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傅丽莉

    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唐朝建国以后，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使团的规模由开始时的两艘遣唐使船，后来增至四艘，乃成定制，总人数由一次二百多人增至五百人以上。除正式遣唐使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来到中国，唐朝也有道睿、鉴真等名僧东渡日本传播佛法。通过中日频繁的交往，佛教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日本僧人道昭先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后又到相州隆化寺随慧满学禅宗。日僧灵仙精通梵语和汉语，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来到长安，曾与僧人般若共同翻译佛教经典。在浙江天台山学法，带回日本国佛教典籍230部，为日本天台宗开山大师。圣德太子派遣使者来中国时，学习佛法是主要目的之一，强调“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现已在唐长安城遗址中发掘出两处与日本入唐名僧关系密切的寺院遗址。日本平安时代入唐求法的“学问僧”“请益僧”往来长安者日益增多，空海是“入唐八大家”之一。他于贞元二十年到达长安，在青龙寺从慧果学习密宗，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国后传播密宗，成为开创“东密”之大师。近年来，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唐代名僧的墓葬。1984年，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唐代宝应寺遗址，发现禅宗名僧菏泽神会的坟墓。神会师于禅宗六祖慧能，玄宗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请他入东都洛阳行法，对南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其墓中出土的鎏金青铜柄香炉、鎏金塔形合子、黑漆钵等器物在传世的日本奈良时代的佛具中都有，由此可以看出，奈良时代的铜制佛具正是受到唐代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制造的。

    唐代汉字对日语形成之影响

    唐代的汉字对日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小的影响。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老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学问僧空海曾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纂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盛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736年，谴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要求官位从五位下，矫正“吴音”，普及“唐音”即“汉音”。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了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写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相传，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表音文字——片假名；空海用汉字草书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从此，日本有了从唐文化中脱胎而成的本族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唐代国家体制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通方便，日本在国家体制方面也向中国效仿进行改革。“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大化四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渂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小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管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法）、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经济措施更是效仿唐朝的均田制，实行了“班田收受法”，每6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6岁以上的男子授田两段，女子为其2/3，私奴婢给良民的1/3，死后归公。授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当时日本的铜钱和同开珥，跟唐朝的开元通宝无论在铸造方法、币质、钱文、字体书法、形制、锈色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币制看，当时流通于市面上的，虽然主要是铜铸造的，但唐代也曾以金银铸钱，无疑也是出于效仿；从货币形状看，日本受中国圆形方孔钱影响；从钱文字体看，开元通宝的字体是由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写，而铜开珥上的字体则明显受欧阳询字体的影响。在军事方面，大化二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今大阪）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三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恰恰表明是搬用隋唐之际的府兵制。推古天皇以前，日本并不知道什么叫作律法，但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也确立了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的天皇制政体。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四百二十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令》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义》而成。因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律法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在教育方面，套用唐朝的教育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记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记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同时，日本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

    唐文化对日本其他方面的影响

    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深入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古代饮茶之风也是从中国寺庙文化传入。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在滋贺的唐崎时，经过梵释寺，该寺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得到天皇的嘉奖。同年六月，就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开启了日本宫廷贵族中饮茶之风。

    唐代，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名为唐钁的大型锄被传到了日本。日本仿造中国的水车，制造了手推、脚踏、牛拉等类型的工具。在日本语言中先后出现了“唐织”“唐物”“唐纸”“唐绘”等名称。唐代手工工艺的新技术如金银平脱、螺钿、蜡纈、夹纈传入日本，现存于日本奈良市正仓院的数千件珍贵文物皆系中国隋唐时期的输入品或日本工匠的仿制品。据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日本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和唐长安城有许多类似之处，如：方形城廓、宫城即天皇所居住的大极殿及其他宫殿位于全城的北部，宫城正门同称朱雀门，中轴线大街同称朱雀大街等。还有音乐、冶铁、纺织、造纸等方面，后经过日本人民的努力，有了改进提高，再传入中国后对唐代文化也产生了新的影响。

    中日文化交流之所以在唐代达到鼎盛，有以下原因：首先，唐朝的经济高度繁荣和文化的绚丽多彩，对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诸国形成巨大吸引力。其次，日本自身具有吸收唐文化的有利条件，该国由于受地理和人文条件的限制，相对缺乏文明的创造力，社会发展的进度与隔海相望的中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日本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当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高度发展时期，日本才出现封建制度萌芽。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体现，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及物质条件在同一时期的差距，直接导致了文化方面的差异。唐代文化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日本，除了“优势文化”的传承流变之外，还在于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学习和务实精神，善于学习、消化、吸收外域先进文化，为其所用。

    结语

    僧人朝衡留学长安期间，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结下了深厚友谊，即将返日时写下了《衔命还国作》一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朝衡从明州出发回国，海上遇风，飘至越南，李白误以为其乘船遇难，写了《哭晁卿行》一诗，感情充沛，笔力奔放，情谊深厚，成为传颂千年的中日友谊的名作。唐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影响非常大，直到现在，每年七月中旬日本的京都“祗园节”上总有一辆白居易的彩车参加游行。回首历史，唐代从佛教、文字到国家体制、日常生活，再到文人诗句无不影响到了邻国日本，为两国的友好往来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