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调整趋势及辽宁吸引日资的对策研究
刘巍
摘 要： 近年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新趋势，在坚持高端产品、核心部件国内生产的同时，将模块化、量产化甚至部分高端生产环节有计划地向海外分散布局。尽管“安倍经济学”及投资环境的优化促使部分企业选择回归本土，但这并未改变日本产业海外布局的总体方向。辽宁需要通过加强交流增强互信、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加强国际产能与创新领域合作等方式吸引日本投资，强化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关系。
关键词： 日本； 产业调整； 投资； 辽宁
中图分类号： F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22
近年，随着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产业调整呈现新的趋势。这种调整直接反映在日本贸易收支的变化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基本保持每年10兆日元的贸易盈余。但从2011年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年日本贸易逆差达2.56万亿日元。此后一路攀升，2014年高达12.76万亿日元，创35年以来的新高。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评论称，日本已不再是一个由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贸易收支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将加快产业新陈代谢，强化特定产业竞争力，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会加快向海外转移。而我国辽宁与日本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中日经贸合作仍将是辽宁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一）加强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核心环节布局
无论是纺织、服装、电器等传统产业，还是电子、信息通信设备等新兴行业，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近年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一方面，上述产品的进口渗透率逐年递增；另一方面，出口的贸易特化系数持续下降，制造业贸易特化系数由2008年的0.23下降到2014年的0.12。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运输机械、电气设备和普通机械设备这三大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迅速下滑。也就是说，2009年以后，尽管发电机、重型电机、光学仪器、集成电路（IC）、电气检测仪器等产品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但日本的AV设备、电气设备、通用机械、通讯设备、计算机、医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逐步丧失，这才是造成日本贸易收支逆差的深层次原因。
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目前有近70%的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海外生产比率为21%。除了部分高端产品，家电几乎都在国外生产。在电子产品领域，“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的趋势正在加强。2014年，电视机、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日本国内供货中，进口比例达50%，比2009年增加一倍，但是附加值高、功能多样、制作精良的家电产品仍从日本出口。①
因此，日本今后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重型机械、光学仪器、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上。这些产品能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又兼具高性能和操作便利性，是经过长期技术沉淀打造的高品质产品，是日本的优势所在。同时，重点发展机器人、卫星、飞机、无人直升机、医疗器械、3D打印机、环保设备、基础设施、纳米材料等新兴产业。此外，日本将继续保持在制造业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优势。例如，在全球航空产业链中，日本凭借极高的安全性和高附加值，成为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的主要核心部件的供应商，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得到不断加强。②而日本积极向海外转移的主要是AV设备、电气设备、通用机械、通讯设备、计算机等产业或其容易模块化、量产化的生产环节。
（二）将部分产业的产业链高端环节分散布局
2011年的“3·11大地震”对日本的产业链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震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链调整，企业从中长期视角出发，在制定产业链强化政策时把生产据点向海外转移作为首选。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实际情况紧急调查》及《对产业链影响的调查》显示，约70%的企业表示会加速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向海外转移。而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的“社长100人问卷调查”显示，约有40%的企业经营者计划3年以内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据点。
与调查结果一致的是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积极调整。例如，日产汽车调整全球战略，将研发、制造等环节全部设在泰国，除传动设备外，90%的零部件采购在泰国当地完成；铃木汽车推进分散化战略，“一半留在国内，一半转移海外”，将包括研发中心在内的诸多环节转移至海外；森精机公司与沈阳机床和德国DMG合资在中国建立新工厂；日立医疗投资近30亿日元在中国建设医疗器械工厂；日立化成公司向中国投资5 亿日元建立锂离子电池碳负极生产基地等。③因此，从2010年起，日本海外投资出现较快增长，保持连续三年增加，到2013年达到1350亿美元。④
与以往不同，此次日本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本把产业链上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即以往只在国内生产而不愿转移海外的环节，出于战略安全考虑向海外分散布局。这种产业链的调整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电子、部分机械行业，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东亚地区。因此，2011年-2012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⑤ 此次日本企业海外转移被称为“外力强加型”转移。“3·11大地震”前，海外转移主要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取当地市场为目标，而大地震后更多是在寻求分散风险和维持竞争力之间的一种平衡，是确保产业链供应安全，优化产能布局的战略性考量，是由经济团体、商协会乃至整个行业推动的整体行动。
（三）“安倍经济学”促使部分企业选择回归
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造成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自2012年以来日元累计贬值超过30%，日元贬值增加了日本进口的成本。据估算，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1日元，日本家电行业的利润将会减少18亿日元，因此，日元贬值成为日本制造业回归的主要因素。
近期，以家电、精密机器和汽车等产业为代表，将中国等海外的部分生产迁回日本国内的现象频繁出现。例如，松下将其在中国杭州的洗衣机基地、广州的空调基地和上海微波炉基地约40余种产品的生产回迁至日本本土工厂；夏普把在中国和印尼的电视、空气净化器的生产线转移至日本国内；西铁城解散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等。投资数据的变化也验证日本制造业回归的趋势。2013年，日本制造业的国内设备投资下降了1.7%，海外设备投资增加了13.7%。而2014年，形势发生逆转，日本制造业海外设备投资下降了1.6%，而国内设备投资则大幅增加了14.7%。⑥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产业选址迎来了转折点，制造业回归虽然存在，但并非积极的、长期性的举措，原则上日本企业仍将推进“地产地消”战略。因为日本制造业的回迁将面临劳动力成本高昂、零部件厂商部分已转移至海外等诸多现实问题。同时，少子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不足也会制约企业回归。因此，一度转向海外的生产重新全面迁回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二、日本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变化趋势
中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海外投资目的地，一直以来，日本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对华投资意愿。2000年以前，廉价的劳动力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最大诱因。随着中国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扩大，日本开始调整对中国生产基地的定位，重视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的技术标准，开发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零部件生产企业除为在华上游日本企业提供产品外，还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及跨国公司的合作，扩大销路。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高峰。但考虑到中日关系对立状态可能常态化、长期化，加上日本政府引导企业投资转向，推进“中国+1”布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回落，2014年更是大幅减少38.8%。比如，日本加快构筑的珠三角与东南亚之间的地区生产网络，将珠三角地区的纺织、服装、鞋帽等企业的生产线转移至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对于打印机、投影仪、照相机等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维持珠三角地区已有产能，将新增、扩大产能布局在低成本的周边国家，并将珠三角地区定位为区域性的零部件供应地。
但是，日本对华投资战略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从中国大规模撤资或不再重视对华投资。在将部分产能转移的同时，日本强化了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功能定位，重点开拓中国国内市场。从近年日本对华投资情况来看，在汽车零部件、电器、机电、精密仪器等高端制造业投资稳定增长的同时，服务业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且涵盖范围广泛，涉及物流、零售、餐饮、酒店、广告、设计、网络游戏、婚庆礼仪等众多行业。同时，面向国内消费市场的食品、饮料、杂货、卫生用品、食品包装等日常消费领域的投资增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污染处理设备、资源循环利用设备等节能环保领域投资力度也在加大。
因此，日本今后对华投资的主要方向应该是产品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相关产业和领域。随着我国服务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对物流、零售、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而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的相关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日资的进入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日本对辽宁投资的状况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较为接近，近年日本对我国辽宁的投资迅速增加。2005年实际投资金额为4.1亿美元，2011年增加到14.4亿美元，2012年则迅速上升到21.4亿美元，而2013年同比增长高达100.57%，达43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大连、沈阳，以制造业为主。但从2014年开始，日本对辽宁的直接投资开始出现大幅下降，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的局面。
从近期日本对辽宁投资情况来看，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装备制造业投资较为活跃。例如，2011年北川铁工所落户沈阳，投资1375万美元生产机床卡盘；2012年富士电机在大连开始生产机械类常用的伺服马达；2014年河西工业与东风Visteon公司合资，在大连生产汽车装饰部件；日本电气化学工业在大连投资设厂，生产高铁专用的高性能散热铝基板等。同时，服务业投资迅速增加。2010年山田电机在沈阳设立海外第一家电器店；2013年罗森便利店在大连开店，实行24小时营业；伍兹网络开始培训老人看护专业人才，设立看护设施及养老院；三菱商事与金地集团合资开发大连的住宅楼和商贸中心等。
但日资企业在辽宁特别是大连，出口加工型依然占有较高比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进行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2013年度）》显示，2013年辽宁省日资企业出口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为4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4.9%，明显高于内销型企业占多数的北京（16.4%）、上海（17.4%）、天津（22.4%）。这一状况使得辽宁的日资企业对于人工成本的上升十分敏感，高达90.6%的在辽日资企业认为“员工工资上涨”是影响其经营的最大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全国85.3%的平均水平。由于辽宁的日资企业生产效率并不高，加之出口低迷和人工费的上涨，加速了日资企业的撤退。2013年将生产缩小、撤退、转移到第三国的比例高达9.4%，位居全国第一位，甚至高于广东省的8.1%。而企业出口比例与规模扩大存在一定关联，即出口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志向较低，而内销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志向较高。这也很好解释了近年日本对辽宁投资出现波动的这一状况。另外，该调查还显示，尽管日企普遍认为辽宁发展潜力大，但无论是以面向企业销售为主的日资企业还是以面向消费者为主的日资企业在今后一两年内扩大业务的比例都不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辽宁省的投资环境还不完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
三、促进日本对辽宁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交流，增强互信
多年来，政治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日之间的合作，近来甚至出现了“政冷经冷”的尴尬局面。中日关系恶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担心之一。为了消除日本企业的疑虑担心，加强中日民间联系与交流，缓解紧张和对抗情绪，优化投资环境变得愈发重要。首先，中日之间的互动和互信是经济合作的前提，两国应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等多领域、多层面的全面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缓解对立和抵触情绪，通过交流打开经贸合作的大门，进而增加相互认同感和亲近感，增进理解，加强互信。其次，辽宁可以考虑增设在日本的经贸办事处，通过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宣传辽宁投资魅力，并建立与日本企业联合会等团体的联络渠道和合作机制。最后，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日本商工会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团体组织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依托上述机构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定期邀请日本企业来辽宁考察访问。
（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新优势
很多日本企业对辽宁投资环境的评价是“缺乏透明度和公开化”、“人情、关系大于法律规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较为头疼”、“政策法规朝令夕改，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法律与规定极具弹性和操作空间”等。应该说，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辽宁的投资软环境较差，营商环境的不完善给日本企业带来较大的投资风险预期，减弱了对辽宁投资的信心。因此，辽宁需要打造高效、稳定、透明的政务环境，建立透明政府，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具体而言，一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遵循国际通商惯例，保持对日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工作重心要放在基础设施、物流平台、公共信息平台等服务体系的建设上来。三是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执法水平。特别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解除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后顾之忧。四是重点在法律政策和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援和服务。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华投资，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风土人情不熟悉，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辽宁可以考虑在这方面为日本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援和服务。
（三）共同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强国际产能与创新领域合作
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将产业振兴和新产业的培育作为日本振兴的支柱，两国拥有着相似的发展目标，也孕育着新的合作空间与潜力。辽宁应与日本加强交流对接，探讨在可再生能源、环保设备、高端医疗、智慧城市建设等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探索在高端制造领域与日本的合作模式。随着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推进，继德国之后，日本完全可以成为辽宁又一个合作伙伴，在国家重点打造的智能机器人、燃气轮机、高端海洋工程装备、集成电路装备、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石墨新材料、光电子等产业等领域，研究探索新的开放合作模式，引入日本投资和技术，辽宁实现转型升级，日本则进一步扩大市场和收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在走出去过程中，将辽宁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的性价比高的优势与日本的先进技术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挥大连港和营口港的国际中转功能，充分利用“辽满欧”海铁联运通道，将辽宁打造成连接日本和欧洲陆路运输的物流枢纽。
（四）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由于各种原因，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日韩企业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在日本企业止步不前的情况下，韩国企业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先机。在汽车、电子、家电产品等日韩企业竞争激烈的领域，日本企业将面临较为不利的局面。因此，中韩自贸区合作成了中日韩自贸区的敲门砖。随着中日韩首脑峰会的重启，三国表达了要维护沟通合作渠道和重新推动经济合作的愿望，为三国回到经济合作轨道上提供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关税将大幅降低，相互开放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这必将为进入辽宁的日本企业提供更为便利、优惠的条件，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提高日本企业投资辽宁的信心，加快其投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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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kaigaizi/result-1.html.
[2]在アジア？オセアニア日系企業実態調査（2013年度）[EB/OL].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4-08-12）[2016-01-24].http：//www.jetro.go.jp/world/asia/re
ports/07001539.
[3]最上史郎.中国·大連進出富山県企業に聞く～現状、課題とその対応策～[J].TOP NEWS，
2012，（3）：18-25.
[4]张季风.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与前景展望[J].现代日本经济，2010，（2）：38-44.
[5]苏杭.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日中小企业合作：现状、问题和对策[J].日本问题研究，
2009，（1）：8-12.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近年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新趋势，在坚持高端产品、核心部件国内生产的同时，将模块化、量产化甚至部分高端生产环节有计划地向海外分散布局。尽管“安倍经济学”及投资环境的优化促使部分企业选择回归本土，但这并未改变日本产业海外布局的总体方向。辽宁需要通过加强交流增强互信、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加强国际产能与创新领域合作等方式吸引日本投资，强化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关系。
关键词： 日本； 产业调整； 投资； 辽宁
中图分类号： F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22
近年，随着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产业调整呈现新的趋势。这种调整直接反映在日本贸易收支的变化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基本保持每年10兆日元的贸易盈余。但从2011年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年日本贸易逆差达2.56万亿日元。此后一路攀升，2014年高达12.76万亿日元，创35年以来的新高。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评论称，日本已不再是一个由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贸易收支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将加快产业新陈代谢，强化特定产业竞争力，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会加快向海外转移。而我国辽宁与日本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中日经贸合作仍将是辽宁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一）加强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核心环节布局
无论是纺织、服装、电器等传统产业，还是电子、信息通信设备等新兴行业，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近年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一方面，上述产品的进口渗透率逐年递增；另一方面，出口的贸易特化系数持续下降，制造业贸易特化系数由2008年的0.23下降到2014年的0.12。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运输机械、电气设备和普通机械设备这三大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迅速下滑。也就是说，2009年以后，尽管发电机、重型电机、光学仪器、集成电路（IC）、电气检测仪器等产品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但日本的AV设备、电气设备、通用机械、通讯设备、计算机、医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逐步丧失，这才是造成日本贸易收支逆差的深层次原因。
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目前有近70%的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海外生产比率为21%。除了部分高端产品，家电几乎都在国外生产。在电子产品领域，“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的趋势正在加强。2014年，电视机、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日本国内供货中，进口比例达50%，比2009年增加一倍，但是附加值高、功能多样、制作精良的家电产品仍从日本出口。①
因此，日本今后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重型机械、光学仪器、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上。这些产品能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又兼具高性能和操作便利性，是经过长期技术沉淀打造的高品质产品，是日本的优势所在。同时，重点发展机器人、卫星、飞机、无人直升机、医疗器械、3D打印机、环保设备、基础设施、纳米材料等新兴产业。此外，日本将继续保持在制造业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优势。例如，在全球航空产业链中，日本凭借极高的安全性和高附加值，成为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的主要核心部件的供应商，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得到不断加强。②而日本积极向海外转移的主要是AV设备、电气设备、通用机械、通讯设备、计算机等产业或其容易模块化、量产化的生产环节。
（二）将部分产业的产业链高端环节分散布局
2011年的“3·11大地震”对日本的产业链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震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链调整，企业从中长期视角出发，在制定产业链强化政策时把生产据点向海外转移作为首选。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实际情况紧急调查》及《对产业链影响的调查》显示，约70%的企业表示会加速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向海外转移。而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的“社长100人问卷调查”显示，约有40%的企业经营者计划3年以内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据点。
与调查结果一致的是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积极调整。例如，日产汽车调整全球战略，将研发、制造等环节全部设在泰国，除传动设备外，90%的零部件采购在泰国当地完成；铃木汽车推进分散化战略，“一半留在国内，一半转移海外”，将包括研发中心在内的诸多环节转移至海外；森精机公司与沈阳机床和德国DMG合资在中国建立新工厂；日立医疗投资近30亿日元在中国建设医疗器械工厂；日立化成公司向中国投资5 亿日元建立锂离子电池碳负极生产基地等。③因此，从2010年起，日本海外投资出现较快增长，保持连续三年增加，到2013年达到1350亿美元。④
与以往不同，此次日本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本把产业链上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即以往只在国内生产而不愿转移海外的环节，出于战略安全考虑向海外分散布局。这种产业链的调整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电子、部分机械行业，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东亚地区。因此，2011年-2012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⑤ 此次日本企业海外转移被称为“外力强加型”转移。“3·11大地震”前，海外转移主要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取当地市场为目标，而大地震后更多是在寻求分散风险和维持竞争力之间的一种平衡，是确保产业链供应安全，优化产能布局的战略性考量，是由经济团体、商协会乃至整个行业推动的整体行动。
（三）“安倍经济学”促使部分企业选择回归
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造成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自2012年以来日元累计贬值超过30%，日元贬值增加了日本进口的成本。据估算，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1日元，日本家电行业的利润将会减少18亿日元，因此，日元贬值成为日本制造业回归的主要因素。
近期，以家电、精密机器和汽车等产业为代表，将中国等海外的部分生产迁回日本国内的现象频繁出现。例如，松下将其在中国杭州的洗衣机基地、广州的空调基地和上海微波炉基地约40余种产品的生产回迁至日本本土工厂；夏普把在中国和印尼的电视、空气净化器的生产线转移至日本国内；西铁城解散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等。投资数据的变化也验证日本制造业回归的趋势。2013年，日本制造业的国内设备投资下降了1.7%，海外设备投资增加了13.7%。而2014年，形势发生逆转，日本制造业海外设备投资下降了1.6%，而国内设备投资则大幅增加了14.7%。⑥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产业选址迎来了转折点，制造业回归虽然存在，但并非积极的、长期性的举措，原则上日本企业仍将推进“地产地消”战略。因为日本制造业的回迁将面临劳动力成本高昂、零部件厂商部分已转移至海外等诸多现实问题。同时，少子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不足也会制约企业回归。因此，一度转向海外的生产重新全面迁回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二、日本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变化趋势
中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海外投资目的地，一直以来，日本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对华投资意愿。2000年以前，廉价的劳动力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最大诱因。随着中国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扩大，日本开始调整对中国生产基地的定位，重视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的技术标准，开发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零部件生产企业除为在华上游日本企业提供产品外，还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及跨国公司的合作，扩大销路。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高峰。但考虑到中日关系对立状态可能常态化、长期化，加上日本政府引导企业投资转向，推进“中国+1”布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回落，2014年更是大幅减少38.8%。比如，日本加快构筑的珠三角与东南亚之间的地区生产网络，将珠三角地区的纺织、服装、鞋帽等企业的生产线转移至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对于打印机、投影仪、照相机等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维持珠三角地区已有产能，将新增、扩大产能布局在低成本的周边国家，并将珠三角地区定位为区域性的零部件供应地。
但是，日本对华投资战略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从中国大规模撤资或不再重视对华投资。在将部分产能转移的同时，日本强化了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功能定位，重点开拓中国国内市场。从近年日本对华投资情况来看，在汽车零部件、电器、机电、精密仪器等高端制造业投资稳定增长的同时，服务业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且涵盖范围广泛，涉及物流、零售、餐饮、酒店、广告、设计、网络游戏、婚庆礼仪等众多行业。同时，面向国内消费市场的食品、饮料、杂货、卫生用品、食品包装等日常消费领域的投资增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污染处理设备、资源循环利用设备等节能环保领域投资力度也在加大。
因此，日本今后对华投资的主要方向应该是产品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相关产业和领域。随着我国服务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对物流、零售、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而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的相关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日资的进入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日本对辽宁投资的状况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较为接近，近年日本对我国辽宁的投资迅速增加。2005年实际投资金额为4.1亿美元，2011年增加到14.4亿美元，2012年则迅速上升到21.4亿美元，而2013年同比增长高达100.57%，达43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大连、沈阳，以制造业为主。但从2014年开始，日本对辽宁的直接投资开始出现大幅下降，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的局面。
从近期日本对辽宁投资情况来看，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装备制造业投资较为活跃。例如，2011年北川铁工所落户沈阳，投资1375万美元生产机床卡盘；2012年富士电机在大连开始生产机械类常用的伺服马达；2014年河西工业与东风Visteon公司合资，在大连生产汽车装饰部件；日本电气化学工业在大连投资设厂，生产高铁专用的高性能散热铝基板等。同时，服务业投资迅速增加。2010年山田电机在沈阳设立海外第一家电器店；2013年罗森便利店在大连开店，实行24小时营业；伍兹网络开始培训老人看护专业人才，设立看护设施及养老院；三菱商事与金地集团合资开发大连的住宅楼和商贸中心等。
但日资企业在辽宁特别是大连，出口加工型依然占有较高比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进行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2013年度）》显示，2013年辽宁省日资企业出口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为4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4.9%，明显高于内销型企业占多数的北京（16.4%）、上海（17.4%）、天津（22.4%）。这一状况使得辽宁的日资企业对于人工成本的上升十分敏感，高达90.6%的在辽日资企业认为“员工工资上涨”是影响其经营的最大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全国85.3%的平均水平。由于辽宁的日资企业生产效率并不高，加之出口低迷和人工费的上涨，加速了日资企业的撤退。2013年将生产缩小、撤退、转移到第三国的比例高达9.4%，位居全国第一位，甚至高于广东省的8.1%。而企业出口比例与规模扩大存在一定关联，即出口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志向较低，而内销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志向较高。这也很好解释了近年日本对辽宁投资出现波动的这一状况。另外，该调查还显示，尽管日企普遍认为辽宁发展潜力大，但无论是以面向企业销售为主的日资企业还是以面向消费者为主的日资企业在今后一两年内扩大业务的比例都不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辽宁省的投资环境还不完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
三、促进日本对辽宁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交流，增强互信
多年来，政治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日之间的合作，近来甚至出现了“政冷经冷”的尴尬局面。中日关系恶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担心之一。为了消除日本企业的疑虑担心，加强中日民间联系与交流，缓解紧张和对抗情绪，优化投资环境变得愈发重要。首先，中日之间的互动和互信是经济合作的前提，两国应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等多领域、多层面的全面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缓解对立和抵触情绪，通过交流打开经贸合作的大门，进而增加相互认同感和亲近感，增进理解，加强互信。其次，辽宁可以考虑增设在日本的经贸办事处，通过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宣传辽宁投资魅力，并建立与日本企业联合会等团体的联络渠道和合作机制。最后，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日本商工会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团体组织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依托上述机构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定期邀请日本企业来辽宁考察访问。
（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新优势
很多日本企业对辽宁投资环境的评价是“缺乏透明度和公开化”、“人情、关系大于法律规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较为头疼”、“政策法规朝令夕改，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法律与规定极具弹性和操作空间”等。应该说，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辽宁的投资软环境较差，营商环境的不完善给日本企业带来较大的投资风险预期，减弱了对辽宁投资的信心。因此，辽宁需要打造高效、稳定、透明的政务环境，建立透明政府，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具体而言，一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遵循国际通商惯例，保持对日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工作重心要放在基础设施、物流平台、公共信息平台等服务体系的建设上来。三是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执法水平。特别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解除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后顾之忧。四是重点在法律政策和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援和服务。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华投资，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风土人情不熟悉，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辽宁可以考虑在这方面为日本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援和服务。
（三）共同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强国际产能与创新领域合作
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将产业振兴和新产业的培育作为日本振兴的支柱，两国拥有着相似的发展目标，也孕育着新的合作空间与潜力。辽宁应与日本加强交流对接，探讨在可再生能源、环保设备、高端医疗、智慧城市建设等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探索在高端制造领域与日本的合作模式。随着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推进，继德国之后，日本完全可以成为辽宁又一个合作伙伴，在国家重点打造的智能机器人、燃气轮机、高端海洋工程装备、集成电路装备、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石墨新材料、光电子等产业等领域，研究探索新的开放合作模式，引入日本投资和技术，辽宁实现转型升级，日本则进一步扩大市场和收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在走出去过程中，将辽宁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的性价比高的优势与日本的先进技术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挥大连港和营口港的国际中转功能，充分利用“辽满欧”海铁联运通道，将辽宁打造成连接日本和欧洲陆路运输的物流枢纽。
（四）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由于各种原因，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日韩企业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在日本企业止步不前的情况下，韩国企业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先机。在汽车、电子、家电产品等日韩企业竞争激烈的领域，日本企业将面临较为不利的局面。因此，中韩自贸区合作成了中日韩自贸区的敲门砖。随着中日韩首脑峰会的重启，三国表达了要维护沟通合作渠道和重新推动经济合作的愿望，为三国回到经济合作轨道上提供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关税将大幅降低，相互开放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这必将为进入辽宁的日本企业提供更为便利、优惠的条件，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提高日本企业投资辽宁的信心，加快其投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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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