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研究
胡铭焓
摘 要： 贫困是全球性社会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绝对数量较多的问题客观存在。自然环境、生态条件较差，因地、因灾、因教、因病致贫是农民贫困的表面原因。生产能力弱，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在革新管理体制、配套政策法规、改善生存环境的前提下，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方法在于转变贫困农民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引导贫困农民改变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帮助贫困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关键词： 贫困地区； 贫困农民； 自我发展能力； 农民素质
中图分类号： F127.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3.007
Abstract： Poverty is a global social phenomenon. Because of vast territory ， region discrepancy， and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 is still large. The reasons varies in po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 and the superficial reasons for poverty are land conditions， natural disasters ， less education and some serious diseases， whose source lies in poor productivity and the low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s of innova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s， it is essential for precisely upgrading peasa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in rural areas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ideas ，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lead rural peasants in changing their way of thinking， mode of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as wellas help them get rid of poverty and move towards prosperity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rural areas；rural peasa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quality of peasants
贫困是全球性社会现象，农村贫困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物质扶贫、教育扶贫、赋权扶贫等一系列措施，扶贫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15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1.8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到2000年的49.8%到2015年的5.7%[1]，再下降到2017年的3.1%，可见扶贫减贫成效卓著，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差的问题客观存在。生产能力弱，群众增收困难，因灾、因地、因教、因病（残、老）等因素致贫返贫人口绝对数量仍然较多。据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仍有贫困人口3046万人。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居住分散、家庭累计少、抗风险能力差、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因此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扶贫难度大，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是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啃的硬骨头，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精准扶贫要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劳动力因素、老人、孩子、教育等因素已不是贫困农民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我国深度贫困农民几十年来依旧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各项素质低下，自我发展能力有限。能力贫困、意识贫困才是贫困农民一直“扶”不起来的“贫根”。传统扶贫开发措施对于贫困人口的屡屡“失效”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找到并解决这些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已成为决定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关键，将直接影响全国小康社会的实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贫困农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其在生产过程中脱贫致富的能力。不断增加贫困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对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意义重大。我国目前扶贫攻坚的重心应在彻底解决贫困农民能力贫困、意识贫困问题，探索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能力的有效途径上。因此，研究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对转变贫困农民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帮助贫困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一）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有独特的认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人的智力和体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发展能力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其在《国富论》（1776）中提到：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分化，主体能力的高低决定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方法就是提高工人在专业领域的“自我振兴能力”，强调了个人学习的重要性[2]。
“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和能力才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1960）。农民的发展问题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这一特定群体的体现，它具有人的发展的一般性内涵，又具有农民群体独特的个性特征[3]。农民贫困、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土地、房屋等外部客观条件，而在于农业人口的知识和能力，有能力的农民是贫困地区经济丰富的关键。
（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贫困问题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的发展能力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主要包括：健康长寿的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1981）[4]。身心健康和智力因素是人发展的内部力量，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劳动者的个人发展能力是自我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锻炼和积累的正确处理事务的实际本领和能力，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培养。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取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安排与分配，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给个人提供政治自由、经济基础、发展机会、公共保障。在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知识、土地、工具等都满足的前提下，在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的教育、医疗等使农业劳动力这个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资源得以最佳利用的保障下，由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机会，达到资源整合效益最大化[5]。
贫困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贫困农民维持贫困状态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贫困的症结所在（奥斯卡·刘易斯，1959）[6]。只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提升了农民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村的兴旺和农民的富裕。
（三）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研究成果
曾艳华教授在《农民发展能力与对策》（2006）里给出了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定义：农民不断利用并改造自然、努力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水平的能力。她认为在有利的制度和政策引导下，农民可以积极发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自发寻找新机遇，主动获取各类资源，发展生产、改善经济，最终实现其政治诉求。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由三个方面决定：一是体能和智能。体能由年龄和健康水平决定。智能包括语言、思维和逻辑能力等；二是权利和机会。农民依靠自然资源和社会提供的宏观经济条件、政治法律环境等，接受政府关于健康、教育、资本等的投入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三是综合能力，即农民先天个人禀赋结合后天获得的技艺和特长在思维作用下和社会资源结合，提高业务能力，增加收入水平，增大社会贡献，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要以农民个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为核心，在制度和社区的保障体系支撑下，结合社会网络，通过农民个人努力发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杨云彦，2008）[7]。劳动力能力形成的多维模型可以得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个人素质、家庭禀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权利五个方面（石智雷，2013）[8]。贫困农民基本发展能力匮乏、投资能力脆弱、沟通交际能力欠缺及经营管理能力落后是精准扶贫的最大阻碍。紧抓贫困农户的决定性人口、完善保障、破除资金制约、构建自下而上的保障提升机制是贫困地区农民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刘七军、李昭楠，2016）[9]。
国内外学者对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认知普遍在于：“能力”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正确高效处理事件的综合素质和本领。它体现人的积极力量，实现人的价值，客观上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人自发应用原有知识与技能，主动提高自我素质，主动发挥创造力，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并以此提升生活品质、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笔者认为：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具体来讲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农民能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寻求发展机遇，主动获取资源，谋求自身生产生活改善的能力。具体包括基本发展能力、学习能力、投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沟通交际能力等五个方面。农民自身发展能力构成如图1所示：
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现状
以陕西洋县桑溪镇碌竹坪村为例：地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东南边缘，距县城80公里，处于秦岭南麓浅山区丘陵地带，自然条件较差。全村有五个小组157户540人，村民中有近一半是文盲。大部分成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有少量劳动力在家务农，一人因病失去劳动力，村中留守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学龄前儿童。经2017年精准识别，还有48户136人未能脱贫。共同特点是户主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最高学历是小学文化），观念老化，不思进取，没有持续收入，生活困顿。目前村上基本扶贫措施比较到位，通村公路硬化基本完成，种养合作社、互助资金协会、标准卫生室均已投入使用。洋县桑溪镇碌竹坪村的现状代表了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基本情况：山深地偏，信息闭塞，生存环境差，贫困程度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差，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增收后劲不足，扶贫攻堅工作困难重重。
（一）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分析
贫困农民学习能力、沟通交际能力、投资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落后，直接导致其基本发展能力受到影响。就业竞争能力差，创造集聚财富能力弱，在与其他人群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中日益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退出主流社会，在底层社会无法自拔。
1. 贫困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学习能力较差。一般来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见识越广，求知欲望就越强；学习能力越强，自我发展能力就越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调查结果显示：特困户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少1.02年和1.29年；文盲或半文盲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收入增加36.4元；而高中学历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收入会增加112.16元[5]。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下一代教育支出、书报刊支出、获取信息的渠道等决定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严重不足，表现在工作态度上是缺乏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精神，重农轻商、小富即安思想；表现在生活中就是暴力倾向、做事没章法、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怨天尤人。
2. 贫困农民观念较为传统守旧，贫困文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是精神空虚、封建愚昧，表现为不思进取、有赌博恶习等；生产生活缺乏理想和追求，缺乏信念和信心，劳动创业动力不足。二是故土难离、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导致的脱贫致富困难。通过对碌竹坪村进行的调查显示：48户特困户绝大部分都住在离县城很远的山沟，靠天吃饭，不愿搬迁。而且都育有两个孩子或更多，家庭负担重。三是贫困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心理定势、行为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极不相容，长此以往形成差异巨大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严重阻碍自身发展。
3. 沟通交际能力差，信息闭塞。一是人交往群体的广度和深度，是其拥有的天然社会资本。邻里关系越好、亲朋交往程度越深、获取信息渠道越广，沟通交际能力就越强，发展能力也就越强。而亲朋邻里相距较远，沟通不畅必然导致发展受阻；二是贫困农民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来自于政府和亲朋好友，接收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来源的能力基本为零。信息来源渠道不通畅，导致视野狭隘、接受新事物能力严重欠缺，不能尝试发展其他产业，最终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职业。
4. 贫困农民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经营管理能力不足。一是从家庭业务组合方式看，农工方式是目前贫困农户最常选择，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相对来说高收入农户家庭农工、农商、农运、经商等多样化组合方式更为合理，抗风险能力也较强。二是从投资能力来看，贫困农户家庭负担重，收入来源有限，资本积累少，因病因灾等不可控因素往往使其一夕之间陷入困境。家庭存量少、家庭负债多、投资意愿盲目、经营管理能力欠缺使家庭投资盈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从市场适应能力来看，由于自身能力受限，贫困农户的市场意识在多数情况下是盲从被动的，预测与决策能力低下，市场适应能力与市场意识依然薄弱。[10]
受教育水平、思想观念、交际能力等直接影响农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制约着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关系到农民如何看待新鲜事物给自己带来的效用；信息获取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准确把握和汇总市场及周围信息，做出正确决断；市场适应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及时判断市场走向，实现农产品产销通路顺畅；抵御风险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正确预判并及时规避风险，有跌倒重来的资金、信心、勇气和能力。这几个能力是相互作用、相互递进的关系，必须要靠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来完成。[11]
（二）农民致贫机理分析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强调寻求农民自身能力的提高与突破，以此来整合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谋求自身发展，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受制度、区域、个人等因素影响，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区域性失衡现象较为突出，错综复杂的致贫机理导致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结构性差异（贫困地区农民致困因素如图2）。
1. 思想观念问题。首先，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发展思路与出路。大多数贫困农民不知道自己致贫的真正原因。在对贫困户贫困原因的调查中，7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富人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其次，消极的思想观念与悲观的人生态度，带来消极的人生行为，“等、靠、要”使他们失去许多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再次，桎梏的思想观念严重影响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接纳，错误的判断导致最终贫困。
2. 自身能力问题。首先，接受新事物能力低。贫困地区农民思想保守、被动，缺乏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基本靠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半封闭生产。其次，市场适应能力低。市场化意识淡薄，市场预测与决策能力低，缺乏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方法，风险预期倾向悲观，开拓探索能力差。再次，信息获取能力低。由于信息意识弱化，缺乏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经营信息能力缺损。此外，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术和能力严重不足。
3. 管理体制、政策法规问题。首先，城乡二元制结构体制，不公平的就业、就学、就医等一系列措施剥夺了贫困地区农民应有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次，地方管理松散，导致贫困地区封建迷信、违法犯罪、坑蒙拐骗、非法传销等现象经常发生。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攻坚方针政策，地方政府也制定一系列相关措施，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由于政策法规不健全，个别村镇还存在弄虚作假、贪污截留扶贫款等现象，加之农村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不够全，且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农民受益有限。
4. 资源配置问题。首先，由于城乡教育、师资队伍、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这是贫困家庭走出贫困的瓶颈，而且成为贫困现象在贫困家庭中代际遗传的根源所在。其次，由于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资源地区之间分配不合理、医疗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覆盖面小，保障功能不健全，政府未发挥其应尽的职责导致贫困地区医疗落后，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再次，由于地区结构、市场结构、资源配置失衡，国家的金融体制和财政政策在地区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不够明显，导致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5. 生存环境问题。首先，环境条件恶劣。绝大部分贫困地区位于高原、山区及其延伸地带，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频繁。“靠天吃饭”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农民深度贫困。其次，基础设施落后。贫困地区乡镇公路和行政村连通率一般都比较低，部分地方出行比较困难。许多地方还缺乏教育、医疗、通讯、金融甚至基本农田等基础设施，农民生存生活条件差。群众增收难度较大，因灾、因病返贫现象比较突出。
三、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策略
真正的贫困是贫困人口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欠缺带来的劳动技能短缺导致的。贫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制约贫困农民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只有重视并精准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把扶“志”和扶“智”结合起来，精心培育贫困农民内在驱动力，促使其积极学习、改变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动发现并把握机会，靠辛勤劳动达到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的最优组合，不断提高其自生能力和比較优势，使其改变贫弱现状、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强交际、会经营、抗风险的新型职业农民。[5]
（一）兜底保民树希望，“扶基础”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基本要求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是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的基础，能够更好地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服务。一是加大公路和公用交通工具的建设完善，解决好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二是加快农村能源建设，解决好农村饮水用电问题；三是加强村庄整体改造和环境治理，解决好农户的居住环境问题；四是加快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改善贫困农民基本生活状态的前提条件。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贫困农户风险应对机制。一是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层次；二是将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有机结合，确保贫困农户在遇到重大疾病时家庭经济不被拖垮，不致贫、不返贫。三是构建农村合作医疗、商业保险与部门监管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合理深入发展。四是从制度层面保障贫困农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和民间组织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和完善专门针对贫困农民的济贫法和社会救助法，构建贫困农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解除贫困农民后顾之忧，为其基本生活兜底。[9]
（二）宏志励民抓本质，“扶志向”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12]只有明白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脱贫致富要靠双手创造的道理，才能真正从精神层面立定志向、更新观念，主动寻找致富方法、努力摆脱贫困状态。
一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贫困农民信息网络是拓宽贫困农民信息来源渠道、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以外界信息引导贫困农民转变思想、树立追求，激发他们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树立勤劳光荣、懒惰可耻的信念，提高脱贫信心和决心。二是增加农民与外界的信息接收量和接收范围，增强舆论引导。积极推进有线电视、直播卫星、农村广播、数字电视等公共数字文化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场所设施，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切实推进贫困地区文化建设。三是完善贫困农民信息网络，提高贫困农民信息化水平。完善农村通信网络，解决贫困山区群众与外界联系沟通不畅的问题；建立贫困村信息平台，推行网格化管理，实现扶贫开发与贫困村信息化工作、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有效结合；组建农村信息员队伍，培养一批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的信息员，着力提高其信息获取和服务能力。四是鼓励城镇居民利用法定节假日到贫困农村地区认亲结对、休闲旅游等活动，贫困农民通过城乡间的互动交流，在结交朋友、售卖自产农产品的同时，增强信息来源渠道，产生对优质生活的向往。城乡文化交融会间接影响和改变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习俗，促使贫困人口自发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五是引导贫困农民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参与各类生产生活互助组织，以此增强农户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能力，扩大社会关系网，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这也是贫困农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补充手段。[13]
（三）教育强民扶根本，“扶智能”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重要手段
人的聪明才智不是生而有之，先天智商不可改变，后天教育尤为重要。教育脱贫是从隐性到显性的缓慢过程，但也是扶贫效果最为有效、最为持久的措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贫困农民更应以教育为持续脱贫兜底。
一是加大教育扶持力度，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因教返贫。落实教育扶贫优惠政策，健全农村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完善教育配套设施建设。科学布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上学；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配套建设，保证偏远山区孩子有学可上；从资金、劳动力、就业等多方面大力支持贫困大学生。寒门出贵子，只有经历贫穷才有改变贫穷面貌的决心和毅力；确保零就业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大学生到村或乡镇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岗就业，提升贫困家庭脱贫希望。二是鼓励贫困农民建立继续教育观念。人的认知是阶段性和条件性的，只有持续接受教育才能正确筛选信息，提高自我价值。也只有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才能开拓思维、开阔眼界，给家庭带来持续经济收益。在持续学习过程中，人不断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新的认知，从而增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信念，增强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三是为贫困农民创造继续教育的机会。可以通过培训班、现场教学、外出观摩、远程教育等多种方法完成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及时更新内容、方式、方法，保证农民常学常新，实用有效。四是加强地方高校图书馆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帮扶力度，建设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以及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各级知识网络，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引导贫困农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自身进步来摆脱贫困。[14]
（四）技术富民扶出路，“扶技能”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有效载体
农民的技能也是生产力，拥有一定技能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农民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加强技能培训，既可提高从业者的生产效率，使其适应市场变化、增强竞争优势，又可以开发其智慧潜能，激发创新精神，功效积极明显。[15]
一是加大贫困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把农民技能提升作为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足够重视，立足技术服务培训，全面规划、引领示范，提供资金，为贫困农民跑项目、树品牌、找销路，全面帮扶促进增收，为贫困户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平台。二是对无稳定收入的贫困人口以及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新增劳动力免费开展多种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和生存技能。鼓励支持贫困大学生回村创业，支持有条件的农户发展运输、加工、商贸等个体工商业。三是本着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鼓励有劳动能力但无技术的贫困农户积极参加各类养殖、果类、药材及山林经济等针对性较强的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保证每户贫困户都能掌握一到两门实用种养技术；可以考虑职业培训院校在农村社区设立培训基地，实施订单培训。四是建立信息量大、更新快、易学易用的农业科技网络平台，介绍实用的新技术新品种、培训教材、致富经、农产品购销信息等农民急需的信息。解决贫困村交通不便、无钱买书导致的农业科技知识缺乏的问题，彻底改变贫困村农业信息化手段落后的现状。五是及时、准确、常态化对接产业和岗位需求，送技术、送专家进行田间指导，现场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派驻人員结对帮扶，与贫困群众结亲交友、共同劳作，扎实开展技术扶贫工作，及时为贫困农民带来相关信息，沟通解决贫困农民生产中的疑惑和困难。
四、结语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部分深度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物质救助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持，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升贫困农民劳动力质量、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帮助他们脱贫去弱的必然选择。扶心扶志，扶能扶智，经济扶持，多措并举的扶贫措施，兼顾扶贫速度与质量和持久力才能从根本拔掉穷根，真正从根本解决贫困农民贫困问题，为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保障。
参考文献：
[1]曾志红，曾福生.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J].安徽 农业科学，2013（13）：6012-6014.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M].吴珠华，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
[4]〔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 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符瑛，孙焕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村弱势群体救助的必 然选择[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2）：80-82
[6]〔美〕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M].李雪顺，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7]杨云彦.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中国人口 科学，2008（5）：66-72.
[8]石智雷.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多维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89-95.
[9]刘七军，李昭楠.精准扶贫视角下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自我 发展能力提升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107-110.
[10]汤逸山，曾宇辉.欠发达地区贫困人群致贫因素的调查与分 析——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J].南方论刊，2014（6）： 20-23.
[11]黄跃，曾艳华，等.基于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家庭农场约束因 素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4（8）：3956-3959.
[1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3]王亚飞，董景荣.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贫困问题与对策—— 破解“三农”问题的一种视角[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3）： 285-288.
[14]冯永财.高校图书馆与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对口帮扶机制 研究——以陕西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6（7）：1-7.
[15]何花.增强西部农民自主性发展能力的探索[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119-123.
[責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贫困是全球性社会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绝对数量较多的问题客观存在。自然环境、生态条件较差，因地、因灾、因教、因病致贫是农民贫困的表面原因。生产能力弱，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在革新管理体制、配套政策法规、改善生存环境的前提下，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方法在于转变贫困农民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引导贫困农民改变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帮助贫困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关键词： 贫困地区； 贫困农民； 自我发展能力； 农民素质
中图分类号： F127.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3.007
Abstract： Poverty is a global social phenomenon. Because of vast territory ， region discrepancy， and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 is still large. The reasons varies in po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 and the superficial reasons for poverty are land conditions， natural disasters ， less education and some serious diseases， whose source lies in poor productivity and the low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s of innova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s， it is essential for precisely upgrading peasa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in rural areas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ideas ，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lead rural peasants in changing their way of thinking， mode of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as wellas help them get rid of poverty and move towards prosperity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rural areas；rural peasa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quality of peasants
贫困是全球性社会现象，农村贫困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物质扶贫、教育扶贫、赋权扶贫等一系列措施，扶贫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15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1.8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到2000年的49.8%到2015年的5.7%[1]，再下降到2017年的3.1%，可见扶贫减贫成效卓著，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差的问题客观存在。生产能力弱，群众增收困难，因灾、因地、因教、因病（残、老）等因素致贫返贫人口绝对数量仍然较多。据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仍有贫困人口3046万人。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居住分散、家庭累计少、抗风险能力差、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因此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扶贫难度大，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是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啃的硬骨头，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精准扶贫要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劳动力因素、老人、孩子、教育等因素已不是贫困农民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我国深度贫困农民几十年来依旧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各项素质低下，自我发展能力有限。能力贫困、意识贫困才是贫困农民一直“扶”不起来的“贫根”。传统扶贫开发措施对于贫困人口的屡屡“失效”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找到并解决这些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已成为决定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关键，将直接影响全国小康社会的实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贫困农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其在生产过程中脱贫致富的能力。不断增加贫困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对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意义重大。我国目前扶贫攻坚的重心应在彻底解决贫困农民能力贫困、意识贫困问题，探索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能力的有效途径上。因此，研究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对转变贫困农民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帮助贫困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一）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有独特的认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人的智力和体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发展能力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其在《国富论》（1776）中提到：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分化，主体能力的高低决定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方法就是提高工人在专业领域的“自我振兴能力”，强调了个人学习的重要性[2]。
“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和能力才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1960）。农民的发展问题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这一特定群体的体现，它具有人的发展的一般性内涵，又具有农民群体独特的个性特征[3]。农民贫困、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土地、房屋等外部客观条件，而在于农业人口的知识和能力，有能力的农民是贫困地区经济丰富的关键。
（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贫困问题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的发展能力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主要包括：健康长寿的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1981）[4]。身心健康和智力因素是人发展的内部力量，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劳动者的个人发展能力是自我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锻炼和积累的正确处理事务的实际本领和能力，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培养。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取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安排与分配，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给个人提供政治自由、经济基础、发展机会、公共保障。在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知识、土地、工具等都满足的前提下，在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的教育、医疗等使农业劳动力这个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资源得以最佳利用的保障下，由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机会，达到资源整合效益最大化[5]。
贫困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贫困农民维持贫困状态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贫困的症结所在（奥斯卡·刘易斯，1959）[6]。只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提升了农民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村的兴旺和农民的富裕。
（三）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研究成果
曾艳华教授在《农民发展能力与对策》（2006）里给出了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定义：农民不断利用并改造自然、努力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水平的能力。她认为在有利的制度和政策引导下，农民可以积极发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自发寻找新机遇，主动获取各类资源，发展生产、改善经济，最终实现其政治诉求。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由三个方面决定：一是体能和智能。体能由年龄和健康水平决定。智能包括语言、思维和逻辑能力等；二是权利和机会。农民依靠自然资源和社会提供的宏观经济条件、政治法律环境等，接受政府关于健康、教育、资本等的投入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三是综合能力，即农民先天个人禀赋结合后天获得的技艺和特长在思维作用下和社会资源结合，提高业务能力，增加收入水平，增大社会贡献，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要以农民个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为核心，在制度和社区的保障体系支撑下，结合社会网络，通过农民个人努力发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杨云彦，2008）[7]。劳动力能力形成的多维模型可以得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个人素质、家庭禀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权利五个方面（石智雷，2013）[8]。贫困农民基本发展能力匮乏、投资能力脆弱、沟通交际能力欠缺及经营管理能力落后是精准扶贫的最大阻碍。紧抓贫困农户的决定性人口、完善保障、破除资金制约、构建自下而上的保障提升机制是贫困地区农民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刘七军、李昭楠，2016）[9]。
国内外学者对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认知普遍在于：“能力”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正确高效处理事件的综合素质和本领。它体现人的积极力量，实现人的价值，客观上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人自发应用原有知识与技能，主动提高自我素质，主动发挥创造力，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并以此提升生活品质、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笔者认为：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具体来讲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农民能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寻求发展机遇，主动获取资源，谋求自身生产生活改善的能力。具体包括基本发展能力、学习能力、投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沟通交际能力等五个方面。农民自身发展能力构成如图1所示：
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现状
以陕西洋县桑溪镇碌竹坪村为例：地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东南边缘，距县城80公里，处于秦岭南麓浅山区丘陵地带，自然条件较差。全村有五个小组157户540人，村民中有近一半是文盲。大部分成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有少量劳动力在家务农，一人因病失去劳动力，村中留守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学龄前儿童。经2017年精准识别，还有48户136人未能脱贫。共同特点是户主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最高学历是小学文化），观念老化，不思进取，没有持续收入，生活困顿。目前村上基本扶贫措施比较到位，通村公路硬化基本完成，种养合作社、互助资金协会、标准卫生室均已投入使用。洋县桑溪镇碌竹坪村的现状代表了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基本情况：山深地偏，信息闭塞，生存环境差，贫困程度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差，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增收后劲不足，扶贫攻堅工作困难重重。
（一）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分析
贫困农民学习能力、沟通交际能力、投资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落后，直接导致其基本发展能力受到影响。就业竞争能力差，创造集聚财富能力弱，在与其他人群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中日益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退出主流社会，在底层社会无法自拔。
1. 贫困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学习能力较差。一般来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见识越广，求知欲望就越强；学习能力越强，自我发展能力就越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调查结果显示：特困户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少1.02年和1.29年；文盲或半文盲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收入增加36.4元；而高中学历农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收入会增加112.16元[5]。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下一代教育支出、书报刊支出、获取信息的渠道等决定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严重不足，表现在工作态度上是缺乏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精神，重农轻商、小富即安思想；表现在生活中就是暴力倾向、做事没章法、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怨天尤人。
2. 贫困农民观念较为传统守旧，贫困文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是精神空虚、封建愚昧，表现为不思进取、有赌博恶习等；生产生活缺乏理想和追求，缺乏信念和信心，劳动创业动力不足。二是故土难离、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导致的脱贫致富困难。通过对碌竹坪村进行的调查显示：48户特困户绝大部分都住在离县城很远的山沟，靠天吃饭，不愿搬迁。而且都育有两个孩子或更多，家庭负担重。三是贫困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心理定势、行为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极不相容，长此以往形成差异巨大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严重阻碍自身发展。
3. 沟通交际能力差，信息闭塞。一是人交往群体的广度和深度，是其拥有的天然社会资本。邻里关系越好、亲朋交往程度越深、获取信息渠道越广，沟通交际能力就越强，发展能力也就越强。而亲朋邻里相距较远，沟通不畅必然导致发展受阻；二是贫困农民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来自于政府和亲朋好友，接收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来源的能力基本为零。信息来源渠道不通畅，导致视野狭隘、接受新事物能力严重欠缺，不能尝试发展其他产业，最终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职业。
4. 贫困农民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经营管理能力不足。一是从家庭业务组合方式看，农工方式是目前贫困农户最常选择，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相对来说高收入农户家庭农工、农商、农运、经商等多样化组合方式更为合理，抗风险能力也较强。二是从投资能力来看，贫困农户家庭负担重，收入来源有限，资本积累少，因病因灾等不可控因素往往使其一夕之间陷入困境。家庭存量少、家庭负债多、投资意愿盲目、经营管理能力欠缺使家庭投资盈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从市场适应能力来看，由于自身能力受限，贫困农户的市场意识在多数情况下是盲从被动的，预测与决策能力低下，市场适应能力与市场意识依然薄弱。[10]
受教育水平、思想观念、交际能力等直接影响农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制约着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关系到农民如何看待新鲜事物给自己带来的效用；信息获取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准确把握和汇总市场及周围信息，做出正确决断；市场适应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及时判断市场走向，实现农产品产销通路顺畅；抵御风险能力关系到农民能否正确预判并及时规避风险，有跌倒重来的资金、信心、勇气和能力。这几个能力是相互作用、相互递进的关系，必须要靠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来完成。[11]
（二）农民致贫机理分析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强调寻求农民自身能力的提高与突破，以此来整合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谋求自身发展，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受制度、区域、个人等因素影响，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区域性失衡现象较为突出，错综复杂的致贫机理导致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结构性差异（贫困地区农民致困因素如图2）。
1. 思想观念问题。首先，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发展思路与出路。大多数贫困农民不知道自己致贫的真正原因。在对贫困户贫困原因的调查中，7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富人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其次，消极的思想观念与悲观的人生态度，带来消极的人生行为，“等、靠、要”使他们失去许多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再次，桎梏的思想观念严重影响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接纳，错误的判断导致最终贫困。
2. 自身能力问题。首先，接受新事物能力低。贫困地区农民思想保守、被动，缺乏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基本靠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半封闭生产。其次，市场适应能力低。市场化意识淡薄，市场预测与决策能力低，缺乏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方法，风险预期倾向悲观，开拓探索能力差。再次，信息获取能力低。由于信息意识弱化，缺乏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经营信息能力缺损。此外，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术和能力严重不足。
3. 管理体制、政策法规问题。首先，城乡二元制结构体制，不公平的就业、就学、就医等一系列措施剥夺了贫困地区农民应有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次，地方管理松散，导致贫困地区封建迷信、违法犯罪、坑蒙拐骗、非法传销等现象经常发生。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攻坚方针政策，地方政府也制定一系列相关措施，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由于政策法规不健全，个别村镇还存在弄虚作假、贪污截留扶贫款等现象，加之农村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不够全，且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农民受益有限。
4. 资源配置问题。首先，由于城乡教育、师资队伍、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这是贫困家庭走出贫困的瓶颈，而且成为贫困现象在贫困家庭中代际遗传的根源所在。其次，由于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资源地区之间分配不合理、医疗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覆盖面小，保障功能不健全，政府未发挥其应尽的职责导致贫困地区医疗落后，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再次，由于地区结构、市场结构、资源配置失衡，国家的金融体制和财政政策在地区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不够明显，导致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5. 生存环境问题。首先，环境条件恶劣。绝大部分贫困地区位于高原、山区及其延伸地带，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频繁。“靠天吃饭”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农民深度贫困。其次，基础设施落后。贫困地区乡镇公路和行政村连通率一般都比较低，部分地方出行比较困难。许多地方还缺乏教育、医疗、通讯、金融甚至基本农田等基础设施，农民生存生活条件差。群众增收难度较大，因灾、因病返贫现象比较突出。
三、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策略
真正的贫困是贫困人口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欠缺带来的劳动技能短缺导致的。贫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制约贫困农民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只有重视并精准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把扶“志”和扶“智”结合起来，精心培育贫困农民内在驱动力，促使其积极学习、改变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动发现并把握机会，靠辛勤劳动达到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的最优组合，不断提高其自生能力和比較优势，使其改变贫弱现状、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强交际、会经营、抗风险的新型职业农民。[5]
（一）兜底保民树希望，“扶基础”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基本要求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是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的基础，能够更好地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服务。一是加大公路和公用交通工具的建设完善，解决好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二是加快农村能源建设，解决好农村饮水用电问题；三是加强村庄整体改造和环境治理，解决好农户的居住环境问题；四是加快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改善贫困农民基本生活状态的前提条件。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贫困农户风险应对机制。一是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层次；二是将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有机结合，确保贫困农户在遇到重大疾病时家庭经济不被拖垮，不致贫、不返贫。三是构建农村合作医疗、商业保险与部门监管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合理深入发展。四是从制度层面保障贫困农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和民间组织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和完善专门针对贫困农民的济贫法和社会救助法，构建贫困农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解除贫困农民后顾之忧，为其基本生活兜底。[9]
（二）宏志励民抓本质，“扶志向”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12]只有明白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脱贫致富要靠双手创造的道理，才能真正从精神层面立定志向、更新观念，主动寻找致富方法、努力摆脱贫困状态。
一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贫困农民信息网络是拓宽贫困农民信息来源渠道、提升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以外界信息引导贫困农民转变思想、树立追求，激发他们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树立勤劳光荣、懒惰可耻的信念，提高脱贫信心和决心。二是增加农民与外界的信息接收量和接收范围，增强舆论引导。积极推进有线电视、直播卫星、农村广播、数字电视等公共数字文化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场所设施，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切实推进贫困地区文化建设。三是完善贫困农民信息网络，提高贫困农民信息化水平。完善农村通信网络，解决贫困山区群众与外界联系沟通不畅的问题；建立贫困村信息平台，推行网格化管理，实现扶贫开发与贫困村信息化工作、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有效结合；组建农村信息员队伍，培养一批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的信息员，着力提高其信息获取和服务能力。四是鼓励城镇居民利用法定节假日到贫困农村地区认亲结对、休闲旅游等活动，贫困农民通过城乡间的互动交流，在结交朋友、售卖自产农产品的同时，增强信息来源渠道，产生对优质生活的向往。城乡文化交融会间接影响和改变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习俗，促使贫困人口自发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五是引导贫困农民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参与各类生产生活互助组织，以此增强农户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能力，扩大社会关系网，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这也是贫困农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补充手段。[13]
（三）教育强民扶根本，“扶智能”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重要手段
人的聪明才智不是生而有之，先天智商不可改变，后天教育尤为重要。教育脱贫是从隐性到显性的缓慢过程，但也是扶贫效果最为有效、最为持久的措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贫困农民更应以教育为持续脱贫兜底。
一是加大教育扶持力度，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因教返贫。落实教育扶贫优惠政策，健全农村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完善教育配套设施建设。科学布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上学；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配套建设，保证偏远山区孩子有学可上；从资金、劳动力、就业等多方面大力支持贫困大学生。寒门出贵子，只有经历贫穷才有改变贫穷面貌的决心和毅力；确保零就业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大学生到村或乡镇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岗就业，提升贫困家庭脱贫希望。二是鼓励贫困农民建立继续教育观念。人的认知是阶段性和条件性的，只有持续接受教育才能正确筛选信息，提高自我价值。也只有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才能开拓思维、开阔眼界，给家庭带来持续经济收益。在持续学习过程中，人不断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新的认知，从而增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信念，增强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三是为贫困农民创造继续教育的机会。可以通过培训班、现场教学、外出观摩、远程教育等多种方法完成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及时更新内容、方式、方法，保证农民常学常新，实用有效。四是加强地方高校图书馆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帮扶力度，建设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以及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各级知识网络，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引导贫困农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自身进步来摆脱贫困。[14]
（四）技术富民扶出路，“扶技能”是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提升的有效载体
农民的技能也是生产力，拥有一定技能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农民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加强技能培训，既可提高从业者的生产效率，使其适应市场变化、增强竞争优势，又可以开发其智慧潜能，激发创新精神，功效积极明显。[15]
一是加大贫困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把农民技能提升作为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足够重视，立足技术服务培训，全面规划、引领示范，提供资金，为贫困农民跑项目、树品牌、找销路，全面帮扶促进增收，为贫困户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平台。二是对无稳定收入的贫困人口以及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新增劳动力免费开展多种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和生存技能。鼓励支持贫困大学生回村创业，支持有条件的农户发展运输、加工、商贸等个体工商业。三是本着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鼓励有劳动能力但无技术的贫困农户积极参加各类养殖、果类、药材及山林经济等针对性较强的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保证每户贫困户都能掌握一到两门实用种养技术；可以考虑职业培训院校在农村社区设立培训基地，实施订单培训。四是建立信息量大、更新快、易学易用的农业科技网络平台，介绍实用的新技术新品种、培训教材、致富经、农产品购销信息等农民急需的信息。解决贫困村交通不便、无钱买书导致的农业科技知识缺乏的问题，彻底改变贫困村农业信息化手段落后的现状。五是及时、准确、常态化对接产业和岗位需求，送技术、送专家进行田间指导，现场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派驻人員结对帮扶，与贫困群众结亲交友、共同劳作，扎实开展技术扶贫工作，及时为贫困农民带来相关信息，沟通解决贫困农民生产中的疑惑和困难。
四、结语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部分深度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物质救助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持，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升贫困农民劳动力质量、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帮助他们脱贫去弱的必然选择。扶心扶志，扶能扶智，经济扶持，多措并举的扶贫措施，兼顾扶贫速度与质量和持久力才能从根本拔掉穷根，真正从根本解决贫困农民贫困问题，为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保障。
参考文献：
[1]曾志红，曾福生.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J].安徽 农业科学，2013（13）：6012-6014.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M].吴珠华，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
[4]〔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 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符瑛，孙焕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村弱势群体救助的必 然选择[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2）：80-82
[6]〔美〕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M].李雪顺，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7]杨云彦.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中国人口 科学，2008（5）：66-72.
[8]石智雷.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多维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89-95.
[9]刘七军，李昭楠.精准扶贫视角下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自我 发展能力提升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107-110.
[10]汤逸山，曾宇辉.欠发达地区贫困人群致贫因素的调查与分 析——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J].南方论刊，2014（6）： 20-23.
[11]黄跃，曾艳华，等.基于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家庭农场约束因 素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4（8）：3956-3959.
[1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3]王亚飞，董景荣.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贫困问题与对策—— 破解“三农”问题的一种视角[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3）： 285-288.
[14]冯永财.高校图书馆与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对口帮扶机制 研究——以陕西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6（7）：1-7.
[15]何花.增强西部农民自主性发展能力的探索[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119-123.
[責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