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又回北上广

    刘伟鹏　胡飞

    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再回到一线城市，体现的是选择和适应的过程，也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这是许多人离开北上广时的心情写照。但不久他们发现，二三线城市的生活与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并非曾经以为的世外桃源。两相权衡下，他们又回到曾经想要远离的北上广。与“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一样，“逃回”的趋势和人数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同样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通过媒体的案例分析和网络社区的话题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选择回到北上广的人们几乎都是因为无法忍受城市间的落差，他们是怀着对二三线城市的失望情绪而离开的。许多人“逃离北上广”是为了寻找归属感，这个愿望在二三线城市能实现多少目前尚不好说，但曾经因远离而忽略的二三线城市的缺点却一一出现。“这些缺点难以忍受的程度甚至比北上广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房价飙升等‘城市病还要强烈。”一家纸质媒体在讨论到这个话题时引用学者的话说。

    二三线城市最终没能让一部分人留下来。选择“逃回”，能找出的理由很多，简单地说可以这样来概括：二三线城市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人在迷途”

    “逃离是想找回生活。”这是苏小伟曾经的愿望，然而在老家江苏泰州经历了一年小城市安逸的生活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产生了不安全感：工作没有挑战，看不到成长，甚至可以预见到几十年后的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笑言自己选择回到北京的理由：“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安逸的生活所累。”一逃一回，让他看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想要继续奋斗，他相信自己总会在北京找到立足点。

    与苏小伟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在某知名社区网站上，有许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当你习惯了每天处于竞争当中，抓紧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然后突然换回一个普遍悠闲混日子的工作圈，你更多的是一种孤独和乏味，时间久了，你就怀念那个竞争激烈的北上广。”在北上广是“人在囧途”，回到小地方是“人在迷途”。习惯了大城市的丰富多彩，小地方的单调生活无法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另外，与大城市相比，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相差的不是一个等级，公用设施和文化环境都跟不上节奏。

    媒体和专家则更多地将焦点集中在城市本身。除了低收入高物价、没有适合的岗位和上升的空间造成发展前景黯淡等因素之外，普遍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势关系和房价。

    “北上广拼钱，小地方拼关系”，这似乎是个普遍的共识。《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在一家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哪些事把人逼回北上广的调查中，“权势关系网”这一项得票最高。“职场上，靠的是关系，而不是能力；商场上，靠的不是方案，而是交际能力。自己创业，如果上边没有人，那么‘有关部门会三天两头来找你的麻烦。”况且，在北上广奋斗多年的人，经营多年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关系都不在本地，拼关系几乎没有胜算。

    网络上的讨论则更加直白，人们用“拼爹”来描述这一现象：“小地方的关系更加赤裸裸，关系小但密，回去只能‘拼爹。”媒体如此解读这一说法：“回乡创业的白领无法面对的是匮乏的‘拼爹资源。一些小地方基层的权力不彰，围绕极其有限的资源，‘拼爹事实上成了最大的规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一位网名为于浩淼的网民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表达了对这种“拼爹”方式的愤慨：“我在上海干活靠自身，靠自己的社会关系，我不用给领导送礼也能活。在家里没有背景，给领导送礼的钱比工资都高。我为什么不回上海？”

    房价也是大家抱怨的主要方面。高房价曾经是他们逃离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今在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并不一定比北上广低，靠一己工资同样很难买到房。媒体这样描述这种困境：“很多人因为一线城市压力大，选择了二三线城市，如今忽然发现，原来二三线城市房价比北上广涨得还疯狂，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将逃向何处？”

    苏小伟的父母在老家有一套房子，他想要独立出来，自己买套房住，发现面临的情形与在北京是相似的。谈起买房，他同样无奈：“既然都买不起房，还不如回北京多挣点钱。”

    在观念的代沟、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精神生活匮乏的对比下，北上广的优点明显突出：城市资源多，所以机会很多，并且在这些个人关系被逐渐湮灭、契约精神在慢慢成长的大城市里，公平的竞争平台，能让个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获得成就。有人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逃离是为了自由，逃回是为了尊严。”

    回不去的家乡

    “有对比，才有突出。就像购物一样，货比三家，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合自己的。经历了家乡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北上广的竞争环境。”苏小伟如此形容自己作出选择的过程。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是逃回的人们作出选择的“诱因”。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再回到一线城市，体现的是选择和适应的过程，也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从“逃离”到“逃回”，表面上看，是一个年轻人不安于现状的“折腾”，实际展现的是社会大众情绪的征候症。人们对融入城市缺乏归属感，回归地方却又没有成就感，不得不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逃离的决定本不容易做，逃回更加需要勇气。苏小伟在面对父母阻拦时这样说：“因为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反而会比当初在北京时更加坦然。”这份坦然是他对迈向成功的准备，还是对事实无奈的妥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现实是，回到北京的苏小伟面临的是比离开前更加疯狂的房价和更加激烈的竞争。

    专栏作家沈彬将“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归咎于体制问题。“为照顾老干部，就将公职岗位作为奖励，‘恩荫给官员子弟，严重败坏了社会公平，形成了一些欠发达地区门阀制度的小政治气候，进一步败坏吏治，妨碍人才流入，又进一步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让当地的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他认为，一线城市竞争激烈，生活、工作压力大，但欠发达地区甚至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样样靠人情关系网，所以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生活在相对公平的一线城市，也不回靠关系生活的家乡。

    这种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而言，也有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坦言的，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一些媒体则认为，一逃一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上巨大的差异。“很多的年轻人不能忍受的不一定是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分配问题。比如公平竞争、自由度和市场规则等。这种不平衡不但是经济发展程度上的，还包括竞争空间的公平自由度。”

    《南方都市报》如此分析这些选择的背后：“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问题的根源都不应该细究一线城市或者二三线城市本身。具体到个人，逃离也好逃回也罢，当然有其复杂的个人因素考量，但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切入，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与否。”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政策资源的倾斜必然导致优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聚集，资源的不均衡则必然导致机会的不均衡。

    甚至有专家认为，“逃离北上广”未必不是好事。这样的逃离，使大量聚集在大城市的人才等各种社会资源有个平衡，但是现在又“逃回来”，这种现象其实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2011年，门户网站在分析“逃离北上广”风潮时指出，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且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资本都在向大城市倾斜，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莫不如此。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阶段，人力资源的逃离只会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不甘于守在小地方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最终只会回到北上广。资源不“逃离”，人怎么会逃离？如今看来，现实似乎正在验证着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