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行为规律及其理论进展
胡磊 刘胜男
摘要：人口迁移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也具有规律性。人口迁移行为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剖析了人口迁移行为研究的理论脉络和最新进展。分析发现，人口的二次迁移、回归迁移成为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新的研究热点，亟待出现揭示这些复杂的动态过程规律的新理论。下一步研究需要将社会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人口迁移行为的动力机制和演化机理，而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突破口。
关键词：人口迁移 二次迁移 回归迁移 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C92；N94 文献标识码：A
Advances in Theory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Hu Lei， Liu Shengn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s complicated and has some regular rules.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hot domain of multi-int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y skeleton and the frontier of the studies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econdary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have become the new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nd it concludes that it is very urgent to develop some new theories to reveal the law of the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Furthermore， researchers need to incorporat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e future， and study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evolving mechanism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lso，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lex systems fi eld provide a breakthrough for the further study.
Key words：Population migration secondary 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social psychology
人口遷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群体行为。Abel和Sander[1]于2014年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成果指出，自1995年以来，国际迁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0.6%。长期以来，对人口迁移行为的规律的探求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热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和复杂系统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对此开展了大量探讨。尤其是近年来，在《Science》和《Nature》等知名的高影响因子期刊上都发表了人口迁移行为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该主题的深入研究。
人口迁移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源于个体或群体的决策的复杂性。迁移决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过，人口迁移行为也蕴含着规律性：人口为什么发生迁移？迁移的模式是什么？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再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提速，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也愈加普遍。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人口管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空间布局和区域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中有关行为规律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力求剖析人口迁移行为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探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望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人口迁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另外，人口迁移行为的“规律”的含义主要是指人口迁移的特征、模式、原因和影响机制等，相关的文献都是本文调研的对象。
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人口迁移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学者们广泛公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国地理学家Ravenstein[2]于1885年在《人口迁移规律》论文中归纳的7条规律。此后，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至今还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1.1引力模型及相关研究
社会学者Zipf[3]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预测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其中，Mij为i地和j地的人口迁移规模，Pi和Pj分别为两地的人口规模，d为两地之间的距离，α为距离衰减系数，k为常数。也即，人口迁移量与迁出、迁入地人口正相关，与两地之间的距离负相关。引力模型也有不少变体形式，例如，用人口迁移率代替人口迁移规模等。后来的研究者针对引力模型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利用各种经验数据对引力模型进行检验。例如，Lewer和 Van den Berg[4]利用1991-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说明跨国移民的迁移动因。
二是將新的因素引入到模型中并进行检验。经济因素是学者们探讨最多的因素，Crozet[5]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5国在1980-1990年的人口迁移情况发现，人口更加倾向于流向市场潜力更高、价格指数更低的地区。David等[6]基于引力模型检验了经济、政治和人口因素对人口迁入北美国家的影响，发现迁出地区的人口规模和迁入地区的收入是人口迁入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Fan[7]分析了1990年和200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区域间经济差异、迁移存量以及人口和距离等引力变量都能解释省际人口迁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经济差异变量的重要性增加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减小了。此外，政治和环境因素等也受到了关注。例如，David等检验了政治因素[6]，Henry等[8]发现，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都与人口迁移有关联，但环境变量对人口迁移的解释力稍低于人口变量。
三是对引力模型的表达式进行改进。复杂网络与复杂系统领域的学者Simini等[9]于2012年在《Nature》上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描述人口流动和迁移模式的辐射模型（Radiation model）。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在地区之间迁移，并且，即使某个工作的利益（Benefi ts）不是最好的，但若工作地点离家的距离更近的话，个体也会选择这个工作。辐射模型的主表达式是：
1.2推拉理论及相关研究
人口学者Bogue[10]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著名的描述人口迁移动因的“推拉理论”，认为在迁入地存在一种起主导力量的“拉力”把外来人口吸引过来，在迁出地存在一种起主导力量的“推力”将原住民推出其常住地，人口迁移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Lee[11]于1966年对推拉理论进行了总结，认为迁出地和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还存在距离与法律等中间障碍因素以及敏感性与智力等个人因素，人口迁移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是现有许多文献的研究框架，研究者们在检验传统推拉因素的同时不断地将新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经济因素是重点考察的因素，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包括华裔经济学家严善平[12]对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分析。Mayda[13]和Ortega和Peri[14]对人均收入的分析、Bertoli等[15]对工资差异的分析、Chan等[16]对工作机会的分析等。
由于迁移人口的人际网络能够通过帮助获取信息和发现工作机会等减小迁移成本，从而促使人口迁移，因此，网络效应也受到重点关注。McKenzie和Rapoport[17]在分析墨西哥到美国的人口迁移中、 Pedersen等[18]在分析1990-2000年26个OECD国家的移民中、Chan等[16]在分析中国20世纪90年末的省际人口迁移中都验证了网络效应的存在。
还有，人口迁移过程中相关人口学变量的选择性作用也是探讨的热点。研究证实，性别[19]、年龄[13，20]、教育程度[17，20-21]对人口迁移都具有选择性作用。
同时，政策也是人口迁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David等[6]发现，迁出国家对政治和公民自由的限制显著地阻碍人口迁入北美国家。Mayda[13]分析发现，当迁入国家的移民法律变得更少有限制性时，拉力因素的正向作用更加强烈且推力因素的负向作用也会显现。Ortega和Peri[14]发现，对国际移民起管制作用的法律的收紧（Tightening）能快速和显著地减少人口迁移。
此外，还有学者证实了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语言多样性）[22]、社会制度（户口）[16]、社会心理因素（个人风险态度）[23]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3劳动力迁移的经济理论
由于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人口迁移问题引起了经济学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出现了不少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且很多都是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展开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者Lewis[24]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Fei和Gustav. Ranis[25]对 Lewis的模型进行改进，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Todaro[26]则进一步指出上述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能够充分就业这一假设的缺陷，引入就业概率变量，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做出的，其主要依据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
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以Stark的研究为代表，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迁移中规避风险的重要性[27]。Stark等分析了移民家庭的汇款对农村的收入分布和福利的影响[28]、家庭中的相对剥夺动机在家庭成员迁移中的重要作用[29]。并且，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是克服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的一种重要途径[30]。不少学者还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以外的因素，例如，Grogger和Hanson[21]利用一个收入最大化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国际迁移中教育程度的正向选择作用和劳动力技能带来的回报的正向分类作用。随后，Ortega和 Peri[30]考虑到移民和非移民之间未被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性，对Grogger和Hanson提出的对迁入国家的迁移选择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80-2006年15个OECD国家的移民数据证实了人均收入和移民管制法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4人口二次迁移与回归迁移研究
人口二次迁移又称为再迁移，是指个体初次迁移后又进行了一次或多次迁移，再迁移通常包括回归迁移和循环迁移两种形式，前者一般指从家乡迁出后经过一次迁移而永久性地回到家乡，后者通常指个体在家乡和另一個地区之间往复迁移。
回归迁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会遇到的现象。例如Piracha和Vadean[31]发现，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在1990-2005年之间由迁移国返回本国。Vatn[32]发现另一个经历大规模回归迁移的国家是埃及，而且发现其迁移通常是临时性的。显然，不同国家的回归迁移特征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回迁率较高，而另一些国家回迁率较低。 Gundel和Peters[33]在研究德国永久性迁移和回归迁移的决定因素时指出了这种异质性，他们发现来自与德国有自由劳动协议的国家的移民更有可能回迁。此外，他们还发现，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的回归迁移倾向较低。并且，回归者在年龄、性别或技能等方面的特征也有所区别。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对拥有熟练技术和特定职业移民人群进行了一些研究[34-36]。进一步地，Gibson和McKenzie[37]观察到，来自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地区的高技能移民中有25%～30%会返回原籍国。
Newbold和Liaw[38]研究发现，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的人口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Cassarino[39] 认为，个体的准备程度（preparedness）和调动资源（resource mobilization）的能力共同决定了是否回迁到出生国家。近期有些欧洲学者研究了人口向乡村迁移的问题。Stockdale等[40]发现，童年记忆能够解释北爱尔兰的中年人口为什么迁移到乡村，并且指出，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发生迁移的影响因素是变化的，早期生命阶段的体验对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而且，迁移者怀有对未来生命阶段的期望和愿望。随后，Stockdale[41]调查发现，英国超过70%的人口在生命历程中多次迁移，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或在乡村之间迁移。Lindstrom [42]研究发现，回迁国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是回迁的一项额外成本，会阻碍移民的回迁行为。Predojevic-Despic 等[43]从微观方面对回迁者进行研究发现，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家庭原因如子女教育问题和照顾父母的需要等，也会阻碍回迁行为的发生。另外，他们还发现，跨国企业家往往会在国外学习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后返回家乡，利用家乡廉价的劳动力创业。Kaczmarczyk等[44]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回归移民的规模：经济危机会导致短期移民（留在国外不到1个月）规模减小，但长期移民规模基本不变。另外，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和靠近大城市的地区返乡移民的比例较低。对返乡者统计发现，返乡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大部分是返回乡村而不是城市。
此外，国际移民的心理状况受到关注，Lonnqvist等[45]发现，俄罗斯到芬兰的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先上升后保持稳定，自尊则持续下降。Vathi [46]指出，归属感对是否回迁到家乡存在一定的影响。
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较少，多是对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检验和拓展。研究主题相对比较集中，焦点在于人口迁移的特征、模式、原因和影响因素。
2.1人口迁移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一些学者对人口迁移的人口结构、特点、方式和主要原因进行了总结。顾朝林等[47]在20世纪末对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和昆山等大中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迁移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途径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因素，家庭迁移已较单身迁移更为普遍。翟振武等[48]根据2006 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冯健和周一星[49]利用千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居住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特大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的特征和模式。还有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对迁移人口的空间网络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50]。
2.2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最为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蔡昉和王德文[53]利用“五普”数据分析发现，迁入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迁移存量、人均消费水平对人口迁移具有正向影响，迁移距离、迁出地消费水平、迁入地失业率有负向影响。马伟等[54] 利用1987、1995、2005全国1%抽样调查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火车交通时间）对迁移有正向影响。万方和周茜[57]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分析发现，经济、人口规模、距离对迁移有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职业呈现迁移地的聚集性。王秀芝[62]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研究发现，地区收入差距、迁出地失业率对迁移有正向影响，迁入地失业率、距离、相对城镇化率对迁移有负向影响。不过，王春超[64]利用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发挥重要作用。原新等[67]对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外来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郝睿等[70]采用计算机模拟发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迁入地数量、距离有对迁移存在负向影响，迁出与迁入地人口数量、人均粮食产量也有显著影响。童玉芬和王莹莹[72]采用动力学模型模拟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户籍政策对迁移有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影响因素研究都是在引力模型和推拉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人口规模和距离等传统引力因素仍然是显著性影响因素，只是距离的重要性有所弱化。绝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都表明经济因素是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迁移人口的人际网络效应屡被证实，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此外，自然环境、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会心理因素也在少量文献中被证实具有显著性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为了克服横截面数据的缺点，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近年来被频繁采用。而且，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探讨人口迁移问题受到复杂系统领域学者的关注，计算机模拟方法也开始崭露头角。
2.3人口二次迁移与回归迁移研究
国内专门以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见。刘建波等[73]利用“五普”数据，采用嵌套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梁雄军等[74]分析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因素包括经济、个体能力特征、企业管理、自我发展、社会公共管理、地区比较和向往更好的生活七个方面。王子成和赵忠[75]研究发现，农民工回流是暂时性的，大部分回流农民工会选择再迁移。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回流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外出持续时间对回流和再迁移有显著影响，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再迁移的可能性也越大。梁海艳和李灿松[76]发现，流动人口暂时或永久性返乡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回家探亲等社会性因素。并且，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对自身后续的迁移决策存在影响。
另外，不少学者[77-80]研究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二次迁移的行为意向，该主题的研究以影响因素分析居多，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储德平等[81]通过对浙江、河南、四川三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再迁移主要受到经济影响，手工業者较村干部更不愿回迁。李楠[82]研究发现，自我雇佣者、与子女同住在城市、城市归属感强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再迁移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刘新争和任太增[83]通过研究中西部农民工群体发现，通过强化其与家乡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其比较收益等措施，能吸引其回流。此外，保障因素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石智雷和薛文玲[84]研究发现，有城市长期保障（例如，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余运江等[85]研究指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增强。
最后，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主题之外，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结合GIS技术，利用Agent建模和模拟方法研究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过程，其中也包括对城市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进行建模。肖洪等[86]、康停军等[87]提出的基于多agent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型，李少英等提出的基于就业市场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88]以及随后的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89]都为揭示人口迁移的行为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国内外研究评述
针对人口迁移行为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国内外研究者既开展了大量的宏观研究，又进行了许多个体层面的微观分析，对人口迁移行为的特征、模式和动因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刻画。不过，纵观近些年的研究脉络发现，人口迁移行为研究出现的新的理论较少，尤其是国内研究，基本上都囿于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针对当下中国社会中庞大的人口迁移规模和频繁的人口迁移现实，缺乏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本土理论。总体而言，现有的人口迁移行为研究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当前中国社会人口迁移的新特征和新现象亟待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口迁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现象，例如，二次迁移、回归迁移、家庭化迁移、探亲型迁移等，还有“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社会关注的现象，从现有理论中难以获得满意的答案，亟待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加以解释。
二是跨地区人口系统性迁移的行为规律与内在机理并不明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人口跨区域自由流动和迁移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性保障，这其中的规律还需要深入发掘。而跨地区人口系统性迁移行为是一个复杂系统，传统的调查和回归等方法在很多时候难以达到研究目的，需要采用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包括系统动力学模拟、多Agent建模与仿真等。
三是人口迁移行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国内外学者都关注到生活预期或期望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国内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归属感、社区融合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形成机制以及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还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针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动态过程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现有绝大多数文献都是截取一个时期来分析孤立的人口迁移行为，虽然出现了一些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的研究，但显得较为零散，而个体往往发生多次迁移，多次迁移的特征、模式和影响要素等也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这其中蕴含的规律还少有系统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一方面，亟待出现新的理论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新特征和新现象以及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关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下一步需要将社会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人口迁移行为的动力机制和演化机理，而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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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迁移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也具有规律性。人口迁移行为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剖析了人口迁移行为研究的理论脉络和最新进展。分析发现，人口的二次迁移、回归迁移成为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新的研究热点，亟待出现揭示这些复杂的动态过程规律的新理论。下一步研究需要将社会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人口迁移行为的动力机制和演化机理，而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突破口。
关键词：人口迁移 二次迁移 回归迁移 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C92；N94 文献标识码：A
Advances in Theory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Hu Lei， Liu Shengn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s complicated and has some regular rules.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hot domain of multi-int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y skeleton and the frontier of the studies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econdary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have become the new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nd it concludes that it is very urgent to develop some new theories to reveal the law of the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Furthermore， researchers need to incorporat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e future， and study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evolving mechanism of the behavior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lso，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lex systems fi eld provide a breakthrough for the further study.
Key words：Population migration secondary 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social psychology
人口遷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群体行为。Abel和Sander[1]于2014年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成果指出，自1995年以来，国际迁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0.6%。长期以来，对人口迁移行为的规律的探求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热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和复杂系统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对此开展了大量探讨。尤其是近年来，在《Science》和《Nature》等知名的高影响因子期刊上都发表了人口迁移行为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该主题的深入研究。
人口迁移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源于个体或群体的决策的复杂性。迁移决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过，人口迁移行为也蕴含着规律性：人口为什么发生迁移？迁移的模式是什么？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再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提速，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也愈加普遍。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人口管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空间布局和区域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中有关行为规律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力求剖析人口迁移行为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探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望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人口迁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另外，人口迁移行为的“规律”的含义主要是指人口迁移的特征、模式、原因和影响机制等，相关的文献都是本文调研的对象。
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人口迁移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学者们广泛公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国地理学家Ravenstein[2]于1885年在《人口迁移规律》论文中归纳的7条规律。此后，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至今还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1.1引力模型及相关研究
社会学者Zipf[3]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预测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其中，Mij为i地和j地的人口迁移规模，Pi和Pj分别为两地的人口规模，d为两地之间的距离，α为距离衰减系数，k为常数。也即，人口迁移量与迁出、迁入地人口正相关，与两地之间的距离负相关。引力模型也有不少变体形式，例如，用人口迁移率代替人口迁移规模等。后来的研究者针对引力模型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利用各种经验数据对引力模型进行检验。例如，Lewer和 Van den Berg[4]利用1991-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说明跨国移民的迁移动因。
二是將新的因素引入到模型中并进行检验。经济因素是学者们探讨最多的因素，Crozet[5]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5国在1980-1990年的人口迁移情况发现，人口更加倾向于流向市场潜力更高、价格指数更低的地区。David等[6]基于引力模型检验了经济、政治和人口因素对人口迁入北美国家的影响，发现迁出地区的人口规模和迁入地区的收入是人口迁入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Fan[7]分析了1990年和200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区域间经济差异、迁移存量以及人口和距离等引力变量都能解释省际人口迁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经济差异变量的重要性增加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减小了。此外，政治和环境因素等也受到了关注。例如，David等检验了政治因素[6]，Henry等[8]发现，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都与人口迁移有关联，但环境变量对人口迁移的解释力稍低于人口变量。
三是对引力模型的表达式进行改进。复杂网络与复杂系统领域的学者Simini等[9]于2012年在《Nature》上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描述人口流动和迁移模式的辐射模型（Radiation model）。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在地区之间迁移，并且，即使某个工作的利益（Benefi ts）不是最好的，但若工作地点离家的距离更近的话，个体也会选择这个工作。辐射模型的主表达式是：
1.2推拉理论及相关研究
人口学者Bogue[10]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著名的描述人口迁移动因的“推拉理论”，认为在迁入地存在一种起主导力量的“拉力”把外来人口吸引过来，在迁出地存在一种起主导力量的“推力”将原住民推出其常住地，人口迁移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Lee[11]于1966年对推拉理论进行了总结，认为迁出地和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还存在距离与法律等中间障碍因素以及敏感性与智力等个人因素，人口迁移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是现有许多文献的研究框架，研究者们在检验传统推拉因素的同时不断地将新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经济因素是重点考察的因素，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包括华裔经济学家严善平[12]对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分析。Mayda[13]和Ortega和Peri[14]对人均收入的分析、Bertoli等[15]对工资差异的分析、Chan等[16]对工作机会的分析等。
由于迁移人口的人际网络能够通过帮助获取信息和发现工作机会等减小迁移成本，从而促使人口迁移，因此，网络效应也受到重点关注。McKenzie和Rapoport[17]在分析墨西哥到美国的人口迁移中、 Pedersen等[18]在分析1990-2000年26个OECD国家的移民中、Chan等[16]在分析中国20世纪90年末的省际人口迁移中都验证了网络效应的存在。
还有，人口迁移过程中相关人口学变量的选择性作用也是探讨的热点。研究证实，性别[19]、年龄[13，20]、教育程度[17，20-21]对人口迁移都具有选择性作用。
同时，政策也是人口迁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David等[6]发现，迁出国家对政治和公民自由的限制显著地阻碍人口迁入北美国家。Mayda[13]分析发现，当迁入国家的移民法律变得更少有限制性时，拉力因素的正向作用更加强烈且推力因素的负向作用也会显现。Ortega和Peri[14]发现，对国际移民起管制作用的法律的收紧（Tightening）能快速和显著地减少人口迁移。
此外，还有学者证实了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语言多样性）[22]、社会制度（户口）[16]、社会心理因素（个人风险态度）[23]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3劳动力迁移的经济理论
由于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人口迁移问题引起了经济学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出现了不少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且很多都是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展开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者Lewis[24]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Fei和Gustav. Ranis[25]对 Lewis的模型进行改进，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Todaro[26]则进一步指出上述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能够充分就业这一假设的缺陷，引入就业概率变量，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做出的，其主要依据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
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以Stark的研究为代表，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迁移中规避风险的重要性[27]。Stark等分析了移民家庭的汇款对农村的收入分布和福利的影响[28]、家庭中的相对剥夺动机在家庭成员迁移中的重要作用[29]。并且，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是克服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的一种重要途径[30]。不少学者还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以外的因素，例如，Grogger和Hanson[21]利用一个收入最大化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国际迁移中教育程度的正向选择作用和劳动力技能带来的回报的正向分类作用。随后，Ortega和 Peri[30]考虑到移民和非移民之间未被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性，对Grogger和Hanson提出的对迁入国家的迁移选择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80-2006年15个OECD国家的移民数据证实了人均收入和移民管制法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4人口二次迁移与回归迁移研究
人口二次迁移又称为再迁移，是指个体初次迁移后又进行了一次或多次迁移，再迁移通常包括回归迁移和循环迁移两种形式，前者一般指从家乡迁出后经过一次迁移而永久性地回到家乡，后者通常指个体在家乡和另一個地区之间往复迁移。
回归迁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会遇到的现象。例如Piracha和Vadean[31]发现，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在1990-2005年之间由迁移国返回本国。Vatn[32]发现另一个经历大规模回归迁移的国家是埃及，而且发现其迁移通常是临时性的。显然，不同国家的回归迁移特征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回迁率较高，而另一些国家回迁率较低。 Gundel和Peters[33]在研究德国永久性迁移和回归迁移的决定因素时指出了这种异质性，他们发现来自与德国有自由劳动协议的国家的移民更有可能回迁。此外，他们还发现，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的回归迁移倾向较低。并且，回归者在年龄、性别或技能等方面的特征也有所区别。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对拥有熟练技术和特定职业移民人群进行了一些研究[34-36]。进一步地，Gibson和McKenzie[37]观察到，来自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地区的高技能移民中有25%～30%会返回原籍国。
Newbold和Liaw[38]研究发现，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的人口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Cassarino[39] 认为，个体的准备程度（preparedness）和调动资源（resource mobilization）的能力共同决定了是否回迁到出生国家。近期有些欧洲学者研究了人口向乡村迁移的问题。Stockdale等[40]发现，童年记忆能够解释北爱尔兰的中年人口为什么迁移到乡村，并且指出，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发生迁移的影响因素是变化的，早期生命阶段的体验对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而且，迁移者怀有对未来生命阶段的期望和愿望。随后，Stockdale[41]调查发现，英国超过70%的人口在生命历程中多次迁移，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或在乡村之间迁移。Lindstrom [42]研究发现，回迁国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是回迁的一项额外成本，会阻碍移民的回迁行为。Predojevic-Despic 等[43]从微观方面对回迁者进行研究发现，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家庭原因如子女教育问题和照顾父母的需要等，也会阻碍回迁行为的发生。另外，他们还发现，跨国企业家往往会在国外学习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后返回家乡，利用家乡廉价的劳动力创业。Kaczmarczyk等[44]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回归移民的规模：经济危机会导致短期移民（留在国外不到1个月）规模减小，但长期移民规模基本不变。另外，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和靠近大城市的地区返乡移民的比例较低。对返乡者统计发现，返乡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大部分是返回乡村而不是城市。
此外，国际移民的心理状况受到关注，Lonnqvist等[45]发现，俄罗斯到芬兰的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先上升后保持稳定，自尊则持续下降。Vathi [46]指出，归属感对是否回迁到家乡存在一定的影响。
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较少，多是对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检验和拓展。研究主题相对比较集中，焦点在于人口迁移的特征、模式、原因和影响因素。
2.1人口迁移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一些学者对人口迁移的人口结构、特点、方式和主要原因进行了总结。顾朝林等[47]在20世纪末对北京、天津、南京、廊坊、唐山和昆山等大中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迁移特征、从业结构、迁移原因与途径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因素，家庭迁移已较单身迁移更为普遍。翟振武等[48]根据2006 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冯健和周一星[49]利用千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居住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特大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的特征和模式。还有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迁移成本等方面对迁移人口的空间网络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50]。
2.2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最为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蔡昉和王德文[53]利用“五普”数据分析发现，迁入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迁移存量、人均消费水平对人口迁移具有正向影响，迁移距离、迁出地消费水平、迁入地失业率有负向影响。马伟等[54] 利用1987、1995、2005全国1%抽样调查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火车交通时间）对迁移有正向影响。万方和周茜[57]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分析发现，经济、人口规模、距离对迁移有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职业呈现迁移地的聚集性。王秀芝[62] 利用“五普”“六普”数据研究发现，地区收入差距、迁出地失业率对迁移有正向影响，迁入地失业率、距离、相对城镇化率对迁移有负向影响。不过，王春超[64]利用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发挥重要作用。原新等[67]对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外来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郝睿等[70]采用计算机模拟发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迁入地数量、距离有对迁移存在负向影响，迁出与迁入地人口数量、人均粮食产量也有显著影响。童玉芬和王莹莹[72]采用动力学模型模拟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户籍政策对迁移有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影响因素研究都是在引力模型和推拉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人口规模和距离等传统引力因素仍然是显著性影响因素，只是距离的重要性有所弱化。绝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都表明经济因素是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迁移人口的人际网络效应屡被证实，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此外，自然环境、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会心理因素也在少量文献中被证实具有显著性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为了克服横截面数据的缺点，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近年来被频繁采用。而且，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探讨人口迁移问题受到复杂系统领域学者的关注，计算机模拟方法也开始崭露头角。
2.3人口二次迁移与回归迁移研究
国内专门以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见。刘建波等[73]利用“五普”数据，采用嵌套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梁雄军等[74]分析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因素包括经济、个体能力特征、企业管理、自我发展、社会公共管理、地区比较和向往更好的生活七个方面。王子成和赵忠[75]研究发现，农民工回流是暂时性的，大部分回流农民工会选择再迁移。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回流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外出持续时间对回流和再迁移有显著影响，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再迁移的可能性也越大。梁海艳和李灿松[76]发现，流动人口暂时或永久性返乡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回家探亲等社会性因素。并且，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对自身后续的迁移决策存在影响。
另外，不少学者[77-80]研究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二次迁移的行为意向，该主题的研究以影响因素分析居多，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储德平等[81]通过对浙江、河南、四川三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再迁移主要受到经济影响，手工業者较村干部更不愿回迁。李楠[82]研究发现，自我雇佣者、与子女同住在城市、城市归属感强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再迁移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刘新争和任太增[83]通过研究中西部农民工群体发现，通过强化其与家乡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其比较收益等措施，能吸引其回流。此外，保障因素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石智雷和薛文玲[84]研究发现，有城市长期保障（例如，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余运江等[85]研究指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增强。
最后，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主题之外，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结合GIS技术，利用Agent建模和模拟方法研究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过程，其中也包括对城市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进行建模。肖洪等[86]、康停军等[87]提出的基于多agent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型，李少英等提出的基于就业市场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88]以及随后的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89]都为揭示人口迁移的行为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国内外研究评述
针对人口迁移行为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国内外研究者既开展了大量的宏观研究，又进行了许多个体层面的微观分析，对人口迁移行为的特征、模式和动因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刻画。不过，纵观近些年的研究脉络发现，人口迁移行为研究出现的新的理论较少，尤其是国内研究，基本上都囿于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针对当下中国社会中庞大的人口迁移规模和频繁的人口迁移现实，缺乏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本土理论。总体而言，现有的人口迁移行为研究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当前中国社会人口迁移的新特征和新现象亟待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口迁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现象，例如，二次迁移、回归迁移、家庭化迁移、探亲型迁移等，还有“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社会关注的现象，从现有理论中难以获得满意的答案，亟待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加以解释。
二是跨地区人口系统性迁移的行为规律与内在机理并不明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人口跨区域自由流动和迁移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性保障，这其中的规律还需要深入发掘。而跨地区人口系统性迁移行为是一个复杂系统，传统的调查和回归等方法在很多时候难以达到研究目的，需要采用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包括系统动力学模拟、多Agent建模与仿真等。
三是人口迁移行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国内外学者都关注到生活预期或期望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国内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归属感、社区融合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形成机制以及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还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针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动态过程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现有绝大多数文献都是截取一个时期来分析孤立的人口迁移行为，虽然出现了一些人口二次迁移和回归迁移的研究，但显得较为零散，而个体往往发生多次迁移，多次迁移的特征、模式和影响要素等也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这其中蕴含的规律还少有系统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一方面，亟待出现新的理论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新特征和新现象以及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关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下一步需要将社会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人口迁移行为的动力机制和演化机理，而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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