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派文化观下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比较研究
王伟
摘要：中国、日本、韩国这东亚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历史上同属于汉文化圈，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共同或相似之处，但三者在民族性格、人的行为方式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如在对待自然和人际关系的耐性这一问题上便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本文从地理学派有文化观的视角出发，对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表现差异做出解释，希望以此揭示出地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地理学派文化观的历史地位做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地理学派；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日韩；耐性
一、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地理学派的文化观
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学者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观点在众多著作中多有体现，因此，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孟德斯鸠视为地理学派的创始人，并将其划分到“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行列中。
其实，在孟德斯鸠之前，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波丹也对相关问题早有过阐述。波丹认为，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不同会导致人的性格不同，同时对社会也会产生各异的作用和影响，如他指出山地居民发生革命和暴乱的几率要比住在平原居民大得多。“他甚至把古代雅典国家的三个不同政治派别与其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相联系，认为这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其居民形成不同的性格所致”。 波丹类似的论述和列举的事例还有很多，尽管有些学者批评他“结论很带推测性，科学价值甚少”， 但从其力图从人们的生活环境中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化原因的努力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摒弃了中世纪教会神学的说教，不再将人类社会的生活现象及历史发展归结到上帝那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思想受到波丹的重大影响，他在波丹论述的基础上更加深化并有所推进，其很多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看到。孟德斯鸠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气候类型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人们的心态上也体现出差别。而人们的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人们的性格和心态又决定人文社会环境，这是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要旨所在。
二、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比较
笔者最近看了由东亚文化研究专家金文学写的一本书——《东亚三国志：中、日、韩文化比较体验记》，书中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国人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比较。在这其中，对于三国人的耐性分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感触颇深。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不必讳言道，日本人急躁的性格在国际社会上是公认的，仅从走路姿势这一点我们便可见一斑。日本人走路特别快，总是急匆匆，因此脑袋总是伸向前方，有人将其形象的比喻为“乌龟状身姿”。日本人的急躁不仅仅从文化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也有相关数据支持这个观点。有资料统计过，日本大阪人走路的速度为每秒钟1.6米，这在全世界都可以排在冠军位置。此外，一直以来，我们经常妄自菲薄感叹中国人的素质低，把中国人闯红灯过马路称之为“中国式过马路”，实际上这种过马路方式并非是中国“特色”，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在等红灯、等电梯时仍然表现出没耐性，不能在原地一动不动。
和日本人相比，韩国人的低忍耐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韩剧中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叭利”，它的中文意思是快点。韩国长辈经常在“叭利”声下敲打着晚辈的脑袋催促其快些吃饭、快些睡觉，甚至连上厕所也不放过。可以说韩剧中中国人最能听懂的就要数“叭利”了。因此对于韩国人来说，最大的美德非一个“快”字莫属。
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急躁大相径庭的是中国人的“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词表现出了中国人超强的耐性。在中国人使用的词汇中形容慢节奏的词句基本都是褒义，如“闲庭信步”、“从容不迫”、“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甚至包括“慢条斯理”这个词也是褒多贬少：意味说话做事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尽管说话做事慢腾腾，却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水到渠成。“慢慢的”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处世哲学，干的越慢才能干的越好，这与韩国人的“叭利”哲学真是天差地别。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比较了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中日韩三国同属汉文化圈，但即使是对待同一件事情，如饮酒问题上，三国人仍然有所不同。中国人喝酒讲究慢和品，而且经常将个人和公共事务带到酒桌上来。在中国可以通过酒来消愁，亦可通过酒来解忧，高兴的时候要喝酒，失意的时候也要喝酒，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韩国人在这方面和中国基本相似，及其强调品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享受。但日本人则不同，总是尽量快喝快走，无视饮酒过程中的愉悦。
三、中日韩三国人耐性差异解读
稍加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韩国人的性子急和日本人的急躁却不尽相同。日本人走路快、没有耐性实际上是对不良社会环境容忍度低的体现，而且对于浪费时间不仅难以容忍，甚至到了憎恶的地步。而韩国人则正好相反，对环境有一定的忍耐力，在人际关系上容易产生急躁情绪。
为什么文化上同属一源的三个亚洲国家在耐性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体验、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民族惯习所导致的。但除此之外，其中却也不乏一些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在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在这方面地理学派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地理学派对类似的文化现象也有过研究，如在回答古希腊为什么能创造出杰出的艺术这个问题时认为，希腊所处地区多海岛和山地，人们只能以打猎和捕鱼为生，饮食来源很不稳定，人与自然处于顽强抗争的关系。而且地中海地区四季分明，夏季干燥少雨，这样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和启发性，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思维空间，因此该地区才出现了举世皆知的希腊文明。
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看，日本人耐性特征与地理环境因素不无联系。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所处的环境相对优越，日本人自古受惠于青山秀水，习惯了在洁净的环境里生活，因此对于污浊环境的忍耐力较低，所以对于不利于自身行为的外界环境容易急躁。这种急躁虽然看似不是什么好性格，但却让日本人养成了清洁、环保的好习惯，这一点还是需要他国人向其学习的。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日本人却与前者表现截然相反，具有忍耐力超强的一面，这是受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结果，日本人自古就有很强的情感控制能力，而且这被视为一种美德，所以即使人们意见相左也很少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以力求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相对日本人而言，韩国的地理位置就没有那么舒适了，韩国人生活在与大陆相连的不太优越的环境里，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下不得不对现有状况保持着一定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或许是因为这种忍耐和承受无所释放，所以韩国人的感情特别奔放，在人际关系上缺乏容忍，如若与人意见不和就忍无可忍的一吐为快。
中国人“慢慢的”节奏下所隐含的极强的忍耐力，则“是从古至今在严厉的自然环境和不断发生战乱的历史环境中养成的。中国土地辽阔，但时局却经常因天灾人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人口的流动性、流动距离特别大。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逃荒路上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性子急是要不得的，必须学会‘慢慢的。悠然也就成了中国人在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智慧”。
四、小结
总之，地理学派的文化观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一切人类的社会活动都是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地理环境决定文化的形态，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必然论的人地观”。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无疑夸大了地理条件对文化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历史进程来看，地理学派的一些观点仍有进步之处。它注意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一些现象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创了从社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中去寻找文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向。虽然其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解释并不完全科学，但毕竟已开始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比以往从宗教神话传说来解释文化发展要进步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