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支教团支教过程中“三螺旋”机制的建构
薛博文
摘要：由团中央、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为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组织实施的研究生支教团计划在“接力”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人员选拔不规范、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资金缺乏和活力不足的问题。“三螺旋”模式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使大学、政府、企业在非线性互动的过程当中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资源互补的协同效应，是促进支教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研究生支教团 多元协调 三螺旋 协同机制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亨利·埃茨科威兹提出“三螺旋”是一种创新模式，是指大学、企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1]面对研究生支教团支教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本文将“三螺旋”模式引入支教过程中，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协同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路径。
1 研究生支教团支教服务项目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是由团中央和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为积极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在1998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政府性支教行为。该项目以有关高校为依托，以“接力”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支教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来自各方主体的不同问题。
1.1支教团成员的选拔有待规范和完善
现有的支教团成员选拔方式较为完善，但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研究生支教团的人员选拔一般是由学校专项工作组组织进行。选拔过程一般采取“半公开化”的模式，即学院向学校推荐在学生工作、学习成绩等各方面突出的学生。支教团的最大诱惑为研究生的推免资格，所以资源会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具备“人情”的学生，而推荐人选的权力掌控在学院老师的手里，“老师的好帮手”会很大程度上占据优势，对于那些综合素质高而又真心想去支教的同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平。
1.2支教地政府缺乏对支教团成员有效的指导和监管
按照研究生支教团组建的相关规定，每年的10月左右新一届支教团便可组建完毕，但是到其被派遣，大概仍有8个月的周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大学对支教团会进行一定的指导，但是缺乏和支教地政府的有效对接，在真正派遣完毕后，由于空间局限，大学又无法对支教团进行有效的指导。伴随支教项目的“接力”发展，支教地政府不重视结合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培训，监管不力，导致支教团成员安全事故、违反纪律和教学怠惰的情况时有发生。
1.3社会资助的缺乏和监管不到位使得支教项目活力不足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发展已久，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品牌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形式的固化和活力的缺乏。政府主导、大学参与的模式并没有很好地引入社会资本，本应实现公益价值的企业也很少对支教团项目进行资助或者为支教活动注入市场活力。创新性活动和校政企的合作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此外，社会公益人士的资助未能形成良好的整合，资金和物品捐献管理混乱也是未能形成有效“合力”的重要因素。
2 “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运行机理
2.1“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过程中的基本内涵
“三螺旋”模型是目前分析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主流模型，基于此本文提出对于“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构建。它是指在支教这一活动系统中，大学、政府和企业打破原有组织边界，在组织边界互换角色，但仍保留自身原有作用和独特身份，以三方的资源为支教活动的底层因子，以非线性交互为核心单元，统一三方价值目标，综合发挥三方资源优势，产生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支教活动的螺旋上升，实现系统整体性目标的机制。
2.2“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
2.2.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以所有组织都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出发点，[2]它强调组织的生存需要从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资源，并且认为两个组织之间同时相互依赖也是可行的。资源的互补性是组织之间产生依赖关系的基础，在资源互补基础上形成的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能够产生组织之间的协同效应。[3]大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选拔培育的功能，政府拥有政策、支出和监管能力，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市场把控能力，这边是资源依赖在支教系统中的具体表现。
2.2.2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最早由西德的赫尔曼·哈肯创立，其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4]在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其涵盖众多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致使其超越了每一个子系统自身的功用，发挥出了整体系统的功能并使得整体系统得以优化。协同的过程和协同效应的产生根本仍在于资源依赖的相互关系。作为开放性组织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在支教活动的过程中进行非线性的动态运作，以资源的交互为依托产生协同效应，进而能够使得整体支教活动得以完善和发展。
2.3“三螺旋”支教協同机制的内在机制
2.3.1支教活动的非线性机制
支教活动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具有非单一的起点和方向，是一个内部子系统相互运作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过程。研究生支教团的支教活动可以将大学的人才培养、政府服务于地区治理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企业公益性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起点，并在支教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将不同环节的功能要素有机地、动态地组合起来，更敏捷地实现人才、政策、资金的整合与互动。
2.3.2三方主体的功能调试机制
在大学、政府、企业所构成的“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中，三个组织边界具有足够的开放性用以资源的交互和整合，使任何一根螺旋线都能够代替另外两根螺旋线产生主驱动力。大学可以在人才培养功能的基础上开发知识资本化的新路径，政府在传统的发布指令，进行管控之外可以更多地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支教过程中的大学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政策支撑，企业在充分赚取“公益利益”的传统支持支教的出发点上可以进行人才签约培养，将支教团成员在未来转化为自身的发展动能。
3 “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路径分析
3.1搭建协同效应产生的多元平台
3.1.1以学校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实施平台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基地，应该主动在组织边界做出延伸，主动吸纳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力量，要在支教活动的这一过程中积极利用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支教团成员进行积极地引导和培训；要引入教育行业的企业力量，吸收企业在市场过程中提炼出的教育教学的先进手段，可以让支教团成员在派遣之前接受培训行业企业的封闭培训，从而增长支教团成员的教育教学本领；要在支教过程中吸纳来自企业捐助的社会资本，充分为支教活动树立品牌，注入活力，扩大社会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和先进的媒體宣传方式，激励更多的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大学生“到西部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3.1.2以政府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支撑平台
政府要切实履行提供社会服务和行政监管的职能，并且充分利用政策输出功能为支教过程中大学、政府、企业的协同效应的产生提供场域。政府可以制定相关优惠扶持政策，对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成本支出在税收减免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5]并且在学校和企业的考核体系中分别加入有关支教等公益性事业人才培养和公益性事业贡献程度的内容。
要打造支教协同过程中的集成性混合组织。在“三螺旋”的框架下，大学、政府和企业要在各自拓展组织边界的非线性交互运动中形成制度化的结构设置，从而保证人才、政策、资金等支教底层因子有机融合。可以设立涵盖多方面人员的专项工作小组，负责支教团支教活动，从而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赢。
3.1.3以企业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信息服务平台
企业要积极地向学校和政府反映自身有关参与大学、政府、企业协同支教机制的意愿，在准确把握市场的前提下，向大学和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协助大学进行适合于当下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教育教学手段的培养。努力制定校企协同的职业发展规划和人才需求预测，促进人才水平提升，有针对性地释放市场信息，开发具有品牌效应和活力的新的支教模式。
3.2推进三螺旋价值目标和实施手段的协同
混合组织目标形成的两个重要机制在于“转性”和“拓展”。目标从原组织转换过来同时增加新的内容是叫“转性”，伴随组织属性和功能而对组织目标进行了延伸是叫“拓展”。[6]在“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下，基于组织的开放性，可以对大学、政府、企业的公用边界进行延伸，从而实现整体支教活动的目标拓展和协同效应的产生。
三方主体均有各自的组织目标，在各自组织目标并不重叠的情况下，其各方利益诉求又与对方的组织目标相交织。大学希望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希望在服务国家西部战略的同时打造更为优质的支教品牌，企业希望得到一个进行公益投入和寻找人才的平台。所以打造一个能产生协同效应的综合性目标，使三方螺旋打破功能边界。大学要在支教团的选拔过程中力求公开、规范，引入专门的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员选拔，从而保证公平性，要主动吸收社会资本，打造支教团品牌效应。政府要严格加强对支教团的指导、培训和监管，要利用集成性混合组织，在派遣之前对支教团成员进行当地实地知识的讲解、教育教学手段的培训，要在支教过程中严格规范成员行为，要严格规范资金的收入和使用。企业要开发人才需求预测，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开发公益性产品，为支教活动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 周春彦译，[美]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 金东日.组织理论与管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6.
[3] 邹波，周文萱，卜琳华.“三螺旋”创新协同效应理论分析[J].学术交流，2013 （11） ：111- 114.
[4] 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理论月刊， 2014（1）：138- 142.
[5] 肖香龙.基于协同理论的多元平台校企协同发展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4 （1） ：39- 42.
[6] 王朝全.混合组织及其治理研究[D].华南农业大学，2004.
摘要：由团中央、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为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组织实施的研究生支教团计划在“接力”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人员选拔不规范、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资金缺乏和活力不足的问题。“三螺旋”模式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使大学、政府、企业在非线性互动的过程当中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资源互补的协同效应，是促进支教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研究生支教团 多元协调 三螺旋 协同机制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亨利·埃茨科威兹提出“三螺旋”是一种创新模式，是指大学、企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1]面对研究生支教团支教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本文将“三螺旋”模式引入支教过程中，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协同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路径。
1 研究生支教团支教服务项目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是由团中央和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为积极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在1998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政府性支教行为。该项目以有关高校为依托，以“接力”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支教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来自各方主体的不同问题。
1.1支教团成员的选拔有待规范和完善
现有的支教团成员选拔方式较为完善，但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研究生支教团的人员选拔一般是由学校专项工作组组织进行。选拔过程一般采取“半公开化”的模式，即学院向学校推荐在学生工作、学习成绩等各方面突出的学生。支教团的最大诱惑为研究生的推免资格，所以资源会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具备“人情”的学生，而推荐人选的权力掌控在学院老师的手里，“老师的好帮手”会很大程度上占据优势，对于那些综合素质高而又真心想去支教的同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平。
1.2支教地政府缺乏对支教团成员有效的指导和监管
按照研究生支教团组建的相关规定，每年的10月左右新一届支教团便可组建完毕，但是到其被派遣，大概仍有8个月的周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大学对支教团会进行一定的指导，但是缺乏和支教地政府的有效对接，在真正派遣完毕后，由于空间局限，大学又无法对支教团进行有效的指导。伴随支教项目的“接力”发展，支教地政府不重视结合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培训，监管不力，导致支教团成员安全事故、违反纪律和教学怠惰的情况时有发生。
1.3社会资助的缺乏和监管不到位使得支教项目活力不足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发展已久，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品牌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形式的固化和活力的缺乏。政府主导、大学参与的模式并没有很好地引入社会资本，本应实现公益价值的企业也很少对支教团项目进行资助或者为支教活动注入市场活力。创新性活动和校政企的合作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此外，社会公益人士的资助未能形成良好的整合，资金和物品捐献管理混乱也是未能形成有效“合力”的重要因素。
2 “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运行机理
2.1“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过程中的基本内涵
“三螺旋”模型是目前分析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主流模型，基于此本文提出对于“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构建。它是指在支教这一活动系统中，大学、政府和企业打破原有组织边界，在组织边界互换角色，但仍保留自身原有作用和独特身份，以三方的资源为支教活动的底层因子，以非线性交互为核心单元，统一三方价值目标，综合发挥三方资源优势，产生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支教活动的螺旋上升，实现系统整体性目标的机制。
2.2“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
2.2.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以所有组织都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出发点，[2]它强调组织的生存需要从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资源，并且认为两个组织之间同时相互依赖也是可行的。资源的互补性是组织之间产生依赖关系的基础，在资源互补基础上形成的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能够产生组织之间的协同效应。[3]大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选拔培育的功能，政府拥有政策、支出和监管能力，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市场把控能力，这边是资源依赖在支教系统中的具体表现。
2.2.2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最早由西德的赫尔曼·哈肯创立，其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4]在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其涵盖众多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致使其超越了每一个子系统自身的功用，发挥出了整体系统的功能并使得整体系统得以优化。协同的过程和协同效应的产生根本仍在于资源依赖的相互关系。作为开放性组织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在支教活动的过程中进行非线性的动态运作，以资源的交互为依托产生协同效应，进而能够使得整体支教活动得以完善和发展。
2.3“三螺旋”支教協同机制的内在机制
2.3.1支教活动的非线性机制
支教活动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具有非单一的起点和方向，是一个内部子系统相互运作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过程。研究生支教团的支教活动可以将大学的人才培养、政府服务于地区治理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企业公益性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起点，并在支教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将不同环节的功能要素有机地、动态地组合起来，更敏捷地实现人才、政策、资金的整合与互动。
2.3.2三方主体的功能调试机制
在大学、政府、企业所构成的“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中，三个组织边界具有足够的开放性用以资源的交互和整合，使任何一根螺旋线都能够代替另外两根螺旋线产生主驱动力。大学可以在人才培养功能的基础上开发知识资本化的新路径，政府在传统的发布指令，进行管控之外可以更多地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支教过程中的大学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政策支撑，企业在充分赚取“公益利益”的传统支持支教的出发点上可以进行人才签约培养，将支教团成员在未来转化为自身的发展动能。
3 “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路径分析
3.1搭建协同效应产生的多元平台
3.1.1以学校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实施平台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基地，应该主动在组织边界做出延伸，主动吸纳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力量，要在支教活动的这一过程中积极利用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支教团成员进行积极地引导和培训；要引入教育行业的企业力量，吸收企业在市场过程中提炼出的教育教学的先进手段，可以让支教团成员在派遣之前接受培训行业企业的封闭培训，从而增长支教团成员的教育教学本领；要在支教过程中吸纳来自企业捐助的社会资本，充分为支教活动树立品牌，注入活力，扩大社会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和先进的媒體宣传方式，激励更多的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大学生“到西部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3.1.2以政府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支撑平台
政府要切实履行提供社会服务和行政监管的职能，并且充分利用政策输出功能为支教过程中大学、政府、企业的协同效应的产生提供场域。政府可以制定相关优惠扶持政策，对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成本支出在税收减免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5]并且在学校和企业的考核体系中分别加入有关支教等公益性事业人才培养和公益性事业贡献程度的内容。
要打造支教协同过程中的集成性混合组织。在“三螺旋”的框架下，大学、政府和企业要在各自拓展组织边界的非线性交互运动中形成制度化的结构设置，从而保证人才、政策、资金等支教底层因子有机融合。可以设立涵盖多方面人员的专项工作小组，负责支教团支教活动，从而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赢。
3.1.3以企业为主体打造支教协同机制的信息服务平台
企业要积极地向学校和政府反映自身有关参与大学、政府、企业协同支教机制的意愿，在准确把握市场的前提下，向大学和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协助大学进行适合于当下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教育教学手段的培养。努力制定校企协同的职业发展规划和人才需求预测，促进人才水平提升，有针对性地释放市场信息，开发具有品牌效应和活力的新的支教模式。
3.2推进三螺旋价值目标和实施手段的协同
混合组织目标形成的两个重要机制在于“转性”和“拓展”。目标从原组织转换过来同时增加新的内容是叫“转性”，伴随组织属性和功能而对组织目标进行了延伸是叫“拓展”。[6]在“三螺旋”支教协同机制的建构下，基于组织的开放性，可以对大学、政府、企业的公用边界进行延伸，从而实现整体支教活动的目标拓展和协同效应的产生。
三方主体均有各自的组织目标，在各自组织目标并不重叠的情况下，其各方利益诉求又与对方的组织目标相交织。大学希望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希望在服务国家西部战略的同时打造更为优质的支教品牌，企业希望得到一个进行公益投入和寻找人才的平台。所以打造一个能产生协同效应的综合性目标，使三方螺旋打破功能边界。大学要在支教团的选拔过程中力求公开、规范，引入专门的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员选拔，从而保证公平性，要主动吸收社会资本，打造支教团品牌效应。政府要严格加强对支教团的指导、培训和监管，要利用集成性混合组织，在派遣之前对支教团成员进行当地实地知识的讲解、教育教学手段的培训，要在支教过程中严格规范成员行为，要严格规范资金的收入和使用。企业要开发人才需求预测，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开发公益性产品，为支教活动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 周春彦译，[美]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 金东日.组织理论与管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6.
[3] 邹波，周文萱，卜琳华.“三螺旋”创新协同效应理论分析[J].学术交流，2013 （11） ：111- 114.
[4] 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理论月刊， 2014（1）：138- 142.
[5] 肖香龙.基于协同理论的多元平台校企协同发展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4 （1） ：39- 42.
[6] 王朝全.混合组织及其治理研究[D].华南农业大学，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