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郭仲楠
摘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号召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但是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片面的，它割裂了理论本身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文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融通性
1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的融通
早在殷周时期，《尚书·洪范》中就提出了“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将世界本原具体为五种基本物质，开中国唯物主义本体论之先河。后来，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故谓之道。”的宇宙论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气化流行”就是“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和成因。它既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质料，也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这是古人对自然进行观察和抽象概括的经验性结果，虽然仅仅是进一步从直观上将宇宙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气”，依然处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思想已经从经验上认识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力求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论证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到《类经》“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不仅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辩证法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融通性。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丰富的辩证法思维，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这种辩证法也只是直观体悟、类比外推的直觉思维方式的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偏好于中国人所独擅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或者说“象”思维，而轻视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判断为基点的逻辑思维。这并不是否认对于逻辑思维的应用，而是说它不是自愿地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希望把直觉或“象”思维方式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与此相联系，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等客观辩证法或准确地说是“实践辩证法”的探讨为基本特征。另外，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方法论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排斥了逻辑的可证性、理论的可认知性及语言的可陈述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为“悟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是一种思辨型哲学，注重逻辑化、概念化、形式化的理性思维，而且作为哲学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西方的辩证法从内容上看，它是以自古希腊起就注重对逻辑思辨、概念推演的主观辩证法的研究为特征；从方法论上看，它以逻辑思维方式为基础，从而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不同观点下的相通性，也为而这的结合创造了理论结合点。
2 “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融通
“大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天国。再到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三民主义”社会理想。对美好社会模式的追求与向往，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内化为民族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础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自觉的道德意识，注重从道德的角度，通过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但是处于封建时代的这种社会理想所依靠的还是贤明的统治者，归根到底是处于人治社会下对理性的道德呼唤，尚不能把认识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在实际中只能沦为空想。而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则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打破束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预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植根于现实，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应运而生的。《礼记·礼运》中所阐述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的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由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是同一方向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财富均匀、公平、正义、和谐的大同社会，而传统文化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也属于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虽然二者的本质和所依靠的力量不同，但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人道主义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二者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是相通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价值观基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义碰撞与融合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 “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融通
中国的民本思想产生于殷周神权衰落人性崛起之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重要的思想历史遗产。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无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阶级，无不将“重民、爱民、保民、安民、富民、教民”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理论指导。从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策·赵策二》“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荀子·王制》“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到《六韬·文韬》“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肌寒则为其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之物，此爱民之道也。”；《宋史·朱熹传》“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得到加深，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产生诸多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概念。明确指出：人，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指出了人本质的社会性，而且也提出了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性。并在此观点上，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作为一种目的存在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作为一个价值论命题提出的。一方面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强调的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性。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产生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时期。但我们也要认清其理论局限和积极影响，批判继承。一方面，民本不是民主，理论等于实践。在王权高于民权的时代，虽然存在“民本思想”，但其却意在“使民”，“民本思想”不过是作为安邦治国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以家族伦理为本位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相同的。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看到了人民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表达出了人民史观的思想倾向，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传统文化中，以宇宙论为出发点，回归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主义，“人”是主题、内容；出发点和归宿是相一致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把对现实性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理解作为构建自己理论的基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对沟通民主与民权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理论结合点。
4 中国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通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哲学的特性而言，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问题解决型哲学。形成了全面的实践观点，不仅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类生活领域。在肯定人的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基础上，把实践作为区分自然世界和人化自然界的基础，实现了哲学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并以实践解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架起了客观物质本体与主观意识活动的桥梁，使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这两对矛盾关系，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的《周易·系辞下》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起源上，中国文明就是源于观察、起于经验、落于实践指导生活的应用型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存在一定得内在统一性，这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去智离形”、“心斋坐忘”。儒家崇尚“修身”，讲究德行的不断积累，达到“内圣外王”的同时，进一步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生活领域。完成从人格修养到社会政治的道德伦理外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修养文化，注重人的自我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国哲学的实践是依靠人的主体自觉性的道德伦理实践。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原创的实践概念，但是许多方面都贯穿了重视应用性的实践精神。中国哲学思维大部分源于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观察和体悟，主张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实现人格的完善和政治的大同，并提出来“三表法”等一系列实践的检验标准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实践的根本观点贯彻到几乎全部社会生活中，强调更多的是实践的对象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更多的体现在主体的道德修养实践和社会伦理实践，强调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中国哲学的应用性即是一种平行，也是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陈方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
[2]孟德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4.
[3]陈卫平.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2014，05：4-8.
[4]陈卫平.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2014，05：4-8.
[5]唐芳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与提升[D].河南大学，2014.
[6]都培炎.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51-57+159-160.
[7]陈蕾.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3.
[8]吴立红，吕巧凤，许艳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J]. 学术交流，2012，04：49-53.
摘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号召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但是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片面的，它割裂了理论本身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文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融通性
1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的融通
早在殷周时期，《尚书·洪范》中就提出了“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将世界本原具体为五种基本物质，开中国唯物主义本体论之先河。后来，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故谓之道。”的宇宙论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气化流行”就是“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和成因。它既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质料，也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这是古人对自然进行观察和抽象概括的经验性结果，虽然仅仅是进一步从直观上将宇宙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气”，依然处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思想已经从经验上认识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力求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论证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到《类经》“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不仅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辩证法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融通性。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丰富的辩证法思维，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这种辩证法也只是直观体悟、类比外推的直觉思维方式的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偏好于中国人所独擅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或者说“象”思维，而轻视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判断为基点的逻辑思维。这并不是否认对于逻辑思维的应用，而是说它不是自愿地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希望把直觉或“象”思维方式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与此相联系，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等客观辩证法或准确地说是“实践辩证法”的探讨为基本特征。另外，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方法论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排斥了逻辑的可证性、理论的可认知性及语言的可陈述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为“悟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是一种思辨型哲学，注重逻辑化、概念化、形式化的理性思维，而且作为哲学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西方的辩证法从内容上看，它是以自古希腊起就注重对逻辑思辨、概念推演的主观辩证法的研究为特征；从方法论上看，它以逻辑思维方式为基础，从而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不同观点下的相通性，也为而这的结合创造了理论结合点。
2 “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融通
“大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天国。再到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三民主义”社会理想。对美好社会模式的追求与向往，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内化为民族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础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自觉的道德意识，注重从道德的角度，通过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但是处于封建时代的这种社会理想所依靠的还是贤明的统治者，归根到底是处于人治社会下对理性的道德呼唤，尚不能把认识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在实际中只能沦为空想。而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则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打破束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预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植根于现实，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应运而生的。《礼记·礼运》中所阐述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的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由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是同一方向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财富均匀、公平、正义、和谐的大同社会，而传统文化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也属于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虽然二者的本质和所依靠的力量不同，但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人道主义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二者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是相通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价值观基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义碰撞与融合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 “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融通
中国的民本思想产生于殷周神权衰落人性崛起之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重要的思想历史遗产。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无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阶级，无不将“重民、爱民、保民、安民、富民、教民”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理论指导。从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策·赵策二》“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荀子·王制》“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到《六韬·文韬》“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肌寒则为其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之物，此爱民之道也。”；《宋史·朱熹传》“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得到加深，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产生诸多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概念。明确指出：人，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指出了人本质的社会性，而且也提出了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性。并在此观点上，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作为一种目的存在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作为一个价值论命题提出的。一方面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强调的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性。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产生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时期。但我们也要认清其理论局限和积极影响，批判继承。一方面，民本不是民主，理论等于实践。在王权高于民权的时代，虽然存在“民本思想”，但其却意在“使民”，“民本思想”不过是作为安邦治国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以家族伦理为本位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相同的。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看到了人民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表达出了人民史观的思想倾向，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传统文化中，以宇宙论为出发点，回归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主义，“人”是主题、内容；出发点和归宿是相一致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把对现实性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理解作为构建自己理论的基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对沟通民主与民权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理论结合点。
4 中国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通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哲学的特性而言，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问题解决型哲学。形成了全面的实践观点，不仅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类生活领域。在肯定人的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基础上，把实践作为区分自然世界和人化自然界的基础，实现了哲学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并以实践解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架起了客观物质本体与主观意识活动的桥梁，使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这两对矛盾关系，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的《周易·系辞下》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起源上，中国文明就是源于观察、起于经验、落于实践指导生活的应用型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存在一定得内在统一性，这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去智离形”、“心斋坐忘”。儒家崇尚“修身”，讲究德行的不断积累，达到“内圣外王”的同时，进一步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生活领域。完成从人格修养到社会政治的道德伦理外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修养文化，注重人的自我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国哲学的实践是依靠人的主体自觉性的道德伦理实践。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原创的实践概念，但是许多方面都贯穿了重视应用性的实践精神。中国哲学思维大部分源于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观察和体悟，主张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实现人格的完善和政治的大同，并提出来“三表法”等一系列实践的检验标准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实践的根本观点贯彻到几乎全部社会生活中，强调更多的是实践的对象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更多的体现在主体的道德修养实践和社会伦理实践，强调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中国哲学的应用性即是一种平行，也是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陈方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
[2]孟德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4.
[3]陈卫平.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2014，05：4-8.
[4]陈卫平.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2014，05：4-8.
[5]唐芳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与提升[D].河南大学，2014.
[6]都培炎.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51-57+159-160.
[7]陈蕾.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3.
[8]吴立红，吕巧凤，许艳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J]. 学术交流，2012，04：4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