拒绝。
因此说，流水席是有气场的，是一个能量场，它能让一个商人迅速放下算计，让一个艺术家激情荡漾，让一个陌生人除去拘束，让一个官员放下身份，让一个明星自然随意，大家都卸下面具，坦然相对，其乐融融，轻轻松松，所有人平等相待，自由交流，让人回归为人而已。
童年成长经历的影响
在与黄珂的交流中，他透露说，自己喜欢请客吃饭，喜欢戏剧、读书、艺术，每年都和“黄友会”的会员们搞一出话剧，搞一些公益，资助贫穷的艺术家，这都与小时候受到的影响都有深刻的关系。
1955年6月，黄珂出生在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妹妹在十二岁那样，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父亲是机关的小职员。在黄珂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父亲很忙，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加班学习，总之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母亲是重庆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的基本是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黄珂说，那时我家的人口比较少，而我家旁边的一户人家就非常不同寻常，一家有12口人，9个孩子，其中7个是女儿，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这一家人因为人多，最是热闹异常，经常在家门口摆着大桌子，一堆人围着吃饭，抬眼望去，甚是赏心悦目。他们家一直情趣盎然，个个热爱文艺，吃完饭后，就会有人唱一段样板戏或是革命歌曲什么，当然还有令人目眩的舞蹈。而我的母亲对我影响也极深。她日常的生活一向比较讲究，即使受限于经济，也不失个人的品味，很显然受到大家族的影响很深。她床头永远摆着两样东西，一是几本书，大多是小说类的作品；再一个就是摆放几个精美的小罐头，罐头里面老是装着各种各样的零食。
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把生活搞得精致一点，比如做菜，味道尽量做得可口，样式必须精致好看。几乎不用什么训练，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点，做菜很有悟性，手到擒来，即使给我一棵白菜，我也能做出几种花样。说起来，胃口这种东西，体现的是对人生的态度问题。
母亲出生在成都，来自一个大户人家，外公曾经在民国做过当地成都女中的校长，留下来一栋阔绰的宅子，就在成都八宝街上，原来是一个正规的剧场，后来改成电影院了。在我懂事的时候，宅子的一大半就分给了当时的四川省青年川剧团，免费被政府征用了。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四合院，院子后面是一间排练房，还有一个专供演出的舞台。拉道具的大卡车开进开出，我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卸车、布置舞台、演出，剧团里的好些演员都住在这里。有时我会跑到舞台后面偷偷跑上去看她们排练，看她们练功，看她们彩排，看她们演出，川剧戏装红红绿绿的，讲究的就是热闹欢乐。因此，一到寒暑假，我就会往成都老家跑，心里十分惦念着那种美好而恍惚的感觉。
“虚幻的舞台上，总是上演着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黄珂说，说到底，我的流水席就是在复制着一个非现实感的舞台。我并非厌烦现实，但我更喜欢生活中要或多或少掺杂一点点非现实感的东西。
黄珂也表示，“黄友会”是在朋友的谈笑之间“成立”的。实际上这个会是没有正式成立的。我是反对成立‘黄友会的。做会就是社团了，这就会妨碍大家的自由交往。我希望大家自由交往，所以我说，进门就是会，出门就不认。
美食的根源来自饥饿
“我上幼儿园时，中午发一小杯胡豆豌豆就算一顿饭，晚上回家吃红苕藤。父亲跟我哥吃一大碗红苕藤，我跟妹妹还有一点米饭，这个印象很深。”黄珂说，我们这代人为什么喜欢美食？我想可能是经历了饥饿，对美食特别渴望。那时候能填饱肚子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那种饥饿感一直延续到后来当知青。美味都是伴随饥饿感产生的。母亲做饭的时候，我经常到菜板上去偷一块刚煮好的回锅肉，什么作料都没有也觉得好吃得要命。我们家住一个大杂院，厨房都在一起，哪家做什么菜，我鼻子一闻就知道了。美食一定是一种传承，一定是在富裕的社会和家庭里面才会出现。
1972年，黄珂在重庆51中初中毕业后，相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下乡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正处于发育期，对食物一直处于渴求的状态。因为分配的食物有限，而且单一，饥饿感一直如影随形。
“一吃红薯就分你一堆红薯，一吃小麦就给你两袋小麦，别无他物。”黄珂说，我必须千方百计变个花样，才不至于让胃肠被一种食物反复虐待。我会切成片，放点儿油煎一下，或是蒸或是烤，或是煮汤。那时候，一个月供应半斤菜籽油，还有一斤肉票，算是特殊照顾。我们分粮食，看的是你挣的工分。一个满劳力工作一天，大概折算为一毛二分钱。我刚去的时候，感觉他们还是排斥的。本来粮食不够吃，人多地少，来一个人就分走一份口粮，把他们的口粮给摊薄了。因为是来自上面的安排，他们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不过，很快我就与他们相处无碍了，家家户户有个大事小事的，尤其是红白喜事，都请我去饱餐一顿。自己做饭的事，还是小时候打的底子，很快就上道。
虽然我们那里生产的稻谷还不少，但一年只能吃几顿白米饭，大多时候要熬成粥，粥能胀肚子，那个时候食量真的惊人，比如一天只有一斤米，只能煮一大锅稀粥，要想吃得饱一些，做干饭就不够了。粥里还可以加一点儿红薯，掺点儿其他菜，混在一块煮，量就更大些。
我们每一个人都分给一块自留地，你可以随意种菜。我特别喜欢种菜，而且种植技术不差，就种了丝瓜、四季豆、南瓜、韭菜、茄子、辣椒什么的，我真的对食物有着天生的爱好。一个月发我那一斤猪肉票，那真是稀罕物。赶场的时候，换回肉也就是一小块，少得可怜，我往往只要肥的，不要瘦的。肥肉拿回来，首先靠油，煮一下，肉汤就有了，然后把肉再捞起来，切成片，下锅翻炒一下，加点佐料和蔬菜，也就是回锅肉的样子。
“第一桶金”为流水席奠定了基础
黄珂在农村一呆便是三年。1975年，他如愿回城，进入重庆财贸干部学校读书，现在这所学校已经并入重庆工商大学。1978年，黄珂中专毕业后进入了重庆医药站，负责业务工作。但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黄珂对业务工作并不感兴趣，他喜欢摆弄文字，在1983年，他在重庆办了份医药报，主要报道行业内的一些新闻。由于在财贸干部学校学的医药专业，加上文字功底深厚，他办的这份报纸既生动又专业，在医药系统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5年，这份医药报成为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机关报。而黄珂被派到北京，任记者站第一任站长。两年之后，黄珂厌倦了京城的机关生活，那种文人的浪漫、自由情怀凸显出来。1988年，黄珂与自己亲手创办的医药报彻底分道扬镳，他要下海经商，做个自由的人。
下海后的黄珂，开文化公司、广告公司、餐馆，投资干细胞项目，做地产。他最初靠拍广告片挣钱，像娃哈哈等风靡一时的著名品牌，都曾经是黄珂的客户。
黄珂从小就迷恋摄影，甚至还自己建了个暗室，按照书上的配方配制药水冲洗照片。所以，拍广告片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当时胶片不太容易买到，黄珂就跑到峨嵋电影制片厂弄了拍电影的胶片自己裁，拍出来的广告色彩细腻饱满，很受客户欢迎。
黄珂说，九十年代初期，那时钱好赚，满地是机会。
黄珂真正赚钱还是在1993年那场车祸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黄珂的一位老朋友，以前是银行的高管，退休后就想找点事做，资金由其筹措，而让他做了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事情很快就做成了。房子就在东二环附近，那时还没有破土动工，在图纸上就把房子全部卖出去了，黄珂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拿到这笔钱以后，黄珂开始关注未来高科技的应用和发展，比如干细胞项目，再比如彩色棉花项目。在后来，他多种经营，开起了老灶火锅、文化公司，也做多家公司的股东。
吃喝是人的自然生活方式
一个人坚持一月，做同一件事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一个人一年365天坚持做同一件事就难了，更别提十七年如一日坚持在做一件事，几乎每天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男女一起吃饭，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和酒。不但要听他们谈天说地，经常还要面对他们酒后的狂言醉语。对于这样的一件有出无进的“亏本买卖”，在物质化的今天，还有黄珂去做，是因为他在找寻生活的乐趣吗？难道这样下去，没有厌烦之时？
黄珂一脸和善，笑容可掬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正如你上班或做生意一般自然，有什么好烦的呢？吃喝本来就是人很自然的生活方式，我只不过把它搞成了常态而已。”
黄珂认为，办流水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朋友，朋友圈子越来越大。别人收藏古董字画，我喜欢收藏友谊，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同时，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高由三方面组成：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三是交一万个朋友。多交朋友的益处在于，了解各种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形形色色，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一一体验的。到我家吃饭的人次有十万以上，可以囊括各种行业、各类职业人士。比如，有对搞音乐的夫妻，一个星期来几次，来了不光吃饭，还聊天，聊音乐以及音乐中的经典曲目、音乐现状等等，在他们的聊天中，我也了解了更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的一大收获。因此，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不同的人交流，感受会不一样，会拓宽自己的人生。通过与别人接触，可以间接地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
黄珂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在798建艺术酒店，大家听说这个事，都齐心协力，有几十个艺术家参与设计个性化的房间，还有建筑方面的、策划方面的、经营方面的朋友。
黄珂一直认为，美好的东西会改善人性，而且他习惯了“人生舞台”似的生活，即使散场的时候也没有失落感，因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总有无穷无尽的开始。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一直处于戏台般热闹的情景当中，那样你会发疯的。足够的热闹，然后是足够的清净，那样最为舒服妥帖。
在问及黄珂是否永远将家宴流水席开下去时，黄珂表示，这取决于自己的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自己今后的物质情况，没有明确的结尾，就如没有明确的开始一样。
黄珂是一个彻底的生活体验者，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获得乐趣，不管是美食也好，不管是与人交往也罢，包括文学、诗歌、舞蹈、音乐，凡是能够给他带来美好快乐的东西，尽可能地接触，尽可能地尝试，他认为，这样才算不辜负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