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宋翠玉
摘 要：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来自国际、国内各种思潮、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在思想碰撞和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导致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理论上丧失表达价值诉求、发展目标、文化塑造的主渠道；从实践中遭到行动和行为合理性质疑。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既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又来自中共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意识形态工作自身。对此，我们要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规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纪律意识、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几个方面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意识形态安全； 挑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25.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03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来自国际、国内各种思潮、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在思想碰撞和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导致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丧失表达价值诉求、发展目标、文化塑造的主渠道；从实践中遭到政党行动和行为合理性质疑。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将从思想层面掀开政权瓦解的口子。因此，对此问题绝不能小觑。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定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1]这种定位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准确判断。特别是作为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我们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但还是不能消解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而且在此阶段最重要的争斗方式恰恰集中在意识形态上。
一、中国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一）西方国家以理论争鸣为掩盖的意识形态强势渗透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主要涉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这三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出明确边界。因此在争论过程中往往会步入两个极端，要么学术研究被政治化出现“扣帽子”、“打棍子”倾向，压抑了学术发展；要么缺乏一定的敏感度，在打着学术讨论、思想自由的旗号，实则为政治形态的攻击下臣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攻击重要手段之一正是利用这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优势，善于用一种比较中立、隐蔽、看似客观的表达，把意识形态攻势包装成学术研讨、理论争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一些人会被其强大的理论话语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俘获，沿着西方的论证方式，自觉接受并认同了西方的观点和主张，而完全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国情，从理论否定走向政治否定，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是錯误和不科学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普世价值”的提法源自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代表全人类共同理想、共同利益，共同目标。这种抽象理论描述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看似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客观论证，但深入分析就能发现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它内含着主体判断，从哲学意义上说价值不可能是中性的、客观的，它具有立场性，因主体需求和现实状态不同，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美国立场上的价值可能会是其他国家立场上的灾难。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立场的，没有抽象的、绝对意义的和普世的。西方政客也正是在致力于推动美国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此概念，它的终极目的是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倡导美国的价值主张，就不能和国际接轨，不能融入现代大潮，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包括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军队非党化等等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标是一样的，都不可能是纯理论层面的争鸣，而是借学术讨论的幌子，通过各种思想的渗透来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背后藏有政治动机。但这种以学术争鸣为掩盖的攻击手段、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诱导方式，往往让人防不胜防。如果因是学术讨论就听之任之，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将受到质疑，西方的理论体系将受到吹捧，主流意识形态将崩塌，老百姓思想将混乱，中国也将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实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
（二）西方国家以技术优势为控制的意识形态网络围攻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开辟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网络打破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思想存在的时空障碍，使传播交流更为便捷，也使论战更难掌控。网络硬件技术优势成为了意识形态较量的有力武器，互联网区域内的意识形态争锋更多的是硬实力较量而非单纯的软文化比拼。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坚信他们可以借用互联网，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权。2012年美国启动了“大数据研究发展计划”，全面收集我国的信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达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全面准确把握；2014年美国的脸谱公司、谷歌公司先后收购了太阳能无人飞行研究企业，企图通过无人飞机携带通信设备，完全覆盖中国的无线网络。目前作为支持互联网最核心的技术根服务器总共13台，1台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台副根服务器中9台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典分别1台；美国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其他国家总和的百余倍；国际范围内网络信息量80%是英文，中文还不到10%。这种绝对性、压倒性的技术控制权，加上大数据分析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每次攻击都是精准发力。同时又占据了内容发布的主导权，让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西方国家惯用的攻击手段——第一步：制造话题（将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不断放大、演变、上升引发出激烈讨论）；第二步：总结原因（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体制方面存在缺陷）；第三步：解决对策（改变共产党一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美国的现代化方案）。通过这三步走，用看起来每次都是对小问题争论，一次次地蚕食着中国人的自信。试想一下，无论中国做什么，总有人在边上含沙射影地说不对、不好、有问题，长时间的负面心理暗示，最终不可避免地让人开始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真有问题。这是一种很能摧毁自信的心理战。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当前的互联网俨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
（三）共产党内部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异
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它往往会通过影响不同群体、特别是中共党员，达到内部攻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异，这是意识形态安全最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处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共产党员本该最信马克思主义，是其坚定的捍卫者、建设者、传播者、运用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出现了变异。某些共产党员甚至是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信，内心深处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因为不真学所以不真懂，不真懂就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达不到真信，更谈不上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同时由于负载在共产党员身上的职责和义务要求，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尴尬状态，领导干部一方面在公众视野中高谈理想信念，俨然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甚至私下发表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共产主义不可实现。因此在实践中不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只想凭着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实惠、搞权钱交易。这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分裂的两面性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虚伪化和空心化。他们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就越损害马克思主义，老百姓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就越反感，最后导致社会出现信仰的迷茫和空白。这些干部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旦放弃了思想防线，就会掀开国家安全的重要一角，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都将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苏联解体，人们问得最多的是，近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软弱，那么不堪一击。或许，列宁的话可以部分解释这个问题。他说：“领导者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在前苏联，从斯大林之后的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原罪，十月革命就不该发动、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该存在，共产党内部是有很多人认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搞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异的最终结果，也有其必然性，最终成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摇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在于发时代之先声。从理论上有效地问答现实问题、解释现实问题、预测未来、提供发展的理论方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没有立场的理论发声，意识形态决定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在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的前提下，怀揣强烈的“问题意识”、“社会情怀”。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批判者有之、唱赞歌者有之，但关键点都没能很好地站稳立场，没有立场的批判和歌颂都不能深入人心。有的研究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缺乏理论认同，割裂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不注重理论的延续性，用细枝末节的一次实践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无效和失败；缺乏政治认同，对党在领导发展中出现的探索失误和前进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归为政治基础缺陷；缺乏情感认同，认不清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把文字语言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口，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没有事实依据，传递负能量。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这些言语文字，势必有一些人会相信，这些人再去傳播，又会影响更多的人，辐射面不断扩散。我们要警惕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哲学社会工作者意识形态动摇的危险。这些人大都怀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怀，总习惯在抽象理论层面追求更加完善的文明，对理论的完美追求容易转化为对现实状况的诸多不满。这些人的视野和学识又决定，有这个批判的能力，所以习惯站上制度的高地，道德的高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苏共的知识分子曾是解构苏共合法性的“急先锋”，结果怎么样，最后还不是不堪忍受叶利钦时期的统治，转身就呼吁要秩序不要资本主义民主。香港占中事件最直接起因是，借口全国人大通过的，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决定不符合国际标准，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倒退，煽动香港民众都应该站出来反对这件事，占领中环，瘫痪香港经济、行政中心，以此来逼迫政府放弃普选改成全民公投。香港占中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在这里我只分析一点，为什么青年学生会成为占中的骨干，这和最开始这场运动的组织策划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赫赫有名的占中三子是法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和牧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用的社科教材和授课老师，都是国际学者讲的所谓国际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在边缘化和被完全否定的位置。所以，如果哲学工作研究中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摇，它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批判质疑的种子会传递几代人，一旦有机会就会发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
（五）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代发展的严重不适应
毛泽东同志说过：“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和现实相适应也是不起作用的”。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中国遇到的威胁和挑战具有新的特点。如果对这些新改变视而不见，不积极探索和构建针对现实挑战与现实状态相适应的方式方法，而还在固守传统的方式，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就不能保证。首先理论阐释的说服力和彻底性欠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有别于作为纯理论形态的学说体系。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论学说；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避免马克思主义沦为只是现实答案的合理性支撑；如何保证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不脱离、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如何判定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要坚守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现在存在，未来依然会存在，而且随着时空的距离不断延伸，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发问，需要越有力的解释力、阐释力、发展力。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旗帜化的问题，不能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世界全局，说清楚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等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受到根本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根基就会动摇。其次宣传内容实效性不足。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正面宣传有时产生的却是负面效应。推出的正面典型过于追求高大全，脱离人的本性和现实生活，达不到深入心灵引起共鸣的感觉，而只能成为仰望的标签，而起不到学习的效果；在报道经济发展成就时，抽象数据多，而与百姓的生活关联少，老百姓获得感不够强烈；在宣传形式上，存在“摆样子”、“做架子”的宣传，宣传形式的虚伪性直接引发人们对宣传内容真实性的怀疑。宣传内容不看对象，和谁说的都一样，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与新社会群体，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给顶了回去”。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处却于一种失语状态，群众根本没有得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理解，又怎能谈得上认同？再次宣传方式不灵活。对现代技术、平台开发利用不充分，存在宣传惰性、习惯单向灌输和行政命令，缺乏创新。这两年全国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不下来还要罚抄写。我不否定灌输理念，但是用这么生硬的手段去传播能否达到效果值得商榷。还有很多大学生对我们的政治教育不仅不接受，甚至是逆反，用他们的话说，从小背到大，太无聊了，根本没有理解、更没有认识到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说教的形式直接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无效化。
二、加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对策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同样今天的中国也更有可能遭遇功败垂成的危险。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在关键节点，面临的困难越严峻、挑战越复杂，危险越隐蔽，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有清晰的判断能力，积极应对挑战。既要有效抵制住别有用心的戈尔巴乔夫似的忽悠、保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又能认清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建设具有吸引力、引领力、凝聚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绝不能掉以轻心，保证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要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调动各方力量、发挥各方优势。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主要抓意识形态的安全建设、守住阵地，时时关注、把握好方向，加强检查、抓好队伍建设，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不能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真学、真信、真用、真干，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土壤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决不能任威胁抹黑的言论盛行，要敢抓敢管，帮助人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例如有关党性和人民性这个问题，总有人把两者对立，习近平总书记刚说了“党媒姓党”，网络知名大咖马上反驳“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人民就被抛弃、被遗忘了！”还有人搬出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的词是“群众喉舌”，指出两者是不一致、矛盾的。这里面有故意混淆视听的，也有真认不清的，无论什么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有义务、有责任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问题给厘清。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是从人民中选出的优秀分子，党和人民从来都是方向一致的统一体。党不仅要服务群众，也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守政治定力
中国当前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进行的发展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很多实实在在的新问题也是新难题在短时间内集中涌现，需要哲学社会工作者去破解。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 作为思想的先导，一方面，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具体矛盾，积极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要保持意识形态定力、不妄言，绝不能因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而迷向，因反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就退缩，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能容纳一切合理因素为我所用，理论的创新不能突破这一点。研究中要避免玩抽象的概念游戏、逻辑论证，要接地气，关键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学术讨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学术讨论没有边界、理论没有对错之分，不能因说只是学术观点，就可以任意为之，错误的理论方向就要纠正。要在中国学术界形成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不搞人身攻击、不搞研究帮派，在交流、交锋中明晰真理、发展理论。
（三）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5]思想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人，堡垒对堡垒，前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坚固。首先要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根基也是主线。马克思曾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6]这表明之前很多研究并没有真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甚至是对它的曲解。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时代基础上的开放理论，不是教条，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复杂、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有终结。要结合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语境，把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撑。这需要既下苦功读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文本，又要下真功夫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不断趋近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实现理论的彻底性和发展性。第二挖掘中华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民族的立足之根、精神之魂，能够实现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情感认同。在旧社会农村，可能字都不识的老农也能讲得出，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因为这么多年儒家思想已经内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家的家规，一个村的村规都有体现。像忠、孝这种接近百姓生活的凝练，更容易引发共识，要把这样的文化精华融到意识形态中，多一些中国本土元素、多一些情感基因。第三构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像习近平总书记提的“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就强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制度，所有国家都必须按照美国的意愿发展。中国也可以为更好的制度探索提供方案，可以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借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的中国方案。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不强制别国按照中国模式发展，但也不应回避向世界宣传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要充分展示在尊重他国自我判断、尊重各国的现实国情和愿望立场上的中国自信。
（四）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方式
当前我们做宣传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则要改变。
第一宣传思路要有新调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8]首先由被動围堵转向主动引导。对待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势，不能只想着怎么给它堵住，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已经决定，根本不可能堵住意识形态进攻，关键在于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入手，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消解西方攻势，说到底这是个诛心的工作，“运动式”“严打式”“示众式”都不是好办法，关键要注重对整个社会心态的疏导，抓住宣传的最佳时间点，主动发声、占领先机，掌握引导权，避免因为发声慢或者发声不强，而让别人抢占话语主导。要通过打造主流媒体的网络大V，引导网络舆论。目前中央级媒体的“法人微博”有几百万粉丝，近两年人民日报客户端对热点话题不回避和主动介入，让这个最高喉舌有重新夺回麦克风的势头。但相比一个有上千万粉丝的大咖，显然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其次由坚守阵地到扩展阵地。确保宣传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确保更好地传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要着力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引导，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环境进一步清朗起来。[9]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黑、灰三个地带，守住红色阵地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只守着主阵地，很多人却在外面待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这些人就没法起作用，所以还要主动到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争取更多的民众。同时还要把宣传阵地扩展到国外，与国际接轨，用更有包容性的表述宣传我国意识形态。
第二宣传内容要有新角度。提高质量、让人感觉有触动。首先是换主体。以往内容的设置多数以宣传部门为主体，直接告诉理论、政策是什么，群众是被动接受。现在应更多地关注宣传对象，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回答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传递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老百姓对它的认同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这样才会更持久。人的价值需求是理论的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0]其次是个性化，不同的对象内容设置也要有区别。比如说，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要高一些，我们要倡导奉献，这是党的宗旨决定的。对普通百姓，在宣传中以基本道德要求为准，不过于拔高，像尊重英雄、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国家这些基本道德要求。同时针对网民多数是“标题党”，篇幅越大看的人越少的阅读特点，内容的设置要力求简洁、鲜活、平实，多一些感性表达。
第三宣传形式要有新拓展。在教育和感化上下功夫，多一些平等交流、生活融入。树立大宣传格局、微宣传渠道、把握宣传细节，打破空洞无物的说教，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把宣传融入百姓生活。注重搭建宣传平台，有效开展群众活动、文化活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用群众听得懂、能接受、乐于参与的方式，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
意识形态安全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安全。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工作千头万绪极其复杂，需要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既不搞无谓的争论、又不漠视其演化，既要中共党员言行合一作出表率、又要各个群体凝心聚力跟党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全体人民来实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4]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476.
[7]习近平.共同構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
[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
[9]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强调：扎实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7-04-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来自国际、国内各种思潮、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在思想碰撞和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导致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理论上丧失表达价值诉求、发展目标、文化塑造的主渠道；从实践中遭到行动和行为合理性质疑。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既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又来自中共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意识形态工作自身。对此，我们要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规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纪律意识、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几个方面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意识形态安全； 挑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25.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03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来自国际、国内各种思潮、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在思想碰撞和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导致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丧失表达价值诉求、发展目标、文化塑造的主渠道；从实践中遭到政党行动和行为合理性质疑。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将从思想层面掀开政权瓦解的口子。因此，对此问题绝不能小觑。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定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1]这种定位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准确判断。特别是作为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我们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但还是不能消解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而且在此阶段最重要的争斗方式恰恰集中在意识形态上。
一、中国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一）西方国家以理论争鸣为掩盖的意识形态强势渗透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主要涉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这三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出明确边界。因此在争论过程中往往会步入两个极端，要么学术研究被政治化出现“扣帽子”、“打棍子”倾向，压抑了学术发展；要么缺乏一定的敏感度，在打着学术讨论、思想自由的旗号，实则为政治形态的攻击下臣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攻击重要手段之一正是利用这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优势，善于用一种比较中立、隐蔽、看似客观的表达，把意识形态攻势包装成学术研讨、理论争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一些人会被其强大的理论话语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俘获，沿着西方的论证方式，自觉接受并认同了西方的观点和主张，而完全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国情，从理论否定走向政治否定，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是錯误和不科学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普世价值”的提法源自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代表全人类共同理想、共同利益，共同目标。这种抽象理论描述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看似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客观论证，但深入分析就能发现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它内含着主体判断，从哲学意义上说价值不可能是中性的、客观的，它具有立场性，因主体需求和现实状态不同，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美国立场上的价值可能会是其他国家立场上的灾难。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立场的，没有抽象的、绝对意义的和普世的。西方政客也正是在致力于推动美国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此概念，它的终极目的是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倡导美国的价值主张，就不能和国际接轨，不能融入现代大潮，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包括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军队非党化等等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标是一样的，都不可能是纯理论层面的争鸣，而是借学术讨论的幌子，通过各种思想的渗透来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背后藏有政治动机。但这种以学术争鸣为掩盖的攻击手段、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诱导方式，往往让人防不胜防。如果因是学术讨论就听之任之，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将受到质疑，西方的理论体系将受到吹捧，主流意识形态将崩塌，老百姓思想将混乱，中国也将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实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
（二）西方国家以技术优势为控制的意识形态网络围攻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开辟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网络打破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思想存在的时空障碍，使传播交流更为便捷，也使论战更难掌控。网络硬件技术优势成为了意识形态较量的有力武器，互联网区域内的意识形态争锋更多的是硬实力较量而非单纯的软文化比拼。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坚信他们可以借用互联网，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权。2012年美国启动了“大数据研究发展计划”，全面收集我国的信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达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全面准确把握；2014年美国的脸谱公司、谷歌公司先后收购了太阳能无人飞行研究企业，企图通过无人飞机携带通信设备，完全覆盖中国的无线网络。目前作为支持互联网最核心的技术根服务器总共13台，1台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台副根服务器中9台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典分别1台；美国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其他国家总和的百余倍；国际范围内网络信息量80%是英文，中文还不到10%。这种绝对性、压倒性的技术控制权，加上大数据分析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每次攻击都是精准发力。同时又占据了内容发布的主导权，让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西方国家惯用的攻击手段——第一步：制造话题（将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不断放大、演变、上升引发出激烈讨论）；第二步：总结原因（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体制方面存在缺陷）；第三步：解决对策（改变共产党一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美国的现代化方案）。通过这三步走，用看起来每次都是对小问题争论，一次次地蚕食着中国人的自信。试想一下，无论中国做什么，总有人在边上含沙射影地说不对、不好、有问题，长时间的负面心理暗示，最终不可避免地让人开始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真有问题。这是一种很能摧毁自信的心理战。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当前的互联网俨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
（三）共产党内部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异
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它往往会通过影响不同群体、特别是中共党员，达到内部攻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异，这是意识形态安全最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处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共产党员本该最信马克思主义，是其坚定的捍卫者、建设者、传播者、运用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出现了变异。某些共产党员甚至是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信，内心深处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因为不真学所以不真懂，不真懂就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达不到真信，更谈不上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同时由于负载在共产党员身上的职责和义务要求，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尴尬状态，领导干部一方面在公众视野中高谈理想信念，俨然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甚至私下发表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共产主义不可实现。因此在实践中不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只想凭着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实惠、搞权钱交易。这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分裂的两面性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虚伪化和空心化。他们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就越损害马克思主义，老百姓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就越反感，最后导致社会出现信仰的迷茫和空白。这些干部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旦放弃了思想防线，就会掀开国家安全的重要一角，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都将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苏联解体，人们问得最多的是，近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软弱，那么不堪一击。或许，列宁的话可以部分解释这个问题。他说：“领导者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在前苏联，从斯大林之后的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原罪，十月革命就不该发动、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该存在，共产党内部是有很多人认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搞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异的最终结果，也有其必然性，最终成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摇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在于发时代之先声。从理论上有效地问答现实问题、解释现实问题、预测未来、提供发展的理论方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没有立场的理论发声，意识形态决定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在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的前提下，怀揣强烈的“问题意识”、“社会情怀”。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批判者有之、唱赞歌者有之，但关键点都没能很好地站稳立场，没有立场的批判和歌颂都不能深入人心。有的研究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缺乏理论认同，割裂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不注重理论的延续性，用细枝末节的一次实践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无效和失败；缺乏政治认同，对党在领导发展中出现的探索失误和前进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归为政治基础缺陷；缺乏情感认同，认不清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把文字语言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口，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没有事实依据，传递负能量。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这些言语文字，势必有一些人会相信，这些人再去傳播，又会影响更多的人，辐射面不断扩散。我们要警惕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哲学社会工作者意识形态动摇的危险。这些人大都怀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怀，总习惯在抽象理论层面追求更加完善的文明，对理论的完美追求容易转化为对现实状况的诸多不满。这些人的视野和学识又决定，有这个批判的能力，所以习惯站上制度的高地，道德的高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苏共的知识分子曾是解构苏共合法性的“急先锋”，结果怎么样，最后还不是不堪忍受叶利钦时期的统治，转身就呼吁要秩序不要资本主义民主。香港占中事件最直接起因是，借口全国人大通过的，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决定不符合国际标准，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倒退，煽动香港民众都应该站出来反对这件事，占领中环，瘫痪香港经济、行政中心，以此来逼迫政府放弃普选改成全民公投。香港占中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在这里我只分析一点，为什么青年学生会成为占中的骨干，这和最开始这场运动的组织策划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赫赫有名的占中三子是法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和牧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用的社科教材和授课老师，都是国际学者讲的所谓国际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在边缘化和被完全否定的位置。所以，如果哲学工作研究中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摇，它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批判质疑的种子会传递几代人，一旦有机会就会发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
（五）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代发展的严重不适应
毛泽东同志说过：“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和现实相适应也是不起作用的”。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中国遇到的威胁和挑战具有新的特点。如果对这些新改变视而不见，不积极探索和构建针对现实挑战与现实状态相适应的方式方法，而还在固守传统的方式，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就不能保证。首先理论阐释的说服力和彻底性欠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有别于作为纯理论形态的学说体系。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论学说；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避免马克思主义沦为只是现实答案的合理性支撑；如何保证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不脱离、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如何判定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要坚守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现在存在，未来依然会存在，而且随着时空的距离不断延伸，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发问，需要越有力的解释力、阐释力、发展力。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旗帜化的问题，不能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世界全局，说清楚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等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受到根本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根基就会动摇。其次宣传内容实效性不足。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正面宣传有时产生的却是负面效应。推出的正面典型过于追求高大全，脱离人的本性和现实生活，达不到深入心灵引起共鸣的感觉，而只能成为仰望的标签，而起不到学习的效果；在报道经济发展成就时，抽象数据多，而与百姓的生活关联少，老百姓获得感不够强烈；在宣传形式上，存在“摆样子”、“做架子”的宣传，宣传形式的虚伪性直接引发人们对宣传内容真实性的怀疑。宣传内容不看对象，和谁说的都一样，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与新社会群体，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给顶了回去”。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处却于一种失语状态，群众根本没有得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理解，又怎能谈得上认同？再次宣传方式不灵活。对现代技术、平台开发利用不充分，存在宣传惰性、习惯单向灌输和行政命令，缺乏创新。这两年全国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不下来还要罚抄写。我不否定灌输理念，但是用这么生硬的手段去传播能否达到效果值得商榷。还有很多大学生对我们的政治教育不仅不接受，甚至是逆反，用他们的话说，从小背到大，太无聊了，根本没有理解、更没有认识到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说教的形式直接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无效化。
二、加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对策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同样今天的中国也更有可能遭遇功败垂成的危险。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在关键节点，面临的困难越严峻、挑战越复杂，危险越隐蔽，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有清晰的判断能力，积极应对挑战。既要有效抵制住别有用心的戈尔巴乔夫似的忽悠、保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又能认清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建设具有吸引力、引领力、凝聚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绝不能掉以轻心，保证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要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调动各方力量、发挥各方优势。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主要抓意识形态的安全建设、守住阵地，时时关注、把握好方向，加强检查、抓好队伍建设，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不能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真学、真信、真用、真干，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土壤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决不能任威胁抹黑的言论盛行，要敢抓敢管，帮助人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例如有关党性和人民性这个问题，总有人把两者对立，习近平总书记刚说了“党媒姓党”，网络知名大咖马上反驳“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人民就被抛弃、被遗忘了！”还有人搬出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的词是“群众喉舌”，指出两者是不一致、矛盾的。这里面有故意混淆视听的，也有真认不清的，无论什么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有义务、有责任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问题给厘清。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是从人民中选出的优秀分子，党和人民从来都是方向一致的统一体。党不仅要服务群众，也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守政治定力
中国当前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进行的发展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很多实实在在的新问题也是新难题在短时间内集中涌现，需要哲学社会工作者去破解。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 作为思想的先导，一方面，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具体矛盾，积极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要保持意识形态定力、不妄言，绝不能因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而迷向，因反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就退缩，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能容纳一切合理因素为我所用，理论的创新不能突破这一点。研究中要避免玩抽象的概念游戏、逻辑论证，要接地气，关键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学术讨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学术讨论没有边界、理论没有对错之分，不能因说只是学术观点，就可以任意为之，错误的理论方向就要纠正。要在中国学术界形成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不搞人身攻击、不搞研究帮派，在交流、交锋中明晰真理、发展理论。
（三）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5]思想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人，堡垒对堡垒，前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坚固。首先要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根基也是主线。马克思曾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6]这表明之前很多研究并没有真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甚至是对它的曲解。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时代基础上的开放理论，不是教条，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复杂、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有终结。要结合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语境，把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撑。这需要既下苦功读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文本，又要下真功夫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不断趋近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实现理论的彻底性和发展性。第二挖掘中华文化的精华。文化是民族的立足之根、精神之魂，能够实现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情感认同。在旧社会农村，可能字都不识的老农也能讲得出，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因为这么多年儒家思想已经内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家的家规，一个村的村规都有体现。像忠、孝这种接近百姓生活的凝练，更容易引发共识，要把这样的文化精华融到意识形态中，多一些中国本土元素、多一些情感基因。第三构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像习近平总书记提的“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就强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制度，所有国家都必须按照美国的意愿发展。中国也可以为更好的制度探索提供方案，可以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借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的中国方案。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不强制别国按照中国模式发展，但也不应回避向世界宣传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要充分展示在尊重他国自我判断、尊重各国的现实国情和愿望立场上的中国自信。
（四）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方式
当前我们做宣传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则要改变。
第一宣传思路要有新调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8]首先由被動围堵转向主动引导。对待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势，不能只想着怎么给它堵住，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已经决定，根本不可能堵住意识形态进攻，关键在于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入手，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消解西方攻势，说到底这是个诛心的工作，“运动式”“严打式”“示众式”都不是好办法，关键要注重对整个社会心态的疏导，抓住宣传的最佳时间点，主动发声、占领先机，掌握引导权，避免因为发声慢或者发声不强，而让别人抢占话语主导。要通过打造主流媒体的网络大V，引导网络舆论。目前中央级媒体的“法人微博”有几百万粉丝，近两年人民日报客户端对热点话题不回避和主动介入，让这个最高喉舌有重新夺回麦克风的势头。但相比一个有上千万粉丝的大咖，显然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其次由坚守阵地到扩展阵地。确保宣传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确保更好地传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要着力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引导，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环境进一步清朗起来。[9]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黑、灰三个地带，守住红色阵地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只守着主阵地，很多人却在外面待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这些人就没法起作用，所以还要主动到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争取更多的民众。同时还要把宣传阵地扩展到国外，与国际接轨，用更有包容性的表述宣传我国意识形态。
第二宣传内容要有新角度。提高质量、让人感觉有触动。首先是换主体。以往内容的设置多数以宣传部门为主体，直接告诉理论、政策是什么，群众是被动接受。现在应更多地关注宣传对象，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回答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传递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老百姓对它的认同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这样才会更持久。人的价值需求是理论的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0]其次是个性化，不同的对象内容设置也要有区别。比如说，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要高一些，我们要倡导奉献，这是党的宗旨决定的。对普通百姓，在宣传中以基本道德要求为准，不过于拔高，像尊重英雄、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国家这些基本道德要求。同时针对网民多数是“标题党”，篇幅越大看的人越少的阅读特点，内容的设置要力求简洁、鲜活、平实，多一些感性表达。
第三宣传形式要有新拓展。在教育和感化上下功夫，多一些平等交流、生活融入。树立大宣传格局、微宣传渠道、把握宣传细节，打破空洞无物的说教，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把宣传融入百姓生活。注重搭建宣传平台，有效开展群众活动、文化活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用群众听得懂、能接受、乐于参与的方式，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
意识形态安全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安全。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工作千头万绪极其复杂，需要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既不搞无谓的争论、又不漠视其演化，既要中共党员言行合一作出表率、又要各个群体凝心聚力跟党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全体人民来实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4]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476.
[7]习近平.共同構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
[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
[9]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强调：扎实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7-04-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