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与北平和谈(上)
论及北平和谈,不能不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因为傅作义将军是这场和谈运动中我们争取的目标。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他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战期间曾率部多次沉重打击日寇,并在军队中多次邀请共产党协助工作,在生活作风方面更以八路军为楷模,群众口碑甚好,故有“七路半”之称。抗战胜利后,他错走一步,响应蒋介石号召参与内战。当内战进行两年后,他敏感地看出,国民党政府昏庸,军队腐败,根本不是共产党对手,但自己受蒋介石笃信,握有重兵,不好意思“转轨”,所以一度充满矛盾,既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愿望,又对军事形势抱有幻想,在北平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努力争取下,才下决心走和谈之路,最终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于战火。
一、和谈
平津战役发起之际,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四个兵团,共 60万人,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狭长地带,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自己的部队摆在平绥线。 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他自己的部队可在不利情况下向绥远撤逃。不料,毛主席料事如神,指令东北大军提前秘密入关,联合华北兵团将张家口至北平之间、天津和北平之间拦腰掐断,截断了傅作义逃往绥远和从天津、塘沽向南逃跑的道路,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
其实傅作义对和谈早就有思想基础,只是由于他的集团中夹有八个军的蒋系部队,身边还有大批的明暗特务,若和谈机会把握不好会丧失一切,因而对和谈问题存有很大顾虑。
1948年10月25日,即东北主力廖耀湘10万大军被歼的时刻,傅作义烦躁不安,独自徘徊到半夜,将自己的嫡系将领——办公室主任兼政工处长王克俊找来,共同探讨前途问题。讨论了半夜,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毛泽东才是民族勃兴希望所在,应该考虑和共产党和谈。结束谈话时,傅作义感慨地说:“我是准备冒三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首先,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不好,泄漏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王克俊听罢非常激动,慷慨地答道:“我虽是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完成此事。”
为了进一步探讨前途问题,傅作义又将老友刘厚同(同盟会元老,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和傅作义关系甚笃,很多重大问题他都为傅作义参谋,在敦促傅作义和谈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从天津请来,由王克俊和他共议此事。此前我地下党杜任之(公开身份为华北学院教授,亦为傅作义旧友,为北平和谈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已说通了刘厚同先生,因而当王克俊见到刘厚同时,刘厚同开门见山地谈了自己的主张,坚决主张走和平之路。他们二人商定一个办法,先设法给毛主席发一个电报,内容由王克俊起草,交傅作义看,大致意思是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谈判,并报告了华北国军兵力数量和部署情况。傅作义看过表示同意。电报交傅作义女儿傅冬菊(我地下党员)通过我党在北平的电台发出。由于没有收到回音,傅作义要求傅冬菊直接约请地下党面谈,我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秘书长崔月犁觉得情况太突然,在复杂环境下担心发生意外,所以迟迟没去,派李炳泉(原为《平明日报》新闻部主任)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久(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面见傅作义,开说大势,建议傅作义走和谈之路。傅作义表示愿意接洽,于是傅作义派出代表开始谈判。
北平和谈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谈判。
1948年12月12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的社长崔载之同我方党代表李炳泉(很多资料将李炳泉说成傅方代表,实际不是)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吉普车出广安门向平山进发,打算直接去见毛主席,因出城处处受阻而返回。经过内城地下党联络,14日出西直门转道去蓟县八里庄。东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和他们见面。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沟通情况。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期间,李炳泉向苏静汇报自己的身份,苏静将这一重要情况立即上报,刘亚楼发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次日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接到蓟县孟家楼前线指挥部商谈工作,顺便证实李炳泉的确系中共正式党员。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崔载之向苏静陈述了傅作义的要求: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
苏静将会谈情况报告给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会谈。刘亚楼先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阐明我方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崔载之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感觉双方的条件差距太远。当日将谈判情况电报傅作义。
傅作义回电,让他们转告中共方面,就说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不宜实施。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数日后,解放军全歼35军、104军并解放了张家口,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悲痛欲绝,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崔载之回到北平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他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恰好刘厚同来京,再次不厌其烦地对他进行开导,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劝他走向和平。1948年12月23日傅作义终于鼓起勇气,通过女儿傅冬菊,再次由地下党电台给毛泽东发电,电报大意如下:
1、 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2、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3、 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4、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毛泽东主席接到这一电报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此时已具备了同傅谈和的可能,因而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通知傅作义以下几点:
1、 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傅氏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2、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军的面前的地位会提高。和平解放北平后,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3、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4、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5、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6、彭泽湘(此人冒充李济深代表,建议傅走所谓第三路线)是中共叛徒,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奉命向傅作义转达了中共方面意见。
傅作义随即邀请部分学者、名流开会,征询他们对时局看法。著名画家徐悲鸿建议,为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同共产党开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生物学家胡先荪、故宫博物院长马衡、教授叶浅予等也相继发言,支持徐悲鸿意见,使傅作义对和谈增加了信心。
第二次谈判。
1949年1月1日当晚,李滕久和崔载之引导李炳泉来到中南海,向傅作义转达中共方面意见,傅作义表示感谢。但是,1月5日一张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表的《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摆在傅作义桌面上,又引起他的误解,以为是敦促自己的投降书,于是有些焦躁,找王克俊、阎又文(政工处副处长,中共特别党员)、刘厚同几人商量下一步怎么走,刘厚同主张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自行解除兵权。傅作义认为可行,军权交给蒋系兵团司令李文,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次日便将这件事和参谋长李世杰诉说,遭到反对。李世杰认为这叫既不战也不和“军权交李文要出大乱子,甚至可能毁掉北平;你自己到南京蒋介石也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不会饶恕你;从共产党一方说,你通电和平可能会同情你,但你自己又不执行和平一走了之,也会认为你无能。”经李世杰这么一说,傅作义又召集傅系将领再议,意见仍不统一:副总参谋长梁述哉同意和谈,但认为和谈得不到什么好处,应该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争取统一行动。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则建议向太原那样死守,加紧修建工事。101军军长郑晓芝不赞成和谈,赞成坚守。104军军长安春山、骑兵四师师长刘春芳则主张和谈。不得已,傅作义才决定再次谈判。这次派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并邀请燕京大学张东荪教授(民盟代表,作为和谈见证)一起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赶到蓟县八里庄,同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聂荣臻见面。8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一起参加谈判。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和谈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林彪听完周北峰的意见,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仍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主要是因为还占据着平津两大城池,不甘心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