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官如何修炼官德

    恒言

    

    高尚的官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的官德修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终成正果”——赢得清廉美誉，流芳千古。

    在官德修养上的“大处着眼”，就是先要立定居官从政的志向：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切清官廉吏，无论官位大小都是真正的“大丈夫”，都要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淡泊个人名利、务求高风亮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官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才能节节升华，直达高峰。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做官为政的出发点或曰“动机”问题：为“公”则有大志，为“私”则无大志——而且还会沦于邪念恶行。所以明朝清官和学者吕坤深刻指出：“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清朝著名清官张伯行说：“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

    “宦海莫测，仕途多险”，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风亮节、实现理想信念，必须时刻自警自励，“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官德修养“功夫”。他们为此“发明”了许多颇有效验的方法，如记“功过格”，置“座右铭”，写“官箴”“自成约”，悬官署对联自励，定期瞻拜“先贤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经常征询同僚、吏民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等等。清官的“自责书”与明君的“罪已诏”屡见于史书，从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

    总之，对清官廉吏来说，做官既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也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正如清朝康熙年间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著名清官于成龙所言：“埋头去做，不患不到圣贤地位。”

    若论官德“修养功夫”，清朝另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很有代表性。孙嘉淦当官40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过学政、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敢于直谏，在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他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正廉明。

    孙嘉淦始终恪守“居官八约”，即使被贬为小吏也不改初衷，赢得皇帝的尊敬和百姓的爱戴。乾隆刚继位时，他就上了一篇《三习一弊疏》，指出：“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厌恶）刚；“耳习”于山呼海颂，则“喜谀而恶直”；“心习”于唯唯诺诺，则“雄才而易事”——自以为雄才大略而恣意妄为。“三习”既成，必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一弊。国君被小人包围，则国必乱，君必危。孙嘉淦剖析“三习”的成因在于“自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圣明，一贯正确。所以要根除“三习”，必须经常清醒地、客观地反视自己，能够“自以为非”而“从人之是”。晚清大臣曾国藩对此疏非常推崇，认为不仅“君德”修养需要破除自以为是和“三习”，他要求子弟录写《三习一弊疏》，作为做官的座右铭，经常对照个人，反躬自省，以提高官德水平。

    中国古代的官德对唤醒官吏的政治良知、反对官场的腐化堕落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