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
张丽娜
摘? ?要：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关键词： 社区治理; 社会创新; 生活共同体; 跨部门合作
中图分类号： C916?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02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12-05
一、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中，生活节奏的日渐加快，社区成为观察居民日常生活的时空视域，同时也是人们行动发生的主要社会场域之一。人在社区中，通过对共同体中他者行动意义的解读，不断重构自己的行为模式，最终互构和共构了城市生活模式化的范本，一个人人都想逃离，但却又为之着迷的理性牢笼和异化之域。就像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接连不断的瞬息万变之中，这导致市民相互之间个性有余，连带不足，矜持与陌生互相建构。文明的城市生活逐渐缺乏激情、过度理性、高度专业化与程式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个人与公共领域的疏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日渐式微，甚至被撕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笔下的美国现代社区新呈现的“Bowling Alone”现象一样。这些发生在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变化对传统社区功能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挑战。事实证明，原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单一模式的社区管理不再适应新时期城市社区居民的功能需求，由此，社区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社会创新。
创新概念源自熊彼特，但是真正提出社会创新的是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ker）。他认为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社会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层面，不应该只是技术的，而可能是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改变、生活风格和价值的改变等。通过新的做法满足社会需求，提升社会福祉就是社会创新（陈东升，2014）。学者王铭、朱晓红（2009）提出社会创新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基本理念、组织结构和制度建设的创新过程，是在旧的社会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运作模式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对旧的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否定和大胆改革，也包含建构新的理念、组织和制度的种种积极尝试和探索。
对社会管理方式、过程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运行机制进行社会创新的探索和试验，近年来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它试图摆脱传统的那种由政府自上而下搭台唱“独角戏”状态，而是倡导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不同部门和领域合作互动、共治共建共享的理念，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为宗旨，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和主体，采用更加科学、专业和高效方法来应对市场和政府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失灵和不足问题。推动社会创新已经逐步成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缓和社会突出矛盾、化解社会主要问题、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
因此，为了重建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共同体，促进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内人们彼此的交流与互动，强化邻里纽带关系，凝聚全体居民的社区意识，增强社区认同与归属，可以通过跨部门合作共同探索新时期社区治理模式。
二、 跨部门合作的概念解读
按照Gray的观点，跨部门合作（cross-sector alliance）指的是政府部门、商业部门以及公共、非营利组织之间两个或者多个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合作形式（蔡宁，孙文文，江伶俐，2014）。这些组织由于部门性质不同，往往会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审视和思考，从而有助于产生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带来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从组合的形式来看，跨部门合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政府与商业部门的合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商业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三个部门共同合作的形式。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跨部门合作、跨界合作、跨部门联盟、部门间合作以及社会伙伴关系的内涵基本上一致，均是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政府可以通过将更多的社会服务主体引入到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供给中来，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服务的精准性，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出现的失灵问题，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CSR”的今天，企业的发展空间与其在社会中的形象有密切关系，它需要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扩大自身社会影响与知名度。非营利组织也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市场经济中，寻求和政府、企业的合作机会，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实践公益使命。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适应性和永续发展，彼此之间形成互惠、互利、合作的共生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本文所要探讨的跨部门合作指的是在探索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①之间的跨部门分工协作。
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前提条件
（一）使命驱动
不同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如果只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或目的，没有彼此之间共同使命的驱动很难持久。在社会公共领域，正如人类的婚配世界一样，金钱并不是人们结合的正当理由，而使命却可能是彼此结合的真正原因（韩莹莹、张强、王峥，2016）。通过合作可能会有一些经济收益或者是各自目标的实现，但是最持久的关系建构还是那些为了共同使命而彼此合作的组织行为。本文要讨论的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了共同营造城市社区这个公共使命而开展跨界合作。
（二）相互信任
信任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在跨部门合作中，只有彼此互信才能减少部门间的冲突、增进部门间的沟通，保障合作效率，实现共同目标。互信也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社区治理项目合作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缺少部门间的信任，城市社区治理的效果或者结果都大受影响甚至中途夭折。当然合作过程中及时、透明沟通，彼此了解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三）地位平等
跨部門合作中的各方都是独立的，合作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基础之上。许多国家的实证经验说明如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同时又明确彼此的责任，双方的关系不是控制与被控制式而是平等合作式，那么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机制将会很好地运行。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合作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要找准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平等协作。
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优势所在
为了弥补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国家实行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缺陷，纠正了市场失灵。然而，政府本身也有其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也出现失灵的状况。这时，人们寄希望于非营利组织，认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性、非营利性、灵活性等特点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美国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认为非政府部门和市场、政府一样也有局限性，存在着志愿失灵的可能。目前，在中国的社区服务中，这三种失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Kooiman（1993）也认为现今社会的管理方式已经进入治理的时代，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单一权威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是与社会中的行动者居于平等地位的互动过程（江明修，2010）。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在功能互补、资源整合、分工协作方面的优势，推进社区治理从传统的单一管理主体向现代的多元主体参与转变。
（一）功能互补
从功能角度出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三种关系模式：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缺①。三者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领域，各自的主体和组织目标均不相同。政府主要给公众提供基本的服务需求，而企业作为盈利部门主要是满足市场中个性化的需求，而作为“调节变量”的社会组织，因为其自身专业、精干、高效的特点，能弥补和替代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能直面社会公众的不同需求，从而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有效果的服务。功能互补是三方跨界合作的重要特色与目的。下面我们将分析社会治理跨部门合作的案例，也是致力于构建新型的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社区居民的积极共同参与，打造新时代的社区治理与服务新模式。
（二）资源整合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部门所属的专业领域不同，由此各自拥有的资源优势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跨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各个部门自身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与融合，达到“1+1+1>3”的效果。政府可以提供的资源有政策上的规范与扶持，企业可以提供项目资金、企业志愿者、协助公共服务产品开发与活动开展等资源，而社会组织可以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同时还可以服务专业人才的培训以及直接开展各种服务项目。
（三）分工协作
跨部门合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同领域的各方要彼此协同合作，与此同时，却要重视角色和工作分工的重要性。现代新型社区治理，要求政府要进行职能和工作的分解，角色的及时转变，从原来社区服务的生产者和直接提供者，转变为制度建设者、政策制定者与扶持者、服务购买者。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关系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并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来引导社区治理与社区善治的发展，社会组织和企业负责在具体的服务实施中发挥作用，承担各自角色。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与服务供给中的联动嵌入的善治合作模式。
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过程
跨部门合作特别是三个及以上部门之间合作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彼此合作的达成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经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目标制定和战略规划的自我觉察;
决定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寻找潜在的合作部门;
部门相关负责人初步接洽会谈;
评估共同的利益;
同步分析：全面分析合作伙伴的背景、现状及未来合作的潜力;
进一步商谈合作细节;
签订合约并开展合作。
六、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案例分析
（一）合作方背景
政府方面：参与合作的政府部门主要是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近几年，苏州市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创新，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在转变治理观念、完善自治功能、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
企业方面：参与合作的企业是正荣集团的正荣置业、正荣物业。正荣集团是一家致力于缔造品质都市生活、以大型城市综合体与复合社区开发为主、集商业投资运营、物业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大型房地产开发集团。
社会组织方面：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合作的社会组织一个是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这是一家由乐仁乐助公益团队创立的社会组织连锁品牌，以“再生产社会”为核心使命，全力打造的一家“综合型、枢纽型、平台型”的社会组织。
另一个社会组织是正荣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是2013年3月由正荣集团捐资成立的。该会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综合性跨界公益平台，关注城市社区治理、公益行业推动、城市文化创新三大领域。“你好社区”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城市社区治理项目，该项目以自然教育和公共空间营造为两大立足点，针对正荣集团开发的城市楼盘项目，依托社区书院和社区农园，整合城市NGO资源，为社区提供创新公益服务，同时引导居民参与运营公共空间，开展多元的社区公共行动，提升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邻里关系，营造人与地相连接、人与人相信任、健康、互助的城市新社区。
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以位于正荣置业开发的正荣国领社区内的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为载体，秉持“晴耕雨读”的理念，通过开展社区教育、亲子阅读、手作分享、农耕体验、种植互助、自然教育等活动进行项目运作。正荣集团的正荣置业负责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的设计和建造，承担前期运营成本，专人对接，协调相关事宜;正荣物业配合活动招募和宣传，为其提供空间基本维护;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空间设计的介入和后期布置、资源的引入和对接，对空间进行管理和运营。“你好社区” 项目负责人告知笔者，该书院2014年建成之后，前期苦于在苏州市找不到合适的社区类社会组织与其进行项目合作，社区书院以及与之连体的社区认知园只能由“你好社区”项目来负责，运营两年后终于找到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
（二）合作过程
政府这方面主要是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它本身有些社区项目想要落地的，也想通过社区打造的公共空间一起承载下来。希望此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今后将在各个社区进行推广，集成公益服务、公益资源、公益交互，形成共享、共建、共治的社区发展新模式，会让社区更美好。周秋华女士说政府这方面工作主要由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来调动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正荣集团作为社会责任感企业，不仅仅建筑生活，更想创作生活。正荣认为社区不仅是有舒适温暖、精工细造的房子，更应该有公共空间。而社区的公共空间不单单是为社区提供社区服务，还有挖掘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彼此连结、互助合作的可能，并设想把这种社区公共空间营造标准化、样板化，复制到其他楼盘。前期只由正荣基金会“你好社区”项目运营非常吃力，迫切需要寻找专业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共同进行社区治理。
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进来服务领域主要在社会组织孵化和公益创投等方面，参与社区服务的工作不是很多。国家近几年提倡基层社会治理，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作为一个起于社工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也在寻找参与社区治理与营造的项目。
正荣公益基金会“你好社区”项目负责人告知合作过程如下：
基金会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最早不想要做实操项目，想要找一些合作机构，让它们来进入社区，我们来做支持方就好了。可是就在那个项目该实施的时候，2014年12月份，那个时候相关的机构真的很少。真的没什么机构在做社区，还做得很好的。在苏州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就变成我自己从福建专门过去负责项目前期装修的跟进。2015年项目正式要启动了，就想找合作机构，但是没有找到，走访了大概一个月，都没有找到合作的机构。因为当时蘇州整个城市的政府购买力度很大，社工机构做这些事情已经做得有点人手不够了，所以我们找不到合作的机构。
我们在各地做社区营造沙龙研讨的过程中，就认识了“乐仁乐助”这个社会组织。它其实也是从大约2014年、2015年才开始做社区，慢慢地做、做得还不错，也有做一些项目出来。然后我们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谈，看有没有可能做合作。其实跟“乐仁乐助”洽谈意向的耗时比较长，大概谈了五个月。我们基金会自己其实从2014年12月份到2016年12月份已经做了一些活动，但是2016年12月份小区开始有入住了。我当时在想，我觉得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专业的服务能力，只有一点点空间和有限的钱， “乐仁乐助”这个社会组织还是很有行业的想法跟视野的，它其实也想找企业合作，所以就一拍即合，然后2017年3月份就说我们可以合作，2017年7月份的时候才签订合同。
为什么会持续5个月这么久才签合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理事长对做社区前期没有足够的预想。他自己没有住过普通社区，他一直在住别墅，对于做一般的社区服务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要去说服我们的理事长接受专业的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开展活动，并延长项目的执行时间。我们之前预期正荣国领社区书院项目只做3年，前期我们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两年了。如果我要跟“乐仁乐助”谈的话，我不能说只做一年，那能做出什么，而且小区刚刚有入住，前面2年都是营销阶段，项目人员都是流动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说服我们的理事长，另外一方面和“乐仁乐助”合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过程。然后就是慢慢谈，社会组织负责人跟我们理事长也有沟通、有会面。到最后才签订下来说有个三年的合作的意向达成了，所以那个过程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找到“乐仁乐助”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做社区很怕被人催，做社区很怕浮躁。“乐仁乐助”很靠谱，从负责人到工作人员既有探索新项目、新空间的能力，又有踏实工作的态度，感觉他们在做很多事情，沟通的过程中特别、特别的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理事长也在逐步地成长起来，其实真的他自己之前很想做社区，自己还在集团开发的楼盘里做一些尝试，搞了半年就发现做社区不容易。可到后来，他给项目人员比较多的一个支持和耐心，然后后面我们就一直告诉他做社区到底是什么，他也就越来越给比较多的支持。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跨部门的合作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这中间可能会由于各部门领导人理念不同，会出现迂回，但是正是基于不断地沟通与了解，基于共同的使命，彼此产生了互信，最终达成合作。
（三）角色分工
在正荣书院项目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规范和引导，在未来书院项目运作成熟以及复制到其他社区中时，政府可能的角色还会是项目服务的购买者和资源的提供者。
作为企业的正荣置业负责书院前期的建筑设计与建设、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的装修费用，正荣物业提供场地与合作。
作为社会组织的正荣基金会提供项目开展的资金并进行项目活动协助;“乐仁乐助”社会组织则负责具体项目运作，通过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晴耕雨读”的理念，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让本社区居民逐步认知“我是本社区居民”、“我喜欢这个社区”、“我为这个社区而自豪”，将日常性服务变成自主性服务，最后形成社会性服务，推动社区参与的品牌建设，共同营造丰盛、健康、互助的城市社区新生活。
七、结论与讨论
在合作治理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合作的过程中，三方的实力可能不对等，但地位却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在跨界合作中，三方都应该秉持当协商的分工角色，彼此不应该失去自己的立场，否则就失去了各自的优势，合作效果会大受影响，违背了当初合作的初衷。
居民是社区这个共同体的主人，在社区治理与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调动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凝聚社区居民的力量，这样才能在社区治理中少走弯路，多显实效。就像“你好社区”项目负责人所说：福州的正荣润城社区书院已经运营五年了，效果非常好。其秘诀就是开展的活动迎合了社区居民的兴趣和需求，调动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要具体社区具体对待，而不应该千篇一律地复制某一成功社区治理的模板。在正荣书院项目达成合作之际，此项目执行地所在的街道就表示，将来要在该街道全面推广这种模式。但是笔者认为社区治理要有针对性，不同层次的社区，治理也应因地制宜，严防一刀切、切一刀。
参考文献：
[1]陈东升.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台湾经验的初探[J].全球化时代的王道文化、社会创新与永续发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205-227.
[2]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21-127.
[3]蔡宁，孙文文.江伶俐.非营利组织创业与发展：孵化器、跨部门合作与市场导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迈克尔J沃斯（Michael J.Worth）.非营利管理：原理与实务（第3版）[M].韩莹莹，张强，王峥，译.廣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5]江明修.跨部门治理之研究趋势与应用：以台湾灾难管理机制与经验分析为例[A]//2010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12.
[6]李飞虎，黄静.非营利组织经营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赵守飞，谢正富.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J].河北学刊，2013，（3）：154-158.
[8]顾忠华.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性与自主性[J].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社会学研究， 2000（4）：145-189.
[9]顾中华.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和社会改革[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357-369.
[10]池祥麟.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互动关系[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179-194.
[11]萧新煌，孙志慧.台湾非营利部门的未来[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市：巨流图书公司，2000：481.
[12]卫志民.中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以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社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3）：58-61.
[13]吴晓林.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代理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1）：46-57+155.
[14]唐春丽.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及应用[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
[15]周瑞.政社企跨界合作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新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2.
[16]陈曦.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5.
[17]Gray， B.（1989）.Collaborating： 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mul-tiparty problems.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迁移速度日益加快和人口规模的日趋庞大，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断变迁，给社区的传统功能和管理方式带来挑战。现实呼吁社区治理必须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向多参与主体模式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带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创新和活力。
关键词： 社区治理; 社会创新; 生活共同体; 跨部门合作
中图分类号： C916?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02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12-05
一、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中，生活节奏的日渐加快，社区成为观察居民日常生活的时空视域，同时也是人们行动发生的主要社会场域之一。人在社区中，通过对共同体中他者行动意义的解读，不断重构自己的行为模式，最终互构和共构了城市生活模式化的范本，一个人人都想逃离，但却又为之着迷的理性牢笼和异化之域。就像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接连不断的瞬息万变之中，这导致市民相互之间个性有余，连带不足，矜持与陌生互相建构。文明的城市生活逐渐缺乏激情、过度理性、高度专业化与程式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个人与公共领域的疏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日渐式微，甚至被撕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笔下的美国现代社区新呈现的“Bowling Alone”现象一样。这些发生在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变化对传统社区功能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挑战。事实证明，原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单一模式的社区管理不再适应新时期城市社区居民的功能需求，由此，社区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社会创新。
创新概念源自熊彼特，但是真正提出社会创新的是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ker）。他认为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社会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层面，不应该只是技术的，而可能是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改变、生活风格和价值的改变等。通过新的做法满足社会需求，提升社会福祉就是社会创新（陈东升，2014）。学者王铭、朱晓红（2009）提出社会创新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基本理念、组织结构和制度建设的创新过程，是在旧的社会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运作模式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对旧的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否定和大胆改革，也包含建构新的理念、组织和制度的种种积极尝试和探索。
对社会管理方式、过程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运行机制进行社会创新的探索和试验，近年来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它试图摆脱传统的那种由政府自上而下搭台唱“独角戏”状态，而是倡导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不同部门和领域合作互动、共治共建共享的理念，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为宗旨，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和主体，采用更加科学、专业和高效方法来应对市场和政府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失灵和不足问题。推动社会创新已经逐步成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缓和社会突出矛盾、化解社会主要问题、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
因此，为了重建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共同体，促进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内人们彼此的交流与互动，强化邻里纽带关系，凝聚全体居民的社区意识，增强社区认同与归属，可以通过跨部门合作共同探索新时期社区治理模式。
二、 跨部门合作的概念解读
按照Gray的观点，跨部门合作（cross-sector alliance）指的是政府部门、商业部门以及公共、非营利组织之间两个或者多个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合作形式（蔡宁，孙文文，江伶俐，2014）。这些组织由于部门性质不同，往往会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审视和思考，从而有助于产生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带来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从组合的形式来看，跨部门合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政府与商业部门的合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商业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三个部门共同合作的形式。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跨部门合作、跨界合作、跨部门联盟、部门间合作以及社会伙伴关系的内涵基本上一致，均是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政府可以通过将更多的社会服务主体引入到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供给中来，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服务的精准性，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出现的失灵问题，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CSR”的今天，企业的发展空间与其在社会中的形象有密切关系，它需要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扩大自身社会影响与知名度。非营利组织也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市场经济中，寻求和政府、企业的合作机会，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实践公益使命。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适应性和永续发展，彼此之间形成互惠、互利、合作的共生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本文所要探讨的跨部门合作指的是在探索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①之间的跨部门分工协作。
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前提条件
（一）使命驱动
不同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如果只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或目的，没有彼此之间共同使命的驱动很难持久。在社会公共领域，正如人类的婚配世界一样，金钱并不是人们结合的正当理由，而使命却可能是彼此结合的真正原因（韩莹莹、张强、王峥，2016）。通过合作可能会有一些经济收益或者是各自目标的实现，但是最持久的关系建构还是那些为了共同使命而彼此合作的组织行为。本文要讨论的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了共同营造城市社区这个公共使命而开展跨界合作。
（二）相互信任
信任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在跨部门合作中，只有彼此互信才能减少部门间的冲突、增进部门间的沟通，保障合作效率，实现共同目标。互信也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社区治理项目合作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缺少部门间的信任，城市社区治理的效果或者结果都大受影响甚至中途夭折。当然合作过程中及时、透明沟通，彼此了解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三）地位平等
跨部門合作中的各方都是独立的，合作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基础之上。许多国家的实证经验说明如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同时又明确彼此的责任，双方的关系不是控制与被控制式而是平等合作式，那么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机制将会很好地运行。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合作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要找准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平等协作。
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优势所在
为了弥补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国家实行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缺陷，纠正了市场失灵。然而，政府本身也有其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也出现失灵的状况。这时，人们寄希望于非营利组织，认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性、非营利性、灵活性等特点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美国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认为非政府部门和市场、政府一样也有局限性，存在着志愿失灵的可能。目前，在中国的社区服务中，这三种失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Kooiman（1993）也认为现今社会的管理方式已经进入治理的时代，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单一权威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是与社会中的行动者居于平等地位的互动过程（江明修，2010）。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在功能互补、资源整合、分工协作方面的优势，推进社区治理从传统的单一管理主体向现代的多元主体参与转变。
（一）功能互补
从功能角度出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三种关系模式：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缺①。三者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领域，各自的主体和组织目标均不相同。政府主要给公众提供基本的服务需求，而企业作为盈利部门主要是满足市场中个性化的需求，而作为“调节变量”的社会组织，因为其自身专业、精干、高效的特点，能弥补和替代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能直面社会公众的不同需求，从而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有效果的服务。功能互补是三方跨界合作的重要特色与目的。下面我们将分析社会治理跨部门合作的案例，也是致力于构建新型的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社区居民的积极共同参与，打造新时代的社区治理与服务新模式。
（二）资源整合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部门所属的专业领域不同，由此各自拥有的资源优势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跨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各个部门自身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与融合，达到“1+1+1>3”的效果。政府可以提供的资源有政策上的规范与扶持，企业可以提供项目资金、企业志愿者、协助公共服务产品开发与活动开展等资源，而社会组织可以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同时还可以服务专业人才的培训以及直接开展各种服务项目。
（三）分工协作
跨部门合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同领域的各方要彼此协同合作，与此同时，却要重视角色和工作分工的重要性。现代新型社区治理，要求政府要进行职能和工作的分解，角色的及时转变，从原来社区服务的生产者和直接提供者，转变为制度建设者、政策制定者与扶持者、服务购买者。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关系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并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来引导社区治理与社区善治的发展，社会组织和企业负责在具体的服务实施中发挥作用，承担各自角色。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与服务供给中的联动嵌入的善治合作模式。
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过程
跨部门合作特别是三个及以上部门之间合作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彼此合作的达成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经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目标制定和战略规划的自我觉察;
决定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寻找潜在的合作部门;
部门相关负责人初步接洽会谈;
评估共同的利益;
同步分析：全面分析合作伙伴的背景、现状及未来合作的潜力;
进一步商谈合作细节;
签订合约并开展合作。
六、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的案例分析
（一）合作方背景
政府方面：参与合作的政府部门主要是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近几年，苏州市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创新，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在转变治理观念、完善自治功能、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
企业方面：参与合作的企业是正荣集团的正荣置业、正荣物业。正荣集团是一家致力于缔造品质都市生活、以大型城市综合体与复合社区开发为主、集商业投资运营、物业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大型房地产开发集团。
社会组织方面：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合作的社会组织一个是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这是一家由乐仁乐助公益团队创立的社会组织连锁品牌，以“再生产社会”为核心使命，全力打造的一家“综合型、枢纽型、平台型”的社会组织。
另一个社会组织是正荣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是2013年3月由正荣集团捐资成立的。该会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综合性跨界公益平台，关注城市社区治理、公益行业推动、城市文化创新三大领域。“你好社区”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城市社区治理项目，该项目以自然教育和公共空间营造为两大立足点，针对正荣集团开发的城市楼盘项目，依托社区书院和社区农园，整合城市NGO资源，为社区提供创新公益服务，同时引导居民参与运营公共空间，开展多元的社区公共行动，提升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邻里关系，营造人与地相连接、人与人相信任、健康、互助的城市新社区。
苏州正荣书院项目以位于正荣置业开发的正荣国领社区内的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为载体，秉持“晴耕雨读”的理念，通过开展社区教育、亲子阅读、手作分享、农耕体验、种植互助、自然教育等活动进行项目运作。正荣集团的正荣置业负责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的设计和建造，承担前期运营成本，专人对接，协调相关事宜;正荣物业配合活动招募和宣传，为其提供空间基本维护;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空间设计的介入和后期布置、资源的引入和对接，对空间进行管理和运营。“你好社区” 项目负责人告知笔者，该书院2014年建成之后，前期苦于在苏州市找不到合适的社区类社会组织与其进行项目合作，社区书院以及与之连体的社区认知园只能由“你好社区”项目来负责，运营两年后终于找到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
（二）合作过程
政府这方面主要是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它本身有些社区项目想要落地的，也想通过社区打造的公共空间一起承载下来。希望此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今后将在各个社区进行推广，集成公益服务、公益资源、公益交互，形成共享、共建、共治的社区发展新模式，会让社区更美好。周秋华女士说政府这方面工作主要由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来调动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正荣集团作为社会责任感企业，不仅仅建筑生活，更想创作生活。正荣认为社区不仅是有舒适温暖、精工细造的房子，更应该有公共空间。而社区的公共空间不单单是为社区提供社区服务，还有挖掘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彼此连结、互助合作的可能，并设想把这种社区公共空间营造标准化、样板化，复制到其他楼盘。前期只由正荣基金会“你好社区”项目运营非常吃力，迫切需要寻找专业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共同进行社区治理。
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进来服务领域主要在社会组织孵化和公益创投等方面，参与社区服务的工作不是很多。国家近几年提倡基层社会治理，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作为一个起于社工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也在寻找参与社区治理与营造的项目。
正荣公益基金会“你好社区”项目负责人告知合作过程如下：
基金会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最早不想要做实操项目，想要找一些合作机构，让它们来进入社区，我们来做支持方就好了。可是就在那个项目该实施的时候，2014年12月份，那个时候相关的机构真的很少。真的没什么机构在做社区，还做得很好的。在苏州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就变成我自己从福建专门过去负责项目前期装修的跟进。2015年项目正式要启动了，就想找合作机构，但是没有找到，走访了大概一个月，都没有找到合作的机构。因为当时蘇州整个城市的政府购买力度很大，社工机构做这些事情已经做得有点人手不够了，所以我们找不到合作的机构。
我们在各地做社区营造沙龙研讨的过程中，就认识了“乐仁乐助”这个社会组织。它其实也是从大约2014年、2015年才开始做社区，慢慢地做、做得还不错，也有做一些项目出来。然后我们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谈，看有没有可能做合作。其实跟“乐仁乐助”洽谈意向的耗时比较长，大概谈了五个月。我们基金会自己其实从2014年12月份到2016年12月份已经做了一些活动，但是2016年12月份小区开始有入住了。我当时在想，我觉得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专业的服务能力，只有一点点空间和有限的钱， “乐仁乐助”这个社会组织还是很有行业的想法跟视野的，它其实也想找企业合作，所以就一拍即合，然后2017年3月份就说我们可以合作，2017年7月份的时候才签订合同。
为什么会持续5个月这么久才签合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理事长对做社区前期没有足够的预想。他自己没有住过普通社区，他一直在住别墅，对于做一般的社区服务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要去说服我们的理事长接受专业的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开展活动，并延长项目的执行时间。我们之前预期正荣国领社区书院项目只做3年，前期我们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两年了。如果我要跟“乐仁乐助”谈的话，我不能说只做一年，那能做出什么，而且小区刚刚有入住，前面2年都是营销阶段，项目人员都是流动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说服我们的理事长，另外一方面和“乐仁乐助”合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过程。然后就是慢慢谈，社会组织负责人跟我们理事长也有沟通、有会面。到最后才签订下来说有个三年的合作的意向达成了，所以那个过程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找到“乐仁乐助”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做社区很怕被人催，做社区很怕浮躁。“乐仁乐助”很靠谱，从负责人到工作人员既有探索新项目、新空间的能力，又有踏实工作的态度，感觉他们在做很多事情，沟通的过程中特别、特别的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理事长也在逐步地成长起来，其实真的他自己之前很想做社区，自己还在集团开发的楼盘里做一些尝试，搞了半年就发现做社区不容易。可到后来，他给项目人员比较多的一个支持和耐心，然后后面我们就一直告诉他做社区到底是什么，他也就越来越给比较多的支持。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跨部门的合作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这中间可能会由于各部门领导人理念不同，会出现迂回，但是正是基于不断地沟通与了解，基于共同的使命，彼此产生了互信，最终达成合作。
（三）角色分工
在正荣书院项目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规范和引导，在未来书院项目运作成熟以及复制到其他社区中时，政府可能的角色还会是项目服务的购买者和资源的提供者。
作为企业的正荣置业负责书院前期的建筑设计与建设、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的装修费用，正荣物业提供场地与合作。
作为社会组织的正荣基金会提供项目开展的资金并进行项目活动协助;“乐仁乐助”社会组织则负责具体项目运作，通过社区书院和社区认知园“晴耕雨读”的理念，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让本社区居民逐步认知“我是本社区居民”、“我喜欢这个社区”、“我为这个社区而自豪”，将日常性服务变成自主性服务，最后形成社会性服务，推动社区参与的品牌建设，共同营造丰盛、健康、互助的城市社区新生活。
七、结论与讨论
在合作治理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合作的过程中，三方的实力可能不对等，但地位却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在跨界合作中，三方都应该秉持当协商的分工角色，彼此不应该失去自己的立场，否则就失去了各自的优势，合作效果会大受影响，违背了当初合作的初衷。
居民是社区这个共同体的主人，在社区治理与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调动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凝聚社区居民的力量，这样才能在社区治理中少走弯路，多显实效。就像“你好社区”项目负责人所说：福州的正荣润城社区书院已经运营五年了，效果非常好。其秘诀就是开展的活动迎合了社区居民的兴趣和需求，调动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要具体社区具体对待，而不应该千篇一律地复制某一成功社区治理的模板。在正荣书院项目达成合作之际，此项目执行地所在的街道就表示，将来要在该街道全面推广这种模式。但是笔者认为社区治理要有针对性，不同层次的社区，治理也应因地制宜，严防一刀切、切一刀。
参考文献：
[1]陈东升.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台湾经验的初探[J].全球化时代的王道文化、社会创新与永续发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205-227.
[2]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21-127.
[3]蔡宁，孙文文.江伶俐.非营利组织创业与发展：孵化器、跨部门合作与市场导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迈克尔J沃斯（Michael J.Worth）.非营利管理：原理与实务（第3版）[M].韩莹莹，张强，王峥，译.廣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5]江明修.跨部门治理之研究趋势与应用：以台湾灾难管理机制与经验分析为例[A]//2010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12.
[6]李飞虎，黄静.非营利组织经营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赵守飞，谢正富.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J].河北学刊，2013，（3）：154-158.
[8]顾忠华.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性与自主性[J].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社会学研究， 2000（4）：145-189.
[9]顾中华.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和社会改革[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357-369.
[10]池祥麟.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互动关系[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179-194.
[11]萧新煌，孙志慧.台湾非营利部门的未来[J].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市：巨流图书公司，2000：481.
[12]卫志民.中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以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社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3）：58-61.
[13]吴晓林.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代理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1）：46-57+155.
[14]唐春丽.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及应用[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
[15]周瑞.政社企跨界合作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新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2.
[16]陈曦.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5.
[17]Gray， B.（1989）.Collaborating： 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mul-tiparty problems.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