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耿方方
摘 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从整体上进行的 ，他把每一个文明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比较研究，发展了文明形态史观。其主要观点包括：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挑战—应战”机制，文明的整体性理论，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社会的联合等，上述所主张的这种综合、整体地研究历史的观念， 既有助于学者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问题， 也有助于史学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化，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示。
关键字：汤因比；文明形态；启示
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研究有独特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近年来，汤因比的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国内对他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其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方面看，这一史观现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将探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1 宏观、综合地研究历史
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忙于繁杂的课题时，汤因比独树一帜地把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确定为文明形态，摒弃传统的以国别、时代划分的史学分期，这是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每一文明社会，各自都确信自己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社会，而人类的其余部分则全是野蛮、低贱和异教的。”[1]文明多元论表明每一文明形态曾经都为人类生存作出过非凡的贡献，谁也没有资格称为最好。至少，汤因比让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不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延伸，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五彩缤纷的异域文明，这是汤因比坚持宏观治史的一个体现。此外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整体性观点”，整体性观点的内涵是指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去解释其产生、发展的缘由，而要联系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更趋向于客观和准确的结论。可以说，以宏观的眼光对历史作整体考察，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直奉行的准则，他认为，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研究的方法顺序颠倒过来，将仅仅罗列历史事实的编年体转变为将人类历史的各方面融合为一体，然后逐一进行比较。这种整体的文化视野，也是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深刻批判和重建，改变了西方学界长期袭用的“古代一中古一现代”的历史框架，使丰富多彩的历史体系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汤因比承认了历史的意义和历史进步的某种可能性。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一贯以本国文明为基础和重点，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谈之甚少。中国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人物，一生从事文化史的研究，他的思想就受到了文明史观的影响，他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而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文明”，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一书中，他将“文明”进步的动力归之于竞争，“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2]可见在近代中国先进的革命人士逐渐认识到了竞争的重要性，而进行竞争的条件就是要把自身的文明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好的看到自身的不足。 现在历史学领域提倡全球史观，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中的整体性观点也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不仅应该考虑本国的社会现实，以整体性的观念研究本国历史，还要注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同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灿烂的文明，把中国文明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研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自身的发展过程。
2 重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
本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都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人，世界文明正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壮观的历史剧。任何一种持积极态度的历史理论，都应该强调人的主动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汤因比宣扬超人是天命的执行者和体现者，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些神秘力量的支配和超人的摆弄；另一方面，在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徘徊中，汤因比又看到，文明形态新陈代谢的历史，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动。他认为，人类完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历史以某种新的史无前例的发展形式。在《历史研究》中，人占有中心的地位，处处可以看到人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顽强的奋斗。文明的生长归功于富于创造性的个人的退隐和复出，新一代文明的产生也是上一代文明中解体出来的少数人创造性行动的结果。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一直主张人定胜天，强调人在改变自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这就强调了人的社会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远古时代人们崇尚鬼神，认为历史发展都是鬼神意识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突出权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5]到了荀子，逐渐确立起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如今汤因比提出文明形态史观，指出文明在发展，衰落和解体的每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这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要把人们群众的主动性放在首位，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
3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享受便利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科技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科技迅猛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而且应战争需要产生的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汤因比晚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此前他认为统一国家的建立是文明衰落的标志，现在他主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的联合对于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汤因比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们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发展了侵略和蛮横的不良心态，这样的国家注定不能承担起团结世界的任务。汤因比预测12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而东亚文明的主体则是中国，因此，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个睿智的头脑启示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把这种凝聚作用服务于当今社会。
上述所主张的这种综合、整体地研究历史的观念， 既有助于中国思想史学者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问题， 也有助于史学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化。事实上， 在枯燥、呆板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背后有着广泛且丰富的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内容， 在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人物的背后有着无数更贴近普通人民的小人物。因此，全面地研究历史可以让史学从教科书中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虽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是开创性的，它破除了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它开创的宏观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历史学术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梁启超：《新民说》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18—119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2页。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0，318，，318页。
摘 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从整体上进行的 ，他把每一个文明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比较研究，发展了文明形态史观。其主要观点包括：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挑战—应战”机制，文明的整体性理论，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社会的联合等，上述所主张的这种综合、整体地研究历史的观念， 既有助于学者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问题， 也有助于史学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化，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示。
关键字：汤因比；文明形态；启示
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研究有独特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近年来，汤因比的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国内对他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其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方面看，这一史观现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将探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1 宏观、综合地研究历史
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忙于繁杂的课题时，汤因比独树一帜地把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确定为文明形态，摒弃传统的以国别、时代划分的史学分期，这是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每一文明社会，各自都确信自己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社会，而人类的其余部分则全是野蛮、低贱和异教的。”[1]文明多元论表明每一文明形态曾经都为人类生存作出过非凡的贡献，谁也没有资格称为最好。至少，汤因比让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不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延伸，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五彩缤纷的异域文明，这是汤因比坚持宏观治史的一个体现。此外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整体性观点”，整体性观点的内涵是指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去解释其产生、发展的缘由，而要联系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更趋向于客观和准确的结论。可以说，以宏观的眼光对历史作整体考察，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直奉行的准则，他认为，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研究的方法顺序颠倒过来，将仅仅罗列历史事实的编年体转变为将人类历史的各方面融合为一体，然后逐一进行比较。这种整体的文化视野，也是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深刻批判和重建，改变了西方学界长期袭用的“古代一中古一现代”的历史框架，使丰富多彩的历史体系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汤因比承认了历史的意义和历史进步的某种可能性。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一贯以本国文明为基础和重点，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谈之甚少。中国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人物，一生从事文化史的研究，他的思想就受到了文明史观的影响，他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而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文明”，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一书中，他将“文明”进步的动力归之于竞争，“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2]可见在近代中国先进的革命人士逐渐认识到了竞争的重要性，而进行竞争的条件就是要把自身的文明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好的看到自身的不足。 现在历史学领域提倡全球史观，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中的整体性观点也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不仅应该考虑本国的社会现实，以整体性的观念研究本国历史，还要注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同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灿烂的文明，把中国文明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研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自身的发展过程。
2 重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
本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都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人，世界文明正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壮观的历史剧。任何一种持积极态度的历史理论，都应该强调人的主动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汤因比宣扬超人是天命的执行者和体现者，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些神秘力量的支配和超人的摆弄；另一方面，在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徘徊中，汤因比又看到，文明形态新陈代谢的历史，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动。他认为，人类完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历史以某种新的史无前例的发展形式。在《历史研究》中，人占有中心的地位，处处可以看到人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顽强的奋斗。文明的生长归功于富于创造性的个人的退隐和复出，新一代文明的产生也是上一代文明中解体出来的少数人创造性行动的结果。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一直主张人定胜天，强调人在改变自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这就强调了人的社会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远古时代人们崇尚鬼神，认为历史发展都是鬼神意识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突出权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5]到了荀子，逐渐确立起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如今汤因比提出文明形态史观，指出文明在发展，衰落和解体的每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这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要把人们群众的主动性放在首位，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
3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享受便利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科技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科技迅猛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而且应战争需要产生的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汤因比晚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此前他认为统一国家的建立是文明衰落的标志，现在他主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的联合对于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汤因比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们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发展了侵略和蛮横的不良心态，这样的国家注定不能承担起团结世界的任务。汤因比预测12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而东亚文明的主体则是中国，因此，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个睿智的头脑启示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作用，把这种凝聚作用服务于当今社会。
上述所主张的这种综合、整体地研究历史的观念， 既有助于中国思想史学者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问题， 也有助于史学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化。事实上， 在枯燥、呆板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背后有着广泛且丰富的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内容， 在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人物的背后有着无数更贴近普通人民的小人物。因此，全面地研究历史可以让史学从教科书中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虽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是开创性的，它破除了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它开创的宏观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历史学术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梁启超：《新民说》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18—119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2页。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0，318，，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