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影响研究
戴红彬 杨建科
摘? ?要： 绿色发展既是经济发展又不能过度透支环境，也就是说，绿色发展一方面要实现经济的不断发展，也要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二者要共同实现，缺一不可。因此，描述绿色发展要同时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指标的共同作用。在研究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时，要考虑环境治理、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创新、外资利用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应从理论上分析影响绿色发展的可能因素，确定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同时加入一些控制变量;要收集获取相关变量的历史数据，并对部分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根据研究变量建立地区面板模型，研究我省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能够得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能源结构; 绿色发展; 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06?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10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54-07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关系人民福祉的重大决策，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研究我国绿色发展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笔者从模型的角度来研究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的提法包括“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低碳经济”等，虽然叫法不同，但本质没有太大差别。[1]这里主要梳理了2000年以后的有关概念。Reardon（2007）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将“绿色经济”定义为“资源、生态限制内最大化人类幸福”。[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8）将“绿色经济”定义为：“提高人类福祉、改善社会平等，降低环境风险，改善生态稀缺的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亚太经合会（UNESCAP2005）第五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发布《经济增长：超越危机》，呼吁全球绿色增长，认为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经济。[4]
Weaver（2005）认为，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将是21世纪驱动和协调创新活动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绿色创新。[5]Barbier（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摒弃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能源专项实现低碳高效发展。[6]Makower（2012）认为：绿色低碳是面对新能源与气候危机下，人类必须尽快适应未来的绿色前景进行变革。[7]2012年，在“里约+20”峰会上，全球各国进一步凝聚绿色发展的共识，刷新了绿色经济模式的多元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更是将“绿色发展经济”作为2012年的主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過渡。罗马俱乐部（2013）再次发布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自然资源、经济、能源、气候、城市化等细节问题，对未来40年世界宏观经济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8]总的来看，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在概念和方向方面较多，关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国外可参照的文献较少。
（二）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但同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在各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我国逐步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构想，为我国提出的绿色转型战略决策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就绿色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概念内涵、发展模式、战略对策、指标体系、实践应用等等。
关于绿色发展的概念主要包括绿色经济、绿色改革、绿色创新等等。胡鞍钢（2003）在绿色中国首届论坛上提出，绿色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我国绿色发展首要问题是绿色改革。[9]夏光（2010）指出绿色经济包含了新的绿色增长点，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可再生能源、服务业及高新科技等。[10]牛文元（2013）提出中国绿色发展的五大主题，强调科技创新、供给协调、管理优化三方面的协同进步。[11]
在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陈静（2012）将城市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城市支持系统和城市协调系统两大类，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是绿色转型。[12]孙毅（2012）认为，资源型区域必须选择绿色转型模式，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变，步入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13]车亮亮（2015）针对能源产业的粗放增长和黑色增长提出了能源产业绿色转型的三维分析框架，并从能源全生命周期、能源利益相关者共赢和能源绿色转型能力建设三个角度提出了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14]刘学敏（2015）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认为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四方面障碍，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15]
在绿色发展战略方面，刘燕华（2010）認为，绿色发展需要循环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三大技术支撑。[16]金鉴明（2015）认为，绿色发展要以绿色技术和绿色创新来支撑，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制度创新。[17]王永芹（2014）认为，创新驱动是加快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18]彭斯震（2014）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要克服传统产业锁定、新型绿色产业内需疲软，以及资源价格与价值扭曲。[19]
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方面，顾海兵（2003）提出了包括空气质量、废水排放量、固体废物量等指标的中国经济绿色指数。[20]陈龙桂（2011）构建了包括耕地保有量和增加量等26个评估指标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1]李佐军（2013）从减排、增绿、资源结构优化、资源约束以及竞争力提升五个方面构建了绿色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2]陈劭锋（2013）提出资源环境绩效指数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与对比分析，以揭示各国绿色发展水平在世界的地位及动态变化趋势。[23]严耕（2015）首次提出了包括中国省文明发展指数、中国绿色生产水平指数和中国绿色生产发展指数系列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实现了综合性量化评价。[24]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2016）联合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程度七个方面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评价，并于2017年首次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布。[25]
二、陕西绿色发展现状
（一）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升
1. 人均GDP持续上升。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准。十八大以来，我省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全省人均GDP 57266元，同比增长7.3%，比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近些年的增速看，虽然2012-2016年增速逐步放缓，从12.6%下降到7.1%，但2017年增速开始回升，呈现出触底上升的趋势。
2. 三产占比不断提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升。2017年我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263.98亿元，同比增长8.7%，占GDP比重为42.3%，比2012年提高7.6个百分点，我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步提高，2017年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46.1%，比2012年提高13.7个百分点。
3.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十八大以来，我省牢牢把握稳中有升、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积极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65元，同比增长9.2%，比2012年增长78.1%，这是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0元，同比增长8.3%，比2012年增长48.6%。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1. 单位GDP能耗下降。单位GDP能耗是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可以反映地区能源利用效率。2017年我省单位GDP能耗下降4.19%，比2016年提高0.36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0.65个百分点，我省能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从每年下降率来看，除2015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单位GDP能耗下降率均逐步提高，表明我省能源利用效率有加快趋势。
2. 清洁能源比重提升。清洁能源的生产与利用结构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十八大以来我省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发展，为我省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省清洁能源主要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其利用形式基本是发电。从生产端来看，2017年我省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723万吨标煤（等价值），同比增长46.8%，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1.4%，比2016年提高0.34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0.71个百分点。从消费端看，2017年我省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5.77%，比2016年提高1.7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2.92个百分点。表明我省清洁能源的生产与利用结构逐步优化。
3. 单位GDP用水量下降。单位GDP用水量表示地区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十八大以来，全省用水量有所上升，但其增速慢于GDP增速，总体来看，单位GDP用水量成下降趋势。2017年全省单位GDP用水量为42.66立方米/万元，同比下降5.2%。从每年的下降率看，虽然下降率放缓，但单位GDP用水量逐年下降，2017年比2012年下降69.2%，水资源总的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三）城镇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十八大以来，我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我省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断下降。2017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96390吨，比2012年下降63.4%;氨氮排放量为26470吨，比2012年下降57.2%;二氧化硫排放量279359吨，同比下降12.2%，比2012年下降66.9%;氮氧化物排放量339803吨，同比下降10.6%，比2012年下降58%;烟（粉）尘排放量236687吨，同比下降17.7%，比2012年下降48.8%。
2. 垃圾、污水处理率提高。垃圾、污水等废物处理情况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面，是地区是否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2012年以来，我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高污染物处理能力，垃圾、污水处理率不断提升。2017年我省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92.44%，比2016年提高1.08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8.96%，比2016年提高0.43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1.73个百分点。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上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城镇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可以反映城镇绿化情况，是展示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2012年以来，我省加强城市环境建设，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逐步提高。2017年全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2.64平方米/人，比2016年增加0.34平方米/人，比2012年增加1.06平方米/人。
（四）绿色生活理念逐步形成
1.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上升。近些年来我省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伴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燃油汽车产生的废气对环境带来不小的污染。为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我国逐步提高燃油质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减少废气排放。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十八大以来，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成为新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从近五年的情况看，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基本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速度异常迅猛。
2. 公共交通客运量增加。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是城镇居民绿色出行的重要标志，是反应地区是否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为了缓解城市拥堵、缩短居民出行时间，为城镇居民提供出行便利，我省省会西安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同时在各城市布设共享单车，鼓励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我省公共交通客运量显著上升。2017年我省公共交通客运量为42.39万人次，同比增长2.2%，比2012年增长6.4%，我省绿色出行正逐步提升。
3.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下降。公共机构节能对全社会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近些年我省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成绩显著，为带动全社会坚持节能低碳，绿色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我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为，同比下降3.87%，从近些年下降率看，2012年以来我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每年均保持3%以上的下降率，并且2017年是近六年下降速度最高的一年，为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笔者的研究样本为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区数据（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暂不考虑），共包含330个样本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变量的选择
笔者的研究对象是绿色发展，因此，因变量为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采用超效率模型测度，用固定资本存量、能源消费量、用水量和就业人数作为投入变量，用环境污染排放量表示坏产出来反映环境约束，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好产出。自变量为对绿色发展可能造成影响的有关变量，包括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环保治理力度等因素。同时要考虑一些控制变量带来的影响，包括科技创新、外资利用等。
1. 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比重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该指标是逆向指标。煤炭消费占比低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煤炭消费占比高，绿色发展水平低。火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可以表示煤炭消费比重，因此，本文选择火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代表能源结构（ES）。
2. 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可以用能源产出率表示，能源产出率是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反映单位能源的产出情况。该项指标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EE）。
3. 环保治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反映环保治理情况，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表示（EG）。
4.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科技创新可以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本文选择年度R&D经费投入表示，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年度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示（RD）。
5. 外资利用。同样用外商投资强度即外商投资占年度GDP比重表示（FDI）。
（三）计量分析
笔者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采用面板模型对全国各地区数据进行分析。
1. 单位根检验结果。Eviews单位根检验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通常只要同时通过LLC、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即认为序列平稳。分别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其中，GI是绿色发展水平，ES是能源结构，EE是能源利用效率，EG是污染治理，RD是创新投入，FDI是外资利用。
2. 协整检验结果。RD和EE为同阶单整序列，其他序列为水平平稳序列，并且RD和EE与GI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各序列之间可进行协整检验，笔者对各序列分别进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两个检验结果均显示，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結构和能源利用效率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由于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更可靠，最终接受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3. 面板模型的选择。通常通过协方差检验来选择模型，首先计算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1，然后计算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2，最后计算无个体影响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3。计算统计量F2，
如果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选择不变系数模型。计算统计量F1，
如果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拒绝假设H1，选择变系数模型，否则选择变截距模型。
协方差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地区截面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模型的形式为：
4. 回归模型诊断。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以全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可选择固定影响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在对模型估计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整个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76768，残差平方和为0.7219，F统计量为35.23，DW值为2.62，并且回归残差序列平稳。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5. 回归结果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各地区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看，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情况差别较大。
（1）环境治理对部分省份贡献显著。研究表明，环境治理对个别省份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的影响不显著。全国6个省份的环境治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环境治理对少数省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来说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最高的是广西，为3.11。
（2）科技创新对少数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等3省份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共有3个省份的回归系数显著。从回归系数看，廣西最高为4.82，陕西最低为0.16。结果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回归系数显著性较强，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3）外资利用对个别省份贡献明显。实证分析结果显示，6个省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具有显著影响，其他省份影响不显著。重庆、广西、河北等省份外资利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总体来看，影响较小，陕西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影响不显著。
（4）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基本不显著。结果显示，能源利用效率对各省份影响基本不显著，对湖南、江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系数来看，江西较高，系数为0.78，陕西影响不显著。
（5）能源结构对部分省份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对5省份具有显著影响。海南、湖北、青海、陕西和新疆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表明过去十年这五个地区的能源结构与绿色发展基本保持同步水平。从回归系数看，能源结构影响较大，青海最高，为-11.25。
四、结论
1. 环境治理对陕西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研究表明，陕西环境治理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陕西环境治理投资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
2. 科技创新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系数较小，影响较弱。
3. 外资利用对陕西绿色发展无显著作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陕西外资利用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
4. 能源利用效率并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研究显示，陕西能源利用效率无法拒绝原假设，能源利用效率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表明过去十年，陕西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未提高陕西绿色发展水平。
5. 能源结构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明显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陕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从影响系数看，回归系数为-0.71，表明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五、建议
（一）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能够促进我省绿色发展水平。我省要牢牢抓住教育科研这一重要优势资源，继续发挥我省优势，持续推动我省绿色发展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全省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研发环境。另一方面要提高研发成果的实际转化能力，将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不断促进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作为我省的主要能源产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对绿色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煤炭消费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较大影响。因此，对我省而言，要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势在必行。火力发电是我省煤炭使用的重要方面，在推进火电厂超净排放改造的同时，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同时逐步淘汰老、破、小和排放不达标电厂。散煤治理也是控制煤炭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我省散煤治理已见成效，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三）优化产业结构
我省是能源大省，长期以来，能源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对能源的依赖度相对较高，这就导致我省产业结构偏工、偏重、偏煤。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倒逼我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转变能源生产和转化方式，着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发展能源消费少、经济效益高的装备制造业，同时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金融、信息、科技研发、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四）加大环境治理保护
从研究结果来看，环境治理投入对绿色发展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我省环境治理投入较小，影响较弱，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加大环境治理保护，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今后我省要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不断提升我省绿色发展水平。要继续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改善和解决危害环境的有关问题。要坚持源头防治、全民共治，加强污染源治理，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要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快解决江河湖泊污染问题，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通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加大固体废物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土壤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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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绿色发展既是经济发展又不能过度透支环境，也就是说，绿色发展一方面要实现经济的不断发展，也要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二者要共同实现，缺一不可。因此，描述绿色发展要同时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指标的共同作用。在研究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时，要考虑环境治理、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创新、外资利用等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应从理论上分析影响绿色发展的可能因素，确定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同时加入一些控制变量;要收集获取相关变量的历史数据，并对部分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根据研究变量建立地区面板模型，研究我省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能够得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能源结构; 绿色发展; 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06?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10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54-07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关系人民福祉的重大决策，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研究我国绿色发展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笔者从模型的角度来研究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的提法包括“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低碳经济”等，虽然叫法不同，但本质没有太大差别。[1]这里主要梳理了2000年以后的有关概念。Reardon（2007）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将“绿色经济”定义为“资源、生态限制内最大化人类幸福”。[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8）将“绿色经济”定义为：“提高人类福祉、改善社会平等，降低环境风险，改善生态稀缺的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亚太经合会（UNESCAP2005）第五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发布《经济增长：超越危机》，呼吁全球绿色增长，认为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经济。[4]
Weaver（2005）认为，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将是21世纪驱动和协调创新活动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绿色创新。[5]Barbier（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摒弃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能源专项实现低碳高效发展。[6]Makower（2012）认为：绿色低碳是面对新能源与气候危机下，人类必须尽快适应未来的绿色前景进行变革。[7]2012年，在“里约+20”峰会上，全球各国进一步凝聚绿色发展的共识，刷新了绿色经济模式的多元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更是将“绿色发展经济”作为2012年的主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過渡。罗马俱乐部（2013）再次发布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自然资源、经济、能源、气候、城市化等细节问题，对未来40年世界宏观经济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8]总的来看，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在概念和方向方面较多，关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国外可参照的文献较少。
（二）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但同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在各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我国逐步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构想，为我国提出的绿色转型战略决策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就绿色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概念内涵、发展模式、战略对策、指标体系、实践应用等等。
关于绿色发展的概念主要包括绿色经济、绿色改革、绿色创新等等。胡鞍钢（2003）在绿色中国首届论坛上提出，绿色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我国绿色发展首要问题是绿色改革。[9]夏光（2010）指出绿色经济包含了新的绿色增长点，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可再生能源、服务业及高新科技等。[10]牛文元（2013）提出中国绿色发展的五大主题，强调科技创新、供给协调、管理优化三方面的协同进步。[11]
在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陈静（2012）将城市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城市支持系统和城市协调系统两大类，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是绿色转型。[12]孙毅（2012）认为，资源型区域必须选择绿色转型模式，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变，步入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13]车亮亮（2015）针对能源产业的粗放增长和黑色增长提出了能源产业绿色转型的三维分析框架，并从能源全生命周期、能源利益相关者共赢和能源绿色转型能力建设三个角度提出了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14]刘学敏（2015）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认为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四方面障碍，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15]
在绿色发展战略方面，刘燕华（2010）認为，绿色发展需要循环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三大技术支撑。[16]金鉴明（2015）认为，绿色发展要以绿色技术和绿色创新来支撑，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制度创新。[17]王永芹（2014）认为，创新驱动是加快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18]彭斯震（2014）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要克服传统产业锁定、新型绿色产业内需疲软，以及资源价格与价值扭曲。[19]
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方面，顾海兵（2003）提出了包括空气质量、废水排放量、固体废物量等指标的中国经济绿色指数。[20]陈龙桂（2011）构建了包括耕地保有量和增加量等26个评估指标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1]李佐军（2013）从减排、增绿、资源结构优化、资源约束以及竞争力提升五个方面构建了绿色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2]陈劭锋（2013）提出资源环境绩效指数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与对比分析，以揭示各国绿色发展水平在世界的地位及动态变化趋势。[23]严耕（2015）首次提出了包括中国省文明发展指数、中国绿色生产水平指数和中国绿色生产发展指数系列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实现了综合性量化评价。[24]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2016）联合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程度七个方面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评价，并于2017年首次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布。[25]
二、陕西绿色发展现状
（一）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升
1. 人均GDP持续上升。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准。十八大以来，我省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全省人均GDP 57266元，同比增长7.3%，比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近些年的增速看，虽然2012-2016年增速逐步放缓，从12.6%下降到7.1%，但2017年增速开始回升，呈现出触底上升的趋势。
2. 三产占比不断提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升。2017年我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263.98亿元，同比增长8.7%，占GDP比重为42.3%，比2012年提高7.6个百分点，我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步提高，2017年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46.1%，比2012年提高13.7个百分点。
3.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十八大以来，我省牢牢把握稳中有升、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积极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65元，同比增长9.2%，比2012年增长78.1%，这是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我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0元，同比增长8.3%，比2012年增长48.6%。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1. 单位GDP能耗下降。单位GDP能耗是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可以反映地区能源利用效率。2017年我省单位GDP能耗下降4.19%，比2016年提高0.36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0.65个百分点，我省能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从每年下降率来看，除2015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单位GDP能耗下降率均逐步提高，表明我省能源利用效率有加快趋势。
2. 清洁能源比重提升。清洁能源的生产与利用结构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十八大以来我省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发展，为我省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省清洁能源主要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其利用形式基本是发电。从生产端来看，2017年我省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723万吨标煤（等价值），同比增长46.8%，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1.4%，比2016年提高0.34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0.71个百分点。从消费端看，2017年我省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5.77%，比2016年提高1.7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2.92个百分点。表明我省清洁能源的生产与利用结构逐步优化。
3. 单位GDP用水量下降。单位GDP用水量表示地区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十八大以来，全省用水量有所上升，但其增速慢于GDP增速，总体来看，单位GDP用水量成下降趋势。2017年全省单位GDP用水量为42.66立方米/万元，同比下降5.2%。从每年的下降率看，虽然下降率放缓，但单位GDP用水量逐年下降，2017年比2012年下降69.2%，水资源总的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三）城镇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十八大以来，我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我省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断下降。2017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96390吨，比2012年下降63.4%;氨氮排放量为26470吨，比2012年下降57.2%;二氧化硫排放量279359吨，同比下降12.2%，比2012年下降66.9%;氮氧化物排放量339803吨，同比下降10.6%，比2012年下降58%;烟（粉）尘排放量236687吨，同比下降17.7%，比2012年下降48.8%。
2. 垃圾、污水处理率提高。垃圾、污水等废物处理情况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面，是地区是否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2012年以来，我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高污染物处理能力，垃圾、污水处理率不断提升。2017年我省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92.44%，比2016年提高1.08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8.96%，比2016年提高0.43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1.73个百分点。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上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城镇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可以反映城镇绿化情况，是展示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2012年以来，我省加强城市环境建设，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逐步提高。2017年全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2.64平方米/人，比2016年增加0.34平方米/人，比2012年增加1.06平方米/人。
（四）绿色生活理念逐步形成
1.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上升。近些年来我省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伴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燃油汽车产生的废气对环境带来不小的污染。为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我国逐步提高燃油质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减少废气排放。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十八大以来，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成为新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从近五年的情况看，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基本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速度异常迅猛。
2. 公共交通客运量增加。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是城镇居民绿色出行的重要标志，是反应地区是否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为了缓解城市拥堵、缩短居民出行时间，为城镇居民提供出行便利，我省省会西安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同时在各城市布设共享单车，鼓励城镇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我省公共交通客运量显著上升。2017年我省公共交通客运量为42.39万人次，同比增长2.2%，比2012年增长6.4%，我省绿色出行正逐步提升。
3.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下降。公共机构节能对全社会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近些年我省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成绩显著，为带动全社会坚持节能低碳，绿色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我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为，同比下降3.87%，从近些年下降率看，2012年以来我省公共机构人均能耗每年均保持3%以上的下降率，并且2017年是近六年下降速度最高的一年，为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笔者的研究样本为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区数据（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暂不考虑），共包含330个样本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变量的选择
笔者的研究对象是绿色发展，因此，因变量为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采用超效率模型测度，用固定资本存量、能源消费量、用水量和就业人数作为投入变量，用环境污染排放量表示坏产出来反映环境约束，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好产出。自变量为对绿色发展可能造成影响的有关变量，包括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环保治理力度等因素。同时要考虑一些控制变量带来的影响，包括科技创新、外资利用等。
1. 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比重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该指标是逆向指标。煤炭消费占比低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煤炭消费占比高，绿色发展水平低。火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可以表示煤炭消费比重，因此，本文选择火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代表能源结构（ES）。
2. 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可以用能源产出率表示，能源产出率是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反映单位能源的产出情况。该项指标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EE）。
3. 环保治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反映环保治理情况，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表示（EG）。
4.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科技创新可以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本文选择年度R&D经费投入表示，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年度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示（RD）。
5. 外资利用。同样用外商投资强度即外商投资占年度GDP比重表示（FDI）。
（三）计量分析
笔者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采用面板模型对全国各地区数据进行分析。
1. 单位根检验结果。Eviews单位根检验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通常只要同时通过LLC、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即认为序列平稳。分别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其中，GI是绿色发展水平，ES是能源结构，EE是能源利用效率，EG是污染治理，RD是创新投入，FDI是外资利用。
2. 协整检验结果。RD和EE为同阶单整序列，其他序列为水平平稳序列，并且RD和EE与GI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各序列之间可进行协整检验，笔者对各序列分别进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两个检验结果均显示，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結构和能源利用效率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由于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更可靠，最终接受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3. 面板模型的选择。通常通过协方差检验来选择模型，首先计算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1，然后计算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2，最后计算无个体影响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3。计算统计量F2，
如果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选择不变系数模型。计算统计量F1，
如果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拒绝假设H1，选择变系数模型，否则选择变截距模型。
协方差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地区截面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模型的形式为：
4. 回归模型诊断。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以全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可选择固定影响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在对模型估计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整个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76768，残差平方和为0.7219，F统计量为35.23，DW值为2.62，并且回归残差序列平稳。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5. 回归结果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各地区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看，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情况差别较大。
（1）环境治理对部分省份贡献显著。研究表明，环境治理对个别省份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的影响不显著。全国6个省份的环境治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环境治理对少数省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来说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最高的是广西，为3.11。
（2）科技创新对少数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等3省份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共有3个省份的回归系数显著。从回归系数看，廣西最高为4.82，陕西最低为0.16。结果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回归系数显著性较强，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3）外资利用对个别省份贡献明显。实证分析结果显示，6个省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具有显著影响，其他省份影响不显著。重庆、广西、河北等省份外资利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总体来看，影响较小，陕西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影响不显著。
（4）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基本不显著。结果显示，能源利用效率对各省份影响基本不显著，对湖南、江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系数来看，江西较高，系数为0.78，陕西影响不显著。
（5）能源结构对部分省份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对5省份具有显著影响。海南、湖北、青海、陕西和新疆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表明过去十年这五个地区的能源结构与绿色发展基本保持同步水平。从回归系数看，能源结构影响较大，青海最高，为-11.25。
四、结论
1. 环境治理对陕西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研究表明，陕西环境治理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陕西环境治理投资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
2. 科技创新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系数较小，影响较弱。
3. 外资利用对陕西绿色发展无显著作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陕西外资利用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
4. 能源利用效率并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研究显示，陕西能源利用效率无法拒绝原假设，能源利用效率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表明过去十年，陕西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未提高陕西绿色发展水平。
5. 能源结构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明显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陕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从影响系数看，回归系数为-0.71，表明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五、建议
（一）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能够促进我省绿色发展水平。我省要牢牢抓住教育科研这一重要优势资源，继续发挥我省优势，持续推动我省绿色发展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全省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研发环境。另一方面要提高研发成果的实际转化能力，将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不断促进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作为我省的主要能源产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对绿色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煤炭消费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较大影响。因此，对我省而言，要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势在必行。火力发电是我省煤炭使用的重要方面，在推进火电厂超净排放改造的同时，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同时逐步淘汰老、破、小和排放不达标电厂。散煤治理也是控制煤炭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我省散煤治理已见成效，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三）优化产业结构
我省是能源大省，长期以来，能源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对能源的依赖度相对较高，这就导致我省产业结构偏工、偏重、偏煤。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倒逼我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转变能源生产和转化方式，着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发展能源消费少、经济效益高的装备制造业，同时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金融、信息、科技研发、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四）加大环境治理保护
从研究结果来看，环境治理投入对绿色发展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我省环境治理投入较小，影响较弱，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加大环境治理保护，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今后我省要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不断提升我省绿色发展水平。要继续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改善和解决危害环境的有关问题。要坚持源头防治、全民共治，加强污染源治理，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要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快解决江河湖泊污染问题，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通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加大固体废物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土壤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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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