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庆情结
马晓真
金色的童年
我出生时,共和国已经诞生两周年了。也许是在北京长大的缘故,所以我同所有的北京人一样,对国庆有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情结和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幼时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国庆节,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大庆”,当时我家住在西城区二龙路附近。那年,家门口的马路边上时常堆满了砖瓦,问了大人才知道,这是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所用的。因为我们离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很近,而这两个大厦都是北京当年“十大建筑”之一。
国庆节是举国放假的日子,可从我记事儿开始,父亲每年这时候都不能在家过节,因为他是个“公安”,这一天他们最忙,要去天安门广场执行安全保卫任务。
后来我家搬到了东长安街边上的一个机关大院,距天安门广场更近了。以后每年的国庆节,这里都能听到礼炮的鸣响和长安街高音喇叭的广播,对于看游行、看礼花、看彩排更是得天独厚。那时每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广场都有焰火晚会,因为离天安门广场近,礼花的施放点有的就在我们住的大院,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能近距离地观看燃放礼花。每当看到一个个礼花弹被解放军战士发射到高高的夜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满天炸开的礼花五彩缤纷、徐徐落下,简直太过瘾,太刺激啦!
我们一起的小伙伴儿们在仰望天空时,还都在等待一个重要“目标”的出现,那就是只要天空出现了一串串的红色“糖葫芦”,我们就赶紧判断风向,举着长长的竹竿疯跑过去,谁都知道那天上的一串串“糖葫芦”将变成一个个小降落伞。白色的、丝质的、轻盈的小降落伞随风飘落,谁跑得最快、谁的竹竿最长,谁就有机会得到它。由于条件所限,在那没有什么时髦玩具的童年时代,一个小小的降落伞,能让我们这些不知愁滋味的孩子把玩、兴奋好多天。当然,如果谁得到一个新颖、好看的小降落伞,都忘不了带到学校,在小伙伴儿当中非常得意地“显摆显摆”。
梦想与遗憾
伴随着共和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步伐,我们也在一天天长大。
在我的印象里,国庆节活动虽然每年都有,但是游行队伍所展示的内容每年都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祖国日益繁荣富强的美好前景,当年那些小伙伴儿们也不再满足于能够的到一个多么新颖、好看的小降落伞,逐渐萌生了能够亲身参加国庆游行的梦想。
记得是1967年夏天,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上级要在我们学校挑选部分同学组成“文艺大军”方阵,参加国庆游行。听到消息,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又有几分忐忑不安,谁都渴望自己能够入选。
就在这时,厄运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资派”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所谓的“黑五类”几乎为同一语,同属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对象,而我也“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
在那段时间里,每每看到当初的小伙伴儿、同学们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兴高采烈地参加演练、彩排时,我经常跟在没人注意的远处眺望,想到自己面临的不公正待遇,禁不住潸然泪下。时过不久,我便随同绝大部分同龄人一起来到北大荒“接受再教育”,渴望能够亲身参加国庆游行的美好梦想被无情地毁灭了。
在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我虽身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但每逢国庆节那天,我跟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围在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旁,忘情地收听北京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的实况转播。其实,在我们部分同学的心底还藏有一个“秘密”:格外关注哪些领导出席了国庆观礼?其中有没有自己父辈的老领导、老同事?当时大家都有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这将预示着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否被及时“解放”、重新出来工作。
时至今日,我也忘不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与国庆节结下的这段特殊情结。
为国庆站岗
1970年底,我入伍参军,从北大荒来到了滇北高原,在“革命大熔炉”里度过了我人生中的6个春秋,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是每年国庆节的大会餐。这一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都到炊事班帮厨、各显身手,做出五味杂陈的各式家乡菜让大家品尝。我曾做过一道在北大荒学到的“拔丝土豆”,得到战友们的一致好评,并成为了每次会餐的保留菜目。再有就是国庆节这天,大家可以吃肉、喝酒、放开肚皮吃馒头。当时由于战备需要,部队平时就是战时,必需戒酒,全年只在“八一”、“十一”、“春节”这三天可以喝点儿酒,听说野战部队就连这三天也不许战士喝酒。跟那些战友们比起来,我们可是幸运多啦。
节日不忘战备是部队的老传统,每天例行的站岗值勤丝毫不含糊,就连女兵夜里排岗也绝不例外,但可以两人一班。我们的营地在深山老林,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现在想起来都很恐怖。每逢站夜岗,我们女兵都紧握枪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指扣扳机,无论困成什么样,也得拼命瞪大眼珠,准备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能在国庆之夜为共和国站岗,这也是我一生的荣耀。
成长的脚步
1984年国庆是共和国的35岁生日。
记得那天清晨,年迈的父亲身着熨得板平的警服,一大早就容光焕发地赶到机关,与其他老战友们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但这次他不是执行安全保卫工作,而是作为共和国的老战士代表,受中央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新中国成立35年了,他曾多次在这里为共和国的庆典活动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今天再次看到这熟悉的场面,老人心情非常激动,感慨万千。
国庆节那天,正赶上我在机关值班,市档案局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陪伴我观看了庆典活动的全过程。当天下午,我抓紧时间把自己正在学习的档案专业课程又预习了一遍。当时受局领导的委派,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参加在职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内涵的理解,丰富了自己的档案理论知识,提高了档案工作业务技能,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做好本职工作,为共和国的繁荣富强记录辉煌历史的信念。
那年我的儿子只有三岁。那天我值班结束后立即匆匆地赶回家,草草吃过晚饭就跟老公带着儿子到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地方等着看国庆焰火。欢乐的人群摩肩接踵,五彩缤纷的礼花映红了北京的夜空,这一切都令尚不懂事的儿子使劲拍着小手、不停地欢呼雀跃,高兴得手舞足蹈。当时我想,将来要是给儿子讲起祖辈、父辈当年这段不平凡的国庆情结,他肯定也会为之而自豪和感动的。
奉献的舞台
1999年是共和国的50年大庆,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我开始步入中年,并在市档案局处级领导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这年4月份,我接受了局领导交办的关于筹备《共和国的庆典——首都历年国庆群众游行纪实展览》的任务,由我来担任筹备组组长。为充分发挥档案史料的作用,使展览进一步起到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社会效果,在局领导的帮助指导下,我们与天安门管委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共同研究并达成共识,由三方共同举办,展览地点设在天安门东侧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时间定在国庆节前。
虽然筹展团队的成员都生长在北京、长在北京,自小就感受过国庆节的氛围,但对共和国庆典的历史、天安门广场的变迁大都知之不多。在市档案局(馆)党组的重视支持下,我们先后请来了曾对历年国庆阅兵、游行策划、组织和指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领导、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专业人员,召开了不同层面的座谈会,共同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在市委市政府、中国革命博物馆、天安门管委会、中国照片档案馆等有关部门和部分区县档案局(馆)的协作支持下,我们找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文物和珍贵史料。如在开国大典上曾经使用过的礼炮、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使用过的沙发、天安门悬挂过的第一个国徽,以及历年国庆游行使用的服装、道具。另外,中国革命博物馆还为展览提供了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使用过的话筒等国家特级文物……
8月25日,《共和国的庆典——首都历年国庆群众游行纪实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市长刘淇等领导同志莅临视察指导,并给予高度评价。在展出的两个多月中,部分中央、国家有关部委的老领导、老同志,中央在京有关单位、市属单位及区、县各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各界群众十几万人参观了展览,北京及中央驻京几十家主流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
那几个月虽说工作比较累、节奏最紧张,但自己觉得过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我为自己终将能够为共和国的庆典做出一份贡献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感恩共和国
共和国的60周年华诞正日益临近,这又将是一个令每位国人、北京人自豪、陶醉的节日。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期盼着这天,向往这个节日……
感恩北京:给了我金色的童年、不懈的追求和执着的信念。
感恩档案事业:给了我奉献的舞台,让我拥有了平凡而充实的人生。
感恩国庆节,带给我美好的憧憬、太多难忘的回忆。
感恩共和国:哺育我在日益繁荣富强中成长,共同经历了坎坷、共同感受着辉煌。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