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亿人民8个样板戏的年代

    李和平

    

    

    

    导言

    “样板戏”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对于人们却是如雷贯耳。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电话的那个时代，它可以说是全体人民文化生活的象征。

    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词语，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封号。“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部，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所有的“革命样板戏”也都被拍成了电影，很多时候看电影也就是看样板戏。

    “样板戏”于文革期间正式命名，始作俑者是康生。1966年11月28日，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8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这8个演出团体为“样板团”。这是“样板戏”一词的最早出处。

    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到了极点，电影可以公映的也就那么一二十部，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等等，年轻人由于反复观看，都可以背下大部分台词。

    无人不唱“样板戏”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其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1967年5月1日，“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举行大会演，直到6月中旬，历时37天，演出218场，观众达33万人。从此全民开始学唱“样板戏”，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几岁的孩童，不论有嗓无嗓，不论五音全不全，大都能照猫画虎地唱出几段“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喝妈一碗酒”、“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等。至于《沙家浜》中胡传魁唱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在车间地头更是随处可闻。可以说，“京剧样板戏”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这个女人不寻常”，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这句唱词用来评价江青这个演艺出身的女人倒很贴切。她做了新中国的第一夫人后，其艺术抱负倾注在对京剧的现代化改造上。

    《沙家浜》里有两个反面人物特别受欢迎：草包司令胡传魁和阴阳怪气的刁德一。说也奇怪，群众就爱看他们两人的戏，看两个汉奸跟阿庆嫂斗智。那时文艺团体下乡劳动，工余唱戏娱乐贫下中农，唱别的段子无人爱听，这时田头倒是会齐声起哄：“来一段智斗！”

    走样的后果很严重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见闻。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鸠山道：“宁死不讲？”伍长：“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鸠山：“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遭长期批斗。应该说，扮伍长的演员是严重的失误，但鸠山的救场已经救过来，接受教训也就是了，不至于被打成“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遭批斗。上海郊县的一位乡间戏曲艺人，因学演样板戏时加进了一些“噱头”笑料，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北京有位舞蹈专家，在为“五七干校”学员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因舞台小，难以按“样板戏”的原样排演，只得将舞步稍加改动。就这么一点改动，竟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对之进行残酷迫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其后的两三年内，戏曲院校的教学上，戏曲舞台上，仍是以“样板戏”为主，传统戏只是偷偷地开放。当老师们拿出劫后余存的靠旗、马鞭、厚底靴，学生们像见到“出土文物”一样的惊诧。在1979年2月5日至22日的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上，许多省市的戏校领导私下互相打听传统戏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比例问题。会后传统戏教学逐渐开放，戏曲舞台上的传统戏也逐渐上演了，“样板戏”热开始降温。

    在操场上看电影真幸福

    在农村，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许多人要翻山越岭，赶几十里路。夕阳西下，放映员幕布就已经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靠到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射灯直挥，然后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伸直脖子。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边的爬到房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面人太多。

    在城市，露天电影带给孩子的绝非仅仅是看一场电影的享受。如果预先知道，从一起床就觉得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就开始巴望天黑；如果临时闻讯，就有喜从天降的感觉。盼到天黑骤降一场大雨（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电影也跟着泡了汤，那就无异于当头一闷棍。这绝无夸张的成分。如果一个孩子想让另一个孩子空欢喜一场，拿露天电影说事，屡试不爽。

    相当长一段时期，电影院除了是放映电影的场所，也是大多数年轻人约会谈情说爱的首选地方。那时侯，大凡经人介绍处对象的往往离不開电影院，两人一边看着电影，一边闲聊，或谈工作，或聊家事，或评论电影。一走出电影院，两人就会保持一定距离或高度警戒，以防遇见熟人。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还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上海联合院线负责人吴鹤沪回忆：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特写与四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难以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为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按领导的指示精神，每当放到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银幕上不能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毫无疑问，我这个放映员也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几场电影下来也就做到“准确无误”了。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影片上场。

    作家叶兆言回忆：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对电影文化的总结。

    能看上内部电影了不起

    1974年前后，随着邓小平复入中枢，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三部《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日本电影，是因为小毛头林立果他们搞了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提到了这部日本电影里的 “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看了电影有利于批判。那真是“文革”中难得的“视觉盛宴”：超宽的银幕、七彩的画面、大海、战舰、缀了勋表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海空立体、关于二战的“宏大叙事”，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八个戏比下去了。电影散场，人们小声感慨：“这才真叫电影哩。”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同时，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偶像。

    编后记：在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每天上下班的地铁、公交车上，多数人都在用手机翻看信息、玩游戏，甚至看电影；车厢里的电视播放着丰富的娱乐节目。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100多个频道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在每年生产电视剧1.5万集，电影1000多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又为进一步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保障。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加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将会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