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感、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
王凯民+檀榕基
摘 要：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关 键 词：邻避效应；环境安全感；政府信任度；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2-0010-06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王凯民（1986—），男，山东潍坊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檀榕基（1984—），男，山西阳泉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很多居民因为担心生产设施会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各地抗议“PX”项目落户、启东民众抗议“污水排海工程”、松江锂电池厂落户等。尽管这些项目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公众还是会因为项目对其所在的环境可能产生污染，对自身利益会造成损害而发起群体性事件，进而导致项目流产或进展缓慢。这种对公共利益有利且必需施行的项目因为附近居民担心其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带来不利影响而抵触甚至强烈反对的现象被称为“邻避效应”。“邻避效应”发轫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欧美国家，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而逐渐增多。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更新，也需要产业发展和升级；另一方面，公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信息传播渠道增加，大量或虚或实的环境安全信息给公众造成了很大恐慌，再加上非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加入，使得公众对一些设施和项目建设的集体抵制行为越发容易形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并通过信息传播渠道扩散，就会对当地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最后导致项目取消、停滞或者僵持。“邻避效应”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在国内又多表现为具有特殊性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邻避效应”受到越多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尝试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了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对公众在利益受损时面对有人组织群体性事件所持的态度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缓解其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邻避效应”视角下的环境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度
“邻避效应”由邻避性设施引起，邻避性设施一般会给附近居民的心理、生理和财产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陶特立、余德春等综合不同学者的研究，对邻避性设施进行了总结和归类，如表1所示。目前，对邻避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垃圾处理场（包括焚烧厂）等环境类设施，面对经济类邻避设施（核燃料加工厂、PX项目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两类邻避设施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很强的环境外部性，会引发人们对自身环境安全感的下降和恐慌。[1]（p6）
表1：邻避性设施的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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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与环境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有关。黄汇娟通过对个案——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邻避情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5个，分别为⑴心理因素，包括对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的担忧；⑵经济因素，包括对房地产价格和土地使用性质的担忧；⑶信任危机，包括对政府、专家和运营管理的不信任；⑷公平性问题；⑸决策公正性问题。[2]Kraft和Clary认为，导致强烈邻避效应的心理原因共有5类，分别是⑴对政府和其他项目拥护者的不信任；⑵对问题和风险缺乏信息；⑶对问题、风险和成本持狭隘和地方观念；⑷情绪化判断；⑸一般和特别的风险规避。[3]汤汇浩认为，导致邻避效应的因素中除了经济性成本和损失外，心理与认知的因素也在直接发挥作用。[4]陶特立、余德春等认为，城市邻避性设施的困境是由政府主导决策下的公共权力行为与居民对政府决策与行为的质疑、不信任与反对的态度或行为之间的矛盾引起的。[5]张效羽以宁波市镇海PX项目为例研究了邻避设施选址的困境及其化解，该学者认为，“邻避效应”在特定环境下会发生畸变，主要表现就是“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泛政治化”是指借政府对邻避设施处理不满，将问题演变为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而“非理性化”是指夸大邻避设施的危害，使邻避设施的选址问题演变成高度情绪化的议题。[6]
以上研究多为理论性探讨，没有用具体的数据来验证“邻避效应”中心理因素和政府信任度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具体考察这两个因素在“邻避效应”背景下公众参与上访、游行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心理因素在本文中被概括为环境安全感，即对环境是否安全的一种感受，具体指人们对所在地环境安全（包括空气、水等方面）与否认识的整体反映，是由社会中个体的安全感来体现的，这里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对上海市整个地区的环境安全感和居住地的环境安全感（居住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对政府的信任度主要通过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满意程度和对上海市治理环境安全的能力的信心来衡量。主要假设是：⑴环境安全感越低，支持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群体性活动的概率越高；⑵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则支持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群体性活动的概率越低。
二、“邻避效应”产生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邻避效应”在本质上就是受损的个人利益与受益的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常以群体性事件为表现形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群体性事件正是我国社会安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属于“内在风险”和“分歧性危机”，处理难度大于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和公共卫生等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外在风险”和“一致性危机”。按照童星、张海波的分类，“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区别于反动势力煽动和国际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属于有组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向，事件形态相对稳定，影响范围也相对固定，政府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也较为有效。[7]本文研究和关注的因变量正是询问被访者在涉及自身利益受损并且有人组织上访、示威等活动时对这类活动的支持态度等级。
吉龙华、安树昆通过风险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认为利益分化和制度缺失是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是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充分有效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8]正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公共利益与邻避性设施附近居民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部分学者对此的观点是：无论是邻避设施的利益分享还是其他补偿都需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
林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该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包含以下几种：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诱发者，主要是组织、安排、诱发事件的个人或组织；⑵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受害者，主要指突发事件中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组织；⑶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旁观者，是指身处事发现场但对突发事件仅起到观察和目击作用的个人和组织；⑷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应者，指对突发事件展开治理工作的个人或组织。[9]本文考察的是当研究对象利益受损时对群体性活动的支持态度，如果积极参与则会成为事件的诱发者，如果反对则会成为事件的旁观者。危机治理需要管理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关者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使不同利益相关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实现自身的演进，促进危机的解决。
由于“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多是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因此，通过考察被访者对有组织的群体性活动的支持态度，可以了解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度对事件诱发者和潜在诱发者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促使事件诱发者向旁观者身份转化，从而使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分中心所进行的“公共安全感调查”，调查时间为每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调查对象为覆盖上海全市17个区的居民。调查利用系统比例抽样，抽取33个街道办事处、镇、乡，65个居（村）委会，每一个居委（村）会抽取20-24户之间，每户调查1人，约对1500人进行了公共安全感调查。调查已连续进行了三年（2010～2012年）。
（二）描述分析
1.环境安全感下降明显。虽然环境风险日益被人们所关注，但是对人们的环境安全主观感受的调查和研究却不多见。受多发的环境污染事故的影响，上海市市民环境安全感近3年来呈连续下降的趋势，说明环境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市民的广泛担忧。而在2012年安全问题调查中，居住地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问题仅次于食品安全问题，在8类安全问题中名列第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民对环境问题的担忧。
表2：全市环境安全感三年的得分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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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类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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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对政府有信心，但对政府官员的印象较差。近一半的公众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枉法，涉及到官员腐败或无能的共占六成，这说明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低。此外，公众对政府近几年来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方面的总体表现和效果评价较高，持“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这两种负面评价的仅占12.9%。这说明公众在总体上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比较有信心。
表4：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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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与行动存在一定的差异。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了解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对于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并牵涉到自身时，有8.8%的人会参与到别人组织的上访、示威、游行等活动中去，而对此表示支持但不参加的占31.4%；不支持也不反对持中立态度的占42.6%，反对这样行为的仅占17.2%。而对于身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有38.1%的人表示反对一切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参加、不支持。这说明上海市的大部分市民对涉及到自身利益以及发生在自己周边的群体性事件都持比较理性的态度，也说明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与是否关系到自身利益有很大关系。
（三）回归分析
1.模型介绍。由于因变量是对群体性活动的支持程度（支持、中立和反对三个等级），是有序的分类变量，所以，选择定序对数比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简称OLR），该模型是对数比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的一种，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对数比率的变化量，若将之转换为指数，就可得到比率的变化量。OLR的特殊之处是对数累进比率回归模型，实际上是依次将多分类有序因变量划分为两个等级，得到关于不同分界点的概率比值的一组方程。若得到正的回归系数就是指有序因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因变量将提高一个及一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越大。
OLR的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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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1+ρ2+ρ3=1
2.变量描述。因变量是对群体性事件态度的设置。是通过题目“当公众利益（并涉及到您）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有人组织上访、示威、游行等活动时，您会采取什么态度？”构建的，将选项“⒈会积极参与到活动的组织中；⒉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⒊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不会参加；⒋不支持，也不反对；⒌反对这样的活动”中的1、2、3选项合并为“支持这样的活动”，其他两项保持不变。如表5所示。
表5：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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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结果。该模型的卡方值为77.778，在自由度为21的条件下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并且模型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Pearson检验的p值为0.432，Deviance检验的p值为0.302）和平行线检验（p值为0.418）。因此，模型完全符合OLR模型的各项假设和要求。
表6：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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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连接函数为Logit。
β在因变量一栏中的部分为每一个态度OLR的截距，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部分的则表示回归参数，表示对因变量的效应大小。回归参数为正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大的一端；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小的一端。通常不能直接解释回归系数β，而是通过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即exp（β）]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
由上表可知，四个自变量中除了“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没达到显著性程度外，其他三个自变量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统计结果部分地验证了假设1，并完全验证了假设2。
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81，这说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居住地污染程度的判断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81倍，也就是说，如果觉得居住地环境污染越严重，则越可能支持这样的群体性活动。对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判断越严重，则对居住地的环境安全感越低，而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感高低对是否支持群体性事件更有影响，这与前述的被访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群体性活动的支持度明显高于与己不相关的群体性活动类似，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大部分人可能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采取观望态度，但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件才会采取激烈的行为应对，因此，政府部门在邻避设施建设中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会取得较差的效果，细致耐心的工作方式、精确合理的补偿金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满意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57，这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群体性事件处理得越不满意，则倾向于反对群体性事件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57倍，即如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越不满意，则越倾向于支持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同样，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能力的信心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并且在四个自变量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最大，优势比为1.252，这说明对政府维护安全能力的信心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1.252倍。这两个变量说明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越满意，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越有信心，也就是说对政府信任度越高，则支持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小。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建立和培养需要政府在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化解或者处理好每一次群体性事件。
虽然控制变量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但需要说明的是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相比于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也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这些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对于“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风险的降低和化解，除了对“邻避设施”的选址要进行慎重、科学的权衡考虑以及用一定的生态补偿弥补利益方的损失外，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目前，“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事情发展过程中的“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使问题趋于复杂，最终导致公众利益因为急需的邻避设施停建而受损，受相关设施影响的居民也因为得不到生态补偿而失去了分享邻避设施收益的机会，进而导致“多输”的局面。而消除“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的倾向，应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公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水平着手。
由于政府是垃圾焚烧厂等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或者深度地参与了对环境有影响的经济项目（如PX项目），公众很难相信政府的相关解释和承诺，而在没有与相关居民达成协议时就强行建设，很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如果平时就集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那么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笔者认为，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⑴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⑵坚持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及时化解社会矛盾；⑶引入项目第三方监督机制；⑷促进利益受损公众的组织化，通过集体协商的方法对补偿金额和第三方监督进行表决。通常来讲，如果政府坚持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等原则，则公众会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也会促使“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环境安全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并且具体原理和危害程度并不为普通公众所知，容易导致邻避性设施周围的居民环境安全感降低，对所有可能危害健康的邻避性设施采取抵制行为，产生“非理性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知识水平，虽然对环境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群体性事件支持程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有研究表明，安全知识掌握得越好，相应的安全感水平会越高，公众只有准确、客观地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层级，才能做出理性的应对。另外，张郁认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众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等等，主要有易得性直觉偏差、代表性直觉偏差、归因偏差和信息处理偏差，这些偏差很容易使民众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发生错误，也容易导致“非理性化”。[10]对此，政府应该善用媒体，畅通信息渠道，防止谣言的传播。还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相信官方提供邻避性设施信息的基础。
【参考文献】
[1][5]陶特立，余德春，邱桃东.城市邻避性设施规划建设的思考与实践[M].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1.
[2]黄汇娟.邻避情结与邻避治理——番禺垃圾焚烧厂设置的个案分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02）：99-104.
[3]Kraft，M.E.and B.B.Clary，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Nimby Syndrome：Public Response to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J].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91.44（2）：299-328.
[4]汤汇浩.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07）：111-114.
[6]张效羽.环境公害设施选址的困境及其化解——以宁波市镇海PX项目争议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12，（12）：27-31.
[7]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J].学术界，2008，（02）：35-45.
[8]吉龙华，安树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04）：125-128.
[9]林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CAS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03）：79-85.
[10]张郁，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风险认知偏差及其应对[J].科技创业月刊，2012，（12）：166-167.
（责任编辑：牟春野）
β在因变量一栏中的部分为每一个态度OLR的截距，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部分的则表示回归参数，表示对因变量的效应大小。回归参数为正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大的一端；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小的一端。通常不能直接解释回归系数β，而是通过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即exp（β）]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
由上表可知，四个自变量中除了“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没达到显著性程度外，其他三个自变量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统计结果部分地验证了假设1，并完全验证了假设2。
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81，这说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居住地污染程度的判断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81倍，也就是说，如果觉得居住地环境污染越严重，则越可能支持这样的群体性活动。对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判断越严重，则对居住地的环境安全感越低，而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感高低对是否支持群体性事件更有影响，这与前述的被访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群体性活动的支持度明显高于与己不相关的群体性活动类似，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大部分人可能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采取观望态度，但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件才会采取激烈的行为应对，因此，政府部门在邻避设施建设中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会取得较差的效果，细致耐心的工作方式、精确合理的补偿金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满意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57，这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群体性事件处理得越不满意，则倾向于反对群体性事件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57倍，即如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越不满意，则越倾向于支持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同样，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能力的信心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并且在四个自变量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最大，优势比为1.252，这说明对政府维护安全能力的信心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1.252倍。这两个变量说明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越满意，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越有信心，也就是说对政府信任度越高，则支持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小。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建立和培养需要政府在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化解或者处理好每一次群体性事件。
虽然控制变量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但需要说明的是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相比于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也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这些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对于“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风险的降低和化解，除了对“邻避设施”的选址要进行慎重、科学的权衡考虑以及用一定的生态补偿弥补利益方的损失外，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目前，“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事情发展过程中的“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使问题趋于复杂，最终导致公众利益因为急需的邻避设施停建而受损，受相关设施影响的居民也因为得不到生态补偿而失去了分享邻避设施收益的机会，进而导致“多输”的局面。而消除“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的倾向，应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公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水平着手。
由于政府是垃圾焚烧厂等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或者深度地参与了对环境有影响的经济项目（如PX项目），公众很难相信政府的相关解释和承诺，而在没有与相关居民达成协议时就强行建设，很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如果平时就集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那么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笔者认为，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⑴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⑵坚持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及时化解社会矛盾；⑶引入项目第三方监督机制；⑷促进利益受损公众的组织化，通过集体协商的方法对补偿金额和第三方监督进行表决。通常来讲，如果政府坚持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等原则，则公众会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也会促使“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环境安全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并且具体原理和危害程度并不为普通公众所知，容易导致邻避性设施周围的居民环境安全感降低，对所有可能危害健康的邻避性设施采取抵制行为，产生“非理性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知识水平，虽然对环境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群体性事件支持程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有研究表明，安全知识掌握得越好，相应的安全感水平会越高，公众只有准确、客观地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层级，才能做出理性的应对。另外，张郁认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众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等等，主要有易得性直觉偏差、代表性直觉偏差、归因偏差和信息处理偏差，这些偏差很容易使民众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发生错误，也容易导致“非理性化”。[10]对此，政府应该善用媒体，畅通信息渠道，防止谣言的传播。还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相信官方提供邻避性设施信息的基础。
【参考文献】
[1][5]陶特立，余德春，邱桃东.城市邻避性设施规划建设的思考与实践[M].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1.
[2]黄汇娟.邻避情结与邻避治理——番禺垃圾焚烧厂设置的个案分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02）：99-104.
[3]Kraft，M.E.and B.B.Clary，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Nimby Syndrome：Public Response to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J].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91.44（2）：299-328.
[4]汤汇浩.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07）：111-114.
[6]张效羽.环境公害设施选址的困境及其化解——以宁波市镇海PX项目争议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12，（1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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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吉龙华，安树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04）：125-128.
[9]林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CAS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03）：79-85.
[10]张郁，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风险认知偏差及其应对[J].科技创业月刊，2012，（12）：166-167.
（责任编辑：牟春野）
β在因变量一栏中的部分为每一个态度OLR的截距，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部分的则表示回归参数，表示对因变量的效应大小。回归参数为正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大的一端；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自变量的增加，因变量更有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小的一端。通常不能直接解释回归系数β，而是通过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即exp（β）]来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
由上表可知，四个自变量中除了“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没达到显著性程度外，其他三个自变量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统计结果部分地验证了假设1，并完全验证了假设2。
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81，这说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居住地污染程度的判断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81倍，也就是说，如果觉得居住地环境污染越严重，则越可能支持这样的群体性活动。对居住地环境污染程度判断越严重，则对居住地的环境安全感越低，而全市环境安全感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感高低对是否支持群体性事件更有影响，这与前述的被访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群体性活动的支持度明显高于与己不相关的群体性活动类似，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大部分人可能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采取观望态度，但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件才会采取激烈的行为应对，因此，政府部门在邻避设施建设中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会取得较差的效果，细致耐心的工作方式、精确合理的补偿金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满意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优势比是0.857，这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群体性事件处理得越不满意，则倾向于反对群体性事件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0.857倍，即如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越不满意，则越倾向于支持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同样，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能力的信心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并且在四个自变量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最大，优势比为1.252，这说明对政府维护安全能力的信心增加1单位或提高1等级，则倾向于反对上访、游行等群体性活动一端的优势比是倾向于支持的1.252倍。这两个变量说明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越满意，对政府维护环境安全越有信心，也就是说对政府信任度越高，则支持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小。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建立和培养需要政府在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化解或者处理好每一次群体性事件。
虽然控制变量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但需要说明的是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相比于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也更容易支持群体性活动。这些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对于“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风险的降低和化解，除了对“邻避设施”的选址要进行慎重、科学的权衡考虑以及用一定的生态补偿弥补利益方的损失外，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目前，“邻避效应”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事情发展过程中的“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使问题趋于复杂，最终导致公众利益因为急需的邻避设施停建而受损，受相关设施影响的居民也因为得不到生态补偿而失去了分享邻避设施收益的机会，进而导致“多输”的局面。而消除“泛政治化”和“非理性化”的倾向，应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公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水平着手。
由于政府是垃圾焚烧厂等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或者深度地参与了对环境有影响的经济项目（如PX项目），公众很难相信政府的相关解释和承诺，而在没有与相关居民达成协议时就强行建设，很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如果平时就集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那么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笔者认为，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⑴加强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⑵坚持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及时化解社会矛盾；⑶引入项目第三方监督机制；⑷促进利益受损公众的组织化，通过集体协商的方法对补偿金额和第三方监督进行表决。通常来讲，如果政府坚持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等原则，则公众会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也会促使“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环境安全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并且具体原理和危害程度并不为普通公众所知，容易导致邻避性设施周围的居民环境安全感降低，对所有可能危害健康的邻避性设施采取抵制行为，产生“非理性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高公众的环境安全知识水平，虽然对环境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群体性事件支持程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有研究表明，安全知识掌握得越好，相应的安全感水平会越高，公众只有准确、客观地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层级，才能做出理性的应对。另外，张郁认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众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等等，主要有易得性直觉偏差、代表性直觉偏差、归因偏差和信息处理偏差，这些偏差很容易使民众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发生错误，也容易导致“非理性化”。[10]对此，政府应该善用媒体，畅通信息渠道，防止谣言的传播。还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相信官方提供邻避性设施信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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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