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就做最好的
很早就知道“樊建川”这个名字，说他建了全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聚落。因为很多的不凑巧，所以无缘亲自去该博物馆探访，以及见他本人。但自从他开了微博后，就一直关注他的微博动态。也因为是老乡，所以便多了几分亲切。这次趁回成都办事的机会，通过朋友引荐，联系到了他本人，也走进了他的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位于大邑县安仁古镇内，与成都有些距离，记者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那里的。在博物馆的大门口，有这样醒目的标志：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走进馆里，馆主自白直入眼帘：集合博物馆，融合相关商业，就是“聚落”。这是民间、草根、野生的博物馆创新与生存之道。社会宽松，政治清明，方有本馆。我们是时代的产物，是大家关爱的结果。办馆维艰，兴馆更难，祈愿众人鼎力支援。人寿百年，纸寿千年。而木、石、金、铜、瓷、银、玉等器物寿命可达万年。人走物留，直到永远。博物明智，宁静致远。博物休闲，身心双安。沧桑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告诉未来。
由于樊建川很忙，我们的交流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但他送了我一本他口述的《大馆奴》。我看过之后，几次被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动得落泪，也基本把握了他的人生追求，感觉他是一个很不安分、勇于进取、要做就做最好的人，于是有了写他的冲动。谈到自己从知青、军人、官员、商人的不停转型，樊建川说，感谢时代，政治越来越亲民，在个人努力的同时，也有不少人的帮助。
当知青时，他是民兵连连长、团支部书记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父亲是位转业军人，当了县民政局局长，但也仍然没有让他避免挨饿的命运。为了填饱肚子，他曾偷过水果和猪尾巴。父亲对他基本上是“散养”，而且总是鼓励他打架，并且教他如何打赢，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县二中一位博学的老师影响下，他看了许多文史类的书，这为他以后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7月，他高中毕业后，到距县城几十里地的日成公社五一大队嘴上生产队当了一名插队知青，为队里挑过大粪。凭着自学的拉手风琴、吹笛子的本领，参加了公社的宣传队，才算吃了几顿饱饭。因为表现好，下乡半年，就被大队领导任命为民兵连连长、团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底参军。
当兵时，他的事迹上过《解放军报》
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当兵时，他因为综合表现优异，荣立三等功，1978年10月14日第三版《解放军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一次，他在挖反坦克战壕时发现了一种草，根很深，枝很硬，开红或黄花。他写了篇文章，说守边战士就像这种草一样。后来，部队著名词作家石祥到他们连采风，要他带着去看这种草。石祥把这种草带给专家鉴定，取名干枝梅。石祥为此还写了首歌词，题目就叫《干枝梅》，在上世纪80年代唱遍全国。后来，又拍了个记录片，也叫《干枝梅》，是专门宣传他们部队的。
1979年，樊建川参加了高考，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最先录取了他。上学期间，他就在《陕西日报》1981年4月8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非劳动时间》，建议农民在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开展多种经营，成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倡导者。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重庆三医大教书，又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其中在中央级刊物上发表的几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3年，在新兵连当指导员时，一次实弹练习，一个女学员把手榴弹扔到了面前一两米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飞身扑倒了这名女学员，避免了人员伤亡，体现出他的英雄本色。
1987年，为了照顾父亲和妻子、女儿，他要求转业，到宜宾地委研究室做了一名机关干部。
当副市长时，他的文章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到了地方，樊建川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引起了地委书记孙文启的注意。后来，孙书记下乡调研时，经常带着他一起去。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汝岱来宜宾调研时，孙书记也让他跟着做记录，使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快，他便被提拔为宜宾市副市长。
1990年5月，樊建川在《四川日报》发表了《浅议农村承包地的调整周期》一文，提出了五年一小调的建议。1993年，他又与人合作，在《经济研究参考》（内部刊物）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发表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点：承包制走向劳动农民个体共有制》一文，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当房地产商时，他的企业做到了四川省前十名
1993年，正当樊建川“官运亨通”时，他却出人意料地辞职“下海”，先是给人打工，1994年，又和朋友合资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做了一名商人。到2001年，按照统计局的税收和产值算，他的企业在全省几千家房地产企业中进入了前十名，进过中国富豪榜。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还只有8个人的时候，他就为企业确定了“忠、礼、勤、信”四个字的企业文化理念。所谓“忠”，就是要忠诚于企业，对社会负责，对朋友忠义；所谓“礼”就是要讲礼数，讲礼貌；所谓“勤”就是要脑勤、嘴勤、手勤、脚勤；所谓“信”就是要讲诚信。
本着这样的理念，樊建川的企业由小到大，从一个公司发展到一个集团。在“5.12”地震中，他们公司在都江堰盖的房子没有出现一点问题，使得一些业主打着横幅感谢他们。
当博物馆馆主后，他要建100家博物馆
樊建川从小就有收藏意识，从收藏“文革”遗物到收藏近现代文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文物和“文革”遗物，由爱好变为责任，他的收藏越搞越大，甚至收到了国外。他的收藏，不仅数量大，有1000多万件，而且质量高，经鉴定，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00多件。这意味着，这些一级文物将成为国宝，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但他无怨无悔。
“我的梦想就是要做100个博物馆。” 樊建川说， 1999年，建川博物馆建成。到目前为止，建川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建设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已建成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国防兵器馆、中医文物馆、生活家具馆、三寸金莲馆、红色年代章钟印馆、红色年代瓷器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镜鉴馆、知青生活馆、邓公词（不是祠）、汶川地震馆以及壮士、手印两个广场等。他还想建侵华日军馆、汉奸馆、西康往事馆、反右馆、“文革”馆、三十年改革开放馆、对越自卫反击战馆、反腐倡廉馆、有关环境问题的馆等等。
他把他的博物馆建成了一个聚落（或者叫超市），配套有客栈、酒店、餐厅、茶馆、古玩店、旅游商店、会议室等，他还投资银行、帮别人建博物馆，希望能以馆养馆。
樊建川说，他宁愿做“馆主”、“馆奴”，而不做“馆长”。他甚至早早地写好了遗嘱，在他身后，将博物馆全部捐献给国家，因为，他明白，只有国家才能将他的博物馆事业进行到底。他还想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在他死后，将自己的皮剥下来，蒙在鼓上，继续为博物馆出力。
喝安逸的川粮酒
提到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时，樊建川说：“食品安全我是非常重视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开业至今，没有出现过一次食品安全事件。无论是食材的采购，还是制作的过程，都要求全方位的监控，使食客吃得放心。
樊建川笑说：“建川博物馆有点大，一天是看不完的，走累了，整饿了，请到馆内的龙门阵、阿庆嫂、公社食堂三个饭馆去打个牙祭，吃川西九大碗，可以喝二两烧酒，真正小酒，‘建川酒，二两正装，纯粮的，晕起很巴适，袍哥人家，晕酒要适度，不准整醉了哈。同时，建川小酒，2两装，印有文字：‘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建川大酒，2斤装，印有文字：‘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建川博物馆25个场馆，参观是个重体力活路哟，走累了，整盘回锅肉，嘬几口烧酒，浑身通泰哈，纯粮川酒，安逸。”
建川博物馆建有抗战、民俗、红色年代和地震四大系列二十余个分馆。由于时间关系，记者只参观了八个馆，但每一个馆都让记者震撼与纠结。因为在这里，能让我们亲近地触摸历史，体会历史，铭记历史，因为它已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熔铸在国人的血液之中。
建川博物馆位于大邑县安仁古镇内，与成都有些距离，记者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那里的。在博物馆的大门口，有这样醒目的标志：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走进馆里，馆主自白直入眼帘：集合博物馆，融合相关商业，就是“聚落”。这是民间、草根、野生的博物馆创新与生存之道。社会宽松，政治清明，方有本馆。我们是时代的产物，是大家关爱的结果。办馆维艰，兴馆更难，祈愿众人鼎力支援。人寿百年，纸寿千年。而木、石、金、铜、瓷、银、玉等器物寿命可达万年。人走物留，直到永远。博物明智，宁静致远。博物休闲，身心双安。沧桑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告诉未来。
由于樊建川很忙，我们的交流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但他送了我一本他口述的《大馆奴》。我看过之后，几次被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动得落泪，也基本把握了他的人生追求，感觉他是一个很不安分、勇于进取、要做就做最好的人，于是有了写他的冲动。谈到自己从知青、军人、官员、商人的不停转型，樊建川说，感谢时代，政治越来越亲民，在个人努力的同时，也有不少人的帮助。
当知青时，他是民兵连连长、团支部书记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父亲是位转业军人，当了县民政局局长，但也仍然没有让他避免挨饿的命运。为了填饱肚子，他曾偷过水果和猪尾巴。父亲对他基本上是“散养”，而且总是鼓励他打架，并且教他如何打赢，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县二中一位博学的老师影响下，他看了许多文史类的书，这为他以后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7月，他高中毕业后，到距县城几十里地的日成公社五一大队嘴上生产队当了一名插队知青，为队里挑过大粪。凭着自学的拉手风琴、吹笛子的本领，参加了公社的宣传队，才算吃了几顿饱饭。因为表现好，下乡半年，就被大队领导任命为民兵连连长、团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底参军。
当兵时，他的事迹上过《解放军报》
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当兵时，他因为综合表现优异，荣立三等功，1978年10月14日第三版《解放军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一次，他在挖反坦克战壕时发现了一种草，根很深，枝很硬，开红或黄花。他写了篇文章，说守边战士就像这种草一样。后来，部队著名词作家石祥到他们连采风，要他带着去看这种草。石祥把这种草带给专家鉴定，取名干枝梅。石祥为此还写了首歌词，题目就叫《干枝梅》，在上世纪80年代唱遍全国。后来，又拍了个记录片，也叫《干枝梅》，是专门宣传他们部队的。
1979年，樊建川参加了高考，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最先录取了他。上学期间，他就在《陕西日报》1981年4月8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非劳动时间》，建议农民在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开展多种经营，成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倡导者。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重庆三医大教书，又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其中在中央级刊物上发表的几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3年，在新兵连当指导员时，一次实弹练习，一个女学员把手榴弹扔到了面前一两米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飞身扑倒了这名女学员，避免了人员伤亡，体现出他的英雄本色。
1987年，为了照顾父亲和妻子、女儿，他要求转业，到宜宾地委研究室做了一名机关干部。
当副市长时，他的文章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到了地方，樊建川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引起了地委书记孙文启的注意。后来，孙书记下乡调研时，经常带着他一起去。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汝岱来宜宾调研时，孙书记也让他跟着做记录，使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快，他便被提拔为宜宾市副市长。
1990年5月，樊建川在《四川日报》发表了《浅议农村承包地的调整周期》一文，提出了五年一小调的建议。1993年，他又与人合作，在《经济研究参考》（内部刊物）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发表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点：承包制走向劳动农民个体共有制》一文，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当房地产商时，他的企业做到了四川省前十名
1993年，正当樊建川“官运亨通”时，他却出人意料地辞职“下海”，先是给人打工，1994年，又和朋友合资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做了一名商人。到2001年，按照统计局的税收和产值算，他的企业在全省几千家房地产企业中进入了前十名，进过中国富豪榜。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还只有8个人的时候，他就为企业确定了“忠、礼、勤、信”四个字的企业文化理念。所谓“忠”，就是要忠诚于企业，对社会负责，对朋友忠义；所谓“礼”就是要讲礼数，讲礼貌；所谓“勤”就是要脑勤、嘴勤、手勤、脚勤；所谓“信”就是要讲诚信。
本着这样的理念，樊建川的企业由小到大，从一个公司发展到一个集团。在“5.12”地震中，他们公司在都江堰盖的房子没有出现一点问题，使得一些业主打着横幅感谢他们。
当博物馆馆主后，他要建100家博物馆
樊建川从小就有收藏意识，从收藏“文革”遗物到收藏近现代文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文物和“文革”遗物，由爱好变为责任，他的收藏越搞越大，甚至收到了国外。他的收藏，不仅数量大，有1000多万件，而且质量高，经鉴定，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00多件。这意味着，这些一级文物将成为国宝，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但他无怨无悔。
“我的梦想就是要做100个博物馆。” 樊建川说， 1999年，建川博物馆建成。到目前为止，建川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建设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已建成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国防兵器馆、中医文物馆、生活家具馆、三寸金莲馆、红色年代章钟印馆、红色年代瓷器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镜鉴馆、知青生活馆、邓公词（不是祠）、汶川地震馆以及壮士、手印两个广场等。他还想建侵华日军馆、汉奸馆、西康往事馆、反右馆、“文革”馆、三十年改革开放馆、对越自卫反击战馆、反腐倡廉馆、有关环境问题的馆等等。
他把他的博物馆建成了一个聚落（或者叫超市），配套有客栈、酒店、餐厅、茶馆、古玩店、旅游商店、会议室等，他还投资银行、帮别人建博物馆，希望能以馆养馆。
樊建川说，他宁愿做“馆主”、“馆奴”，而不做“馆长”。他甚至早早地写好了遗嘱，在他身后，将博物馆全部捐献给国家，因为，他明白，只有国家才能将他的博物馆事业进行到底。他还想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在他死后，将自己的皮剥下来，蒙在鼓上，继续为博物馆出力。
喝安逸的川粮酒
提到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时，樊建川说：“食品安全我是非常重视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开业至今，没有出现过一次食品安全事件。无论是食材的采购，还是制作的过程，都要求全方位的监控，使食客吃得放心。
樊建川笑说：“建川博物馆有点大，一天是看不完的，走累了，整饿了，请到馆内的龙门阵、阿庆嫂、公社食堂三个饭馆去打个牙祭，吃川西九大碗，可以喝二两烧酒，真正小酒，‘建川酒，二两正装，纯粮的，晕起很巴适，袍哥人家，晕酒要适度，不准整醉了哈。同时，建川小酒，2两装，印有文字：‘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建川大酒，2斤装，印有文字：‘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建川博物馆25个场馆，参观是个重体力活路哟，走累了，整盘回锅肉，嘬几口烧酒，浑身通泰哈，纯粮川酒，安逸。”
建川博物馆建有抗战、民俗、红色年代和地震四大系列二十余个分馆。由于时间关系，记者只参观了八个馆，但每一个馆都让记者震撼与纠结。因为在这里，能让我们亲近地触摸历史，体会历史，铭记历史，因为它已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熔铸在国人的血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