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新中国：北平教授的抉择与斗争

    周　进

    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教育发达，人文荟萃，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著名学府，汇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数量多、层次高。仅1947学年度，北京共有学校638所，教职员10999人，学生181575人，占當时北京城市人口的1／7强(14.5％)。许多著名学者、教授都任教于北京。这些知识分子无论深谙国学精粹，还是精通西方文化，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他们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以探求真理的勇气，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在历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充当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60年前，他们为北平的解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

    1948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南京国民党当局打算把北平的一些大专院校和工厂紧急迁往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国民政府行政院还下达了“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大专院校拟具应变措施，选定迁校地址，呈教育部备案。然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争取下，北平的高校拒绝迁往南方。

    1948年11月22日下午，胡适以校长身份在子民纪念堂主持召开了校务会议，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目，举行教授会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国民党当局南迁北大的图谋宣告破产。当时的《观察》杂志在评论所谓“抢救”时，不无讽刺地说道：最多“可能用几架飞机带走几位正统教授和一颗重不过半斤的关防，来一个象征式的‘抢救!”

    国民政府策划南迁大专院校失败之后，又抛出“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对象包括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知名学者教授。陈雪屏在12月初专程飞抵北平，敦促“抢救”对象南下，并派两架专机来接。

    这些在国内外有较高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他们的政治态度连国民党当局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和顾忌。因此，这些教授学者也是中共的主要统战和挽留对象。

    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按照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通过各大学的党组织，对教授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群众关系、对学运的态度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并据此分别进行相应工作。这些教授学者绝大部分具有民主爱国思想，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他们对国民党积极反共、迫害进步人士及学生运动十分不满，比如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陈瑾昆先生。

    陈瑾昆，湖南常德县人。1908年官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17年学成归国。回国后，曾任修订法律馆纂修、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庭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司法讲习所讲师、教授。

    1947年初，北平开始了“国大”代表的选举活动，然而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所操纵，民主选举竟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当天，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在会场附近布置了许多戴墨镜的特务、打手。大会一开始，暴徒们就开始叫嚣辱骂。当陈瑾昆演说时，砖头瓦片纷纷砸向主席台，一块飞石正击中陈先生左眼，顿时眼镜粉碎，鲜血进流。陈瑾昆大声怒斥：“你们这帮特务流氓真不要脸!你们给国家丢脸!”学生们将陈瑾昆护送回家。陈瑾昆不顾伤痛，不怕威胁，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声明，表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坚定立场。

    中共地下党很快了解到陈瑾昆的处境和想法，向中共驻北平军调处代表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亲自上门，与陈瑾昆长谈时局。介绍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方案，深深打动了陈瑾昆，他从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更加坚定了追求进步、奔赴延安的决心。

    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陈瑾昆几经辗转终于来到延安。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特邀他和夫人到家里做客。席间，毛泽东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国民党特务为你送行，真得感谢他们啊!”陈瑾昆激动地说：“是您和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经林伯渠介绍，陈瑾昆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1月，刘仁在听取大学委委员项子明的工作汇报后指出，发动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护校，不光是校舍、图书、科学仪器不能让敌人破坏或搬走，更重要的是团结争取教授、学者、专家能全部留下来。即使在政治上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争取他留下来。我们的国家是缺少知识分子的，团结这些人对党对人民是有利的。各校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教授在教授、讲师中广泛地进行工作，选派一些学习成绩好、教授熟悉或信任的学生党员和盟员，登门访问师长，坦诚地宣传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和党的政策，尊之以师礼，动之以人情，恳切挽留自己的师长在北平从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北平地下党学工委负责人崔月犁曾亲自上门面晤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求他们留下，参加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一贯具有民主思想的陆志韦，关键时刻表现了良好的气度和对共产党人的信任，根据资料记载，“据说燕京的学生们，特别推崇陆志韦先生的镇定，由于他在最紧急的时期，坐镇贝公楼，使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渡过了难关。”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已购买了机票即将南飞，刘仁指示地下党派人与其面谈后，陈垣退掉机票，决心留下，后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也被他拒绝了。陈垣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徐悲鸿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尤其是他画的马举世闻名。他一生画过许多的马，有群马、双马、奔马等，尽管其姿势、形态不同，但无不寄托着其情感。“百代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等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对民主和和平的激情。北平解放前夕，田汉秘密进入北平，前去探望了多年老友徐悲鸿，并和吴作人等一起畅谈了一个晚上。田汉说：“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徐悲鸿欣然答应了老友所嘱。在南京政府第二次派来接学者名流南下的专机中，徐悲鸿也在名单之列，但是，他坚决拒绝去南京。国民党不断派人前来劝说，并制造了许多谣言，进行种种恫吓。恫吓无效时，又加以利诱，说如果徐去南京，政府可以拨一笔外汇，作为其去印度举办作品展览会之用，也被徐断然拒绝。

    像徐悲鸿一样思想倾向进步，积极迎接解放的学者教授，在北平还有张奚若、许德珩、吴晗、屠守锷、费孝通、雷洁琼等很多人。除了这批进步的学者教授，还有一批独立学者也在中共的努力下选择留在北平。譬如担任北大训导长的贺麟。抗战期间，贺麟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受到蒋介石的称赞，由政府拨款创办了“哲学编译会”。因此，陈雪屏推荐他继陈之后担任北大训导长。但是，他与陈雪屏不同。他为人正直，一心学术，不想做官。担任训导长后仍任哲学教授，在历次学运中尽力保护学生。因此学生自治会送他一面锦旗表示敬意。自治会常务理事谢邦定是哲学系学生，平时常向他请教哲学问题，顺

    便向他介绍解放区战争形势。此时，谢邦定代表学生自治会请他留校执教。但国民党也力争他南下。12月13日，国民党派专机来平接学人，特别提到贺麟。当天王汉斌让汪子嵩立即去见贺麟，表明地下党挽留之意。这样，贺麟也留了下来。解放后，他仍从事哲学教学，80多岁高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更多的北平教授之所以选择留下来，他们或是深深眷恋着古都的文化氛围，或是对国民党统治彻底绝望，或是所接触到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或是对他们心中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一种托付。他们在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由于中共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人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北平解放时，除极少数人南下外，高等院校及企事业部门的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大都留在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为新中国建设留住了一大批有学识、有专长、有经验的宝贵人才。这件事，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1949年春夏之交，在一次有教授、民主人士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听取完刘仁汇报后爽朗而幽默地笑道：你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名叫“留人”呀!

    二

    大学教授们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大肆搜刮人民，进行内战，法币大幅度贬值，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纸币近于废纸。学校的教育经费捉襟见肘，让知识分子在学术上难以为继。教育经费一减再减，仅占政府总预算的3％，其中50％还是“三青团”的活动费。北京大学“负债近百亿”，而“最迫切待還数目为八十亿”。教育界的困难更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生存问题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大学教授的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清华大学为例，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1946年12月底可以领取薪金83万元，够买23袋面粉还有余，生活比战时要好。但因物价陡涨，1947年5月，一个教授的月薪不够买10袋面粉。1947年底10万元法币大钞出笼后，物价更像脱缰之马，教授薪金虽涨到1000余万元，却不够买5袋面粉。教授生活尚且如此，助教的生活更不堪设想。

    1948年初，政府又取消了两袋面粉的平价配售，更加重了公教人员的生活困难。象牙塔已经不再是世间清高和体面尊严的所在。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因念中小学教职员生活较苦”，将慈善机构募集的美国援助的旧衣服发给每位教职员各四件。北平中小学教职员要依靠美国援助的旧衣服才能遮体避寒，竟被称为“善救平津分署之德政”。

    1948年4月5日，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的7个教职工组织联合举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教育界同仁生活困顿，不从今日起，而今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仁除了普通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有的弄到精神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这些惨状，都彰彰在入耳目。……为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使学校和研究机关能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我们这样做，在今天是必要的，虽然我们是忍着痛如此做。”

    朱自清，作为典型京派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长期生活在北京，浸淫于特有的京派文化氛围之中，也亲历了一些在北京发生的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严重事件。他经历五四运动洗礼，标准的塔中之人，他的梦想就是为人生而文学和教育救国，他的人生轨迹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典型性。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尽管生活拮据，为了民族的前途和学术的生存，放下清高和知识分子的体面，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依然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崇高民族气节。

    当时他面庞极其消瘦，体重只有38.8公斤，说话声音低沉，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而他一月的工资只够买三袋多点面粉，约150斤面粉，却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日子相当艰难，无奈只好拖着病弱的身体拼命写文章，才能勉强维持。但是，当1948年5月美国公布了旨在通过减少日本的战争赔偿达到扶植日本财团、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特莱伯计划”，“反美扶日”风暴迅速波及全国。国民党当局为了收买知识分子，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低价购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当时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6月18日，“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张奚若、吴晗、金岳霖等110位教授发表拒领美援平价面粉的严正声明，并一致退还美援面粉的配购证。朱自清也用颤动的手，一丝不苟地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不到两个月后，8月6日，朱自清胃病发展到胃穿孔，12日去世，终年不满50岁。弥留之际，还嘱咐夫人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这就是朱自清身上所体现、所彰显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