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陕西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研究
张伟琴+孙小芳
摘 要：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的促进我省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从不同方法进行的定量测算都表明我省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但受地理、历史因素影响，发展差距依然存在。文章首先定性描述了经济新常态下，三大区域差距的具体表现，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区域不均衡的差距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经济结构及生活、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最后提出破解区域不均衡的着力点和发力点。
关键词： 区域不均衡； 因子分析； 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19
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浑然天成，自然形成较大差异，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促進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定量测算都表明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但是受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三大区域差距仍然存在。破解陕西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一难题，对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助力追赶超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深入分析了2000年以来陕西三大区域差距的表现，定量测算了区域差距，解析了破解三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难点，并提出了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对策。
一、区域不均衡的表现及定量测算
（一）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及增速差异
从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占比看，关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以2013年为界，之前陕北地区占比提升，关中和陕南占比下降；之后，陕北占比下降，关中和陕南占比回升，2016年关中、陕北、陕南区域经济总量结构为62.8：22.2：14.2。从增速变化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金融危机之前，陕北地区增速持续领先、陕南最低，之后陕北地区增速持续低迷、陕南反超持续领跑。
2000年以来，陕西经济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从2000年的1804.00亿元提升至2016年的19165.39亿元，增加了近十倍。随着全省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陕西三大区域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缩小。关中地区尽管还保持着龙头地位，但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72.5%逐步下降至2012年的61.1%，下降了11.4个百分点；陕南地区走势与关中相近，同期比重从14.2%下降至11.6%，下降了2.6个百分点。相对关中和陕南，陕北地区由于同期能源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13.3%逐步提高到2012年的27.3%，提升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开始，区域经济占比走势开始反转，关中和陕南地区占比缓慢回升，2016年关中地区占比回升至65.6%，陕南地区占比回升至2000年同等水平14.2%。与此相对，陕北地区占比开始下降，2016年降至20.2%。与2000年相比，关中占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陕北占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
从经济增速来看，三大区域经济增速走势基本相同。2000-2008年，三大区域经济增速均处于较快上升轨道，其中陕北地区最为突出，GDP增速比关中地区平均高出了3.3个百分点，比陕南地区平均高出了6.1个百分点，这也是我省区域经济实力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的最主要因素。2009和2010年，我省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从2011年开始，告别高速增长区间，经济开始逐步进入新常态。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增速在整体保持回落趋势的同时，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变化，关中稳中趋缓，陕南逆势反转，陕北大幅下降。2011-2016年，陕南地区GDP增速比关中地区平均高出1.4个百分点，比陕北地区平均高出4.3个百分点。（见图1）
（二）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差异
从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看，关中一产占比较低，二、三产占比相对较为接近，三产占比居三大区域之首；陕南一产占比在三大区域中最高，二产支撑明显增强；陕北呈现显著的二产支撑特征，二产占比在三大区域中居第一位，一、三产占比相对较低。（见表1） （三）三大区域支柱产业差异辨析
从三大区域居首位的产业看，关中和陕南均为制造业，陕北为采矿业；居第二位的，关中为建筑业，陕南为农林牧渔业，陕北为制造业；前两大产业占比合计关中为40.6%，陕南为43.9%，陕北为55.1%，由此来看陕北的产业集中度最高，特别是采矿业占比达到41.5%，呈现较大的资源依赖特征。
从区域分行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关中地区占比较高的五大行业依次为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五大行业增加值占到关中地区生产总值的65.4%；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较大，分别为28.8%和11.8%，金融业已跃居第五位，占比达7.4%，超出第六位的房地产业2.7个百分点。陕南地区前五大行业依次为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采矿业，合计比重占陕南地区生产总值的70.2%。陕北地区以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五大行业增加值占陕北地区生产总值的76.0%，尤其是采矿业占比高达41.5%。（见表2）
（四）城镇化发展差异演变
城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三大区域的城镇人口占比看，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关中城镇人口占比也最高；但是从城镇化发展速度看，陕南发展最快。
从城镇化水平看，关中最高。从三大区域城镇化率看，关中最高，为58.2%，陕北为57.4%，陕南最低，为45.9%。由此来看，城镇化发展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加之，我省陕南地区为秦巴山区，因此其城镇化程度最低，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从城镇化速度看，陕南发展最快。陕南城镇化率从2010至2016年提高了12.3个百分点，关中和陕北分别仅提高了8.4和9.6个百分点。陕南城镇化率与最高的关中地区的差距从2010年的16.2个百分点缩小到2016年的12.3个百分点。（见表3）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三大区域中关中地区收入最高、陕北次之；三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全部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但关中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最大，陕南最小；同时，关中地区各市之间收入差异也较大，陕北、陕南各市收入水平相对较为均衡。
从地区看，关中收入最高。目前我省三大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格局与经济水平一样，关中最高，陕北次之，陕南最低。2016年，关中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602元，陕北为30237元，陕南为2567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中、陕北、陕南分别为11369元、10575元和8723元。
从城乡看，城镇收入高。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的共同特点是城镇收入高于农村。从差距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2016年，关中地区各市（区）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值较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高20233元；陕北地区高19662元；陕南地区高16953元。
从地区内部看，陕北、陕南较为均衡。从三大区域内各市的平均收入看，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各市（区）之间收入水平较为接近。2016年，陕南三市城镇居民收入的标准差为256.53，在三大区域中最小；陕北为644.88，居中；关中为3592.52，关中各市（区）间城镇收入水平差距最大。农民收入标准差，陕北最小，2016年延安和榆林两地农民收入几乎相同，仅差14元；其次为陕南，标准差为248.68；关中为2699.04。总体来看，各市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程度要小于城镇，陕南、陕北差异要小于关中。（见表4）
（六）区域发展差异的定量测算
采用两种方法对三大区域的差异程度进行定量测算，结果都显示2016年与2000年相比三大区域差距均呈现缩小态势，表明政府在促进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政策成效显著。
1.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1967年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它是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把整体差异分解成组内与组间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对总差距的贡献，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量化，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
本文利用2000-2016年陕西三大区域的相关数据测算出三大区域的泰尔指数，结果显示： 2000-2008年，陕西三大区域泰尔指数逐年下降，由0.180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0.086；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陕北和关中经济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泰尔指数略有回升，2010年开始泰尔指数又逐年下降；直至2013年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关中、陕北板块经济增速回落较大，泰尔指数开始又逐年提高，2016年为0.119，但与2010年相比，泰尔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整体来看我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缩小。（见图2）
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其平均数的比，常被用来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样本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越大，波动程度就越大。本文利用加权变异系数测量区域经济差距，通过计算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此处的加权系数是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陕西三大区域人均GDP偏离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以陕北、陕南和关中2000-2016年的人均GDP为样本，通过计算，可以得到2000-2016年陕西三大区域的变异系数。（见图3）
从测算结果看，陕西三大区域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到2011年，波動上行，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即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从人均GDP角度反映的三大区域的差异缩小。
3.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通过对三大区域相关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构造出三大区域及所辖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1）综合评价指标与检验。本文选取了陕西三大区域及其所辖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进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生产总值、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表明这些指标适合因子分析。
（2）计算因子载荷矩阵。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三个公共因子，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96%，表明公共因子对原有变量的解释能力很强。第一公共因子F1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上的系数较高，明显大于该因子在其他变量上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因子；第二个公共因子F2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上的载荷较大，将其命名为经济结构及生活因子；第三个公共因子F3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的载荷较大，因此将其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见表5）
（3）计算因子得分。为了考察三大区域及所辖市的差异状况，采用回归法来计算因子得分函数，三个因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三大区域及各市的差异状况。
从综合得分来看，关中综合得分最高，为2.090；陕北次之，为0.104；陕南综合得分排名最低，为-0.063。从分市来看，西安、咸阳综合得分排名靠前，且综合得分均为正值，其他各市得分均为负值，特别是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综合得分均较为靠后。
从各公共因子得分来看，第一个公共因子F1，即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因子，关中得分最高，为3.234，是陕北得分0.081的39.9倍，是陕南得分0.197的16.4倍，表明关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活力方面远远领先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在第二个公共因子——经济结构及生活因子上的得分也最高，为0.273，而陕北和陕南得分均为负值，表明关中在经济结构及生活方面也远远领先与陕北和陕南；三大区域在第三个公共因子——经济发展因子上的得分陕北最高，关中与陕南均为负值，表明陕北经济发展潜能远远超过了关中和陕南。（见表6）
二、破解区域不均衡的着力点
三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既有自然、历史、社会等客观原因，也有国家政策、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技术利用等主观原因。破解不均衡问题，必须要在正视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客观原因，尊重现有发展基础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思考在产业发展理念与路径、自然资源优势发挥、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破解问题的突破口。
（一）产业结构同质化，优势产业链不完善
产业结构的差异、支柱产业的不同是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正常差异性，每一个地区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是偏重于二产还是一产、三产，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不是由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模式决定的，而是由本地区的综合资源优势决定的。如果简单照搬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支柱产业，在促使经济结构趋同的同时，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个性丧失，使固有的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从三大区域占比较高的五大行业看，关中与陕北、陕北与陕南、关中与陕南均有三个行业相同，同质化倾向明显。
同时，三大区域的优势产业链不够完善，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2016年，关中装备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8%，但是全省的装备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表明关中装备制造对全省其他地区的带动作用不足。陕北采矿业占GDP比重高达41.5%，但是与采矿业相关度较高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占比仅为4.2%，表明能源化工产业链不长。陕南农、林、牧、渔业占GDP比重达16.1%，但是其食品制造业占GDP比重较低，表明农产品转化力度有待提升。
（二）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陕南绿色资源利用程度不一。安康以富硒食品、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为支柱；汉中以装备制造、食品医药为支柱；商洛以现代材料、现代医药、绿色食品为支柱。基本上都围绕绿色资源发展产业，但是产业规模不同：安康的新型材料产值超过400亿元，富硒食品产值超过300亿元，生物医药产值仅60亿元；汉中的食品医药产值超过300亿元，装备制造产值接近250亿元；商洛现代材料产值超过600亿元，但现代医药和绿色食品产值均不足100亿元。
关中科技资源利用率低。关中高校、科研院所云集，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科技成果丰硕，但是科技资源向产业转移和孵化能力较差，优质富裕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形成对产业的巨大拉动。我省90%以上的科技资源都集中在關中地区，2015年我省技术市场成交额超过720亿，居全国第3位，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居全国第20位，新产品销售和出口在全国位次都比较靠后，新技术没有较好地转化为新产品。
陕北能源化工产业精细化程度不高。经过多年发展，虽然陕北的能源化工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开采技术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经济拉动仍然依靠传统的挖煤、采油，陕北地区采矿业占比超过40%，与能源相关的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占比都相对较小，分别为13.6%和4.2%。据统计，陕西发电量只有全国的2.8%，外送电量仅占全国各省外送量的0.7%。
（三）科教资源配置不均衡
科技人才储备和科技经费支撑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影响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5年，关中R&D经费支出366.27亿元，占当年关中地区总GDP的3.16%，陕南、陕北R&D经费支出为13.67和8.10亿元，占当年区域GDP的比重分别为0.56%和0.22%。从科技经费支出的构成来看，2015年关中地区R&D经费支出中有58.6%来自政府，企业出资占比为38.7%，境外资金占比仅为0.1%。陕南地区R&D经费支出中企业资金占到了63.7%，陕北地区企业资金占到了93.7%，均高于关中地区。数据表明，关中地区科技投入远高于陕北、陕南，而形成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政府投入的差异。
与科技投入政策相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在人才储备、成果转化上，比陕北、陕南有绝对优势。2015年，关中地区R&D从业人员为12.06万人，占全省R&D从业人员总数的92.4%，陕南、陕北地区R&D从业人员分别为0.64和0.35万人，分别占全省R&D从业人员总数的4.9%和2.7%。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来看，2015年关中地区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69011和30044件，占当年全省专利申请和授权总数的92.4%和90.4%。
我省三大区域在科技经费支出、科技人才储备和专利授权等方面的差异，是长期以来我省优势科教资源（特别是大专院校）集中配置于关中地区（主要是西安）的结果。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在城市化进程初期固然会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与目前的城镇化建设思路却不相适应，这一差异带来的是陕北、陕南（甚至包括宝鸡、渭南、铜川等地）人才的缺乏，是上述地区经济质量效益提高难、转型升级慢的深层次原因。
（四）发展基础差异导致人才与资金的“马太效应”
从因子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关中在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经济结构与生活方面领先陕北和陕南，陕北经济发展潜力超过关中和陕南，陕南发展基础最为薄弱。以上差异最明确的体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城镇化程度差异。由于居民收入高、城镇化程度高的地方，对人才、资金的吸引力更大，从而使人才、资金向人才更密集、资金更充裕的区域集聚，形成人才、资金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五）区域新型产业发展不均加大失衡风险
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要想求得发展，实现追赶超越，必须要抢占新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目前，从我省新经济发展情况看，存在规模小、势头猛的特点。2016年，我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6.8%，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7%，单晶硅、多晶硅等工业高技术新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分别增长1.4倍和1.2倍。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10%，除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占工业战略性新产业比重超过20%以外，其他四个行业占比均比较小。同时，新服务业、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兴业态也发展迅猛，但整体来看，规模仍然偏小。而且这些新兴产业和业态基本上都集中在关中地区，将会导致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1]
三、破解陕西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对策
当前，我省正处于追赶超越关键时刻，三大区域任何一個地区“掉链子”，都会对全省的追赶超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探索促进三大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一）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实现均衡发展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了“强关中、稳陕北、兴陕南”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三大区域的均衡发展、特色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必须要坚持好“关中协同创新发展、陕北转型持续发展、陕南绿色循环发展”的特色发展思路，不断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中要以国家创新试点示范为契机，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服务业，引领全省经济社会高效发展；要在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勇于淘汰一些投入大、负担重、转型难的产业。陕北要坚持科学、集约、绿色的发展理念，以推进资源高效清洁利用和深度转化为核心，积极构建高端化、多元化、集群化的能源化工产业体系，强化资源勘探、水源建设和生态保护，实现资源开发效益的最大化。陕南抢抓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机遇，加强茶叶、核桃、药材、花卉等农产品品牌培育，引导农业与旅游等产业相融互动，打造生态农业和旅游基地。[2]
（二）提升区域资源利用率，带动均衡发展
加强政府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促进当地资源发展较好的企业、技术在区域间流动，提高辐射、放大和带动作用。比如将安康发展较好的富硒模式向汉中、商洛推广，用汉中发展较好的食品医药带动安康和商洛，把商洛发展最好的现代材料与安康、汉中新材料产业相结合。同时，要加强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3]
（三）加大引进和培养人才力度，引领均衡发展
陕北、陕南地区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积极为高端人才创造政策、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形成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生态。要持续加大对本地院校重点优势学科的扶持力度，促进本地科教水平的提高。要大力引进、发展科技产业，为本地人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本地人才队伍建设。要积极推进与包括本地大专院校在内的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与项目合作，努力成为科技成果的孵化基地、实验基地、推广基地，变科教资源劣势为成果转化优势。
（四）以县域经济带动城镇化，加速均衡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而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提高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从2015年县域监测结果看，陕南县域生产总值分别仅相当于关中和陕北的48.9%和62.4%，与关中、陕北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陕南特别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将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向中小城镇倾斜，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收入，从而加大中小城镇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
（五）强化区域新型产业顶层设计，促进均衡发展
新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制胜点，也是三大区域协同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由于传统发展模式以模仿为主，经常是一个产业全省一窝蜂发展，导致内部竞争异常激烈，产业模式短视和畸形发展，不能充分利用各地区特色资源优势，没有做到协同作战，联动发展。因此，要抢抓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机遇，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将三大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合理分工，做到协同发展。将关中的科技资源优势用于支持全省产业创新，如杨凌农业技术与陕南合作研发有利于健康、安全的农作物新产品，化工技术用于支持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研发，机械设计、自动化技术用于支持关中装备制造技术升级。以陕南的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原材料，用关中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进行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陕北能源化工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低价能源动力。针对我省三大区域自然、人文景观众多，但是各个景点之间联动不足的情况，加强规划，将三大区域旅游景点如同串项链一般，用旅游景点穿成一个耀眼的珍珠项链，提高新型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过互联网+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拓展推销渠道，把我省产品销售出去，增强陕西制造、陕西创造的品牌号召力。
参考文献：
[1]马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N].中国信息报，2017-03-23.
[2]张晓光.稳健开局，良好起步[N].中国信息报，2017-03-13.
[3]汪曼莉.统筹协调促发展 城乡区域显活力[N].陕西日报，2017-03-24.
摘 要：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的促进我省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从不同方法进行的定量测算都表明我省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但受地理、历史因素影响，发展差距依然存在。文章首先定性描述了经济新常态下，三大区域差距的具体表现，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区域不均衡的差距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经济结构及生活、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最后提出破解区域不均衡的着力点和发力点。
关键词： 区域不均衡； 因子分析； 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19
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浑然天成，自然形成较大差异，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促進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定量测算都表明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但是受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三大区域差距仍然存在。破解陕西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一难题，对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助力追赶超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深入分析了2000年以来陕西三大区域差距的表现，定量测算了区域差距，解析了破解三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难点，并提出了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对策。
一、区域不均衡的表现及定量测算
（一）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及增速差异
从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占比看，关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以2013年为界，之前陕北地区占比提升，关中和陕南占比下降；之后，陕北占比下降，关中和陕南占比回升，2016年关中、陕北、陕南区域经济总量结构为62.8：22.2：14.2。从增速变化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金融危机之前，陕北地区增速持续领先、陕南最低，之后陕北地区增速持续低迷、陕南反超持续领跑。
2000年以来，陕西经济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从2000年的1804.00亿元提升至2016年的19165.39亿元，增加了近十倍。随着全省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陕西三大区域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缩小。关中地区尽管还保持着龙头地位，但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72.5%逐步下降至2012年的61.1%，下降了11.4个百分点；陕南地区走势与关中相近，同期比重从14.2%下降至11.6%，下降了2.6个百分点。相对关中和陕南，陕北地区由于同期能源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13.3%逐步提高到2012年的27.3%，提升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开始，区域经济占比走势开始反转，关中和陕南地区占比缓慢回升，2016年关中地区占比回升至65.6%，陕南地区占比回升至2000年同等水平14.2%。与此相对，陕北地区占比开始下降，2016年降至20.2%。与2000年相比，关中占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陕北占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
从经济增速来看，三大区域经济增速走势基本相同。2000-2008年，三大区域经济增速均处于较快上升轨道，其中陕北地区最为突出，GDP增速比关中地区平均高出了3.3个百分点，比陕南地区平均高出了6.1个百分点，这也是我省区域经济实力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的最主要因素。2009和2010年，我省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从2011年开始，告别高速增长区间，经济开始逐步进入新常态。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增速在整体保持回落趋势的同时，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变化，关中稳中趋缓，陕南逆势反转，陕北大幅下降。2011-2016年，陕南地区GDP增速比关中地区平均高出1.4个百分点，比陕北地区平均高出4.3个百分点。（见图1）
（二）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差异
从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看，关中一产占比较低，二、三产占比相对较为接近，三产占比居三大区域之首；陕南一产占比在三大区域中最高，二产支撑明显增强；陕北呈现显著的二产支撑特征，二产占比在三大区域中居第一位，一、三产占比相对较低。（见表1） （三）三大区域支柱产业差异辨析
从三大区域居首位的产业看，关中和陕南均为制造业，陕北为采矿业；居第二位的，关中为建筑业，陕南为农林牧渔业，陕北为制造业；前两大产业占比合计关中为40.6%，陕南为43.9%，陕北为55.1%，由此来看陕北的产业集中度最高，特别是采矿业占比达到41.5%，呈现较大的资源依赖特征。
从区域分行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关中地区占比较高的五大行业依次为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五大行业增加值占到关中地区生产总值的65.4%；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较大，分别为28.8%和11.8%，金融业已跃居第五位，占比达7.4%，超出第六位的房地产业2.7个百分点。陕南地区前五大行业依次为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采矿业，合计比重占陕南地区生产总值的70.2%。陕北地区以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五大行业增加值占陕北地区生产总值的76.0%，尤其是采矿业占比高达41.5%。（见表2）
（四）城镇化发展差异演变
城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三大区域的城镇人口占比看，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关中城镇人口占比也最高；但是从城镇化发展速度看，陕南发展最快。
从城镇化水平看，关中最高。从三大区域城镇化率看，关中最高，为58.2%，陕北为57.4%，陕南最低，为45.9%。由此来看，城镇化发展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加之，我省陕南地区为秦巴山区，因此其城镇化程度最低，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从城镇化速度看，陕南发展最快。陕南城镇化率从2010至2016年提高了12.3个百分点，关中和陕北分别仅提高了8.4和9.6个百分点。陕南城镇化率与最高的关中地区的差距从2010年的16.2个百分点缩小到2016年的12.3个百分点。（见表3）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三大区域中关中地区收入最高、陕北次之；三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全部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但关中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最大，陕南最小；同时，关中地区各市之间收入差异也较大，陕北、陕南各市收入水平相对较为均衡。
从地区看，关中收入最高。目前我省三大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格局与经济水平一样，关中最高，陕北次之，陕南最低。2016年，关中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602元，陕北为30237元，陕南为2567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中、陕北、陕南分别为11369元、10575元和8723元。
从城乡看，城镇收入高。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的共同特点是城镇收入高于农村。从差距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2016年，关中地区各市（区）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值较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高20233元；陕北地区高19662元；陕南地区高16953元。
从地区内部看，陕北、陕南较为均衡。从三大区域内各市的平均收入看，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各市（区）之间收入水平较为接近。2016年，陕南三市城镇居民收入的标准差为256.53，在三大区域中最小；陕北为644.88，居中；关中为3592.52，关中各市（区）间城镇收入水平差距最大。农民收入标准差，陕北最小，2016年延安和榆林两地农民收入几乎相同，仅差14元；其次为陕南，标准差为248.68；关中为2699.04。总体来看，各市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程度要小于城镇，陕南、陕北差异要小于关中。（见表4）
（六）区域发展差异的定量测算
采用两种方法对三大区域的差异程度进行定量测算，结果都显示2016年与2000年相比三大区域差距均呈现缩小态势，表明政府在促进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政策成效显著。
1.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1967年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它是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把整体差异分解成组内与组间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对总差距的贡献，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量化，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
本文利用2000-2016年陕西三大区域的相关数据测算出三大区域的泰尔指数，结果显示： 2000-2008年，陕西三大区域泰尔指数逐年下降，由0.180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0.086；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陕北和关中经济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泰尔指数略有回升，2010年开始泰尔指数又逐年下降；直至2013年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关中、陕北板块经济增速回落较大，泰尔指数开始又逐年提高，2016年为0.119，但与2010年相比，泰尔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整体来看我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缩小。（见图2）
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其平均数的比，常被用来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样本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越大，波动程度就越大。本文利用加权变异系数测量区域经济差距，通过计算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此处的加权系数是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陕西三大区域人均GDP偏离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以陕北、陕南和关中2000-2016年的人均GDP为样本，通过计算，可以得到2000-2016年陕西三大区域的变异系数。（见图3）
从测算结果看，陕西三大区域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到2011年，波動上行，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即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从人均GDP角度反映的三大区域的差异缩小。
3.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通过对三大区域相关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构造出三大区域及所辖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1）综合评价指标与检验。本文选取了陕西三大区域及其所辖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进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生产总值、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表明这些指标适合因子分析。
（2）计算因子载荷矩阵。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三个公共因子，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96%，表明公共因子对原有变量的解释能力很强。第一公共因子F1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上的系数较高，明显大于该因子在其他变量上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因子；第二个公共因子F2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上的载荷较大，将其命名为经济结构及生活因子；第三个公共因子F3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的载荷较大，因此将其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见表5）
（3）计算因子得分。为了考察三大区域及所辖市的差异状况，采用回归法来计算因子得分函数，三个因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三大区域及各市的差异状况。
从综合得分来看，关中综合得分最高，为2.090；陕北次之，为0.104；陕南综合得分排名最低，为-0.063。从分市来看，西安、咸阳综合得分排名靠前，且综合得分均为正值，其他各市得分均为负值，特别是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综合得分均较为靠后。
从各公共因子得分来看，第一个公共因子F1，即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因子，关中得分最高，为3.234，是陕北得分0.081的39.9倍，是陕南得分0.197的16.4倍，表明关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活力方面远远领先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在第二个公共因子——经济结构及生活因子上的得分也最高，为0.273，而陕北和陕南得分均为负值，表明关中在经济结构及生活方面也远远领先与陕北和陕南；三大区域在第三个公共因子——经济发展因子上的得分陕北最高，关中与陕南均为负值，表明陕北经济发展潜能远远超过了关中和陕南。（见表6）
二、破解区域不均衡的着力点
三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既有自然、历史、社会等客观原因，也有国家政策、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技术利用等主观原因。破解不均衡问题，必须要在正视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客观原因，尊重现有发展基础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思考在产业发展理念与路径、自然资源优势发挥、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破解问题的突破口。
（一）产业结构同质化，优势产业链不完善
产业结构的差异、支柱产业的不同是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正常差异性，每一个地区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是偏重于二产还是一产、三产，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不是由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模式决定的，而是由本地区的综合资源优势决定的。如果简单照搬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支柱产业，在促使经济结构趋同的同时，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个性丧失，使固有的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从三大区域占比较高的五大行业看，关中与陕北、陕北与陕南、关中与陕南均有三个行业相同，同质化倾向明显。
同时，三大区域的优势产业链不够完善，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2016年，关中装备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8%，但是全省的装备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表明关中装备制造对全省其他地区的带动作用不足。陕北采矿业占GDP比重高达41.5%，但是与采矿业相关度较高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业占比仅为4.2%，表明能源化工产业链不长。陕南农、林、牧、渔业占GDP比重达16.1%，但是其食品制造业占GDP比重较低，表明农产品转化力度有待提升。
（二）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陕南绿色资源利用程度不一。安康以富硒食品、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为支柱；汉中以装备制造、食品医药为支柱；商洛以现代材料、现代医药、绿色食品为支柱。基本上都围绕绿色资源发展产业，但是产业规模不同：安康的新型材料产值超过400亿元，富硒食品产值超过300亿元，生物医药产值仅60亿元；汉中的食品医药产值超过300亿元，装备制造产值接近250亿元；商洛现代材料产值超过600亿元，但现代医药和绿色食品产值均不足100亿元。
关中科技资源利用率低。关中高校、科研院所云集，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科技成果丰硕，但是科技资源向产业转移和孵化能力较差，优质富裕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形成对产业的巨大拉动。我省90%以上的科技资源都集中在關中地区，2015年我省技术市场成交额超过720亿，居全国第3位，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居全国第20位，新产品销售和出口在全国位次都比较靠后，新技术没有较好地转化为新产品。
陕北能源化工产业精细化程度不高。经过多年发展，虽然陕北的能源化工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开采技术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经济拉动仍然依靠传统的挖煤、采油，陕北地区采矿业占比超过40%，与能源相关的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占比都相对较小，分别为13.6%和4.2%。据统计，陕西发电量只有全国的2.8%，外送电量仅占全国各省外送量的0.7%。
（三）科教资源配置不均衡
科技人才储备和科技经费支撑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影响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5年，关中R&D经费支出366.27亿元，占当年关中地区总GDP的3.16%，陕南、陕北R&D经费支出为13.67和8.10亿元，占当年区域GDP的比重分别为0.56%和0.22%。从科技经费支出的构成来看，2015年关中地区R&D经费支出中有58.6%来自政府，企业出资占比为38.7%，境外资金占比仅为0.1%。陕南地区R&D经费支出中企业资金占到了63.7%，陕北地区企业资金占到了93.7%，均高于关中地区。数据表明，关中地区科技投入远高于陕北、陕南，而形成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政府投入的差异。
与科技投入政策相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在人才储备、成果转化上，比陕北、陕南有绝对优势。2015年，关中地区R&D从业人员为12.06万人，占全省R&D从业人员总数的92.4%，陕南、陕北地区R&D从业人员分别为0.64和0.35万人，分别占全省R&D从业人员总数的4.9%和2.7%。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来看，2015年关中地区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69011和30044件，占当年全省专利申请和授权总数的92.4%和90.4%。
我省三大区域在科技经费支出、科技人才储备和专利授权等方面的差异，是长期以来我省优势科教资源（特别是大专院校）集中配置于关中地区（主要是西安）的结果。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在城市化进程初期固然会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与目前的城镇化建设思路却不相适应，这一差异带来的是陕北、陕南（甚至包括宝鸡、渭南、铜川等地）人才的缺乏，是上述地区经济质量效益提高难、转型升级慢的深层次原因。
（四）发展基础差异导致人才与资金的“马太效应”
从因子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关中在基础设施与经济活力、经济结构与生活方面领先陕北和陕南，陕北经济发展潜力超过关中和陕南，陕南发展基础最为薄弱。以上差异最明确的体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城镇化程度差异。由于居民收入高、城镇化程度高的地方，对人才、资金的吸引力更大，从而使人才、资金向人才更密集、资金更充裕的区域集聚，形成人才、资金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五）区域新型产业发展不均加大失衡风险
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要想求得发展，实现追赶超越，必须要抢占新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目前，从我省新经济发展情况看，存在规模小、势头猛的特点。2016年，我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6.8%，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7%，单晶硅、多晶硅等工业高技术新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分别增长1.4倍和1.2倍。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10%，除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占工业战略性新产业比重超过20%以外，其他四个行业占比均比较小。同时，新服务业、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兴业态也发展迅猛，但整体来看，规模仍然偏小。而且这些新兴产业和业态基本上都集中在关中地区，将会导致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1]
三、破解陕西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对策
当前，我省正处于追赶超越关键时刻，三大区域任何一個地区“掉链子”，都会对全省的追赶超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探索促进三大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一）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实现均衡发展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了“强关中、稳陕北、兴陕南”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三大区域的均衡发展、特色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必须要坚持好“关中协同创新发展、陕北转型持续发展、陕南绿色循环发展”的特色发展思路，不断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中要以国家创新试点示范为契机，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服务业，引领全省经济社会高效发展；要在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勇于淘汰一些投入大、负担重、转型难的产业。陕北要坚持科学、集约、绿色的发展理念，以推进资源高效清洁利用和深度转化为核心，积极构建高端化、多元化、集群化的能源化工产业体系，强化资源勘探、水源建设和生态保护，实现资源开发效益的最大化。陕南抢抓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机遇，加强茶叶、核桃、药材、花卉等农产品品牌培育，引导农业与旅游等产业相融互动，打造生态农业和旅游基地。[2]
（二）提升区域资源利用率，带动均衡发展
加强政府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促进当地资源发展较好的企业、技术在区域间流动，提高辐射、放大和带动作用。比如将安康发展较好的富硒模式向汉中、商洛推广，用汉中发展较好的食品医药带动安康和商洛，把商洛发展最好的现代材料与安康、汉中新材料产业相结合。同时，要加强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3]
（三）加大引进和培养人才力度，引领均衡发展
陕北、陕南地区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积极为高端人才创造政策、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形成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生态。要持续加大对本地院校重点优势学科的扶持力度，促进本地科教水平的提高。要大力引进、发展科技产业，为本地人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本地人才队伍建设。要积极推进与包括本地大专院校在内的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与项目合作，努力成为科技成果的孵化基地、实验基地、推广基地，变科教资源劣势为成果转化优势。
（四）以县域经济带动城镇化，加速均衡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而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提高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从2015年县域监测结果看，陕南县域生产总值分别仅相当于关中和陕北的48.9%和62.4%，与关中、陕北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陕南特别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将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向中小城镇倾斜，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收入，从而加大中小城镇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
（五）强化区域新型产业顶层设计，促进均衡发展
新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制胜点，也是三大区域协同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由于传统发展模式以模仿为主，经常是一个产业全省一窝蜂发展，导致内部竞争异常激烈，产业模式短视和畸形发展，不能充分利用各地区特色资源优势，没有做到协同作战，联动发展。因此，要抢抓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机遇，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将三大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合理分工，做到协同发展。将关中的科技资源优势用于支持全省产业创新，如杨凌农业技术与陕南合作研发有利于健康、安全的农作物新产品，化工技术用于支持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研发，机械设计、自动化技术用于支持关中装备制造技术升级。以陕南的优质特色农产品为原材料，用关中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进行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陕北能源化工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低价能源动力。针对我省三大区域自然、人文景观众多，但是各个景点之间联动不足的情况，加强规划，将三大区域旅游景点如同串项链一般，用旅游景点穿成一个耀眼的珍珠项链，提高新型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过互联网+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拓展推销渠道，把我省产品销售出去，增强陕西制造、陕西创造的品牌号召力。
参考文献：
[1]马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N].中国信息报，2017-03-23.
[2]张晓光.稳健开局，良好起步[N].中国信息报，2017-03-13.
[3]汪曼莉.统筹协调促发展 城乡区域显活力[N].陕西日报，2017-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