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德培育及其启示
林映梅
摘 要： 德治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模式，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官德培育思想。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忠”、“仁”、“公”、“廉”、“勤”、“信”、“慎”和“畏”八种规范，其实施途径为教育明德、制度立德和修身养德。中国古代官德培育思想对新时期干部的官德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个体应强化道德自律，社会应创新教育模式，国家应完善制度建设。
关键词： 官德教育； 实施路径；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B82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14
德治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模式，相比较同时期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治国模式。历代社会在官德培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与探索，从中得到有益借鉴。
一、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内容概述
中国古代究竟要培育官员什么样的道德品质？虽然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规定，但综合起来，无外乎以下八种规范：一是忠。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忠”既指忠于国君、忠于皇上，也指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仁。孔子开创了儒家的仁学，“仁”被视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作为官员的“仁”，就是以仁爱之心施仁政，行王道，以德服人，以仁义治天下。三是公。就是“公平”、“公正”、“正义”，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核心就是公平公正，因此，古代社会非常看重官员具有公平公正的品质。朱熹就曾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司马光也说：“为政之道，莫若至公。”四是廉。廉就是廉洁、清廉。汉代的班固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如果作为官吏不廉洁不公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会出现问题。范仲淹也说“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所以古代社会很注重培养官员廉洁的品质。[1]五是勤。就是勤政，古代社会非常看重官员的勤政品质。宋朝吕氏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称职在勤。汪辉祖也说，“清、慎、勤”三者，应以“勤”为本。六是信。即诚信，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诚信为官，宋朝的程颐、程颢在《二程集》就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想要担当重任，必须诚实、诚信、淳厚之人，而不是虚伪之人。没有诚信，就将失去做人做事的根本。七是慎。就是谨慎、慎重，古代官德强调八方面的慎：慎独、慎欲、慎微、慎权、慎友、慎嗜、慎言、慎终。[2]八是畏。就是官员心里要有所畏惧，明朝方孝孺就说过，凡是知道畏惧的人，必定言行谨慎，为人端正，说话、做事有分寸，即使偶尔有些出格的地方，也不会出现大的过失。上述八种规定其实质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官员加强个人修养，提高道德自律。
二、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实施路径
中国古代社会通过漫长的探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官德培育实施系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教育明德
1.学校教育的浸润。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分官学与私学两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设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其后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建立地方官办学校系统。无论是最高学府还是地方学校，学子们在官学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这里传授的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和经义。而中国古代私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很繁荣，此后一直蓬勃发展，成为与官学相对平行的独立系统。而私学尤其重视学子的道德培养，儒家的纲常伦理通过其独特的教育形式和有效的教育方法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学子道德品质的完善和提高始终是其教育成果的检验标准。由此可见，古代学子入仕前无论在官学还是私学，都是长时间接受儒学纲常伦理的浸润，为其官德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家庭教育的熏陶。中国古代的宗族家长为了子弟能顺利入仕、安全做官，做好官，做清官，光耀门庭，都非常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主要集中体现为通过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举止与道德品行。古代家训是长辈对子孙后代的教诲和训示，也包括兄妹、夫妻之间的嘱咐、勉励，可以称之为家规、家范、家法、庭训和庭诰等。古代家训既有温和的正面引导，也有严厉的负面惩罚。比如包拯在病危时，就留下一条“教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种集家长的威望和骨肉亲情为一体的教育方式对古代官员道德品行的培育效果通常是较为明显而持久的。
3. 官箴书的教导。什么是官箴书？就是名臣大儒或久入官场的人基于自己从政的切身体会与经验，或基于对治乱兴衰的透彻观察和深入研究，总结出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官德和为官之道。官箴书对官员入仕后如何审理公务、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执法、应该具备怎样的官德，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官箴书在中国古代是为官者的必读书籍。从现在来看影响比较大的官箴书有这么几本，现在很多的警言名句都是出自这些书，一本书是宋代吕本中的《官箴》，这本书比较简练；一本是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这本书比较规整；一本是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这本书最深刻；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这本最实用。[3]
4. 君王诏令的训诫。历代皇帝为了加强对官员道德的培养，也是煞费苦心。有朝堂上的训导，有把自己的言论编印成书，发给各级官员学习，也有面对面的谆谆告诫。比如朱元璋每次召见新任官员谈话时，都是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要遵守法纪，才能保终身平安。历史上留下来的最有影响力的皇帝的诏令是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出自后蜀皇帝孟昶，原文有二十四句话、96个字，主要是告诫官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体恤民情。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他对孟昶的这段话非常感兴趣，仔细研读后删繁就简，选取其中四句话，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并下令所有郡县都要把它刻在石碑上，置于公署之前，官员坐在朝堂之上，正前方不远处石碑上的十六字赫然入目，这样可以督促官员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这就是宋朝著名的戒石铭。宋朝之后一直到清朝，《戒石铭》为历朝历代所沿袭，只是在形式、位置上有所变化。比如明朝朱元璋下令把这个戒石铭立于甬道，阳面加刻“公生明”三个字，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
（二）制度立德
1. “以德为先”的选任机制。《资治通鉴》讲，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圣人或君子来委以重任，与其为了才智选用小人，还不如选用愚人。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德”始终是第一位的。比如秦朝规定官吏必须具备精洁正直，谨慎坚固等品德。汉朝官员选拔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制，由下向上推选人才，其法定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而“四科”“四行”强调的都是道德品质。唐朝时期唐太宗强调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太宗也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是力求让士子们在步入仕途之前，先在先贤先圣的忠孝节义思想中反复浸染，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后，就能执行儒家的正统思想。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统治者在用人之初就力图把好官德这一关，以便使官员步入仕途后能正确行使权力。
2. “彰善瘅恶”的监察机制。官员选拔任用之后，对其进行监督管理非常重要。经过不断发展，隋唐时期我国的监察制度已基本成熟。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央的御史台，御史大夫为其长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来负责中央的监察工作，其中台院负责纠举百官参与审判，殿院掌殿庭供奉的礼仪，纠察朝仪，察院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二是谏官制度，谏官机构分为给事中和谏官，主要负责监督规谏皇帝的言行、宰相的得失和百官的善恶，就是对御史台也有监督职权，可弹劾其不当之处。三是地方监察制度，由中央政府派员定期进行巡回监察，且两年一替换。以后各朝在此基础上略为改动，比如宋朝设中央监察体制与地方监察体制；元代把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置于平行的地位，把御史大夫升为一品，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明清时期的主要行政监察机构则是都察院。总体而言，古代监察制度通过对国家各级行政机构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察与管理，以保证官员能遵守官德，履行职责，起到了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作用。
3. “奖廉惩贪”的考核机制。中国古代社会主要通过考课来对官员的官德、政绩和功过进行考核。纵观历朝历代的考课制度，不难看出均注重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核。西周时期，朝廷对官员德行考核的标准参照的就是《周礼》中 “六德”与“六行”，其“六德”为知、仁、圣、义、中、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秦朝虽然崇尚法治，但仍通过制定法律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其中“五善”包含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和恭敬多让，可见秦朝十分重视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品行。汉朝官吏考核晋升的标准也是选拔的标准，强调的都是他们的道德品行。唐代的考课在历朝历代中最为完善，以后历朝都基本沿袭唐代，稍有变化。唐朝制定的考课标准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前者针对流内官员，后者针对流外官员。这些标准强调的都是官员要具有清廉、公平、勤政、谨慎的品德。从历代考核制度来看，考核的主要导向是奖励廉洁、勤政者，对贪污、不勤、不谨的要惩罚。比如东晋以“酌贪泉以明志”著称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就因清正廉洁、勤于政事而被提升为前将军。明初监察御史陶原仲因不阿权贵、秉公执法而被摧升为按察使。清朝名臣于成龙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因清廉刻苦多次得到康熙皇帝的提拔和重用。此外，对于那些勤勉为政而又政绩突出的官员，朝廷在他们死后会给他们的子孙封官并善待他们的家眷，同时还会给与政治荣誉，比如给予褒奖谥号，包拯的谥号为“孝肃”、海瑞的谥号为“忠介”，此外还会把他们的事迹载入正史。至于因为道德问题遭到惩罚的官员，历史上则是数不胜数。
（三）修身养德
官德培育的真正内生动力则是个体的自觉修为。古人非常重视修身养德，甚至把修身当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老子说：“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2]一个人没有道德，就不能完善自身。孟子认为修身为人身之大本，同时也是治家治国之大本。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以皆以修身为本”。那么古人是如何修身的？
1. 自省。自省也即内省，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积极的向内探求，而不是对外要求和抱怨别人。[2]自省的目的是为了知耻，认识到自己做人、谋事、品行等的污点、不足，从而不断提高完善自己。古人是如何自省的呢？曾子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则认为凡是行为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端正了，别人自然就会归服。古人把自省看作是经常性功课，认为能否做到自省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界限。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当出现了问题，君子会从自身去找原因，而小人却把眼睛盯着别人，把责任推给他人。
2. 克己。克己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严格的自我约束。孔子认为君子克己“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还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如何做到克己复礼呢？那就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不符合礼的东西都要克制去看、去听、去说、去做。[4]
3. 改过。自省、知耻不是修身的最终目的，修身的最终目的是少犯错。对于过错，《论语》有两句话。一句是“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也可以理解为，犯了错误不怕，可以改正。另一句是“改之为贵”能够改正过错，最为可贵。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不怕犯错，改了就好。儒家也把能否改过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分界。《论语》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出了过错一定千方百计进行掩饰。而君子则不同，君子闻过则喜，有错必改。
三、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德培育模式对今天的干部道德建设有怎样的启示呢？
（一）个体要强化道德自律
道德是内心的养成，因此道德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自律。我们既要以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反观自己的思想，真正做到自觉防微杜渐，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又要以法律的尺度和道德的准绳去反观自己的言行是否违背党纪国法，是否违背道德标准，只有这样，道德自律才不是一句空话。
（二）社会要创新教育模式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在教育明德这个环节是非常成功的，笔者认为主要缘于入仕前学校教育的浸润与家庭教育的熏陶，因为这是人的品德培养的最重要的阶段。而今天我们的干部道德之所以严重滑坡，与整个社会唯分数、重技能、轻德行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学校与家庭教育环节忽视了对道德品质的培养，进入仕途后再去教育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当前我们尤其要创新整个社会的教育模式，要以科学的理念引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要以生动的形式去实施道德品质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为干部队伍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
（三）国家要完善制度建设
官德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前的干部道德建设尤其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舆论监督等方式来推进官德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首先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真正贯彻执行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标准；其次要完善当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尤其是对“德”的考核要具体化、细化，增强可操作性，不流于形式；最后要强化监督，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增强对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与法律审视。
中华民族是重视礼仪道德的民族，千百年来，我们就一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治国先治吏，治世先治官，修身、正己、立德始终应该成为各级官员为人处事、为官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王杰.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及其现代启示（下）[EB/OL].（2015-06-
06）[2016-08-09].http：//max.book118.c.
[2]岳庆平.从历史看官德修养[R].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
2016-01-15.
[3]王杰.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及其现代启示（上）[EB/OL].（2015-06-
06）[2016-08-09].http：//www.docin.com.
[4]岑大利，顾建军.中国古代官德研究[M].北京：中国中央党校
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德治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模式，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官德培育思想。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忠”、“仁”、“公”、“廉”、“勤”、“信”、“慎”和“畏”八种规范，其实施途径为教育明德、制度立德和修身养德。中国古代官德培育思想对新时期干部的官德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个体应强化道德自律，社会应创新教育模式，国家应完善制度建设。
关键词： 官德教育； 实施路径；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B82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14
德治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模式，相比较同时期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治国模式。历代社会在官德培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与探索，从中得到有益借鉴。
一、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内容概述
中国古代究竟要培育官员什么样的道德品质？虽然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规定，但综合起来，无外乎以下八种规范：一是忠。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忠”既指忠于国君、忠于皇上，也指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仁。孔子开创了儒家的仁学，“仁”被视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作为官员的“仁”，就是以仁爱之心施仁政，行王道，以德服人，以仁义治天下。三是公。就是“公平”、“公正”、“正义”，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核心就是公平公正，因此，古代社会非常看重官员具有公平公正的品质。朱熹就曾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司马光也说：“为政之道，莫若至公。”四是廉。廉就是廉洁、清廉。汉代的班固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如果作为官吏不廉洁不公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会出现问题。范仲淹也说“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所以古代社会很注重培养官员廉洁的品质。[1]五是勤。就是勤政，古代社会非常看重官员的勤政品质。宋朝吕氏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称职在勤。汪辉祖也说，“清、慎、勤”三者，应以“勤”为本。六是信。即诚信，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诚信为官，宋朝的程颐、程颢在《二程集》就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想要担当重任，必须诚实、诚信、淳厚之人，而不是虚伪之人。没有诚信，就将失去做人做事的根本。七是慎。就是谨慎、慎重，古代官德强调八方面的慎：慎独、慎欲、慎微、慎权、慎友、慎嗜、慎言、慎终。[2]八是畏。就是官员心里要有所畏惧，明朝方孝孺就说过，凡是知道畏惧的人，必定言行谨慎，为人端正，说话、做事有分寸，即使偶尔有些出格的地方，也不会出现大的过失。上述八种规定其实质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官员加强个人修养，提高道德自律。
二、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实施路径
中国古代社会通过漫长的探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官德培育实施系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教育明德
1.学校教育的浸润。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分官学与私学两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设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其后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建立地方官办学校系统。无论是最高学府还是地方学校，学子们在官学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这里传授的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和经义。而中国古代私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很繁荣，此后一直蓬勃发展，成为与官学相对平行的独立系统。而私学尤其重视学子的道德培养，儒家的纲常伦理通过其独特的教育形式和有效的教育方法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学子道德品质的完善和提高始终是其教育成果的检验标准。由此可见，古代学子入仕前无论在官学还是私学，都是长时间接受儒学纲常伦理的浸润，为其官德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家庭教育的熏陶。中国古代的宗族家长为了子弟能顺利入仕、安全做官，做好官，做清官，光耀门庭，都非常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主要集中体现为通过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举止与道德品行。古代家训是长辈对子孙后代的教诲和训示，也包括兄妹、夫妻之间的嘱咐、勉励，可以称之为家规、家范、家法、庭训和庭诰等。古代家训既有温和的正面引导，也有严厉的负面惩罚。比如包拯在病危时，就留下一条“教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种集家长的威望和骨肉亲情为一体的教育方式对古代官员道德品行的培育效果通常是较为明显而持久的。
3. 官箴书的教导。什么是官箴书？就是名臣大儒或久入官场的人基于自己从政的切身体会与经验，或基于对治乱兴衰的透彻观察和深入研究，总结出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官德和为官之道。官箴书对官员入仕后如何审理公务、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执法、应该具备怎样的官德，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官箴书在中国古代是为官者的必读书籍。从现在来看影响比较大的官箴书有这么几本，现在很多的警言名句都是出自这些书，一本书是宋代吕本中的《官箴》，这本书比较简练；一本是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这本书比较规整；一本是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这本书最深刻；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这本最实用。[3]
4. 君王诏令的训诫。历代皇帝为了加强对官员道德的培养，也是煞费苦心。有朝堂上的训导，有把自己的言论编印成书，发给各级官员学习，也有面对面的谆谆告诫。比如朱元璋每次召见新任官员谈话时，都是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要遵守法纪，才能保终身平安。历史上留下来的最有影响力的皇帝的诏令是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出自后蜀皇帝孟昶，原文有二十四句话、96个字，主要是告诫官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体恤民情。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他对孟昶的这段话非常感兴趣，仔细研读后删繁就简，选取其中四句话，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并下令所有郡县都要把它刻在石碑上，置于公署之前，官员坐在朝堂之上，正前方不远处石碑上的十六字赫然入目，这样可以督促官员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这就是宋朝著名的戒石铭。宋朝之后一直到清朝，《戒石铭》为历朝历代所沿袭，只是在形式、位置上有所变化。比如明朝朱元璋下令把这个戒石铭立于甬道，阳面加刻“公生明”三个字，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
（二）制度立德
1. “以德为先”的选任机制。《资治通鉴》讲，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圣人或君子来委以重任，与其为了才智选用小人，还不如选用愚人。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德”始终是第一位的。比如秦朝规定官吏必须具备精洁正直，谨慎坚固等品德。汉朝官员选拔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制，由下向上推选人才，其法定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而“四科”“四行”强调的都是道德品质。唐朝时期唐太宗强调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太宗也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是力求让士子们在步入仕途之前，先在先贤先圣的忠孝节义思想中反复浸染，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后，就能执行儒家的正统思想。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统治者在用人之初就力图把好官德这一关，以便使官员步入仕途后能正确行使权力。
2. “彰善瘅恶”的监察机制。官员选拔任用之后，对其进行监督管理非常重要。经过不断发展，隋唐时期我国的监察制度已基本成熟。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央的御史台，御史大夫为其长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来负责中央的监察工作，其中台院负责纠举百官参与审判，殿院掌殿庭供奉的礼仪，纠察朝仪，察院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二是谏官制度，谏官机构分为给事中和谏官，主要负责监督规谏皇帝的言行、宰相的得失和百官的善恶，就是对御史台也有监督职权，可弹劾其不当之处。三是地方监察制度，由中央政府派员定期进行巡回监察，且两年一替换。以后各朝在此基础上略为改动，比如宋朝设中央监察体制与地方监察体制；元代把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置于平行的地位，把御史大夫升为一品，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明清时期的主要行政监察机构则是都察院。总体而言，古代监察制度通过对国家各级行政机构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察与管理，以保证官员能遵守官德，履行职责，起到了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作用。
3. “奖廉惩贪”的考核机制。中国古代社会主要通过考课来对官员的官德、政绩和功过进行考核。纵观历朝历代的考课制度，不难看出均注重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核。西周时期，朝廷对官员德行考核的标准参照的就是《周礼》中 “六德”与“六行”，其“六德”为知、仁、圣、义、中、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秦朝虽然崇尚法治，但仍通过制定法律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其中“五善”包含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和恭敬多让，可见秦朝十分重视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品行。汉朝官吏考核晋升的标准也是选拔的标准，强调的都是他们的道德品行。唐代的考课在历朝历代中最为完善，以后历朝都基本沿袭唐代，稍有变化。唐朝制定的考课标准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前者针对流内官员，后者针对流外官员。这些标准强调的都是官员要具有清廉、公平、勤政、谨慎的品德。从历代考核制度来看，考核的主要导向是奖励廉洁、勤政者，对贪污、不勤、不谨的要惩罚。比如东晋以“酌贪泉以明志”著称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就因清正廉洁、勤于政事而被提升为前将军。明初监察御史陶原仲因不阿权贵、秉公执法而被摧升为按察使。清朝名臣于成龙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因清廉刻苦多次得到康熙皇帝的提拔和重用。此外，对于那些勤勉为政而又政绩突出的官员，朝廷在他们死后会给他们的子孙封官并善待他们的家眷，同时还会给与政治荣誉，比如给予褒奖谥号，包拯的谥号为“孝肃”、海瑞的谥号为“忠介”，此外还会把他们的事迹载入正史。至于因为道德问题遭到惩罚的官员，历史上则是数不胜数。
（三）修身养德
官德培育的真正内生动力则是个体的自觉修为。古人非常重视修身养德，甚至把修身当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老子说：“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2]一个人没有道德，就不能完善自身。孟子认为修身为人身之大本，同时也是治家治国之大本。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以皆以修身为本”。那么古人是如何修身的？
1. 自省。自省也即内省，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积极的向内探求，而不是对外要求和抱怨别人。[2]自省的目的是为了知耻，认识到自己做人、谋事、品行等的污点、不足，从而不断提高完善自己。古人是如何自省的呢？曾子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则认为凡是行为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端正了，别人自然就会归服。古人把自省看作是经常性功课，认为能否做到自省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界限。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当出现了问题，君子会从自身去找原因，而小人却把眼睛盯着别人，把责任推给他人。
2. 克己。克己是思想道德上的一种严格的自我约束。孔子认为君子克己“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还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如何做到克己复礼呢？那就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不符合礼的东西都要克制去看、去听、去说、去做。[4]
3. 改过。自省、知耻不是修身的最终目的，修身的最终目的是少犯错。对于过错，《论语》有两句话。一句是“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也可以理解为，犯了错误不怕，可以改正。另一句是“改之为贵”能够改正过错，最为可贵。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不怕犯错，改了就好。儒家也把能否改过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分界。《论语》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出了过错一定千方百计进行掩饰。而君子则不同，君子闻过则喜，有错必改。
三、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德培育模式对今天的干部道德建设有怎样的启示呢？
（一）个体要强化道德自律
道德是内心的养成，因此道德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自律。我们既要以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反观自己的思想，真正做到自觉防微杜渐，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又要以法律的尺度和道德的准绳去反观自己的言行是否违背党纪国法，是否违背道德标准，只有这样，道德自律才不是一句空话。
（二）社会要创新教育模式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在教育明德这个环节是非常成功的，笔者认为主要缘于入仕前学校教育的浸润与家庭教育的熏陶，因为这是人的品德培养的最重要的阶段。而今天我们的干部道德之所以严重滑坡，与整个社会唯分数、重技能、轻德行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学校与家庭教育环节忽视了对道德品质的培养，进入仕途后再去教育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当前我们尤其要创新整个社会的教育模式，要以科学的理念引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要以生动的形式去实施道德品质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为干部队伍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
（三）国家要完善制度建设
官德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前的干部道德建设尤其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舆论监督等方式来推进官德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首先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真正贯彻执行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标准；其次要完善当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尤其是对“德”的考核要具体化、细化，增强可操作性，不流于形式；最后要强化监督，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增强对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与法律审视。
中华民族是重视礼仪道德的民族，千百年来，我们就一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治国先治吏，治世先治官，修身、正己、立德始终应该成为各级官员为人处事、为官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王杰.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及其现代启示（下）[EB/OL].（2015-06-
06）[2016-08-09].http：//max.book118.c.
[2]岳庆平.从历史看官德修养[R].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
2016-01-15.
[3]王杰.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及其现代启示（上）[EB/OL].（2015-06-
06）[2016-08-09].http：//www.docin.com.
[4]岑大利，顾建军.中国古代官德研究[M].北京：中国中央党校
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