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结构转型期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汪小宁+徐雅妮
摘 要： 随着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村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着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建构一个具有弹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合理调整利益格局，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乡村社会结构； 现代转型；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乡村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潮源于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具有明显的现实问题导向性。从研究的问题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已经出版二十余部专著。陆学义（2001）主编《内发的村庄：行仁村》中指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型，认识村落社会结构的目的，在于揭示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已经出版著作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村落的传统与现代转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前途更为关注。
为了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本研究是在罗新远教授主持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的子课题基础上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式，对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北郭村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之所以选择北郭村，首先，由于此村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南距岐山县城三公里，北与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周公庙风景名胜区相毗邻。被誉为“陕西民俗第一村”。 北郭村既不同于西部传统的农村村落，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且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城镇化，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北郭村的民俗旅游是以周文化依托的，但目前又陷入发展困境，如何找到推动北郭村继续前向发展的动力，值得本地实践和各界研究关注。最后，可以为我们提供同类村落发展状况研究的个案。
二、资料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调研对象是岐山县北郭村。本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393户，1383口人，1980亩耕地。为深入了解北郭村，课题组对下列人员：北郭村村民和村干部；邻村堰河村村干部；岐山县民政局、卫生局、统计局等各局领导干部等进行了调研。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根据研究计划，课题组于2015年11月1日至11月3日，2016年1月5日至8日，2016年9月24至26日对北郭村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
1.问卷调查。西北政法大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组成员在编制《北郭村调查问卷》后，课题组中18人在北郭村以户为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历时两天，共发放问卷270份，达到了总户数的68%，回收268份，有效问卷267份，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达到了99%。
2.深度访谈。在编写人物访谈提纲的基础上，以集体访谈的方式分别对岐山县民政局、卫生局和统计局等部门进行了座谈，以个别访谈形式对北郭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和村里名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涉及访谈对象20余人，获得访谈资料11万余字。
三、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但民俗旅游业也有一定发展，对不同村民产生不同的影响
总体来看，本村经济结构主要是第一产业为主，257名受访者中，70.4%的人从事或参与个体农业种植、大棚农业及合作社。从事其他活动占20.2%，经营或参与农家乐的只占到了9.4%（见表1）。根据官方数据是北郭村经营农家乐的户数为80户左右，全村398户，占比为20%。采访人员告诉我们经营农家乐的户数是60户左右，占比为15%。斟酌这三组数据，基本可以看出该村经营农家乐的户数为总户数的15%左右。从表2中可以看出，231名受访者中63.2%的人家里没有人在农家乐工作，其余36.8%为家里有人在农家乐工作，其中主要为1人，且主要为妻子（见表2和3）。可见，农家乐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部分本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其家庭收入，发挥了一定经济社会功能，产生了一些经济社会影响，但对不同村民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关于农家乐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人来分析：对于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来说，其影响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增加收入，占238名受访者中人数的20.6%，其余影响依次为增加家乡自豪感、更多认识周文化、提高自己知名度、增强社会交往能力、更懂得经营管理、提高了在村庄的地位、不用种地等，占受访者人数的比例依次为12.8%、11.9%、9.3%、7.8%、4.9%、3.5%、1.7%（见表4）。说明这些方面对他们来说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但也有一位访谈对象JSX告诉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通过经营臊子面，解决了子女就业问题，安置的较为满意，由岐山县上调动到宝鸡市里。”他認识到通过管臊子面，拓宽了社会关系，积攒和利用社会资本，帮助安置子女工作的好处是经济之外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他看来是其次，而解决子女工作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不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来讲，他们认为农家乐几乎在各方面对自己没有影响，这以看法占到了受访者人数的25.8%（见4）。一些被挤垮的农户认为以前没有大规模开展时，他们还能经营，后来大家害了红眼病后，就大规模无序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如不发展，反倒不如以前了，被淘汰了，没有好处了，只好外出打工了。所以认为农家乐再发展也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村民们认为影响经营状况的因素不是饭菜质量问题，认为地段很重要，农家乐经营户多，顾客少。现在农村闲人多，干的干，赚的赚，望的望。有钱有势的农家乐经营者挤垮了小农户。
（二）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明显
从村民随礼的数额看，235名受访者中每个家庭每年用于随礼的钱最少为100元，最多为10000元，平均约为1545元，每个家庭每年用于随礼钱分布的标准差和方差分别为1300.721和1691876（见表5）。可以看出，村民随礼的礼钱差别较大，随礼钱差异大的原因可能是人情观念的和家庭经济状况及攀比风影响，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分化较为明显。导致的结果是人情变味，拜金主义盛行，人情负担加重。
有位访谈对象举了美阳馆说明本村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美阳馆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承包外人，租户经营农家乐，自己经营关中大厦，后来看到租户赚钱了，就自己经营，在吕家庄和堰河村买了30亩地，扩大规模。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一是由于他家在公路边，地理位置好，有竞争力；二是主人和官场上关系大，官员们在他家吃饭，客源多。这样就引起了农村阶层的分化。本来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但现实中感到有钱人之间交往，谈论车房，没钱人之间说打工的话，两个阶层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有钱人看不起没钱人。
（三）村民生活满意度有待提高，但在具体变量上存在差别
本调查生活状况主要包括收入、职业、健康、养老、居住、医疗、教育、休闲生活、物流服务、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干群关系等12个变量。对200个有效个案的这12个变量进行加总，生成新变量生活满意状况，类别化为12-30分为不满意、30-50分为一般、50-60分满意三段。满意和不满意的占受访者比例都较低，分别为7%和3.5%，相对来说满意比例高于不满意比例，不满意的比例很低，说明村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满意的比例还不到10%，近90%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满意度一般（见表6）。说明改善村民生活状况的空间还很大。
村民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一般，但在具体变量上存在差别。村民对本村社会关系、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较为满意，对健康、养老、医疗满意状况一般，最不满意的是收入和休闲生活。村民选择对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较为满意的占比都在50%以上，分别为61%、52%。说明村民居住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健康、养老、医疗满意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善，选择满意的分别为48.3%、46.5%和46.3%（见表7）。262名受访者中19.9%的人认为当前村庄的主要问题是看不起病。可见，新农合政策实施效果较为显著，但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养老政策有待完善。农民对自身职业认同度不高，选择满意的比例为35.5%。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满意状况”与“职业满意状况”的Gamma等级相关系数是0.691，相关系数较大，正相关性较强。显著性水平是0.000，说明收入满意状况对职业满意状况有显著差异。村民选择收入和休闲生活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近70%。
（四）村庄权威结构逐渐式微，但权威标准取向没有被经济化
从本村名人的问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在发放的267分问卷中，106人没有填答此问题，占到了受访者的39.7%，近40%的受访者对此问题不愿意回答或者是不清楚。只有60.3%的受访者即161人填答了此问题，最多的得票是46票，占有效问卷的28.6%，其余四人得票均不足10%，还有53.4%回答是其他人（见表8）。这些答案很是分散，说明村庄权威结构逐渐式微，现实中较难找出村民都认可的核心权威人物。以资本拥有情况作为划分名人的依据，村民对名人标准的取向依此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认为文化资本高的是成为名人的最重要条件，对这种人村民认同度最高，其次是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高的人，认为经济资本在成为名人条件中最不重要。242名受访者中43.8%的人认为有文化的人和德行高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认为社会关系广的人、当干部的人和有钱人能成为村里名人分别占11.2%、10.0%和 7.4%。从获得社会角色方式为依据，村民认为成为名人主要靠自致角色，先赋角色的作用微乎其微。认为有文化的人、德行高的人、勤奋努力的人和对当地历史文化最了解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的选项约占到总回答次数的68%，认为家庭背景硬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的选项仅占到总回答次数的3.6%（见表9）。北郭村知情人赵会计提供了一份本村名人名单，共15人，这些人中有人民教师、有在五二三厂干过的、城北小学设计者、小学校长等，基本都是村里有才能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在村上一定威望影响力的人。这个名单和问卷调查数据中村民的看法基本一致。
（五）人情和习俗依然是维系农村社会的重要纽带
村民随礼范围主要在初级关系中，随礼原因主要是出于人情和习俗。从随礼范围看，229名受访者中有27.5%的人随礼的范围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在给同家族的人、同村关系好的人、邻村关系好的人、同村所有人随礼的分别占受访者人数为19.5%、18.2%、15.4%、14.9%，而给邻村所有的人随礼的人次比例最低（见表10）。说明村民随礼范围主要在初级关系中。
村民随礼的原因是出于习俗和人情，两者共占263名受访者中的约80%，有15.7%的人将其作为感情交流的重要方式，而因为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参与随礼活动的人次比例很低（见表11）。说明习俗和人情在村民随礼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再扩大延伸，也可以说习俗和人情在村民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关系调解中同样发揮主要作用。村民对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的认识很有限。
（六）农村邻居关系呈现次级关系特征，村民对其之间信任度的看法不明确
在对邻居关系满意状况调查时，在244名受访者中有约66%的人选择满意，但在遇到生产生活经济困难时，在164名受访者中仅有2.7%的人选择求助邻居（见表13）。可以看出，目前农村邻居关系俨然是陌生人的次级关系，交往减少、矛盾减少、邻居关系比较融洽，满意程度较高，同时，原有的守望相助的初级关系了也急剧减弱。目前村民对其之间信任度的看法持不明确态度，263名受访者中33.%的人认为村民之间的信任度与前些年相比是提高了，有36.9%的人认为下降了，17.1%的人认为无变化，12.5%的人认为说不清楚（见表12）。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代农村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村民对其的信任程度的判断还不明确。
（七）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发挥同等重要作用，但村民在遇到不同困难时，求助对象有差异性
总体来看，村民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164名受访者中有约38%的人会求助村干部，约38%的人求助家人和亲戚朋友，求助政府相关部门、族人、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社、邻居、网友依次为9.0%、8.2%、6.1%、3.4%、2.7%和0.4%（见表13）。可见，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发挥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发挥基层干部骨干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具体来看，村民在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不同的困难，在具体主要求助对象上有差异。一是家人和亲戚朋友在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受访者中约有75%的人面对经济困难时寻求家人和亲戚朋友解决，其次为族人，而几乎很少受访者找族人和邻居帮助。二是村干部在调解和解决村民社会矛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村干部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和家族不和时发挥核心作用，是帮助村民解决这些问题的得力依赖对象。从表中可以看出，分別约有83%、72%和46%的人面对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和家族不和时寻求村干部解决。三是家人和村干部在解决家庭矛盾时发挥重要作用。受访者中分别约有35%和25%的人面对家庭矛盾时会寻求家人和村干部，说明村民有家庭矛盾首先选择自我解决，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家人解决不了时，会找村干部，其次是族人和亲戚朋友。村干部在解决家庭矛盾时地位在族人和亲戚朋友之上。邻居在处理家庭矛盾几乎发挥不了作用。四是农业技术困难时主要找政府相关部门、村干部和合作社，分别占受访者比例为28.5%、21.5%和18.8%。因此，要加强政府相关部门、村干部和合作社在农村农业技术指导方面的重要作用。五是商业经营困难时主要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其次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亲戚朋友。说明村民已经逐渐开始找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商业困难，不仅仅局限于亲戚朋友这些初级社会关系（见表14）。
四、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城镇化推动下，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家庭分离，出现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弱势中的弱势群体。20世纪90十年代末，随着北郭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地产、地方政府及相关群体都带来了利益，出现了村干部、民俗接待户（农家乐经营者），臊子肉、手工挂面、食醋、油酥锅盔等加工户，大棚菜种植户、蔬菜科技示范田经营者、生态观光园经营者、有机食品生态工业园经营者、现代果业园区主、畜禽养殖户、民俗餐饮和旅游接待服务员、村保洁员等新阶层，带来本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加剧了社会分化。同时也使得回乡创业人员增多，这些群体中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可见，本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了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
因此，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必须进一步关注民生问题，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建构开放立体的乡村社会网络结构，积累社会资本；不断培养村民现代人格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有效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一）进一步关注民生问题，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
通过调查显示，目前村民对生活状况满意的比例还不到10%，近90%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满意度一般，尤其选择收入和休闲生活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近70%，这两项村民最不满意。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开展庙会、臊子面大赛、读书、旅游等丰富的集体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农民休闲文化生活，是提高村民职业认同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路径。
（二）建构开放立体的乡村社会网络结构，积累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具有以家庭和熟人圈子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社会网络和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但是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原本就相对封闭、平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松散，社会资本作用减弱。在新城镇化背景下，需要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以开放的心态，创建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接纳和吸引村庄之外的社会经济主体参与到本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来，扩大社会网络规模，增加社会网络种类，建构开放、立体的网络结构，增加社会资本及其传递速度，提升村庄活力。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基层政府或政府组织可以主动组织和鼓励村庄组织各种形式的跨区域集体活动，调动和积累乡村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例如共同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举办各类文化经济活动等。岐山县北郭村臊子面大赛，不仅调动了村庄内部的人力资本，还通过比赛的宣传作用扩大了信息网络和信任的边界。
（三）不断培养村民现代人格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整体来看，村民人格特征中现代性和传统性处于相互交融状态，现代性不足，需要不断培养村民的现代人格。如从村民对新社会现象接受度来看，接受度不高，257名受访者中只有37.6%的人能够理解网络聊天、网恋和年轻人独身等新社会现象，22.2%的人没有听说过，29.9%的人不理解，10.4%的人认为是别人的事情。尤其对年轻人独身这个新社会现象的接受都不高，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态度不是很明确，理解的比例稍高于不理解的比例。这体现出村民人格中传统性和现代性相互交融的一面。
要不断培养村民的现代人格，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四）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基层党委、政府、基层干部和村民等。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是提升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各自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基层两委会的作用。村委会要不断提高农村福利保障获得机会的公平性，做好低保户、困难群众及孤寡老人等工作。建立健全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村庄财务和公共事务情况，让村民参与村庄政务决策，培养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
其次，积极发挥村干部骨干作用。调查显示，村干部在村庄社会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当村民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主要求助村干部。可见，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同等重要。村干部要能够更好地體察民情并及时回应群众的各种诉求，举办和村民贴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集体活动，让村民为自己的事做主，主动关心各种社会事务，激发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调动村民积极性。社会治理关系到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包括柴米油盐和冷暖安危等现实利益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社会治理实践本身，承载着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任务。可见，社会治理不仅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党和政府政治影响和获取政治认同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发挥基层干部骨干作用，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最后，要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在村民参加村里集体活动中，主要参加的是干部选举、春节庆祝活动、全村社员大会等活动；较少参加是跳广场舞、决定村庄经济大事的会议和村庄公益活动等。调查得知，村民参加集体活动少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时间，在210名受访者中有61.4%的人参加村里集体活动少的原因是没有时间，表面上说明村民们忙于生计，外出打工或者其他劳作使其顾及不上村里集体活动，但在调查空闲时间有无时，只有1.5%的村民回答没有时间，这两个数据孰真孰假，比较容易判断，后者回答更为真实。可见，参加集体活动少的原因，受访者找一个更表面化的解释，选择没有时间，其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其跟自己没有关系、没有意思和不想参加等。这一定程度反映了村民有选择性的参加村里集体活动，这些活动与村民贴身利益相关性不大，无法调动其积极性。只有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才能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使整个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运转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毅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行龙.“自下而上 ”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7）.
[3]钱文荣，应一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
[4]陆益龙.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现实基础、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
[5]党国英.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随着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村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着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建构一个具有弹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合理调整利益格局，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乡村社会结构； 现代转型；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乡村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潮源于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具有明显的现实问题导向性。从研究的问题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已经出版二十余部专著。陆学义（2001）主编《内发的村庄：行仁村》中指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型，认识村落社会结构的目的，在于揭示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已经出版著作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村落的传统与现代转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前途更为关注。
为了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本研究是在罗新远教授主持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的子课题基础上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式，对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北郭村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之所以选择北郭村，首先，由于此村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南距岐山县城三公里，北与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周公庙风景名胜区相毗邻。被誉为“陕西民俗第一村”。 北郭村既不同于西部传统的农村村落，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且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城镇化，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北郭村的民俗旅游是以周文化依托的，但目前又陷入发展困境，如何找到推动北郭村继续前向发展的动力，值得本地实践和各界研究关注。最后，可以为我们提供同类村落发展状况研究的个案。
二、资料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调研对象是岐山县北郭村。本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393户，1383口人，1980亩耕地。为深入了解北郭村，课题组对下列人员：北郭村村民和村干部；邻村堰河村村干部；岐山县民政局、卫生局、统计局等各局领导干部等进行了调研。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根据研究计划，课题组于2015年11月1日至11月3日，2016年1月5日至8日，2016年9月24至26日对北郭村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
1.问卷调查。西北政法大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组成员在编制《北郭村调查问卷》后，课题组中18人在北郭村以户为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历时两天，共发放问卷270份，达到了总户数的68%，回收268份，有效问卷267份，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达到了99%。
2.深度访谈。在编写人物访谈提纲的基础上，以集体访谈的方式分别对岐山县民政局、卫生局和统计局等部门进行了座谈，以个别访谈形式对北郭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和村里名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涉及访谈对象20余人，获得访谈资料11万余字。
三、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但民俗旅游业也有一定发展，对不同村民产生不同的影响
总体来看，本村经济结构主要是第一产业为主，257名受访者中，70.4%的人从事或参与个体农业种植、大棚农业及合作社。从事其他活动占20.2%，经营或参与农家乐的只占到了9.4%（见表1）。根据官方数据是北郭村经营农家乐的户数为80户左右，全村398户，占比为20%。采访人员告诉我们经营农家乐的户数是60户左右，占比为15%。斟酌这三组数据，基本可以看出该村经营农家乐的户数为总户数的15%左右。从表2中可以看出，231名受访者中63.2%的人家里没有人在农家乐工作，其余36.8%为家里有人在农家乐工作，其中主要为1人，且主要为妻子（见表2和3）。可见，农家乐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部分本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其家庭收入，发挥了一定经济社会功能，产生了一些经济社会影响，但对不同村民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关于农家乐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人来分析：对于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来说，其影响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增加收入，占238名受访者中人数的20.6%，其余影响依次为增加家乡自豪感、更多认识周文化、提高自己知名度、增强社会交往能力、更懂得经营管理、提高了在村庄的地位、不用种地等，占受访者人数的比例依次为12.8%、11.9%、9.3%、7.8%、4.9%、3.5%、1.7%（见表4）。说明这些方面对他们来说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但也有一位访谈对象JSX告诉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通过经营臊子面，解决了子女就业问题，安置的较为满意，由岐山县上调动到宝鸡市里。”他認识到通过管臊子面，拓宽了社会关系，积攒和利用社会资本，帮助安置子女工作的好处是经济之外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他看来是其次，而解决子女工作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不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来讲，他们认为农家乐几乎在各方面对自己没有影响，这以看法占到了受访者人数的25.8%（见4）。一些被挤垮的农户认为以前没有大规模开展时，他们还能经营，后来大家害了红眼病后，就大规模无序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如不发展，反倒不如以前了，被淘汰了，没有好处了，只好外出打工了。所以认为农家乐再发展也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村民们认为影响经营状况的因素不是饭菜质量问题，认为地段很重要，农家乐经营户多，顾客少。现在农村闲人多，干的干，赚的赚，望的望。有钱有势的农家乐经营者挤垮了小农户。
（二）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明显
从村民随礼的数额看，235名受访者中每个家庭每年用于随礼的钱最少为100元，最多为10000元，平均约为1545元，每个家庭每年用于随礼钱分布的标准差和方差分别为1300.721和1691876（见表5）。可以看出，村民随礼的礼钱差别较大，随礼钱差异大的原因可能是人情观念的和家庭经济状况及攀比风影响，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分化较为明显。导致的结果是人情变味，拜金主义盛行，人情负担加重。
有位访谈对象举了美阳馆说明本村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美阳馆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承包外人，租户经营农家乐，自己经营关中大厦，后来看到租户赚钱了，就自己经营，在吕家庄和堰河村买了30亩地，扩大规模。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一是由于他家在公路边，地理位置好，有竞争力；二是主人和官场上关系大，官员们在他家吃饭，客源多。这样就引起了农村阶层的分化。本来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但现实中感到有钱人之间交往，谈论车房，没钱人之间说打工的话，两个阶层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有钱人看不起没钱人。
（三）村民生活满意度有待提高，但在具体变量上存在差别
本调查生活状况主要包括收入、职业、健康、养老、居住、医疗、教育、休闲生活、物流服务、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干群关系等12个变量。对200个有效个案的这12个变量进行加总，生成新变量生活满意状况，类别化为12-30分为不满意、30-50分为一般、50-60分满意三段。满意和不满意的占受访者比例都较低，分别为7%和3.5%，相对来说满意比例高于不满意比例，不满意的比例很低，说明村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满意的比例还不到10%，近90%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满意度一般（见表6）。说明改善村民生活状况的空间还很大。
村民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一般，但在具体变量上存在差别。村民对本村社会关系、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较为满意，对健康、养老、医疗满意状况一般，最不满意的是收入和休闲生活。村民选择对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较为满意的占比都在50%以上，分别为61%、52%。说明村民居住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健康、养老、医疗满意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善，选择满意的分别为48.3%、46.5%和46.3%（见表7）。262名受访者中19.9%的人认为当前村庄的主要问题是看不起病。可见，新农合政策实施效果较为显著，但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养老政策有待完善。农民对自身职业认同度不高，选择满意的比例为35.5%。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满意状况”与“职业满意状况”的Gamma等级相关系数是0.691，相关系数较大，正相关性较强。显著性水平是0.000，说明收入满意状况对职业满意状况有显著差异。村民选择收入和休闲生活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近70%。
（四）村庄权威结构逐渐式微，但权威标准取向没有被经济化
从本村名人的问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在发放的267分问卷中，106人没有填答此问题，占到了受访者的39.7%，近40%的受访者对此问题不愿意回答或者是不清楚。只有60.3%的受访者即161人填答了此问题，最多的得票是46票，占有效问卷的28.6%，其余四人得票均不足10%，还有53.4%回答是其他人（见表8）。这些答案很是分散，说明村庄权威结构逐渐式微，现实中较难找出村民都认可的核心权威人物。以资本拥有情况作为划分名人的依据，村民对名人标准的取向依此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认为文化资本高的是成为名人的最重要条件，对这种人村民认同度最高，其次是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高的人，认为经济资本在成为名人条件中最不重要。242名受访者中43.8%的人认为有文化的人和德行高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认为社会关系广的人、当干部的人和有钱人能成为村里名人分别占11.2%、10.0%和 7.4%。从获得社会角色方式为依据，村民认为成为名人主要靠自致角色，先赋角色的作用微乎其微。认为有文化的人、德行高的人、勤奋努力的人和对当地历史文化最了解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的选项约占到总回答次数的68%，认为家庭背景硬的人能成为村里名人的选项仅占到总回答次数的3.6%（见表9）。北郭村知情人赵会计提供了一份本村名人名单，共15人，这些人中有人民教师、有在五二三厂干过的、城北小学设计者、小学校长等，基本都是村里有才能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在村上一定威望影响力的人。这个名单和问卷调查数据中村民的看法基本一致。
（五）人情和习俗依然是维系农村社会的重要纽带
村民随礼范围主要在初级关系中，随礼原因主要是出于人情和习俗。从随礼范围看，229名受访者中有27.5%的人随礼的范围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在给同家族的人、同村关系好的人、邻村关系好的人、同村所有人随礼的分别占受访者人数为19.5%、18.2%、15.4%、14.9%，而给邻村所有的人随礼的人次比例最低（见表10）。说明村民随礼范围主要在初级关系中。
村民随礼的原因是出于习俗和人情，两者共占263名受访者中的约80%，有15.7%的人将其作为感情交流的重要方式，而因为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参与随礼活动的人次比例很低（见表11）。说明习俗和人情在村民随礼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再扩大延伸，也可以说习俗和人情在村民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关系调解中同样发揮主要作用。村民对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的认识很有限。
（六）农村邻居关系呈现次级关系特征，村民对其之间信任度的看法不明确
在对邻居关系满意状况调查时，在244名受访者中有约66%的人选择满意，但在遇到生产生活经济困难时，在164名受访者中仅有2.7%的人选择求助邻居（见表13）。可以看出，目前农村邻居关系俨然是陌生人的次级关系，交往减少、矛盾减少、邻居关系比较融洽，满意程度较高，同时，原有的守望相助的初级关系了也急剧减弱。目前村民对其之间信任度的看法持不明确态度，263名受访者中33.%的人认为村民之间的信任度与前些年相比是提高了，有36.9%的人认为下降了，17.1%的人认为无变化，12.5%的人认为说不清楚（见表12）。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代农村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村民对其的信任程度的判断还不明确。
（七）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发挥同等重要作用，但村民在遇到不同困难时，求助对象有差异性
总体来看，村民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164名受访者中有约38%的人会求助村干部，约38%的人求助家人和亲戚朋友，求助政府相关部门、族人、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社、邻居、网友依次为9.0%、8.2%、6.1%、3.4%、2.7%和0.4%（见表13）。可见，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发挥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发挥基层干部骨干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具体来看，村民在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不同的困难，在具体主要求助对象上有差异。一是家人和亲戚朋友在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受访者中约有75%的人面对经济困难时寻求家人和亲戚朋友解决，其次为族人，而几乎很少受访者找族人和邻居帮助。二是村干部在调解和解决村民社会矛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村干部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和家族不和时发挥核心作用，是帮助村民解决这些问题的得力依赖对象。从表中可以看出，分別约有83%、72%和46%的人面对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和家族不和时寻求村干部解决。三是家人和村干部在解决家庭矛盾时发挥重要作用。受访者中分别约有35%和25%的人面对家庭矛盾时会寻求家人和村干部，说明村民有家庭矛盾首先选择自我解决，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家人解决不了时，会找村干部，其次是族人和亲戚朋友。村干部在解决家庭矛盾时地位在族人和亲戚朋友之上。邻居在处理家庭矛盾几乎发挥不了作用。四是农业技术困难时主要找政府相关部门、村干部和合作社，分别占受访者比例为28.5%、21.5%和18.8%。因此，要加强政府相关部门、村干部和合作社在农村农业技术指导方面的重要作用。五是商业经营困难时主要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其次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亲戚朋友。说明村民已经逐渐开始找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商业困难，不仅仅局限于亲戚朋友这些初级社会关系（见表14）。
四、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城镇化推动下，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家庭分离，出现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弱势中的弱势群体。20世纪90十年代末，随着北郭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地产、地方政府及相关群体都带来了利益，出现了村干部、民俗接待户（农家乐经营者），臊子肉、手工挂面、食醋、油酥锅盔等加工户，大棚菜种植户、蔬菜科技示范田经营者、生态观光园经营者、有机食品生态工业园经营者、现代果业园区主、畜禽养殖户、民俗餐饮和旅游接待服务员、村保洁员等新阶层，带来本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加剧了社会分化。同时也使得回乡创业人员增多，这些群体中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可见，本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了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
因此，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必须进一步关注民生问题，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建构开放立体的乡村社会网络结构，积累社会资本；不断培养村民现代人格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有效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一）进一步关注民生问题，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
通过调查显示，目前村民对生活状况满意的比例还不到10%，近90%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满意度一般，尤其选择收入和休闲生活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近70%，这两项村民最不满意。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开展庙会、臊子面大赛、读书、旅游等丰富的集体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农民休闲文化生活，是提高村民职业认同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路径。
（二）建构开放立体的乡村社会网络结构，积累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具有以家庭和熟人圈子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社会网络和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但是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原本就相对封闭、平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松散，社会资本作用减弱。在新城镇化背景下，需要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以开放的心态，创建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接纳和吸引村庄之外的社会经济主体参与到本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来，扩大社会网络规模，增加社会网络种类，建构开放、立体的网络结构，增加社会资本及其传递速度，提升村庄活力。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基层政府或政府组织可以主动组织和鼓励村庄组织各种形式的跨区域集体活动，调动和积累乡村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例如共同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举办各类文化经济活动等。岐山县北郭村臊子面大赛，不仅调动了村庄内部的人力资本，还通过比赛的宣传作用扩大了信息网络和信任的边界。
（三）不断培养村民现代人格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整体来看，村民人格特征中现代性和传统性处于相互交融状态，现代性不足，需要不断培养村民的现代人格。如从村民对新社会现象接受度来看，接受度不高，257名受访者中只有37.6%的人能够理解网络聊天、网恋和年轻人独身等新社会现象，22.2%的人没有听说过，29.9%的人不理解，10.4%的人认为是别人的事情。尤其对年轻人独身这个新社会现象的接受都不高，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态度不是很明确，理解的比例稍高于不理解的比例。这体现出村民人格中传统性和现代性相互交融的一面。
要不断培养村民的现代人格，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四）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
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基层党委、政府、基层干部和村民等。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是提升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各自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基层两委会的作用。村委会要不断提高农村福利保障获得机会的公平性，做好低保户、困难群众及孤寡老人等工作。建立健全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村庄财务和公共事务情况，让村民参与村庄政务决策，培养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
其次，积极发挥村干部骨干作用。调查显示，村干部在村庄社会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当村民遇到经济困难、土地纠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家族不和、农业技术指导和商业经营困难等生活生产困难时，主要求助村干部。可见，村干部在解决村民困难时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与家人和亲戚朋友同等重要。村干部要能够更好地體察民情并及时回应群众的各种诉求，举办和村民贴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集体活动，让村民为自己的事做主，主动关心各种社会事务，激发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调动村民积极性。社会治理关系到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包括柴米油盐和冷暖安危等现实利益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社会治理实践本身，承载着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任务。可见，社会治理不仅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党和政府政治影响和获取政治认同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发挥基层干部骨干作用，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最后，要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在村民参加村里集体活动中，主要参加的是干部选举、春节庆祝活动、全村社员大会等活动；较少参加是跳广场舞、决定村庄经济大事的会议和村庄公益活动等。调查得知，村民参加集体活动少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时间，在210名受访者中有61.4%的人参加村里集体活动少的原因是没有时间，表面上说明村民们忙于生计，外出打工或者其他劳作使其顾及不上村里集体活动，但在调查空闲时间有无时，只有1.5%的村民回答没有时间，这两个数据孰真孰假，比较容易判断，后者回答更为真实。可见，参加集体活动少的原因，受访者找一个更表面化的解释，选择没有时间，其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其跟自己没有关系、没有意思和不想参加等。这一定程度反映了村民有选择性的参加村里集体活动，这些活动与村民贴身利益相关性不大，无法调动其积极性。只有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才能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使整个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运转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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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