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居民地方感差异研究

    欧阳柳

    

    

    摘 要：地方感作为国外人文地理学研究热点，在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杨家村、北沥村、麻丘村三个社区为案例，对社区居民的地方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出生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和居住时间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存在显著差异;（2）居民地方感差异的产生主要受时间、教育和经济的影响，地方感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

    关键词：开发区;地方感;差异;居民;南昌高新区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地方性的研究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建筑学、城市社会学等领域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1]。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地方感指的是个人和群体依靠体验、记忆和依恋对地方产生的深厚的依附感[2]。

    近十多年来，地方感研究是国内外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从国外研究来看，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且由于地方感研究的各个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对地方感维度的划分及测量指标不尽相同，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3]，如研究城乡交界区居民的地方感和景观感知[4];研究青少年与成年居民之间地方感的差异[5]等。国内关于地方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旅游及其相关领域，如旅游者的地方感特征[6]，旅游发展对居民的影响[7]等。总体来说，关于城市、社区、开发区等微观视角下的居民地方感的研究尚缺。本文试图揭开开发区建设背景下，社区居民地方感有何差异，并探寻其影响因素，以丰富国内地方感研究内容，为社区管理与建设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域与方法

    （一）研究区域

    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位于南昌市城东板块，于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下辖昌东、麻丘两个镇和艾溪湖管理处。随着高新区的快速发展，入驻了大批高校和企业，为此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对一部分原先居住的乡村进行了拆迁改建工作，短时间内使区内景观发生巨大改变。本文从高新区的3个辖区各选取了一个社区作为案例，其中，杨家还建房小区（以下简称杨家）位于昌东镇中心区域，毗邻长胜大市场。北沥公寓（以下简称北沥）位于艾溪湖畔，较靠近市区，周边产业园企业较多。麻丘安置小区（以下简称麻丘）位于麻丘镇，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较多。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基础，把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来设计地方感测量题项 [8]～[9]。依据居民对问题的判断，形成从1（代表“完全不同意”） 到5 （代表“完全同意”）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问卷的第二部分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本次调查在2014年5月20日到6月5号进行，分别对三个社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00 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283份，问卷有效率94%。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进行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样本描述统计

    由表1可知，85.9%的居民出生于本地;职业构成以务工和自由职业为主;81.3%的居民平均月收入小于2000元;小区内年龄40岁以上的居民占多数;教育水平大多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居民总数的68.2%。这些情况均较客观地反映了案例地的实际情况（见表1）。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

    经过SPSS17.0的分析模块中的可靠性分析，量表的整体克隆巴赫系数为0.804，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内容效度中，要求衡量指标都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或实践支持，本研究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通过专家意见与实际调查检验，测量项内容表达清楚准确，问卷具有可信的内容效度[10]。

    （三）居民地方感差异特征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居民地方感均值、地方依恋维度均值、地方认同维度均值和地方依赖维度均值为变量，更准确的分析其差异特征（见表2），从而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对乡村社区居民地方感形塑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为了减少因样本量差异悬殊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在原收入来源中忽略样本量太少的“其他”和“转移性收入”样本;收入中把2000元以上的组合并;文化程度中把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合并，作为具有高等学历的组样本进行分析。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结合均值比较的情况，可以看出居民对安置社区的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主要在以下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变化特征：

    1.出生地：这所调查的高新区3个社区中，不同出生地居民的地方感在0.001水平下极其显著（P=0.000）。本地居民（特指出生在高新区范围内）的地方感水平、地方依恋维度、地方认同维度、地方依赖维度上都要明显高于非本地居民。

    2.年龄：不同年龄的居民对乡村社区的地方感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极其显著，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地方依恋维度（P=0.000）和地方依赖维度（P=0.000）上，在地方认同维度上差异不显著（P=0.322）。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均值比较的结果，年龄在61以上的居民在地方认同得分上比其他年龄段居民要低（M=3.29）。

    3.文化程度：高新区乡村社区居民对社区地方感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之间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地方依恋维度上（P=0.010）和地方依赖维度（P=0.000）上，在地方认同维度（P=0.822）上不显著。在初中等文化教育组中，随着教育水平的增加，居民的地方感和地方依恋感显著增强，并在高中学历这组达到最高值，然而教育水平上升到大专以上后，居民地方感和地方依恋又呈下降趋势，差异显著。

    4.个人收入来源：在搬迁后个人收入来源现状方面，不同收入来源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这主要体现在地方依恋维度（P=0.012）和上，在地方认同维度上差异不显著（P=0.881）。其中，现收入来源为本地打工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和地方依赖最高，现收入来源为转移性收入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和地方依赖最低;在搬迁前原个人收入来源方面，不同原收入来源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差异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并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地方依赖维度上（P=0.000），在地方依恋维度（P=0.116）和地方认同维度（P=0.476）上差异不显著。其中，原收入来源为务农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水平和地方依赖水平最低。

    5.居住时间：在原居住时长方面，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在地方感、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维度上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原居住时间在20年以上的居民对现在社区的地方感、地方依恋维度、地方认同维度水平均低于原居住时间20a以下的居民。在现居住地时长方面，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分别在0.01、0.01、0.01和0.0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并且居住时间越长，表现出的地方感和其三个维度上的水平也越高。

    （四）居民地方感差异影响因素

    1.时间和经济状况是影响居民地方感的主要因素。高新区乡村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水平在不同年龄、居住时间的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之间的差异共同反映了时间因素对地方感的影响。而不同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收入来源之间居民的地方感差异则反映出居民经济状况对其地方感的影响。

    2.记忆积淀和金钱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从上节分析可以看出，地方依恋水平在不同年龄、居住时长和不同出生地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居住时间越长的本地居民，对社区的留恋感越强，地方依恋水平更高，在20-60岁之间的居民，年龄越大，对社区依恋程度越强烈。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程度下降，这是因为收入越高的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更容易不满足于社区的现状与条件，因而对社区的满意感和愉悦感不高，从而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水平。

    3.时间是影响居民地方认同维度的主要因素。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越长，对地方的记忆就越深刻，对地方的心理归属感越强;长期生活在一种风貌的建筑景观和自然景观中，会对这种风貌的建筑和自然景观产生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因而认同感也越强[8]。可以看出，在原居住地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心理对现在社区的认同感越低，更多的表现出现社区地理景观和心理归属上的不认同;在现在社区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对社区的地理景观认同度更高，心理归属感也越强，从而对社区的地方认同感越高。

    4.时间和经济状况是影响地方依赖维度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居住时间越长，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赖水平越高。研究发现，原收入以务农为主的居民的地方依赖水平最低，收入越高的居民对社区地方依赖水平也越高，达到一定程度的收入水平之后，地方依赖水平又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对一般收入的居民来说，现社区的基础设施要好于原来社区，从其中获得的较好的体验感有助于与因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消极体验相抵抗。对相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他们往往要求更高，新社区的建设达不到他们的需求，因而依赖感降低，这都共同说明了经济因素影响了居民对社区的依赖。

    四、结论

    本文采取定量研究方法，从人口统计变量和地方感的三个维度方面来对高新区三个社区居民之间地方感差异特征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背景的居民对社区的地方感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出生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和居住时间上;（2）居民地方感差异的产生主要受时间、教育和经济的影响，地方感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

    对开发区内社区居民地方感差异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国内本土地方感研究成果，更为开发区建设发展与社区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唐文跃.旅游地地方感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13.

    [2]（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37-637.

    [3]朱竑， 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1）： 1-8.

    [4]Katriina Soinia，Hanne Vaaralab，Eija Poutaa.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and landscape perceptions at the rural–urban interfa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104）：124– 134.

    [5]Pretty G H，Chipuer H M. Bramston P. Sense of place amongst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n two rural Australian towns：The discriminating features of place attachmen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relation to place ident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Psychology，2003（23）：273-287.

    [6]唐文跃， 张捷， 罗浩.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 2007（6）： 599-608.

    [7]唐文跃. 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分析：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 人文地理，2011（3）：51-55.

    [8]吴莉萍，周尚意.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2009（02）：30-35.

    [9]Jorgensen B S， Stedman 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6（3）：316-327.

    [10]刘博，朱竑，袁振杰.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构建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12，31（12）：2197-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